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

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逐步趋于终结之际，我们已经清楚地注意到，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糅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以后，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一些原先处于边缘的“非中心”和“少数族裔”的话语力量在削弱了原有的中心之后又在进行怎样的尝试？传统的东西是否果真会再现？如此等等。这一切均促使每一个生活在“后现代”或“后当代”的知识分子深思。本章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后现代主义必须进行双向理解：即同时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来把握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艺理论思潮。后现代主义顾名思义与现代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时间上说，它是伴随着现代主义的衰落而崛起的，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但从空间上说，它又是一股全球性的理论思潮：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始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北美文化界和文学界，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利奥塔—哈贝马斯的论战为标志在欧洲思想界和理论界达到了高潮，其结果是把一场仅限于美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讨论上升到哲学理论层次。进入8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关系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描述，并将其推向广袤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使得后现代主义实际上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后现代主义论争在西方的日趋衰落，这一理论思潮倒越来越引起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和批评家的注意。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论争在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标志着这一理论思潮已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而时至今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依然方兴未艾。可以说，正是这场讨论在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新发展使得这一国际性的理论争鸣进入了其第四个阶段。

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之后，一切假想的“中心”意识和陈腐的等级观念均被打破，一些原先的边缘理论思潮流派不断地向中心运动，正在形成一股日趋强烈的“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和“重建中心”（re⁃centralization）的势头。在这一新的“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或“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时代，后殖民主义的异军突起，标志着当今西方文论的日趋“意识形态化”（ideologization）和“政治化”（politiciza⁃tion）倾向，而女权／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和日益具有包容性则在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边缘话语对中心的解构和削弱尝试。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浪潮席卷全球，涉及当代各个文化艺术门类，尤其是通俗文学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各个方面，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和纯文学艺术研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切均反映了当今西方文化界和理论界的最新走向，对我们全面认识进入21世纪的文学研究不无裨益。本章通过对上述三种最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文化理论思潮的宏观描述，勾勒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思潮之景观。同时也对另一些新崛起的理论思潮之发展前景作出批评性的描述。

后殖民主义的崛起和“中心化”尝试

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地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它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某种重合之处，是批评家通常使用的一种理论学术话语；后者则指原先的欧洲（主要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殖民地诸国的文学，以区别其与“主流文学”的不同。前者更为确切地说，应当称作“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专指“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甚至在这些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文化界也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此外，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本身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按照当今一些学者的考察，后殖民理论并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批评方法，而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由于其与另一些批评理论方法之关系密切，故很难将其予以区别”。例如，考察后殖民地国家女性文学的学者就常常将其归为女权主义的政治学研究；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者则将其与这些国家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倾向相关联。总之，正如有些学者所概括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之倾向，而对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它则使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尤其在探讨与帝国和殖民化相关的课题方面显示出一致的倾向。而“后殖民地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s）的范围则更广，这一术语“之所以最终为人们所频繁使用，其原因恰在于它指出了那条通向研究处于非洲和印度这样的语境中的英语（English）写作和本地语写作以及这二者彼此之间的殖民主义影响的可能的研究途径……”因此，后殖民地文学实际上涵盖了除去几个发达国家外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非洲国家的文学，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以及斯里兰卡的文学，都属于后殖民地文学。美国文学按理说也

应当列入这一范畴。”但由于美国文学目前在经济、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公认的世界性影响，其后殖民性实际上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再加之美国目前在西方学术界所处的实际上的中心地位，美国文学及其理论的后殖民性就更加被其外表的强大和“帝国中心性”所掩盖了。

后殖民主义虽然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但它实际上始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一种新的意识。其后，“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理论术语便进入了当代学术话语，并承袭了“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和“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s）这两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范畴。实际上，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是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交错进行的，而且，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主要理论课题也包括后结构主义的所谓“不确定性”和“非中心化”等，有着强有力的批判和“解构”倾向。目前，这股后殖民主义思潮在北美、澳大利亚、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颇为风行，并且曾一度有取代处于衰落之境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之趋势。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持有印度护照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以及霍米·巴巴（Homi Bhabha）。

赛义德在上述三位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著述也最为丰硕，因而被研究者引证和讨论的次数也最多。他早年曾置身于国际后现代研究刊物《疆界2》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后又以其“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的挑战意识而被归为“解构主义”批评家阵营。但与“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不同的是，赛义德的东方血统致使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特征，其理论基石就是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建构，这也体现在他后来告别（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后转向（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史学理论。按照赛义德的描述，东方主义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指的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方式。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赛义德在对之进行批判的同时清楚地指出，“东方主义”在三个领域里有着某种重合：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自19世纪以来就不断培养和训练东方语言文化专家的学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逐步形成的“东方”的“他者”（other）形象。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这个地区本身又不无某种迥异于西方但却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具有或然性的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因而赛义德进一步总结道，“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完全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是他们使其清晰可见，并且居于关于它的话语‘那里’。”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又译《东方学》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东西方不平等关系的洞悉和批判，这也预示了他以后对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声讨和抨击。但是正如一些批评家已注意到的那样，赛义德所建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也有着地理上和学科上的局限，这必然导致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局限：他所讨论的文本大都是英语文学作品，而较少涉及非英语的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本，这不仅是他个人研究范围的局限，同时也是整个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局限。后来，尽管他在另一些场合对东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做过补充和修正，但其理论核心并没有突破。在1983年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赛义德进一步发挥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探讨了文学批评的世俗性以及批评家的对策，其意识形态批判性略有缓和。而1993年问世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则全面审视了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和文学，其论述的笔触甚至扫到了包括中国这类“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所有具有“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批判的锋芒直指新殖民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他在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时指出，“文化”具体指两样东西，第一是指“所有这样一些实

