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客的文坛之路

1922年夏天，从未出过远门的沈从文辞别父母，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从常德乘船出发，经八百里洞庭北上，取道武汉，抵达郑州，因黄河大水，交通受阻，辗转徐州，绕道天津，经过十九天的奔波，到达北京。

“北京好大！”

这位来自湘西小城的少年站在车站前的广场上，呆望着人烟辏集、车马骈驰的街道，不禁说出了对曾经以及日后首善之区的第一感慨。

他在旅客登记簿上填的身份是：沈从文，年二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他把自己当作一名学生，或者说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虽然他从未被哪所大学录取。然而，他仍旧是一名学生，从此以后，他知道自己“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从小进入私塾，虽然对先生教授的内容不以为意，但沈从文凭借秉异的天赋，仍旧把四书五经之类背得滚瓜烂熟，积累了古文功底；在部队生活时，沈从文曾被陈渠珍留在身边做书记。陈渠珍也是凤凰人，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曾任行军六十五标队官，1917年升参谋长，护国战争后任湘西巡防统领。他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诩，其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藏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一套《四部丛刊》。开会时如果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从文做记录。平时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书或摘录某段时，就让沈从文事先准备好，于是，沈从文就负责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古董旧画的登记整理，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又时常需要替陈渠珍抄录古籍，所以日久之后便将大部分的古书都看懂了。另外，在会议室无事可做时，沈从文也就只好借读书来打发时间，他有时翻阅《西清古鉴》一类的古籍，研究古代的器具珍宝，有时翻阅《四库提要》，寻章摘句。

于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沈从文深受传统文化的感染熏陶，领略着古代文明的魅力，打下了在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底子。

而后，在五四运动爆发近三年后，身在湘西的沈从文也受到了五四思潮的影响。民主、科学的号召，自由的召唤，新文化的洗礼，终于让饱读诗书的沈从文转向了新思想。于是他知道，有那么一群热血青年，在北京，在上海，高举新文化的大旗，批判旧思想，倡导新思想，宣传新文学。于是他又阅读了大量白话小说、新诗，萌发了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欲望，也正是在这时，做出了要去北京的决定，自此开始他曲折又惊艳的文坛之路。

正当沈从文望着北京城的街道感到一片迷茫时，一辆排子车停在了他面前。

车夫客气地招呼道：“先生，去哪儿？坐车吗？我带您走。”

估计是车夫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所以才拉着这种专门用来拉猪的排子车坑骗他。

“附近有便宜点的客店吗？”

“有呢！就在西河沿，两块钱，上车吧！”

于是，老实巴交的沈从文坐着“猪车”，接受着路人的嘲笑，住进了一家小客店，开启了北京的旅途。

不久后，沈从文从那家小客店搬到了酉西会馆，会馆的管事是他的一位远房表哥，所以就给他免了房租。

然而，到了北京的沈从文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迷茫，目标也含糊不清，他北上的大部分原因只是听说北京上学的机会多，希望能考进一所大学。然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于只有高小学历的沈从文来说无疑难于登天，他在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成绩就不如意，加上没有中学文凭，想进梦想中的北京大学更是天方夜谭。另外他似乎也没有学英语的天赋，当时他的朋友，戏剧作家丁西林和外文系教授陈源都教过他英语，希望能把他送到剑桥学习，但他最终还是学无所成。后来终于是考上了一个中法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作罢。

无路可走的沈从文只好给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郁达夫虽同情他，但却嘲笑他的计划，他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里写道：“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是想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可以解决。现在考试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地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韧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是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一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去当土匪，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

经历了重重打击的沈从文只好无奈地放弃了升学念书的念头，独自在酉西会馆里开始了自习阶段。他每天早上只吃几个馒头加一点咸菜，就出门径直赶往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出门回家。不管严寒酷暑，风吹日晒，天天如此，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阅读了大量各方面的书籍。

就这样坚持了许久，接着，在一位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的帮助下，沈从文搬到了银闸胡同公寓。这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的几十个公寓之一，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学者。恰好此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所以北大允许旁听，对一切人开放。于是，沈从文抓住机会，和一些求学者一起，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从国文课到外语课，再到历史哲学课，沈从文都听过。然而有了听课自由的沈从文还是想成为一名正式的学生，于是他又参加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秋季入学考试，却在考试时得了零分。至此，沈从文再没了考试进大学的信心，开始专心伏案写作。

做成文章后，沈从文就壮着胆向各文学杂志、报纸投稿，然而稿子总是一去不复返，再无下文。因为当时报馆不愿意花邮费给作者退稿，而沈从文也没工夫另抄一份底稿，所以他早期创作的作品大多没有留下来。但执拗的湘西小伙没有灰心，他不但没有放弃写作，反而坚定了“文学革命”的主张，认为社会亟须改造，而社会的改造又必须从文学的改造开始，于是，他仍旧一心钻研、创作新文学，希望为文学的革命、社会的革命出一份力。

决绝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沈从文可以查到的第一篇发表作品是1924年12月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不久以后，《晨报副刊》就开始经常刊登沈从文的文章了。有一次，沈从文以笔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遥夜——五》，叙述了自己一段乘车经历，将自己的困窘处境与有钱人的生活相对比，反映出内心深深的孤独感和苦闷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感动，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在引用原文一段话后评论到：“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在《遥夜——五》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一个学生，这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很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

