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朝

刘邦听劝得精兵

周实

汉王二年，刘邦由汉中出兵讨伐项羽，到了洛阳新城，新城地方掌管教化的小官董公听说汉王来了，便在路旁等候着，说有建议给汉王。他对刘邦说：“臣曾听说一句话：‘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情往往不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指明敌人是反贼，才容易平定。项羽无道，放逐并缢杀天下共立的主上楚怀王，他就是天下公认的反贼。还有仁者不必要靠勇气，义者不必要靠力气。大王应当率领三军将士，为义帝楚怀王发丧，穿素服，并通告诸侯，共同去讨伐项羽。这样一来，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大王的大德的，这才是古代汤王、文王、武王的义举。”

刘邦听了这番话，心里很震撼，认为有道理，马上就为义帝发丧，宣告项羽缢杀了大家共立的义帝。同时，命令部下哀祭三日，然后分别派遣人员，告诉坐镇四方的诸侯：“天下共立义帝，我们都愿为他的臣属。项羽大逆无道，寡人尽发关中精兵，收集河内、河东、河南士众，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去攻讨楚国杀义帝之人。”

此时，项羽正在攻打齐国。刘邦因了董公的建议，赢得各路诸侯的精兵一共五十六万人，向东打楚国，而且一直打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度回到他的老家。

董公以一乡里小官而向汉王献此大计，使得刘邦师出有名，成为各路诸侯的统帅，人轻言重，实在难得。刘邦采用他的建议，振臂一呼，立即有了五十六万汇聚精兵猛将的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彭城，由此可见这位乡官所献之计字字千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荒村僻野，也有贤人。若是专以门第、关系或者官职取言用人，那真大错特错了。

人说刘邦是一地痞，但这地痞能成汉王，能当皇帝，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与董公的这次交往，多多少少可以见出他能成功的道理所在。

贵族与流氓

易中天

范增其实是项羽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人。项梁（项羽的叔叔）起兵时，范增已经70岁了，仍毅然从军，随项梁、项羽南征北战。范增看问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他曾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所以谶语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陈胜首义，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势头肯定长久不了。阁下世世代代是楚将，如果再拥立一位楚君后代以为号召，就一定会众望所归。”这话说得很是在理，项梁也照办了，果然效果很好。

后来在刘邦先入关中后，范增又对项羽说：“刘邦在老家时，一贯贪财好色，这次入关，他居然秋毫无犯，一个铜板不拿，一个女人不碰，可见其野心不小。”此说简直就是一针见血。项羽对范增很是尊重，尊他为“亚父”（仅次于父亲）。然而这对“父子”却被刘邦这个“流氓”给轻而易举地离间了。

一次，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刘邦命人盛宴款待。就在项羽的使节正要入席时，刘邦的手下人又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说：“我们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于是，他们便撤去宴席，用劣等食物打发那使者。这个计谋，充其量只是个“小儿科”，然而项羽居然中计，立马起了疑心，对范增做起小动作来。范增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然后拂袖而去。

刘邦这个一眼就能让人看穿的诡计居然能够得逞，全是因为项羽这个人小心眼儿。一个堂堂的贵胄居然小家子气，表面上看不可思议，可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贵族的一个通病是清高，清则易污，高则易折，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很脆弱，也容易变得小心眼儿。这样的人当隐士倒没什么，当统帅便难免疑神疑鬼。反之，流氓由于卑贱，他们自己一身的不干净，哪里还会挑别人的毛病？自然特别能容人。

刘邦最后获胜，并非没有道理。

汉文帝用人有道

刘建明

汉文帝平时比较喜欢打猎。一次，他带着大小随从到皇家园林上林苑打猎游玩，只见奇珍异兽，应有尽有，心里非常高兴。来到老虎园的时候，上林苑的主管官员前来拜见，文帝就向他询问上林苑的面积以及动物种类。没想到这随口一问，那位主管官员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文帝很生气。

这时，旁边的一个老虎管理员却对各种禽兽的情况非常熟悉，自告奋勇地跑了出来，回答了文帝的问题，并且口齿伶俐，言简意赅。文帝听了非常高兴，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个主管官员，改用这个老虎管理员。他刚想下令，却被廷尉张释之拦住了。张释之问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啊？”文帝说：“这还用问吗？堪称长者。”张释之又问：“那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说：“也是长者。”这两个人都是汉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讷，不太会说话。

于是，张释之说道：“既然如此，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曾对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哪里像这个管理人员这么伶牙俐齿啊！”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主要顾虑，说：“秦朝的时候，很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结果朝廷官员以耍嘴皮子为能事，文过饰非，导致亡国。今天的这件事陛下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文帝一下子就明白了张释之的话，如果提拔了这个老虎管理员，确实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员，但其他大臣则会认为这是耍嘴皮子的结果，若闻风而动，人人以耍嘴皮子为能事，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权衡利弊之后，文帝决定不提拔那位老虎管理员，只是撤了那个主管官员，因为玩忽职守是必须要受到惩罚的。

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营。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文帝在慰劳军队之时，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是对文帝尊严的冒犯，但文帝却不以为然。他透过周亚夫严格按军法办事的举动，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对其盛赞不已。匈奴退却后，就将周亚夫升为中尉，掌管京城兵权。他临终前还叮嘱景帝，关键时刻要重用周亚夫。周亚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后来平定了七国之乱。