践，诸如描绘、交往和表现的艺术，它们都有着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相对自足性，而且常常以审美的形式存在，它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予快乐”；第二，“文化也是一个概念，它包括一切精致、高级的成分”，是“每一个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的蓄积”。而与之相对，“‘帝国主义’则指统治着远方领土的居主宰地位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作为帝国主义的直接结果，‘殖民主义’则是在远方的土地上从事殖民实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截了当的殖民主义业已完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帝国主义仍然滞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种一般的文化领域里，同时也从事着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却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认识到，单凭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在当今时代已很难达到其效果，因此他们便变换手法，“通过文化刊物、旅行以及学术讲演等方式逐步赢得后殖民地人民。”可以说，赛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战后的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绝对对立和相对沟通的微妙关系：西方霸权主义无时无刻不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来达到制约东方的企图，即使有时东西方不得不出于各自的目的进行一些交流和对话，这往往也表现出西方的以其强势来压制东方的弱势。因此在这方面，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显示出了激进的批判性和解构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他身居第一世界的话语权力中心，并掌握着象征某种优于第三世界学者的纯正的英语写作技能，他又不时地表现出某种“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这无疑暴露出他的理论的二重性：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斯皮瓦克早年曾以翻译介绍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著述而蜚声批评理论界，并被认为是美国批评界对解构主义理论理解最准确、阐释最透彻的学者之一；此外，她本人一直持有印度护照，因而这一特殊身份使她的理论中常显示出强烈的解构和第三世界批评之特征。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霸权的批评话语，它的批判目的仅在于削弱西方对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作为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理论家，她曾致力于翻译评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但她自己却未像保罗·德曼（Paul de Man）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那样成为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而她针对男性中心社会进行挑战的激进观点也并未使她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员，她自诩的“第三世界批评家”这一称号也颇受一部分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家的非议。在当今这个思潮更迭、流派纷争的情势下，她倒宁愿被人称为“后殖民地知识分子”或“后殖民地批评家”。斯皮瓦克的理论背景主要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她本人则更关心“真理是如何建构的，而不是对谬误的揭露”，在她看来，后殖民主义批评致力于探讨作为个体的人与广义的民族历史和命运有关的同质性，而构成这种同质性的诸如阶级、性、性别等则是与种族性非同步甚至相矛盾的因素。西方人一般认为，东方和第三世界永远只是一个“他者”，始终处于远离（西方）话语中心的“边缘地带”。因而东方的理论和写作／话语就自然是一种“他性的”理论话语。显然，作为一个身居第一世界名牌大学并有着高级教席和优厚薪俸的第三世界或后殖民地知识分子，斯皮瓦克本人也成了北美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佼佼者，她所用以写作的语言自然是纯正的第一世界英语，所使用的理论话语也出自西方，在那些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成为中心话语所瞩目的对象的学术明星中，斯皮瓦克无疑是少有的一个成功者。她曾这样为自己的多重身份做过辩护，“我想为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性辩护：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属的学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是灵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太代码化了，女权主义者嫌我太男性化了，本土理论家认为我过于专注西方理论。”其实这也是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两难：既要摆脱西方模式的影响，又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以西方的语言和（出自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削弱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在这方面，语言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研究后殖民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后结构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化方面，斯皮瓦克著述颇为丰硕，其中包括《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学论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和《在教学机器的外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1993）：前者在一个跨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后殖民地）语境之广阔背景下探讨了语言、女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课题，熔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批评话语于一炉，触及了当代文化和文学的一

些热点问题，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的理论，精神分析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理论，爱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的女权主义理论，以及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等均被她置于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来考察；后者则从解构主义的理论视角集中探讨了多元文化语境之下的后殖民性、国际性的女权主义之走向等问题，并着重分析阐释了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文本和拉什迪等人的后殖民地文学文本，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大潮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斯皮瓦克的解构策略实际上帮助她实现了从边缘步入中心并在中心占有一席的愿望。

