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朝

刘邦听劝得精兵

周实

汉王二年，刘邦由汉中出兵讨伐项羽，到了洛阳新城，新城地方掌管教化的小官董公听说汉王来了，便在路旁等候着，说有建议给汉王。他对刘邦说：“臣曾听说一句话：‘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情往往不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指明敌人是反贼，才容易平定。项羽无道，放逐并缢杀天下共立的主上楚怀王，他就是天下公认的反贼。还有仁者不必要靠勇气，义者不必要靠力气。大王应当率领三军将士，为义帝楚怀王发丧，穿素服，并通告诸侯，共同去讨伐项羽。这样一来，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大王的大德的，这才是古代汤王、文王、武王的义举。”

刘邦听了这番话，心里很震撼，认为有道理，马上就为义帝发丧，宣告项羽缢杀了大家共立的义帝。同时，命令部下哀祭三日，然后分别派遣人员，告诉坐镇四方的诸侯：“天下共立义帝，我们都愿为他的臣属。项羽大逆无道，寡人尽发关中精兵，收集河内、河东、河南士众，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去攻讨楚国杀义帝之人。”

此时，项羽正在攻打齐国。刘邦因了董公的建议，赢得各路诸侯的精兵一共五十六万人，向东打楚国，而且一直打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度回到他的老家。

董公以一乡里小官而向汉王献此大计，使得刘邦师出有名，成为各路诸侯的统帅，人轻言重，实在难得。刘邦采用他的建议，振臂一呼，立即有了五十六万汇聚精兵猛将的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彭城，由此可见这位乡官所献之计字字千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荒村僻野，也有贤人。若是专以门第、关系或者官职取言用人，那真大错特错了。

人说刘邦是一地痞，但这地痞能成汉王，能当皇帝，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与董公的这次交往，多多少少可以见出他能成功的道理所在。

贵族与流氓

易中天

范增其实是项羽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人。项梁（项羽的叔叔）起兵时，范增已经70岁了，仍毅然从军，随项梁、项羽南征北战。范增看问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他曾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所以谶语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陈胜首义，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势头肯定长久不了。阁下世世代代是楚将，如果再拥立一位楚君后代以为号召，就一定会众望所归。”这话说得很是在理，项梁也照办了，果然效果很好。

后来在刘邦先入关中后，范增又对项羽说：“刘邦在老家时，一贯贪财好色，这次入关，他居然秋毫无犯，一个铜板不拿，一个女人不碰，可见其野心不小。”此说简直就是一针见血。项羽对范增很是尊重，尊他为“亚父”（仅次于父亲）。然而这对“父子”却被刘邦这个“流氓”给轻而易举地离间了。

一次，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刘邦命人盛宴款待。就在项羽的使节正要入席时，刘邦的手下人又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说：“我们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于是，他们便撤去宴席，用劣等食物打发那使者。这个计谋，充其量只是个“小儿科”，然而项羽居然中计，立马起了疑心，对范增做起小动作来。范增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然后拂袖而去。

刘邦这个一眼就能让人看穿的诡计居然能够得逞，全是因为项羽这个人小心眼儿。一个堂堂的贵胄居然小家子气，表面上看不可思议，可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贵族的一个通病是清高，清则易污，高则易折，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很脆弱，也容易变得小心眼儿。这样的人当隐士倒没什么，当统帅便难免疑神疑鬼。反之，流氓由于卑贱，他们自己一身的不干净，哪里还会挑别人的毛病？自然特别能容人。

刘邦最后获胜，并非没有道理。

汉文帝用人有道

刘建明

汉文帝平时比较喜欢打猎。一次，他带着大小随从到皇家园林上林苑打猎游玩，只见奇珍异兽，应有尽有，心里非常高兴。来到老虎园的时候，上林苑的主管官员前来拜见，文帝就向他询问上林苑的面积以及动物种类。没想到这随口一问，那位主管官员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文帝很生气。

这时，旁边的一个老虎管理员却对各种禽兽的情况非常熟悉，自告奋勇地跑了出来，回答了文帝的问题，并且口齿伶俐，言简意赅。文帝听了非常高兴，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个主管官员，改用这个老虎管理员。他刚想下令，却被廷尉张释之拦住了。张释之问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啊？”文帝说：“这还用问吗？堪称长者。”张释之又问：“那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说：“也是长者。”这两个人都是汉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讷，不太会说话。

