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忧患之始

对吴梅来说，尽管儿时的记忆中也有不少让其感到温馨和值得留恋的东西，但相比之下，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更多的则是带有灰暗的色彩。

就出身而言，吴梅虽然出生在苏州城内一个普通人家，但上溯几代，却也有着颇为辉煌、值得骄傲的家世。这种辉煌和骄傲要从吴梅的曾祖父吴钟骏（1799—1853）说起。吴钟骏，字崧甫，号晴舫，是道光壬辰（1832）恩科状元。在此之前，其堂叔吴廷琛已中嘉庆辛酉科（1801）状元，叔侄两人双双中状元，这在古代是不多见的，在当时传为佳话，人称“叔侄状元”。一个家族连出两个状元，这是何等的荣光，“吴中文物之盛甲东南，而吴氏以科目称望族”。

吴钟骏自幼家贫，以教书为生。早年曾任梁章钜幕僚，后历任礼部侍郎、福建学政、浙江学政等。他一生勤奋好学，非常喜爱藏书，在当时是位颇有名气的文人。著述颇丰，著有《两浙校士录》等，可惜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吴钟骏代表着吴氏家族的鼎盛，也体现着这个家族的荣耀，更是后代子孙学习的楷模，尽管这种辉煌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吴梅的祖父吴清彦也曾中过举，并受父亲的恩荫，做过刑部员外郎之类的官职。遗憾的是，他还不及自己的父亲长寿，只活了四十二岁，未能为子孙多积累一些资源和财富。这样，到吴梅父亲吴国榛（1865—1886）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荣光不再。吴国榛，字声孙，号一蘧居士。尽管天分很高，也曾参加过科考，“十七游庠，省试膺荐”，但未能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好在他一直继承着家族喜爱读书的传统，勤于撰述，写有不少著作，如《尚絅堂骈文笺注》《文选李善注所引书目考》《冯孟亭义山诗笺纠谬》《甓勤斋诗集》和《续西厢》等，据吴梅说，“足列艺林”，可惜这些著作未能及时刊刻，在其去世之后大多失传了。

吴国榛“少好音律”，他读《会真记》“而有所憾”，继读《西厢》,“益觉太俗”，“故填词四套，刻而传之”。该剧共四出，分别为《旅思》《死别》《忙亡》《出家》,“四套南北词各半，每折后自有评语”。吴梅后来研究曲学，应该也有父亲这方面影响的因素在。吴梅长大后，曾想为父亲刊印遗稿，但搜罗多年，只找到数篇时文及残存的十来页著述。这些辛苦搜集的资料“以纸帙太少，不成卷数而止”。到1926年，他还是设法刊印了其父的诗集《甓勤斋诗残稿》。尽管只有二十首诗，但也算是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祖上数代都是读书人，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家风，因此说吴梅出身书香门第、诗书之家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书香门第一词听起来颇为儒雅，但它无法掩饰这个词语背后所蕴含的破落和辛酸。吴家曾经是苏州城里颇为显赫的家族，但到了其父吴国榛这一代的时候，受父祖早逝及太平天国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家境已大不如前，几乎可以用困顿这个词来形容了。

命运对于年幼的吴梅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让这个孩子过早经历了人世间的诸多坎坷和磨难，家境贫寒不说，连个完整的家庭都没有给他。吴梅三岁的时候，父亲吴国榛去世，年仅二十二岁。由于父亲去世时间早，吴梅没有兄弟姐妹。更为不幸的是，在他十岁的那年，饱受煎熬的母亲陆氏也离开了人世。双亲的相继亡故使年幼的吴梅成为孤儿，后来他在《北泾种树行》里这样回顾自己早年的这段不幸遭遇：“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母氏勤抚育，四序无笑颜。故家已中落，百忧初发端。薄田未满顷，安足供三餐。……吾母厉清节，盛年两鬓斑。茹荼垂十载，抱恨入一棺。时余才十龄，积苦身益孱。”

