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超越后现代主义

第一章 后现代性与全球化

经过三十多年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辩论，东西方学者大概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但它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及东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证明，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在某些局部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并以变体的形式出现。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接受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某一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连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这样的曾一度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出现在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学者也改变了原先的片面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或一场国际性的文学思潮和运动，它并非只能出现在先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过去的研究，我在此首先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做出新的描述，以便对当今普遍为人们所谈论的文化全球化以及其与本土化的冲突和共存进行基于东方视角的剖析。

从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性

正如美国学者、国际后现代研究理论刊物《疆界2》（boundary 2）主编保尔·鲍维（Paul Bové）所总结的，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有待学者们去编写，但大家都公认，这场运动始自建筑领域，并迅速波及文化界和文学界，“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权威性著述中达到高峰，这样批评家们便将这一建筑学界的用法发展成为广泛复杂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晚期资本’的‘逻辑’的叙述。”按照鲍维的看法，“詹姆逊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思潮流派的仔细的辨析，从而将这些流派与后现代主义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和立场相联系。”显然，詹姆逊的研究之所以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他所站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之高度，同时也在于他在承认参加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各种思潮流派的合理性之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独特描述和分析，从而迅速地把一场原先仅限于美国的文化和文学批评界的讨论上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并与在观念形态和哲学思想层面进行辩论的欧洲大陆的关于后现代问题的论争相契合。

正是受到这一方法的启迪，我在本章中首先在自己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新的描述和概括：（1）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既有着西方的影响，同时也有着具有先锋超前意识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接受和转化；（2）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在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了多元价值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因而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其价值观念也无法与现代时期的整体性同日而语；（3）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和运动衰落后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和文化的挑战；（4）此外，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或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的崇尚，后现代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schizophrenic）的结构特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断片式叙述中被消解了；（5）作为一种阐释代码和阅读策略的后现代性并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它不仅可用来阐释分析西方文学文本，而且也可以用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阐释；（6）作为与当今的后工业和消费社会的启蒙尝试相对立的一种哲学观念，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同时扮演了有着表现的合法性危机之特征的后启蒙之角色；（7）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用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语言霸权主义、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策略，它在某些方面与有着鲜明的对抗性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和策略相契合；（8）作为结构主义衰落后的一种批评风尚，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具有德里达（Derridian）和福柯（Foucauldian）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色彩的批评话语，它在当前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我对以往的研究有所超越后得出的新的定义。

毫无疑问，从有着强烈西方中心色彩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演化为有着更广泛的全球意义的后现代性这个概念，不仅取决于西方学术界内部的解构和消解中心等尝试，在更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此外，经济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作用，计算机对知识的储存和转化等程序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全球化的到来。正如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假如这就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交往的透明性便与自由放任主义类似了。自由主义并不排除某个资金流动的机构，因为在这个机构内一些途径也可用来做出决定，而另一些途径则仅适用于债务的支付。人们同样可以想象出知识沿着同一性质的同一途径旅行的那种流动，其中一些被保留下来供‘决策者’使用，而另一些则用来偿付与社会契约有关的每个人的永久的债务。”显然，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状况就是这样为文化知识成为消费品而奠定基础的。下面我将论述消费文化在后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作为消费文化的后现代性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出现和演变历史，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长达三十多年的辩论，及其在中国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及变体，我已经在许多场合做过较多的论述，因此本章不再予以重复。我这里想再次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艺术上的反映往往表现出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对经典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和导向通俗（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对精英意识的批判），对于前者我已在不少场合做过论述，本章仅集中探讨后者，因为十多年来，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密切。当然，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在后工业社会的直接后果———消费文化的批判，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任务。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曾一度只看到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共通之处而忽视了其与当代消费社会以及后果消费文化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詹姆逊就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做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变化的节奏愈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中心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毫无疑问，消费文化在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文学艺术研究者那里曾一度不被问津，因为它首先是指当前流行的东西，其价值并未受到历史的检验，因而不能与经典文艺作品同日而语；其次是它属于通俗文化的范畴，而通俗的东西往往鱼龙混杂，一向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它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文化研究者的理论分析之外；再者，消费文化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美学”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价值。总之，消费文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曾受到不屑一顾的“礼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严肃的第一流学者和文化批评家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当代消费文化，并从文化批判的高度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加以分析，从而使其逐步受到重视并成为当今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法国的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模拟正是这种无法抗拒的现象，也即事物的这种序列，似乎这些东西也有意义，因为它们只是受制于人为的组合和无意义性。通过激进的假信息来给那一事件的拍卖标价。为这一事件定价，作为将其当作儿戏和当作历史的一种对立物。”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一切都是这样具有价值，同时，一切又这样不具有任何价值，意义可以任意通过人们的解释而被建构出来，同时建构出来的意义同样又可以被消解。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取向所使然。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当代社会的情形。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就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轨道，这种运作机制不可能不对我们的文化艺术研究有所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也开始逐步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文化的制作性、商品性和消费性破坏了它固有的高雅性和神圣性，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已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但中国理论界对当代消费文化的关注与其在西方理论界颇受重视的“礼遇”仍形成强烈的反差。曾几何时，消费文化和文学就在西方引起了主流文化理论家或批评家以及学者们的注意，从而成为当今的文化研究者的一大理论课题。