于是，张释之说道：“既然如此，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曾对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哪里像这个管理人员这么伶牙俐齿啊！”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主要顾虑，说：“秦朝的时候，很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结果朝廷官员以耍嘴皮子为能事，文过饰非，导致亡国。今天的这件事陛下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文帝一下子就明白了张释之的话，如果提拔了这个老虎管理员，确实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员，但其他大臣则会认为这是耍嘴皮子的结果，若闻风而动，人人以耍嘴皮子为能事，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权衡利弊之后，文帝决定不提拔那位老虎管理员，只是撤了那个主管官员，因为玩忽职守是必须要受到惩罚的。

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营。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文帝在慰劳军队之时，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是对文帝尊严的冒犯，但文帝却不以为然。他透过周亚夫严格按军法办事的举动，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对其盛赞不已。匈奴退却后，就将周亚夫升为中尉，掌管京城兵权。他临终前还叮嘱景帝，关键时刻要重用周亚夫。周亚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后来平定了七国之乱。

还有一次，汉文帝和冯唐闲聊，提及廉颇、李牧等战国名将，这使正在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发感慨，认为自己若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就不用如此发愁。这时，冯唐就直言说，朝中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人选，也不能被你使用。这明摆着是骂文帝乃无道昏君。对此公开挑衅和羞辱，文帝虽大怒，但并未对直言犯上的冯唐进行处罚。相反，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倒想知道冯唐为何如此讲，于是冯唐就道出了其中缘由：云中太守魏尚在抗击匈奴入侵时，公正无私、勇猛杀敌，从而使匈奴闻风丧胆，不敢侵犯，但就因为报功时多报了六个首级，被撤职查办，此足以说明文帝有将而不能用。于是，文帝谅解了魏尚之错，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赦免魏尚并官复原职。文帝待人以宽的用人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见，就必然会停下来专心听取。意见如果不可用，就先搁置；意见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时采纳。文帝的可敬之处就在于，无论意见可用与否，他都会说好，这就极大地鼓励了群臣继续提出各种建议。

在鼓励群臣进谏的同时，文帝还能做到勇于纳谏，闻过则改。一次，文帝过桥，有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御马，文帝要求对其处以极刑，而廷尉张释之则认为“法者，天下所与天下公共也”，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人而异，所以按照法律只能对此人处以罚金。这种无视皇帝尊贵的谏言，最终被皇帝点头称是。从文帝一生看，他自始至终做到了接纳谏言，并且没有杀过谏官，由此足可以看出他纳谏之真诚。

刘邦的分封制

韩晓永

汉初刘邦的集权与分权并存的“一国两制”，在历经数个朝代的权力博弈后就变成“一国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了。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倾朝野，汉献帝渐成傀儡。建安十七年，曹操亲信大臣程昱安排董昭等众臣在朝堂之上大赞曹操已创万世功业，齐劝进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众臣一片劝进之声，唯有首席谋臣荀彧出班劝止说：高祖已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主公志在匡扶汉室，开创大汉盛世。你们不可陷主公于不义！程昱辩道：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于是群臣一起上奏，献帝不敢自专，下诏授曹操“魏王”尊号，用天子銮仪、乘金车、驾六骏。

荀彧是曹操成就其讨伐袁绍及平定其他诸侯大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他为什么阻止曹操称王呢？说法很多，除了古代的君臣理念和忠君的思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高祖刘邦曾经留下的禁止异姓为王的规定。

汉高祖刘邦经过楚汉四年争战后称帝，有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治国理念上采取道家“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济上与民休养生息；政治体制上，采取“郡国并行制”，一部分地方实行秦朝创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要集中在中央，由刘邦派员直接管理；而另一部分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这样，郡县和封国并存，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所谓的“一国两制”。

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称帝时，先后分封了异姓功臣7人为王，称异姓王：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这是刘邦在汉初立国，不得已以分封诸侯王的模式来奖励那些战争中的功臣，消除他们的反叛之心，进而稳定社会。但刘邦对他们并不放心，因为他们是异姓。后来，随着刘邦地位的稳固，他想方设法剔除异姓王，以同姓子弟为王逐渐来取代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楚王韩信等“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哀叹。

更有甚者，刘邦为了保护儿子赵王如意和维护刘氏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止其妻子吕后干政篡政，采取一系列的防范和制约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在即将辞世时搞了一个“刑白马盟”。把诸大臣召集到一块盟誓，明确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而且还斩杀了一匹白马，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上对异姓为王进行制约。