幸运的是，吴梅八岁的时候，被过继给叔祖吴长祥，其以后的生活和成长自此有了稳定可靠的保障。吴长祥，号吉云，长期靠经商和帮别人管家为生。对其生平经历，吴梅曾有简要明晰的概括：“吉云公早失学，年十九岁就商，未几遭杨、洪之乱。事平，本生祖考小舫公延为主计，历事三十年，家渐温饱，后复往族祖引之公家主计，亦历二十余年，至六十岁而罢。”父母相继亡故后，这位心地善良的叔祖收养了吴梅，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成为孤儿给其带来的巨大苦痛，但至少可以让他有一个较为正常的成长环境。吴长祥虽然从十九岁就开始经商，并非文人才士，但是他喜爱读书，颇知治学门径。他很喜欢吴梅这个聪慧的孩子，对其学习非常关心，很自然地成为吴梅的启蒙教师。对这位叔祖，吴梅有着很深的感情：“余之能读书，略知学问途径者，嗣祖吉云公之教也。”

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这位叔祖都是十分负责的。他只有一个女儿，再没有其他孩子，一家人把对后代的慈爱都集中到吴梅身上。对自己早年的这段生活，吴梅日后在《北泾种树行》一诗中曾做过如下深情的描述：“公独请大母，此儿颇不顽。敢乞为我后，庶足娱老鳏。大母首屡颔，公亦心为欢。吾母厉清节，盛年两鬓斑。茹荼垂十载，抱恨入一棺。时余才十龄，积苦身益孱。公复调饮食，巢覆幸卵完。”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慈祥可亲的叔祖尽心照料，吴梅日后的人生将会如何，真是难以想象。

苦难固然意味着不幸，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地去迎接它、接受它，但它的确可以锻炼人，这种锻炼不光是培养个人生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为其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先哲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句话用在吴梅身上也是颇为贴切的。

与当时普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长辈们一样，叔祖吴长祥为吴梅设计的最佳人生道路不过是唐宋以来的文人们已经走了一千多年的老路，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对吴梅来说，这不仅是个人的前途所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对家族荣耀的恢复和延续。

吴梅从十二岁开始学习举子业，叔祖吴长祥特地为他聘请了一位启蒙老师。这位老师名叫潘霞客，字少霞，系河南荥阳人。有趣的是这位潘老师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潘承庠远赴苏州设帐的，于是，潘承庠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吴梅儿时的同窗和好友。

潘承庠，字养纯，年长吴梅六岁。他爱好读史，也很喜欢诗词，“喜作诗，穷日夜不倦”，“喜诗余，日夕手一卷，寒暑无间焉”。他天分很高，也很勤奋。两人时常在一起填词作曲、切磋学问，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吴梅《春夜口占示潘养纯（承庠）》一诗记述了这位好友当时的风采，后来他在追忆这些陈年往事时，还说自己“少时与潘子养纯承庠论词曲甚契”。在吴梅问学成长的过程中，这位同窗好友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就八股文的学习而言，吴梅有一个从不通到顿悟的过程。起初，他学习不得要法，加之也没有什么兴趣，每次作文都难以终篇，于是只好让好友潘承庠代笔。谁知弄巧成拙，潘承庠在文中不经意间流露的破绽经常被老师发现，毕竟文如其人，一人有一人较为固定的写法和风格。原来吴梅的这位好友喜欢读史，经常在文中引用史实。老师一旦盘问起来，吴梅因不熟悉，往往无言答对，只好挑灯重做，有时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赶完。为此潘养纯曾用“一夜无眠为谁忙”一语来和他开玩笑。

作文如此艰难，考试的成绩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到十五岁这一年（1898年），吴梅开始去应童子试，但未能成功。第二年再去应考，又在提复阶段被斥落选。潘霞客对此颇为失望，他认为吴梅不是读书这块料，就劝吴长祥，“此子不堪读书，习商为是”。但吴长祥“舐犊恩深”，并没有答应。他一生经商，深知其中的甘苦，不想让吴梅再走自己的这条老路，坚持让吴梅继续读书。

