六

迎着“双百”春风，争先开放的是周恩来总理大力扶持的南昆《十五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百忙中总是以很大的精力关注着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他对《十五贯》的扶持，当然不是对一个戏的个人爱好，而是着眼于党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他总是利用机会打破文艺界的沉闷气氛。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提倡、宣传，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观看了《十五贯》。这个时期中南海怀仁堂经常传出《十五贯》演出的锣鼓声。近水楼台，我们也有机会同这些党与国家领导人一起欣赏这个精彩节目。我两次看《十五贯》，可巧，一次是毛泽东来看演出，另一次是刘少奇。同他们同坐一个剧场，又离得很近，自然是由衷地高兴。但是，那时他们进场，既没有全体起立欢呼，更没有高喊什么“万寿无疆”，也没有人鼓掌。我对“文化大革命”中早请示晚汇报是很不理解的。

毛泽东看了《十五贯》后，从政治上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个反官僚主义的好戏，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很多，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他同时建议选一些类似题材的作品给办案的人学习。我记得后来选了《聊斋》中的《席方平》等印成小册子，发到各单位，鼓励大家像席方平那样不怕刀锯炮烙，勇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周总理这时正在忙于组织科学界制定规划。利用空隙多次看了演出并参加了座谈会，作了两次系统的讲话。当时一有机会他就要讲《十五贯》。他说：“《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用这句话为题发表了社论）他针对当时有些人在创作方法上简单化的理论提出批评。他说：“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江青一直持这种看法，并到处宣扬——作者注）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现代戏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他风趣地说：“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这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目前我们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人多难啊！”

当时，一时间，全国争谈《十五贯》。老舍带头将它改为京剧，有不少剧种移植。文艺界不少人写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这个戏的成就及其实际意义。况钟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讨论的人物。巴人著名的杂文《况钟的笔》就是由此而写的。联想起来，况钟颇似他的同朝人海瑞，为读者所熟知。只不过况钟的命运比海瑞略好一些，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灭顶之灾，只是在“反右”时株连了不少想敲一下鼓边的他的晚辈。

七、八月份，关于中西音乐有一次小小的“争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全国音乐周筹备期间，《人民日报》7月14日发表了陈沂（当时是总政文化部长）的《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一文，提出：“目前，在我们有些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他指出这是个发展方向问题。音乐批评家李凌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文章中说：“有的批评家对音乐风格的‘不中不西’表示深恶痛绝。‘不中不西’就是不全像中国，也不全像西方。换句话说就是‘又中又西’，这是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形式难以避免的情形。”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程云等人的文章各抒己见。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双方争论很激烈。周扬为此召集过几次会议，在会上不同意见的双方发言时都很激动。适逢音乐周开幕各省市音乐工作者代表和音协理事齐集北京，会议上又引起很大的争论。为此周恩来也多次发表意见。

8月24日音乐周闭幕前夕，毛泽东、朱德、陈云、康生、林伯渠、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接见后毛泽东让音协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留下，针对以上讨论发表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讲话中提到“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等都是双方争论时的用语。记得那天陈沂未参加接见，是临时打电话请他赶来的。

后来在筹备编“毛选”五卷时，林默涵让我对照几个记录稿整理一下，我根据几个记录稿对讲话顺序和文字作了一些调整，删掉了个别人的姓名，经默涵再修改后送“毛选”编委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编辑出版的“毛选”五卷中没有收这篇讲话。我曾问参加编辑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他表示很难回答。“四人帮”垮台后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才收录了这篇讲话。

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当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在头条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编者加了充分肯定的按语向读者推荐。按语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的、批评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这正是这一个时期这类作品受到注意并引起争论的焦点。）六月号又发表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同时还发表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奥维奇金提倡“干预生活”的论文。九月号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据作者说：这篇小说是受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同期《人民文学》发表了秦兆阳（署名何直）的长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同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一样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质疑。与此同时《长江文艺》杂志发表了周勃的与秦文观点相似的论文。从以上几篇作品、论文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苏联的文艺思潮对我国的影响。有的西方研究者——如费正清认为我们“以苏联作品为样板”，“中国有些作家可与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相比”。