这个制度，虽然没有起到实质的制约作用，因为吕后在汉惠帝死后，果然干涉朝政，大封吕姓王。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刘邦的“刑白马盟”的明确规定，吕后封王行为，失去合法根据，得不到民心支持。以至于后来的大臣们诛杀吕氏集团，也获得了充分法律依据和舆论支持，甚至为刘氏王朝的延续进行了制度构建，有效地保持了刘姓的家天下，荀彧以此制度规定来阻谏曹操称王就是其中重要的例证。

其实，如果从集权和分权制度构建的角度来看刘邦的“一国两制”，刘邦初期的大封异姓王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是政治权谋的具体措施，这种分封制不同于周朝的分封制，不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的，而是以为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们的战功地位为基准，因此，这种分权模式存在诸多隐患。

自周朝分封制的崩溃而经秦朝大一统之后，分封模式的分权和一统天下的集权的优劣作为历史实践已经形成了部分历史认识，因为，从实质上讲，刘邦先封而后杀异姓王、不断分封同姓王的做法只不过是周朝宗法分封制的翻版而已，是为了延续其刘姓王朝的家天下。这也是吸取了秦朝采取“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后迅速灭亡的教训而采取的局部调整政策。不管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只是权力分配到不同的人手里而已，都属于分权性质，只不过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已，通过血缘关系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

但是，春秋战国以来分封制的崩溃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兴起，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此，汉初刘邦的集权与分权并存的“一国两制”，在历经数个朝代的权力博弈后，就变成中央集权体制了。

刘邦点评陈平

陈晓光

刘邦对陈平既欣赏，又有看法。临终前，他对陈平做出了评价，要点有二：一个是这个人聪明得过了头；另一个是只能当副职，不能任一把手。评价是中肯的，陈平的确太有才了，每次身陷险境，总有办法转危为安。似乎也是因为过于聪明，处置风险能力太强，所以让人有点儿不放心。至于为什么不能当一把手，这也和聪明过头有关，他喜欢走捷径，出怪招儿，不按规则出牌，所以，当副职尚可，任一把手就显得有失体统。

他是位智者，一个永远不败的大家。他的不败，是因为他的智慧，其智慧的核心是一套处置矛盾、规避风险、谋求发展的生存策略，其策略要点有三：

策略之一就是追求实用。他不搞坐而论道，也没有花拳绣腿，无论解决个人问题，还是对敌作战，他都以实用为本。在帮助刘邦打天下的数年中，他的实用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臣，善于分析大势，运筹帷幄。陈平常常隐在张良背后，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他的强项不在于两军对阵，而在于战场之外。他善于用金钱和女人来解决战场胜负问题，很多计谋都直指敌人的弱点，成本低廉，相当实用。有例为证。公元前204年，楚汉相持，汉处劣势，陈平献反间计，让刘邦出钱，到项羽军中搞阴谋活动，离间上下关系。刘邦拿出黄金4万斤交给陈平，不预算，不查账，也不审计，任由陈平支配。离间计果出奇效，项羽对自己的谋士范增产生了怀疑，对部将钟离昧不予信任，楚军战斗力严重受损。同年4月，项羽把刘邦围在荥阳城中，形势万分危急，陈平组织两千妇女从东门出城假做投降，乘着楚军跑来看热闹的机会，陈平领着刘邦从西门逃之夭夭。

策略之二是精于脱险。他有办法预知危险的存在，也有能力化解危机，并借此获取利益。陈平从参军入伍开始，先后置身魏王咎、项王羽以及汉王刘邦门下，后来，又历经高帝、盈帝、吕后和文帝四个时期。他洞明世事，机敏处事，多次身临险境，次次化险为夷，且屡屡得到升迁。最初，他投靠魏王，献过计谋，人家没看上，后又遭到小人陷害，他立马溜之大吉。投靠项羽后，他奉命平定了一起叛乱，但随后叛乱者的地盘却被他人占据，项羽对此大为恼火，决定杀掉陈平等人。陈平嗅出了危险味道，赶在项羽动手之前成功逃离。其实，凭他的智慧，即便不开小差，也能平安无事。但陈平看出这两个地方生态环境太差，两个老板骨子里很庸常，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他就像个精明的打工者，精心地为自己筛选老板，走了一圈之后选中了刘邦。在这里，他受到了重视，也有过历险过程。刘邦讨厌儒生，不喜欢读书人，陈平就不谈文化，不说百家之言。刘邦老打败仗，每在焦躁时，陈平就献上一计，刘邦很是受用。刘邦死后，吕后执政，这个女人心黑手狠，野心很大，想独霸权力，又担心大臣们不买账。陈平当然看出了端倪，也明白内中的风险。他决定避开矛盾，妥协退让。于是，他不理政事，天天喝酒作乐，有人向吕后告了陈平一状，吕后很高兴，暗暗地夸陈平懂事。为了安全，陈平有时会放弃原则，会装聋作傻，有时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品行不端。总之，靠着各种手段，他活得安然，获益多多。