其实对天分很高的吴梅来说，只要肯用功，做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八股文章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后来，他在阅读一本相关的范文书籍时，忽然悟到八股的诀窍，觉得自己也能做。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自然是不相信，于是出了十个题目，让吴梅练习。谁知吴梅竟然五天就做完了，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种转变实在是有些太突然，也太富有戏剧性了，潘霞客感到很是奇怪，不知道这位自己并不看好的学生何以一下豁然开朗，成为八股文的行家里手了。

就吴梅的兴趣而言，他更喜欢读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他后来在一次演讲时，曾说到自己早年读私塾时的一件趣事：“我幼时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我很欢喜看小说，看的时候，总是偷偷摸摸的不敢给先生知道。有一次《三国志》刚刚看完，正愁没有书看，同学告诉我，说道有一部《纲鉴易知录》，最是全备，他又说‘这部书上下数千年，什么都有’，当时我就去买了来，谁知翻开一看，却都是脱头脱脑的东西，因此心中非常不快。但是有一次被先生看见了，他非但不禁止，并且说此书大可看得，于是我就公然的看起来了。不管看得懂不懂，只拣兴趣多的地方看去，有时还摘录一点儿。因此我做札记的习惯，也就在此时养成。”可见私塾的学习虽然围绕科举考试进行，但还是为吴梅日后的治学打下了一些基础。

1901年对吴梅来说无疑是个悲喜交加的年份，这一年他正好十八岁。喜的是，由于领悟到做八股文的诀窍，作文的水准自然不同以往，大有长进。出去应考，受到考官翁有成的赏识，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补长洲县学生员。这给吴梅以很大的鼓励，也让辛苦养育他的叔祖感到欣慰。

不幸的是，也就在这一年，吴梅的老师潘霞客、好友潘养纯相继去世，这让吴梅感到非常伤心。特别是其好友潘养纯，时年仅22岁，刚结婚半年。吴梅为其才华未能施展而惋惜，为其英年早逝而悲伤，他在《哀潘养纯》一诗中写道：“命与才相厄，贫困病益悭。雄心希一第，秀语遍双鬟。驻景无丹诀，呼天惨玉颜。麻衣追地下，纯孝古人难。”此后，吴梅时常想起这位早年的朋友，为其命运不济而叹息，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呜呼！泉路茫茫，谁待我范巨卿乎？”“今养臣亡十五年矣，车过腹痛，忍回首前尘，重寻坠梦乎？”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科举之路自然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对八股的顿然开窍帮吴梅谋到了一个秀才，不过当他想走得更远的时候，如同千千万万屈居下层的士子们一样，这条科举之途走得却并不顺利，充满坎坷。

1902年，吴梅得以食廪饩。这年秋天，他与好友盛德镕、高祖同等八人结伴，一起前往南京，参加江南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他们走的是水路，一路上吴梅意气风发，信心十足，《胥江晓发》诗二首写出了他此时的心情：“估客帆樯十里，于中著一举子。同看席帽离身，谁是姓名挂齿。”“蛰龙伫听风雷，多少鹦鹉秀才。秋晚芙蓉江上，一枝高倚云栽。”路上他还登临焦山，凭吊古人。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以吴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连续两场下来，考得很不理想，到第三场的时候，他干脆没有进考棚，“余第三场亦不进棚，偕霞飞游秦淮，以宽胸臆”，此举的结果自然也就可以想象得到，同行的八个人中，只有一个得中，一个得优贡，其余六人都是落选。这样的结果让吴梅感到沮丧和不平，其心情与来南京赶考时完全不同了：“惆怅归来有月知，剪灯心事峭寒时。文章信美知何用，谁识三生杜牧之。”