霍米·巴巴则是十多年来崛起的一位具有挑战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斯皮瓦克一样，巴巴的理论背景也是后结构主义，但他的“后结构主义若置于后殖民的广阔范围内也许可更准确地作为一种对帝国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其注意的焦点在于帝国主义的文本以及制约殖民地边缘地位的权威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巴巴采取的策略是一种将矛盾性（ambiv⁃alence）和模拟性（mimicry）糅为一体的独特解构方式。当然，若置于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之下，巴巴的批判性尝试确实具有强有力的解构性，而不只是实证性，他的目的在于动摇并削弱帝国的神话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他也像赛义德一样，在自己的一系列著述中有力地抨击了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和渗透，并对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长期以来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不仅改变了西方历史的方向，而且对作为一种进步的和有序的整体的时间观念也提出了挑战。对殖民主义的非人格化的分析不仅使启蒙时代的‘人’的概念疏离了出来，而且也对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预先给定的形象的社会现实之透明度提出了挑战。”但与赛义德所不同的是，巴巴的态度显然更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模拟性和游戏性，并且在对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学术话语的有意识的误读和戏仿之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既与原体有着某种相似，同时又不无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变体。一方面，巴巴也支持赛义德的主张，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予以了抨击和批判，但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把殖民地话语仅当作一种论战性而非对抗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效果并不在于强化权威，而旨在以一种混杂（hybridization）形式使得西方的理论变得不纯，进而最终达到消解西方话语权威力量的目的。他在一篇论文中对模仿（mimesis）和模拟（mimicry）的差别作了界定：前者指同源系统中的表现，而后者则旨在产生出某种居于与原体相似和不似之间的“他体”，这种“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同时又与本土文化话语糅为一体。由于巴巴的地位目前仍处于上升之势，更加之他本人的活动和著述仍在进行中，因而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日益“第三世界化”和全球化，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倒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第三世界和东方国家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

不少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概念，因而它所引起的争议就绝非偶然。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及其文学的价值与传统，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或不时地扮演一种相对于西方的“他者”角色。从这一点来看，后殖民理论对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有着一定的冲击力。但另一方面，不少后殖民理论家由于其掌握着第一世界的话语，因而时时流露出优越于第三世界批评家的神气，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在他们那里总是难以克服的。实际上，西方文化内部并不乏其批判者，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则正是从那些激进的理论中获取了某种启发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及其内涵，西方学术界依然有着争议，其分歧主要在于，它究竟意味着与殖民主义的断裂并成为一种“超越”或“后于”殖民主义的理论，还是继承并强化了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从现在已发表的一系列著述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后者的特征更为明显。其理由恰在于，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一些批评家并非真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前”殖民地国家或称“后殖民地”的国家，而是一些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因此他／她们本身就有着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他／她们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两难：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与真正的主流理论家格格不入，因而无时无刻不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发起进攻，以寻求在主流话语圈内占有一席之地，因而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仍然是一种第一世界内部的话语主导权的争夺，与真正的后殖民批评相去甚远，因而自然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总之，至今仍有着一些活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在不断地影响着一些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批评，这一点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女权／女性主义的多元发展和走向

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多元文化格局之下，女权主义（feminism，或译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力量在西方扮演的角色却愈来愈重要，并显得愈来愈不可替代。毫无疑问，女权主义的边缘性是双重的：在一个“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在学术话语圈内所发出的微弱声音，这两点倒使得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具有强有力的论战性和挑战性，并一直在进行着向中心运动的尝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女权主义就曾经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共同形成过某种“三足鼎立”之态势，后来，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理论界的失势和新历史主义的崛起，女权主义在经过一度的分化之后又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共同形成过一种新的“三足鼎立”之态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的多向度发展，它又被纳入一种新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得到观照，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原先属于传统的女权主义理论研究范畴的女性研究、女性批评、性别研究、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研究等均成了文化研究及其与女性相关的课题。因此我们经常在讨论女性文学和批评时，交互使用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而在英语中则是同一个词。但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女权／女性主义和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女权／女性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显示出其包容性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女权主义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早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界就曾显示过自己的力量。进入20世纪，仅在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女权主义就曾掀起两次浪潮，其直接的结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妇女本身的社会政治地位，赋予了妇女各种权利，而且为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权主义理论批评的多元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自19世纪末延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参政意识，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不相容之处。早期的一些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和批评家，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都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起过重要作用。伍尔芙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她的两本书中：《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专注于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考察，在与男作家的物质条件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伍尔芙大胆地提出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可供自己安心文学创作的小天地，即“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则探讨了男性所享有的权利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指出诸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类法律上的不公正现象均产生于父系社会，尤其产生于早期家庭中的两性分工。波伏娃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她指出，既然在男人眼里，女人生来就地位卑下，就应当受制于男性社会，那么女人根本无需对男人抱同情之心，而应当以自己的最佳状态来估算自己作为女性应享有的存在价值。这种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意识已开始接近当代新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但应该承认，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心仍在欧洲，其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大大地多于文化性和学术性，因而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仅存在于批评的外部，并未从本质上触及批评的话语本身。而且女性批评家所关心的问题主要局限于其自身所面临的诸如生存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并未介入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