策略之三是处事有度。他不说过头话，不办没谱儿的事，善于为自己留条后路。陈平为官做人处世，最大特点就是火候把握得好，什么事该干，干到什么程度，他非常清楚，遇到棘手问题，他能推就推，推不掉就上交老板，交不出去就留那么一手，总之，他是个太极高手、腾挪躲闪的大家。公元前201年，刘邦接到告状信，说韩信要造反，手下人都嚷嚷起兵打韩信。陈平知道韩信功劳太大，刘邦不会杀他，起兵肯定荒唐，一点儿都不靠谱儿。为此，陈平建议刘邦游云梦泽，在那里会诸侯、抓韩信。这显然是个好主意，刘邦利用这个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韩信，正如陈平所料，刘邦没为难韩信，又让他当了淮阴侯。还有一次，有人告樊哙图谋不轨，当时樊哙领兵在外，刘邦命陈平前去抓人就地正法。陈平明白，樊哙是皇帝故人皇后妹夫，杀了肯定惹祸，所以留了一手，只抓不杀，把人交给刘邦，意思很明白，杀与不杀你皇上看着办。结果是，人还没送到京师，刘邦就死了，吕后马上放了樊哙，官复原职。吕后执政后，想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她知道刘邦曾和大臣们盟过誓：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事情有难度，但必须办，她决定先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个别做些工作。汉代设置左右两位丞相，以右为大。吕后先找右丞相王陵，王认为这是扯淡，绝对不行。吕后又找左丞相陈平，陈却完全赞同，还提供了立诸吕为王的理由。吕后十分高兴，立马调整人事，把王陵调任虚职，让陈平当了右丞相。吕后死后文帝执政，陈平和文帝不熟，心里没底，为安全起见，就提议让周勃当右丞相，自己降一级，当左相。他知道周勃没文化，当不好一把手。后来，文帝问起天下案件审理和钱粮收入情况，周勃吭吭哧哧不能答。再问陈平，陈平说这两件事都有主管人，一问便知。文帝紧追不舍地问，你们当丞相的管什么？陈平说：丞相佐天子，理阴阳，镇四夷，亲百姓，督促官员履行职责。文帝认为回答得非常好。周勃很尴尬，自知才疏学浅，只好退休了事。陈平左右合一，任专职丞相。

陈平有智慧，运气也不错，事情无论多么复杂，他都弄得相对简单，时时处处得心应手，进退自如。人生本来简单，几十年弹指而过，但人本质上又偏爱复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明枪暗箭，每个人活到最后都变得很不简单，成就越大苦水越多。陈平其实活得挺不容易。

皇帝的心思你得猜

锐圆

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王恢揣摩着汉武帝想对匈奴动武，于是建议把匈奴主力诱骗到预设的埋伏圈，试图彻底解决匈奴问题。

在汉武帝之前，大汉对匈奴的方针都是和亲，不主张动武。难道大汉的GDP没有超过匈奴？不是，超过是超过了，但超过了一倍不行，两倍也不行，超过了N倍也不一定行。农业国家和游牧民族打仗，是典型的不对称战争，匈奴骑兵天生就懂得毛主席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它的机动性弥补了自己所有的短板，水桶理论有时候也有例外。

王恢的这次口袋阵，差一点就可以消灭或重创匈奴的10万精锐，但是警觉的匈奴单于在进入“口袋”之前，发现田野上有“牛羊”，但缺少了放牛的“王二小”。汉军的战略意图暴露，歼灭战最后演变成了追击战，而最有机会取得追击战果的，恰恰又是王恢所部。最初汉武帝给他安排的任务是袭击匈奴辎重，匈奴前军折回，若王恢所部敢于冒险，直击其辎重，局势也有逆转的可能，可惜王恢不是李广，不敢深入。

