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潘石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王家惠的《〈红楼〉五百问》付梓，令我记起了曾读过的这两句诗。天才诗人李贺用这样的诗句赞扬他的老师，我借用李贺的诗句表达对家惠的推崇。特别是“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尤为贴切。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对它的评论研究，从脂砚斋就开始了。二百年来，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红学”研究纷至沓来，以至于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但是，红学研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难免枝蔓旁生，舛误种种，穿凿附会，演绎索隐，甚至把红学研究政治化、庸俗化。六年前，王家惠向我谈起，他想挥去眼前的云遮雾罩，只从《红楼梦》的文本出发，把《红楼梦》限定在文学作品而不是其他诸如政治、历史之类，不是从《红楼梦》中走出去，而是回到《红楼梦》中来，对小说阅读中遇到的种种疑问谜团，或者不同版本的诠释注解，以及小说中故事人物情节乃至细节的迷惑不通不解之处，提出质疑，边读边问，边问边答，他给自己想的题目叫“红楼百问”。当时我还在报纸副刊编辑的岗位，与他多有合作，这一次又是一拍即合，并相互约定：一定坚持从文本到文本的原则。我们还约定，从约定的时间开始，每周一问，连载刊发。君子一言，从2008年开始，至今六年有余，王家惠谨守诺言，笔耕不辍。而且不是百问，而是五百一十一问，洋洋洒洒一百余万言，在红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调侃。一部小说，在历史上，不仅仅是文学史上，有如此影响的大概绝无仅有。但是，就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由于它的作者自身原因，由于它成书的年代和历史背景，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种种原因，局限与不足总是难免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还有它的诠注者们，也难免失之纰漏、遗憾，乃至舛误。就比如一座华丽的大厦，从远处看，从整体看，可能完美，但是走近了，或者走进去，总会发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前提是，正如这座大厦值得我们走进去欣赏一样，这部小说的魅力与价值足以征服我们，让我们坐下来，静下心来，一遍一遍地读，爱不释手地读，饶有兴趣地读，追根究底地读。我想，这也正是王家惠写作《〈红楼〉五百问》的原因与目的。

做任何一件事，尤其是大事，开始迈出的第一步都是艰难的。因为第一步不仅是选择、决心，还包含了能力和准备。《红楼梦》是一部经典巨著，千古奇书、天才之作。从古到今，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喜爱它、研读它的人集众如云。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目的取向，《红楼梦》就像一个人见人爱的美女，早已没有神秘可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取一个选题，不啻自取其难。王家惠的勇气和信心显然来自扎实的准备。在远没有成为红学专家的少年时代，王家惠首先成了“红迷”。家藏的丰富和开放的读书环境，给了他最初的“红蕴”。及至他后来的曹雪芹家世研究和电视连续剧《曹雪芹》的创作，在大师云集的红学研究中，他以独领一家之言的成就跻身其间。应该说，《〈红楼〉五百问》问得首先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在研读《红楼梦》时的疑问和不解。他在回答读者的同时也在回答着自己。六年多的时间，世事纷杂，琐事搅扰，在我的想象中，王家惠沉浸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奇绝意境中，令人敬佩。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红楼〉五百问》的问世，其震动与影响尚难估量，但其填补了红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对那些喜爱“红楼”却“读功”不足的普通读者来说，是一部难得的阅读参考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许多红楼读者的手边，都少不了这部《〈红楼〉五百问》。释疑解惑的同时，知识与学问也在丰富增长着。当然，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许多课题或诠注，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定夺了。

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唐山劳动日报》副刊以及它的编辑们。且不说《唐山劳动日报》副刊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位作者开辟专栏六年之久，连载近三百期，六年多来，人事更迭，岗位轮换，负责“红楼百问”这个专栏的每一位责任编辑，都慎始敬终，埋头做事，不计得失，可以毫不惭愧地说，《〈红楼〉五百问》得以成功问世，这些编辑与它的作者同样功不可没。他们和作者一样，共同承载了一份责任与坚持，还有始终在幕后的劳作与汗水。任何一座大厦，都是从第一块基石垒起。当大厦以华丽的身姿傲视天宇的时候，对这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和它的垒砌者的礼拜，同样令人动怀。

衷心祝贺家惠又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作者为《唐山劳动日报》副刊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