第二年，吴梅再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结果理想再次破灭，原因也很简单：以书“羽”字不中程而被绌。何为“羽”字不中程？目前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羽”字犯了武圣关羽的名讳。关羽在当时地位尊崇，名讳自然是要避的；一种则是认为“羽”字写得不清楚。笔者认为前一种的可能是存在的，当然也可能是不犯名讳，只是写得不合规矩而已，但不管哪种，都属于吴梅考试时无心之犯，他犯不着在这个字上和自己过不去。至于后者，一个“羽”字相当简单，笔画结构并不复杂，何以能写不清楚或者写错，可能性似乎不大。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清规戒律很多，稍不注意就可能犯规，不少考生往往因细枝末节的问题而被淘汰，吴梅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与此前的举子们所不同的是，历史只给了吴梅两次参加科考的机会。1905年，迫于当时的形势，在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极力推动下，清廷下诏宣布，从第二年起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大变革，随着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吴梅这段为时不长的科举之路也戛然终止，它促使这位前途尚不明朗、处于迷茫中的年轻人去选择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凡事都有两面，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正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吴梅来说，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人生机遇。自然，科举制度废除所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吴梅本人的命运，还包括和他一样成千上万的天下读书人。在新的社会文化形势下，这些读书人必须改变他们的祖辈们走了一千多年的老路，开创人生的新境界。其他方面不说，此举仅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就十分深远，使包括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否则可以想象，吴梅即使不像蒲松龄那样耗费一生的时间反复走进考棚，按照一般的情况来推断，他还要再耗费几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去试几次，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词曲的创作和研究上，毕竟吴梅这个时候才二十来岁，还很年轻。在当时这是文人最好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吴梅本人，还是他叔祖，都不会轻易放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管最后能否考上，吴梅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而能否成为一代曲学大师，还真是个未知数。不过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后人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想而已。吴梅本人当时自然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将通向何方。

但不管怎样，连续两次的科考失利还是让充满期待和自信的吴梅感到非常沮丧，期待越多，打击自然也就越大。见此情景，阅历丰富的叔祖语重心长地劝慰吴梅：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官，现在朝廷正在进行改革，新旧变化很大。要能耐得住清贫，保持人品的端正，不能玷污了吴家良好的门风。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深深打动了吴梅，使他对功名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开始确立新的人生目标。吴梅曾在一首诗中记述了叔祖当时开导自己的过程：“公更抚我语，读书非求官。朝廷方改革，新旧如转丸。愿汝守蓬荜，慎勿玷衣冠。我闻斯言泣，悬知论不刊。从此名心澹，万事皆达观。”

尽管如此，日后吴梅在提及当年科考的失利时，仍然充满遗憾之情。1931年11月10日，他在阅读《后汉书·崔骃传》时，由崔氏四世“皆以学业世其家”联想到自己的家世和经历，写下一段很伤感的话：“余亦二十食饩，两荐未售，遭值世变，不愿筮仕，晦迹音乐，苟全性命，州郡征辟，闻而远遁，何其与崔氏相类也。偶读范书，用志凄感。” 1932年8月3日，在读来集之的《红纱》《碧纱》两剧时，“不觉动少年落第之痛”。可见科考未中是吴梅内心一片无法彻底抹去的阴影，有人说吴梅两次失利之后，将科举制度彻底抛弃云云，这不过是人为的拔高，没有注意到吴梅此时及后来较为矛盾、复杂的心理。

1903年科考再次失利后，吴梅曾离开苏州，到上海去寻求新的出路。据卢前所编《霜崖先生年谱》记载，这一年吴梅“赴上海，就东文学社习日本文”。具体时间当为这一年的秋天。

晚清时期，为适应对外交流及译介新知的需要，上海、北京等地创办了不少培养翻译人才的日语学习机构，多以东文馆、东文学社、东文学堂为名。这些学校大多不正规，持续时间短，往往是开张不久就关门歇业。那么吴梅在上海就读的是哪所东文学社呢？