其实，探讨和研究消费文化即使在西方也并非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早在60年代，美国文化界和理论批评界兴起的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不少论者涉及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当时颇为风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一篇文章的标题“越过边界———填平鸿沟”，这也是费德勒式的后现代主义，它在那众声喧哗的年代里倒是颇有一些影响。针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界限，费德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该是结束装腔作势的时候了；因为填平鸿沟也即越过惊人的（marvelous）和可能的（probable）之间、真实的（real）和虚构的（mythical）之间、闺房和财会室之间，以及……的界限”，费德勒这里显然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极致：与当代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合流，他的研究实际上预示了多年之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大潮在美国的兴起。照他看来，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过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天然鸿沟。传统的充满精英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化之所以在当代受到严峻的挑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与广大读者观众（文化艺术的消费者）格格不入，最后终究难以摆脱陷入绝境之厄运。而后现代主义则以较为灵活的策略试图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评判艺术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艺术精品的存在受到了消费者的挑战，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甚至拼凑的艺术，无深度、平面化、增殖、拼贴、碎片等均成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到了80年代初，詹姆逊尝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关系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的崛起致使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后工业时代，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无限制的重复、模拟、增殖，甚至大批量的生产和制作代替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这一高级精神文化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代替了达到心理现实之深度的充满忧郁感的人物分析，破碎的甚至精神分裂式的艺术结构代替了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心理分析式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为精神分裂式的分析（schizoanalysis）所替代。这一切出现在当今社会的文化现象均引起了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批评家的关注，但他们关注的方式并非仅仅简单地喊几声“拯救人文精神”或哀叹“人文精神的危机”，或干脆对之不屑一顾；而是直面这些复杂的现象，以文化批评的锐利触角对之进行剖析，同时也以理论的阐释力量对之进行阐释，从而透过这一无法回避的当代现象来提出一系列问题并提供自己的思考对策。我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其结果并未进一步加剧两种文化的对立，倒是促成了双方的共融和一种多元共生之格局的形成。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同时共存（both／and）和互补（complementing each other），我以为这对我们分析中国当代的种种文化现象也不无启发。

在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一些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人文学者和批评家对十多年来消费文化及其艺术作品的风行，以及其对精英文化构成的挑战忧心忡忡。他们试图通过“拯救人文精神的危机”之举来对抗消费文化的挑战，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加剧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业已存在的对立，而在一个市场经济逐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种对立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的消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消费文化在当今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无时无刻不像一个隐形的上帝那样主宰着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如果对其作用把握得当，它可能有助于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反之则一步一步地“蚕食”目前日渐萎缩的文化市场，最后一举占领。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从而促成了当代文化的多元共生、互融互补之格局：对文化本身之价值的理论探讨依然在学术界和文化机构内深入进行，并朝着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方向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扩大使得中外学术交流和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成为可能，在未来的世纪里，古老的东方文化将一甩历史的重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多元共生的文化新格局中；文化精品的生产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运作，但往日所具有的那种先锋性和精英意识却愈加暗淡，读者大众的兴趣日益转向别处；消费文化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下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并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人文教育，致使一些仍抱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的文化人大声疾呼“拯救人文精神”；一些出版社也采用消费文化的包装手法推出文学精品，但仍然收效甚微。对之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这无疑是我们当代文化批评者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与对话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打上了种种“后现代”或“准后现代”印记的中国当代消费文化也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小报的周末版和副刊成了某种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有着更多观众的电视艺术对需要更大经济和艺术投入的电影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致使中国电影受到来自好莱坞（西方文化）和本土（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双重挑战；在欧美根本难以觅见甚至在日本也早已不那么时髦的卡拉OK歌厅冲击着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的领地；话语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运作制约着图书市场的生存和发展，书商的崛起更是强有力地冲击了本来就日益萎缩的图书市场；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后工业时代复制技术的发达甚至使以MTV的形式来塑造歌星和影星成为可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确实，文化生产者在创造文化艺术产品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并认真考虑“消费者”（读者和观众）的因素以及市场运作机制的重要性，这较之过去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毕竟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消费品的生产，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价值并不能以市场的接受程度和生产数量为衡量标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以往的文化理论进行调整和完善，使之也能用于解释消费文化这一后工业社会中带有“后现代”印记的独特现象。