上海《文汇报》展开了《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中宣部与电影界联系的钟惦自然关心这个讨论。他先化名朱煮竹写了《为了前进》参加讨论。我记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是为了前进就得适当地退步。也就是说多继承30年代电影创作的经验。后来他又写了《电影的锣鼓》，当时原拟以个人名义发表。送给领导看，领导上不同意他文章的观点。不久他调《文艺报》工作，即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诗歌创作方面引人注目的是《星星》诗刊的创刊。这个刊物是一批青年诗歌爱好者创办的，在当时文艺报刊都是机关主办的情况下，这个刊物带有同仁办刊的性质。它的创刊不仅引起国内文艺界的注意，苏联《文学报》还发了消息。好像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论的情诗《吻》。紧接着发表了流沙河的《草木篇》，引起更强烈的反响。

杂文这种带刺的“花”，这个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许多引人注意的作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他有志写杂文。胡乔木依照毛泽东的提倡，让《人民日报》第八版辟杂文专栏放右上角，以示醒目。胡乔木亲定稿费标准千字20至50元。他亲自写作并帮助修改杂文。这一时期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夏衍、臧克家、巴人、徐懋庸、聂绀弩、唐弢、林默涵、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秦牧、秦似等许多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都有名篇问世，可以说当时没写杂文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选一本1956—1957年杂文精选，我想会很可观。

1956年到1957年春，可以说是我们党取得政权后辉煌的一年，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展；城市工商业改造完成；科学规划的制定；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双百”方针的提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振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个腾飞的机遇。毛泽东对形势估计也很乐观，他想在我国出现一个能克服斯大林统治时缺点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局面。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心情很好。6月份在武汉第一次在水温很低的长江激流中横渡。据说当时许多人劝阻，他执意下水。面对着楚天江浪，遥望巫山仙峰，写下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的愉悦心情。1957年1月他忙着准备即将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又应《诗刊》请求把过去写的十八首诗词送该刊发表，并附信对新旧体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带头参加鸣放。由此引起一场关于新旧体诗的讨论。郭沫若在一次关于新旧体诗问题答记者问中（见郭老全集17卷）举了我的短诗《英雄母女》说明用旧体诗不可能写得那么好。我那首诗是在他谈话的前一天发表的，很快能引起郭老的注意，并给了肯定的评价，我当然很高兴，就把我刚出版的两本小诗集寄给他，他立即回信鼓励。此后我由于工作关系多次与郭老接触，我从未好意思提及此事，他也不知道我就是给他送诗寄信的黎之。一次他到钓鱼台为写作班子的人题字，我也未去特意求他的墨宝，今天回想起来倒很懊悔，何不利用难得的机会向这位大师求教呢。多年来，我同一些文学前辈来往，这样的机会失去得太多了。

毛泽东的诗词十八首发表后，曾约臧克家面谈，详细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提到写新诗的老人如湖畔诗人汪静之、新月派陈梦家等。可见他年轻时对新诗的爱好，不像他后来诙谐地说：让我看新诗，得给我三百大洋。我曾奉命去拜访过陈梦家，那时他好像在搞考古。鸣放时写了一些短文，后来好像也被划成“右派”。

对1956年的形势，有不少人持怀疑、忧虑以致反感的态度。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我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高级干部中赞成的是少数。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当时总政文化部负责干部）的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据袁水拍说原题为《新年有感抛砖引玉》，后经编者与作者商量改为现题。）

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人提倡了”。二是“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改编旧的”。作者们认为“应该以创作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作者们最后说：“这就是我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批给当时的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尚昆同志：

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指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七日

就在这次召开的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系统地讲了“双百”方针的意义。在谈到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周扬有一次提到，文化部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毛说：这话本身就是毒草，毒草怎么避免得了呢。）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