随后，林宰平对这位青年特别照顾，还特地托人找到了沈从文，邀请他去自己家中聊天交流。素未谋面的一老一少一谈就是一整天，从聊天中，林宰平知道了眼前这位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大学生，而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文学青年，处境窘迫，于是大为同情，将这位有志青年的悲惨遭遇告诉了梁启超，梁启超于是又把沈从文引荐给了好友熊希龄。正好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缺一个图书管理员，于是沈从文得以在熊希龄手下做事，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在香山，熊希龄常常在晚上同沈从文谈论有关文学、时事、哲学等方面的话题，并向沈考问各种知识，还送他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袁同礼教授教他编目学和文献学。沈从文在此期间可谓收获颇多，知识见长。可是这个淳朴的乡下小伙总觉得自己跟熊府的绅士气派格格不入，与他们有很大的隔膜，加上他在其间发表的《第二个狒狒》和《棉鞋》两篇小说得罪了熊希龄和慈幼院的教务长，所以等到他1926年在《现代评论》社里找到一个录事的职务后，只好离开了香山。

没有了熊希龄的照顾，沈从文又过上了以往穷困潦倒的生活，并且写了好几篇自传性的小说，哭诉自己家徒四壁、生活艰难。但他依旧没有放弃个人操守，面对当时各种政治力量钩心斗角、军阀混战的局面，他看得眼花缭乱，政治势力成分极其复杂，相互竞争，却一律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谁左谁右，孰是孰非，真是把沈从文给弄晕乎了，于是他干脆拒绝参加任何学生集团和政治派别，远离政治斗争，也远离依靠为政治做宣传谋生，而是坚决地声明“我并不是为了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而是“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活下去。”

凭着这样的信念和不曾懈怠的文学梦，沈从文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终于小有所成。1925年至1927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小说也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在短短的三年间，沈从文先后发表各类作品一百七十余篇。192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蜜柑》，终于开始无限地接近了他怀揣多年的文学梦。

除了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断的尝试以外，沈从文的成功也离不开一群好友的倾力相助——这是他用自己淳朴的性格和真诚的态度换来的。在这段时间，他结交的最为重要的朋友或许是《京报》副刊的编辑胡也频。从1925年结识，沈从文同胡也频、丁玲夫妇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和恩怨。三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大谈特谈他们的文学梦，立志要合力闯出一片天地，然而他们自办刊物的设想还未经仔细考虑就早早夭折了。

秉着“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的创作冲动，沈从文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大多带有自叙传色彩，写得真实、真诚。如《一个退伍兵的自述》等等。用凌宇的话来说：“或许，这些早期作品蕴含的另一个侧面，即更为内在一点的，是刻画在这些作品里作者的心理轨迹。从这一侧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焦灼不安的痛苦灵魂，一个属于初入都市‘乡下人’卑微的身影。”文章大多表现作者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的种种波澜和不幸，以及生活中的不如意和拮据，发出一种悲凉而又隐秘的对人生、对生命的喟叹。

然而在这种卑微的控诉下，也不乏强烈的自尊心。比如在前面提到的《棉鞋》一文中，沈从文就如实记叙了他在慈幼院时所受到的一次嘲笑：1925年8月某天，因囊中羞涩而未给衣服换季的沈从文拖着一双棉拖鞋走出香山图书馆，突然脚上挨了重重的一棍子。沈从文抬头一看，原来是慈幼院的教务长，他戴着副墨镜，拿着棍子一脸不屑地指着沈从文的鞋子说：“我当谁呢，原来是沈从文啊，你这鞋子也太……”“那个……没钱买新的，鞋底烂了也只好穿着。”谁知面红耳赤的沈从文又挨了一棍子，“看看，看看，你这成什么样子！”

这使得沈从文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于是他愤怒地写下了这篇《棉鞋》，可见穷困内向的他倔强而又十分的要强。

这与他在北京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大都市中，作为一个乡下来的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他既没有学历，又没有关系，只凭着一点文学的功底，穿着破烂的衣服，混迹于文人绅士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沈从文自然常常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会对自己冷嘲热讽，长而久之，便养成了极强的自尊心。

但不管怎么说，当初一文不名的沈从文如今在文学界也算小有成就了，这位故都怪客，果真凭着他那个缥缈而远大的文学梦，跌跌撞撞地闯出了一条不俗的文坛路。

与此同时，在文学上小有成就的沈从文也对异性有了模糊的憧憬。他在《第二个狒狒》中讲述自己在剧场看戏，当看到老爷带着两个“小玩物”坐上前排，他仿佛看到了两个“奇丽肉体”，不禁想起了《圣经·雅歌》中赞颂女王大腿“圆润如玉”的诗句，内心风起云涌，久久不能平息。这种渴望异性的本能与欲望无从得到满足的矛盾引起了灵与肉强烈的冲突，令年轻气盛的沈从文苦不堪言。于是，饱受折磨的他再不觉得女人有什么意思，不再去想这些“卑劣的东西”了。

但是，他始终相信，在前方有一个灵魂的伴侣，正在烟雨氤氲间款款而来，并会陪伴自己经历雨雪风霜。所以，他一直静静地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