还有一次，汉文帝和冯唐闲聊，提及廉颇、李牧等战国名将，这使正在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发感慨，认为自己若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就不用如此发愁。这时，冯唐就直言说，朝中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人选，也不能被你使用。这明摆着是骂文帝乃无道昏君。对此公开挑衅和羞辱，文帝虽大怒，但并未对直言犯上的冯唐进行处罚。相反，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倒想知道冯唐为何如此讲，于是冯唐就道出了其中缘由：云中太守魏尚在抗击匈奴入侵时，公正无私、勇猛杀敌，从而使匈奴闻风丧胆，不敢侵犯，但就因为报功时多报了六个首级，被撤职查办，此足以说明文帝有将而不能用。于是，文帝谅解了魏尚之错，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赦免魏尚并官复原职。文帝待人以宽的用人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见，就必然会停下来专心听取。意见如果不可用，就先搁置；意见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时采纳。文帝的可敬之处就在于，无论意见可用与否，他都会说好，这就极大地鼓励了群臣继续提出各种建议。

在鼓励群臣进谏的同时，文帝还能做到勇于纳谏，闻过则改。一次，文帝过桥，有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御马，文帝要求对其处以极刑，而廷尉张释之则认为“法者，天下所与天下公共也”，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人而异，所以按照法律只能对此人处以罚金。这种无视皇帝尊贵的谏言，最终被皇帝点头称是。从文帝一生看，他自始至终做到了接纳谏言，并且没有杀过谏官，由此足可以看出他纳谏之真诚。

刘邦的分封制

韩晓永

汉初刘邦的集权与分权并存的“一国两制”，在历经数个朝代的权力博弈后就变成“一国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了。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倾朝野，汉献帝渐成傀儡。建安十七年，曹操亲信大臣程昱安排董昭等众臣在朝堂之上大赞曹操已创万世功业，齐劝进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众臣一片劝进之声，唯有首席谋臣荀彧出班劝止说：高祖已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主公志在匡扶汉室，开创大汉盛世。你们不可陷主公于不义！程昱辩道：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于是群臣一起上奏，献帝不敢自专，下诏授曹操“魏王”尊号，用天子銮仪、乘金车、驾六骏。

荀彧是曹操成就其讨伐袁绍及平定其他诸侯大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他为什么阻止曹操称王呢？说法很多，除了古代的君臣理念和忠君的思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高祖刘邦曾经留下的禁止异姓为王的规定。

汉高祖刘邦经过楚汉四年争战后称帝，有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治国理念上采取道家“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济上与民休养生息；政治体制上，采取“郡国并行制”，一部分地方实行秦朝创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要集中在中央，由刘邦派员直接管理；而另一部分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这样，郡县和封国并存，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所谓的“一国两制”。

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称帝时，先后分封了异姓功臣7人为王，称异姓王：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这是刘邦在汉初立国，不得已以分封诸侯王的模式来奖励那些战争中的功臣，消除他们的反叛之心，进而稳定社会。但刘邦对他们并不放心，因为他们是异姓。后来，随着刘邦地位的稳固，他想方设法剔除异姓王，以同姓子弟为王逐渐来取代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楚王韩信等“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哀叹。

更有甚者，刘邦为了保护儿子赵王如意和维护刘氏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止其妻子吕后干政篡政，采取一系列的防范和制约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在即将辞世时搞了一个“刑白马盟”。把诸大臣召集到一块盟誓，明确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而且还斩杀了一匹白马，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上对异姓为王进行制约。

这个制度，虽然没有起到实质的制约作用，因为吕后在汉惠帝死后，果然干涉朝政，大封吕姓王。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刘邦的“刑白马盟”的明确规定，吕后封王行为，失去合法根据，得不到民心支持。以至于后来的大臣们诛杀吕氏集团，也获得了充分法律依据和舆论支持，甚至为刘氏王朝的延续进行了制度构建，有效地保持了刘姓的家天下，荀彧以此制度规定来阻谏曹操称王就是其中重要的例证。

其实，如果从集权和分权制度构建的角度来看刘邦的“一国两制”，刘邦初期的大封异姓王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是政治权谋的具体措施，这种分封制不同于周朝的分封制，不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的，而是以为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们的战功地位为基准，因此，这种分权模式存在诸多隐患。

自周朝分封制的崩溃而经秦朝大一统之后，分封模式的分权和一统天下的集权的优劣作为历史实践已经形成了部分历史认识，因为，从实质上讲，刘邦先封而后杀异姓王、不断分封同姓王的做法只不过是周朝宗法分封制的翻版而已，是为了延续其刘姓王朝的家天下。这也是吸取了秦朝采取“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后迅速灭亡的教训而采取的局部调整政策。不管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只是权力分配到不同的人手里而已，都属于分权性质，只不过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已，通过血缘关系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

但是，春秋战国以来分封制的崩溃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兴起，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此，汉初刘邦的集权与分权并存的“一国两制”，在历经数个朝代的权力博弈后，就变成中央集权体制了。

刘邦点评陈平

陈晓光

刘邦对陈平既欣赏，又有看法。临终前，他对陈平做出了评价，要点有二：一个是这个人聪明得过了头；另一个是只能当副职，不能任一把手。评价是中肯的，陈平的确太有才了，每次身陷险境，总有办法转危为安。似乎也是因为过于聪明，处置风险能力太强，所以让人有点儿不放心。至于为什么不能当一把手，这也和聪明过头有关，他喜欢走捷径，出怪招儿，不按规则出牌，所以，当副职尚可，任一把手就显得有失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