奇怪的是，这次书记会议以后，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说他们为党为国。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并检讨本地区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这可能是未听懂毛泽东的讲话，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同四人文章有共鸣。

《文艺学习》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先后发表了李希凡、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秦兆阳、艾芜、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也许由于先入为主，毛泽东特别注意了马寒冰的文章。该文题为《准确地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中指责作品不真实，说在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这样的人物（指刘世吾式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是不可相信的”。

在马寒冰的文章发表不久，2月17日毛泽东找周扬、林默涵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谈话，重申“双百”重要性。据我简要记录，大意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急躁，不要怕毒花毒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中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中的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马寒冰他们的文章说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

毛泽东又反复强调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处理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小资产阶级要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要团结也要有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那时他正酝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

2月份毛泽东写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其中谈到“双百”的文字是：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两方面的斗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老干部不能批评吗？

新老干部的关系：一视同仁，又不能一视同仁，领导核心。

种牛痘。

北京不能批评吗？

钟惦、陈沂、陈其通、马寒冰。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都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倒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从存在出发：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这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剥削者，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治病救人。

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

“提纲”中其他问题中谈到与“双百”有关的文字有：

“（一）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一条中“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

“（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改造自己。”

“（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一条中“出现几篇错误文章的二重性”。“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

在“十大关系”一条列在第九项中“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根据已准备的提纲，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处理各类矛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发展。内容深刻，讲话生动，妙趣横生，深入浅出，如叙家常，如促膝谈心，听之难忘。不知为什么在修改后删去不少生动的事例。

在听完全部录音后，我的直觉是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八大”决议的提法。1956年年底刚结束的“八大”决议中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前提出发主要锋芒是针对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把大量存在的内部矛盾作敌我矛盾处理，在处理内部矛盾时又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等错误倾向。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各种阻碍“双百”方针贯彻执行中的错误思想和做法，鼓励大家敢于讲话，勇于批评。我记得他说：现在在高级干部中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少数。许多不赞成这个方针。陈沂、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人文章中没有署陈沂的名字，毛泽东这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点到陈沂。据我所知，陈沂有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叫《文艺杂谈》，内容与四人文章的观点相似。从音乐问题讨论时毛泽东就特别注意他的文章，对他的文风有看法，所以这次点到他），在去年省市委书记会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共产党批评共产党，好嘛！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什么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

《人民日报》什么时候回答四人文章，看来毫无准备，也不请示报告。（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看来，是死人办报。邓拓这位最早在根据地编“毛选”的老报人，这时似乎对毛泽东的想法有些捉摸不准。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他也颇感为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联也不赞成。陆定一的文章他们不登，四人文章他们很快在《真理报》登出来了。（有人插话：是《文学报》。）噢，《文学报》，那还好一点。百花齐放他们翻译成什么花都可以放。我们说百花是惟其多也。

在讲到历史上的香花开始时几乎都被认为毒草一段时，他举了马克思、列宁、达尔文、哥白尼等人的例子后又说：在欧洲好像过去把西红柿当成毒草，我问过伏罗希洛夫，他说是的。

在谈到《电影的锣鼓》时，毛泽东说：中宣部有个钟惦，写了篇《电影的锣鼓》，说今不如昔。代表了右的思潮。他同时发挥了提纲中“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提审我了解钟惦的材料，问我什么时候毛主席批判钟，怎样批判的？钟去世后也有人打电话问我此事，我记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宣传工作会议上。

我相信研究者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会因为这里记了毛泽东的批评就改变对钟惦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发表时作了很大修改，十五次易稿。删去了批评斯大林的部分，也就是减弱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左”的批判；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强化了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双百”方针，毛泽东在第九稿印发时批示：“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可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五月二十七日。”在这一大部分中删去了对不赞成“双百”的人的批评，如四人文章，为王蒙解围等，大大减弱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增加了六条标准。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进行思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