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六年前，唐山本地的一家企业约我去讲一讲《红楼梦》。我整理了一份讲稿，还没去讲，便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河北省文学界的朋友到了唐山，约我去喝酒。时任《唐山劳动日报》副刊部主任的潘石兄也在坐。席间，潘石兄问我在忙什么，我说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红楼梦》的讲稿。他便提出先在报纸上发一发。我说讲稿在报纸上发不太合适，若要发，可以另写一个东西，尽量通俗一点儿。他说可以。于是回来我便写了几问，请他看一下，他看了倒还满意，于是就连续发了下来。开始定的题目是“红楼百问”，当时想，怎么写也不会超过百问。可是没有料到，越读书问题越多，一路写下来，竟然成为《〈红楼〉五百问》。

开始写的时候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只是想把过去的一些思维定式打破，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以一种平常心来重新读这本书，发现什么问题就写下来，自己能够解答的试着解答，不能够解答的看看别人说过什么，介绍过来，想得很简单。可是一旦写起来，就发觉远远没有这么容易，它涉及到了所谓“红学”的方方面面，非我所能胜任。但是事情已经做起来了，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只能硬着头皮来努力完成它。多赖热心读者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有的给报社打电话，有的当面对我讲，谈他们对于这个专栏的感触和想法，使我感觉到这些不成熟的文字还有人看，有人关心，甚至有许多人在一期期地剪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热心的读者，我不可能坚持六年之久。

虽说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但是在写作当中还是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能够代表我对于《红楼梦》这本书的认识。

第一个原则就是文本意识。

《红楼梦》这部书的遭遇很怪，从它一出现，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究竟写的是谁家的事情，由此形成了所谓“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认为它写的是康熙朝的政治，把书中人物与康熙朝的政治人物一一挂钩，得出的结论是这本书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一部有着民族主义意识的书。这种红学，人们习惯称为“索隐”派，其中也有许多不同意见，单只写的谁家事这个问题，就有明珠家事说、顺治与董小宛说、张侯家世说，等等。不管什么意见，他们认为这本书写的是别人家的事情，这个认识是统一的。

到了1921年，著名学者胡适发表了他的《〈红楼梦〉考证》。论证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曾任江宁织造的清初著名诗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曹雪芹写的是一部“自叙传”，也就是说它写的是曹家自己的事情。这个学说一出现就引起极大反响，“索隐派”的旧红学在它的攻击下溃不成军。直到今天，红学界几乎还是这一派的独家天下。这一派新红学，人们习惯上称为“考据派”。

无论索隐派的旧红学还是考据派的新红学，其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红楼梦》当作一本小说来读，他们往往忽略小说文本所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却力图寻找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就很不对头了。因为《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当然会吸取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素材，也会含有作者家事的影响，这一点毫无疑义。可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小说，它就不再是原生态的东西，而成为一种文学创造，我们所要欣赏研究的是这种创造物，而不是它的素材。这就好比我们到饭店去吃饭，我们只须注意欣赏菜品的色、香、味、形、器等等方面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探究每一种调料的来源和产地。因此在写作当中，我始终注意把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和研究放在首位，决不做那种漫无边际的索隐和考据。这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对于文本本身的解读，虽然有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过，但是迄今收效甚微。我们可以回想近年来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红学事件，不是索隐派就是考据派的成果，文本本身的解读几乎就没有产生过什么轰动效应。但是这个工作总得有人来做，我不自量力，来做这个工作，只能说是一种尝试。

第二个原则是女性视角。

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想把这部小说与政治挂钩，似乎只有与政治挂上钩，它才具有“伟大意义”。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具有五千年的政治史，所谓中华文明，就是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文明，政治一直被作为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时至今日，领导们在布置一项工作任务时，也习惯强调“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就意味着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正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高压之下，把探求的目光转向人、人情、人性这些更为基本的层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红楼梦》归入“人情小说”这个范畴，确实独具只眼。曹雪芹在小说的开头就反复申明此书毫不干涉时政，“大旨谈情”，就已指明了这种创作取向，这是一本写儿女真情的书，简单地说，是写一群美丽少女的悲惨命运。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可低估。中国历来是男权社会，中国的主流话语历来是男性话语，女子历来是没有话语权的另一半。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子的话语也极其微弱。诚然，我们有大量的闺怨诗，但大部分闺怨诗都是男子代拟，写的是男子眼中的女人，说的是男子的话。即使在一些写女子的名篇中，比如著名的《木兰辞》，也不过写了一个女子做了男人的事情而已，其实质仍是男子话语。在小说世界，女人更是可怜的一群，仅以几部名著为例，《三国演义》中让人记得起的女人只有一个貂蝉，那仅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连自身个性都没有写出来。《西游记》则把女色视为取经的障碍，一概屏绝。《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反面角色，一百单八将中倒是有三个女性，但一个是母大虫，一个是母夜叉，只有一个扈三娘还算不错，却把她嫁给了矮脚虎——一个武艺平常却极度好色之人，以至有人怀疑施耐庵吃过女人的大亏，与女人有仇。《金瓶梅》写了一群女性，但大抵是淫乱之辈，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有狂疾”。唯有《红楼梦》是真正站在女儿立场，为女儿说话，说女儿话的一部伟大著作，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女性话语系统。这个意义更不容低估。记不清哪一位伟人说过：妇女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标尺。曹雪芹以滴血之笔写出一群美丽少女的悲惨命运，启发人们去想些事情，这个意义可是太大了，要阐明它非这一篇小文所能达到。所以我在写作当中始终注意由曹雪芹自己的切入角度切入这部作品，努力理解他这一女性话语系统的深刻意义。

第三个原则是地域特色。

曹雪芹与丰润的关系在红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但是也一直有反对的声音。我在写作的时候，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曹雪芹是丰润人，他在作品当中一定会使用丰润方言土语。我尝试做了一下探究，发现令人欣喜。这个工作红学界还没有人来做，我相信随着探求的深入，也许会对曹雪芹及其籍贯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更何况还有其他，如饮食、地名等等与丰润有关的事物，都在研究范围之列。

如今终于将这个牵累多年的作品完成了。此时，我想向广大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还要感谢《唐山劳动日报》为我提供了这个机缘，感谢副刊部的同志们对这个专栏付出的辛勤劳动。当然，我更想向尊敬的潘石兄表达我的感谢，只因他一句话的邀约，便有了这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佛教有“报四重恩”的说法，我只想以微薄的劳作，报答众生关切之重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