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问 《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吗

说到蔡元培，就不能不说到胡适，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旧红学的代表，一个是新红学的开山，在现今的《红楼梦》研究当中，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依然居于主流正统的地位，还没有任何一种新起的研究方法可以取代它。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于1917年，胡适在1921年就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他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倒旧红学附会的研究方法，代之以一种科学的注重证据的考证的研究方法，以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因此，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把“旧红学”狠批了一通，然后开始自己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和版本这两个问题上面。他在这篇文章中为《红楼梦》研究做出了几点非同小可的贡献。第一是论证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考证了曹雪芹的家世，开了曹家家世考证的先河，现在红学中把这一种考证称为“曹学”，也是现代红学的一个重要分枝。胡适本人对于这一个发现也相当重视，据说他在去世前还在说，起码在《红楼梦》上写上曹雪芹这个名字，是他的功劳。第二点是开了红学中“版本学”研究的先河，指出《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做，后四十回是高鹗所做。稍候他还发现并收藏了《红楼梦》早期抄本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抄本甲戌本《红楼梦》，指出脂本的文字远胜于其他一切本子。平心而论，只凭这两点，胡适就完全可以把猜谜似的“旧红学”打倒了，但是他还提出了一个与“旧红学”针锋相对的新观点：《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传，书中甄、贾两府就是曹家的影子，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影子，《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描写了一个旧家族“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它的真价值就在于这一个“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因此他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引起蔡元培的反应，写了文章进行辩驳。客观地讲，“旧红学”也不是不重证据，它所运用的方法和新红学的方法一样，都是清儒运用纯熟的考据方法。它往往是把书中人物的事迹一一罗列出来，再把所影射的人物的事迹一一罗列出来，两相比对，再得出结论。要命的是，在书中人物与康熙朝真实人物之间没有一座坚实的桥梁，只是凭借事迹的某些相像，姓名的某些关合去搭这一座桥，就显得太架空了。可是胡适的新红学却是把曹家事迹研究引到文本研究中来，用曹家真实人物来比对书中人物，这个基础要比“旧红学”坚实得多，得出的结论也比“旧红学”更能服人。因此，这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观点就很快取得很多读者的同情，很快取代“旧红学”，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新红学”的内部蕴含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传”，我们不免要问，既然已经将真事隐去，它还是一部自叙传吗？“将真事隐去”，就说明作者已经下了一番虚构想象的功夫，做了不小的艺术加工，它就已经是一部虚构性的作品，而不是什么“自叙传”了。任何一部虚构性作品都需要一定的生活积累，都有作者的主观成分在里面，而这种生活的积累和主观的成分又都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部作品都有作者的自传成分。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任何一部小说都说成是作者的自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沿着新红学的思路顺延推下去，贾府就是曹府，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贾政就是曹，史太君就是曹寅夫人，那么王熙凤是谁？秦可卿是谁？贾珍又是谁？这会不会重蹈旧红学的老路？从胡适以后的红学研究来看，这一种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式的研究方式确实出现了。这样一来“新红学”与“旧红学”就走到一起去了，都是在猜笨谜，不过是一个朝外猜，一个朝内猜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眼下的所谓红学，有将新、旧两种红学合流的趋势，由书中人物推出曹家人物，由曹家人物推及朝廷政治，于是乎这部小说既是曹家的家史又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史。这样搞，热闹倒是热闹，也确实能够满足一部分读者的窥私欲，但是对于这部小说本身的研究有什么益处呢？恕我才拙识浅，还不能见及妙处。我倒是觉得一个学问家成为“狗仔队”，到处揭秘隐私，有些滑稽。

新、旧红学共同的缺陷，一是在于都没有将《红楼梦》真正当作一部伟大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虚构性的小说作品来看，这与我们传统上的小说观有直接联系。再者就是一种方法上的惯性。考据这种方法，在清代学者那里弄成一种很强大的传统，先是用来研经，后又用来治史，最后用来解读小说，殊不知小说本来就是虚构性的东西，你偏要把它坐实，就像升山采珠，缘木求鱼，根本就找错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