晚清时期在上海比较正规、影响最大的当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1898年至1900年间，王国维也曾在东文学社学习过，如果吴梅是在这所东文学社学习的话，这两位戏曲研究的先驱者就成为校友了。

虽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林佳话，但细细推敲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等人为培养日文翻译人才而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于1898年3月22日开学，王国维在该校学习，并结识罗振玉。1900年夏因庚子之变，东文学社就此停办，一个已经停办两年多的学校，吴梅怎么可能会在1903年去就读呢？显然，吴梅就读的不是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而是另外一所学校。

王卫民认为，吴梅所就读的是唐才常所创办的东文学社，“东文学社表面上是日本人办的一个日语学校，实际上是维新派人物唐才常用以掩护秘密组织正气会而成立的。吴梅来此之前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当得知它的真正面目时，他又有些畏惧，不久得了一场大病”。唐才常确实在上海创办过一个东文学社，又称东文译社。时间是在1900年，设在上海虹口。“聘请日本人甲裴靖主持社务，藉教授日文为名，实为自立军之运动机关。凡由各省来沪之会党首领或其他武装同志，在此聚集会议，可资掩护”。这所学校如何招生，招了多少学生，现已难以确知。问题在于，就在其创办的当年，唐才常等人就被清政府逮捕杀害，失去了创办人及掩护自立军的功能，学校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吴梅如何会在1903年前往就读呢？吴梅就读的显然也不是这所学校。

那么吴梅在上海就读的到底是一所什么学校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东文学堂。

东文学堂系当时的南洋公学所设，也是为培养日文翻译人才而创办的。众所周知，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盛宣怀创办于1896年，东文学堂于1901年8月正式开办，由张元济主政，到1903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有人说东文学堂创办半年就停办，这是不准确的，因为1902年罗振玉还出任东文学堂监督，这说明该学堂还在运转。

吴梅秋天去上海，当年学堂就停办，这样算起来，他在东文学堂学习的时间也不过只有短短几个月，其间还生了一场病，大概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也没有拿到文凭，日后也没有见到吴梅通晓日文的迹象及相关记载。但不管怎么样，吴梅曾在这里学习过一段时间，这是没有疑义的，有人据此将吴梅列入“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也有道理，说得过去。

有趣的是，这个东文学堂与王国维也确实有些关系。1902年1月，罗振玉出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当年夏，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应罗振玉之邀，任该校执事。不过时间很短，到11月，王国维就应邀担任通州师范学校教习。王国维和吴梅在东文学堂，一个是执事，一个为学生，虽然停留的时间都很短，但相互有交叉，两人是否由此结识呢？从日后的迹象来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东文学社、东文学堂，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但是两所学校的性质相同，又都和罗振玉、王国维有关系，所以很容易混淆。卢前和吴梅往来密切，他的记载，应该是来自吴梅。也许他对这两所学校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发生混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有的论者在介绍吴梅生平时，称其“曾留学日本”，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是看到有关吴梅在东文学社学习日文的记载，就想当然地以为吴梅是到日本去留学。一方面是有人将吴梅就读的东文学堂误为东文学社，另一方面则是有不少人把王国维就读的东文学社误为东文学堂，因事实比较清楚，这里不再辨析。

尽管在东文学堂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吴梅来说，则意义深远，因为这意味着他在尝试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尽力消除科举制度废除给自己带来的迷茫和痛苦。

稍后，从1904秋到1905年初，吴梅又在江苏师范学堂学习过一段时间，不久因生活压力而肄业。早年的私塾教育加上两所学校的短暂学习，这就是吴梅所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至于学习的内容与他后来所从事的词曲教学和研究也没有什么关系。吴梅后来能成为一代曲学大师，靠的不是课堂上的学习，而是私下的请益与个人的刻苦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