此一役表面上看，大汉没有什么损失，但从战略上看，大汉亏大了。一是要承担破坏和平进程的责任；二是引起了匈奴的高度警觉，再想伏击匈奴主力是不可能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年轻的皇帝力排众议，主导开打的第一仗就这么劳师无功，面子丢大了。

对于王恢来说，“规定动作”没有机会做，“自选动作”没想到或想到也不敢做，所以，他回来给皇上交差说：“完陛下士3万人。”有一博大赢的可能，但没有下注，回来还想以“本钱还在”作为功劳，汉武帝此时正在火头上，也在压力下，二话没说，把王恢下了大狱。

王恢揣摩到了皇上想大打一场的心思，所以忽悠皇上动用30万人马摆口袋阵，但在执行中发觉情况有变，却不能“深刻领会领导的意图”：越是强势的领导，有时越不喜欢下级唯唯诺诺没有作为，领导有赌性，部下就得敢押宝。跟不上领导的思路要下课，跟不上皇上思路就得下狱。后来的霍去病深得汉武帝喜欢和信任，就是因为霍去病敢赌敢赢，从来不怕把本钱赌光。

周勃“造反”入狱，他把家产送给汉文帝的舅舅，后来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出面，把周勃救出来了。王恢想沿着同一路径活命，也倾家荡产求到了皇上的舅舅丞相田蚡那里，田蚡是个没有是非方向的人，只要银子码出来，就有了行动的方向。但是田蚡、太后都不能动摇汉武帝的决定，这一点我们要记住，田蚡和太后不是每件事情上都可以左右汉武帝的。

王恢只好自杀了，他的死提醒后来所有要和匈奴打交道的人：无功即罪。

王莽的以德治国

葛剑雄 周筱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个“篡党夺权”式的反面人物。王莽废黜了刘婴，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不过这个新朝，存在没有多少年，基本不被后世承认。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王莽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称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其实，唯一的原因，仅仅就是王莽当皇帝失败了。

以往研究王莽，唯一的史料来自《汉书》，而《汉书》作于东汉，完全延续了西汉的政治价值体系，将王莽定位为篡夺汉朝权力、导致西汉覆灭的奸臣。相反，由于王莽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史料已经不复存在，完全根据《汉书》的记载，无疑不可能复原真实的王莽，也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断。

在《汉书》中，班固对王莽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他是嘴巴宽大，下巴突出，双目外突，眼珠发红，声音大而嘶哑，就是有猫头鹰的眼睛、老虎的嘴巴、豺狼的声音的那种人，几乎找不到对他有利的正面记载，但是即便从这个完全来自对立面的史料中我们也会发现，班固也实在举不出王莽的多少真正的坏事来。

从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当上“摄皇帝”时刘氏宗族曾两次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间王莽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间的阻力。在西汉末年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而他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王莽的儿子王获杀了自家的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在奴婢的地位与牛马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

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王莽的儿子也的确是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更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汉书》谈到这些时，一概断定是王莽沽名钓誉的伪装。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伪装，那也不就成真的了吗？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西汉自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经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学者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位，“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位，那么在他当上了新朝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历来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可是王莽这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从而把自己推上了绝路。直到临死前，王莽还手持所谓的“虞帝匕首”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上天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样！）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书呆子王莽却不明白。

他为了恢复《周礼》中所描绘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令，将天下田改名“王田”，规定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王莽又将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但改个名称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根据《周礼》中赊贷、《乐语》中五均等的记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莞。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汉书·食货志》），如果真能有效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王莽又根据周代的制度进行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和刀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其下名目繁多，体系复杂，以后又多次变更，使老百姓无所适从。受到百姓抵制后，他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

王莽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王莽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这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皇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但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军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王莽终于为他心目中崇高的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幸耶？不幸耶？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这个与那个》）的社会，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山穷水尽、必死无疑的王莽同赴一死，也总算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应该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丙吉一生不念恩

刘英

汉宣帝刘询出生仅数月，因震惊京师的巫蛊事件受牵连，被囚于狱中。当时，丙吉奉召为治巫蛊狱吏。丙吉心知肚明，汉武帝只不过中了江充的冷箭，听信了奸人谣言，才逼得太子刘据造反。他怜悯皇曾孙，如此幼小却无辜入狱，于是，选派谨慎忠厚的女子喂养汉宣帝，并每天到狱中探望。