从北美到欧洲，进而扩展到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这一本来局限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现象终于演变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全球化现象。正如詹姆逊在谈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情形时所指出的，除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介绍和创造性接受外，后现代性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蔓延还取决于另外三个因素，这就是（跨国）资金的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以及（计算机）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导致文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即使再牢固的民族文化机制也难以阻挡这股大潮。但从另一方面说来，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来的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因此，“……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人们可以探测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这一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适当张力。这一新的关系模式通过差异有时也许是一种已获得的新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思维和感觉形式，而更为经常的情况则是，它以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规则通过某种再也无法称作意识的东西来得到那种新的变体。”既然后现代性的多元思维模式赋予了我们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就应当利用它变不利的和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办得更好些。

文化全球化同时也导致了研究领域的拓展，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不无见地地描述道，“最近二十年里，我们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时空压缩的阶段，这对政治—经济的实践、阶级权力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使人迷惑和产生分裂式幻觉之影响。”这种新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也是文化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近几年来新崛起的后现代研究的分支领域“后现代地理学”就专门探讨后现代性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现象以及我们的对策。毫无疑问，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这股大潮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产生的强大冲击波，我们中不少人因此产生了困惑。例如，一个明显的对抗性策略就是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和本土主义这个变了形的后殖民概念，这个概念前几年不仅在中国内地，而且在港台和海外的华文文化圈内也颇为风行，它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有必要形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新的二元对立？我本人以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不赞成这种人为的对立的，但是如何才能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以达到双方的互补和对话呢？

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和学者大都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感兴趣，他们在承认非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的同时，试图从中找出能使自己的文化摆脱“表现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之启示。詹姆逊曾试图通过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来证明，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都可被当作某种民族寓言来阅读；而有着东方血统和文化背景的赛义德则以更为认同的态度承认，“我对第三世界文学颇感兴趣。在作家做出的许多（当然不是所有的）姿态中，有着一种自觉的试图以某种方式重新建构和重新研究经典的努力。”他们都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对其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进行了有力的削弱和解构，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重新认识第三世界做了不少努力。同样，在一些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化的潮流也作为全球化的对立物而被不少知识分子夸大到极限：在日本这个大大西化但却仍在许多方面保留自身独特民族文化本质的发达东方国家，本土化的倾向表现为对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和文化形象的树立，当然这种弘扬和树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日本民族的民族魂，但这种本土化若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就有可能被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而导致新法西斯主义侵略扩张欲望的膨胀；在印度这个典型的“后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化的尝试与印度民族的非殖民化斗争密切相关，但终因印度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不大可能对周围的民族构成较大的威胁；中国的情况则不然，一方面，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致使中国的经济腾飞，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内同时存在着“原始的”“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种种因素，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十分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和对话。而过分强调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容易滋长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会给我们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蒙上一层阴影。因此我认为，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们的对策应首先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我们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轨。在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无疑印证了这一点。

1. 在1996年12月7日的一次公开演讲（澳大利亚佩斯）中，詹姆逊显然改变了自己过去的观点，他认为，“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今天描述这一现象，应当用‘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而非‘后现代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之后我们多次在私下交谈中，他承认自己从日本、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辩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1. 佛克马自1990年以来便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也并非西方所独有，它可以以某种变体的形式在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中产生变体。参见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eds．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1. 关于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发展演变历史以及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的来龙去脉，参阅荷兰学者，Hans Bertens．The Idea ofthe Postmodern A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1. Paul Bové，ed．Early Postmodernism Foundational Essay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1．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1998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是我率先在中国介绍这些理论，因此除注明了中国版本外，其余都为我自己翻译。

1. Ibid．

1. Jean⁃Franç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6．

1. 关于我本人以往对后现代主义之界定的描述，参阅拙作，接受与变形：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139－140页；“ConstructingPostmodernism：TheChineseCaseandItsDifferentVersions．”CanadianReviewofComparativeLiterature，Vol．20．Nos．1／2，1993，p．50．

1. HalFoster，ed．TheAnti⁃Aesthetic EssaysonPostmodemCulture．PortTownsend，Washington：BayPress，1983，pp．124－125．

1. JeanBaudrillard．TheIllusionoftheEnd．Trans．ChrisTurn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14．

1. Leslie Fiedler．Cross the Border—Closethe Gap．New York：Stein and Day，1972，p．80．

1. 我于1996年10月18日在美国杜克大学做了“中国后现代性发展的轨迹”的演讲后，詹姆逊在他的评议和提问中颇有见地地指出了这三个因素。

1. 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31．

1.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Culural Change．Oxford，UK and Cambridge，MA：Blackwell，1989，p．84．

1. 这方面我们不应当忽视詹姆逊的论文“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对一些中国批评家的影响和启迪，大力鼓吹本土主义的批评家有张颐武、王一川、张法和王干等，参见他们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在中国内地（尤其是《文艺争鸣》和《钟山》）和中国香港一些刊物上的论文。

1. Michael Sprinker，ed．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Oxford：Wiley⁃Blackwell，1992，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