后来，有流言传到汉武帝那，说长安的监狱有天子之气。年事已高的汉武帝此时已明白在巫蛊事件上自己错走了一步，心里恼怒，后悔得很，但发作不出来。一听说监狱里有天子之气，便勃然大怒，下令把长安监狱的犯人无论罪状是轻是重，统统杀掉。关键时刻，丙吉挺身而出，拒绝使者进入监狱，并说：“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别人无辜处死尚且不可，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面对丙吉的冒死苦谏，使者深受感动，回宫面见皇帝，陈说丙吉的言语。听了丙吉的一番话，汉武帝有了醍醐灌顶之感，下令赦免天下。

汉宣帝从狱中出来后，并没有回归到皇宫中，而是流落在民间。于是，丙吉个人出钱给汉宣帝请奶妈，前后请过3个奶妈，总算把孩子慢慢带大。读书生活的费用，也都是丙吉暗地里赞助的。不过，这一切都是背着汉宣帝做的，丙吉也从来不在他人面前提起，好像照顾汉宣帝是他分内的事儿一样。

后来汉昭帝早逝，昌邑王因荒唐被废，新皇帝的候选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霍光手里。此时，丙吉又站出来，向霍光力荐汉宣帝。他说：“当今社稷宗庙，天下群生之命，全在将军之举。皇曾孙病已（汉宣帝原名）在宫妃外家，已十九年，博通经术，才能优异，仁慈爱人，行为安详而节和，可以嗣孝昭皇帝之后；愿将军详大义，决定大策。”霍光考虑再三，权衡利弊，最终从民间请回汉宣帝做了皇帝。

汉宣帝即位后，按仕途升迁，丙吉做了御史大夫，可以近距离地接触皇帝。可面对汉宣帝，丙吉没有丝毫得志的神态，更是绝口不谈对皇帝的前恩，好像那力保皇帝狱中不死、暗中抚养皇帝、力荐皇帝即位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

直到汉宣帝幼时的一个奶妈在京城出现，说自己保育有功，无论如何也得分一杯羹吃，丙吉抚养汉宣帝的事情才被“抖搂”出来。奶妈也因此被抓，朝廷让她拿出确凿证据来，她供出是受雇于丙吉才抚养汉宣帝的。皇帝于是亲自向丙吉询问事情的真相，无奈，丙吉才承认是自己所为。

丙吉无疑是汉宣帝一生的大贵人，没有丙吉关键时刻的历次出场，汉宣帝的性命尚且难保，更哪能登上皇帝的宝座？面对贵人丙吉，汉宣帝唏嘘慨叹：生命中如此重要之人，时常出现在自己面前，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功劳，这需要多么高的境界呀！《菜根谭》中的一句话可以用到丙吉身上：“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汉宣帝也不负丙吉厚望，成为一代明主，才得以留下史学家班固对他的高度评价：“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丙吉是名副其实的真名士，“是真名士自风流”，一个“真”，一个“自”，道尽了丙吉浑然天成的做人本然。

千年错解“鸿门宴”

雷建军

发生于两千多年前的“鸿门宴”，以其赫赫声名堪称千古一宴。它是刘邦和项羽一对盟友交恶的开端，从而揭开了长达4年的楚汉相争的序幕，以至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势。项羽缘何不采用范增之计杀掉刘邦，而是放虎归山，以贻灭顶大患？

提出这个问题，前提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对“鸿门宴”的错解，把“鸿门宴”看成是项羽对刘邦下的圈套，而追根究源，“鸿门宴”恰是刘邦设的局，是刘邦巧用“金蝉脱壳”之计，为争取主动而下的险棋。

当年楚怀王派项羽、刘邦攻打秦军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结果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却先破咸阳，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刘邦一方面与秦民约法三章，收揽民心；一方面派人驻守函谷关，防备项羽。项羽认为，称王的应该是自己，自己不仅军事实力远远地优于刘邦，而且在巨鹿之战消灭秦军主力时，已令天下诸侯归心，已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刘邦先入关，又摆出了一副要称王的姿态，这是项羽所不能容忍的局面。为改变这种局面，达到自己的目的，项羽不念旧情，不计后果，攻破函谷关，驻军新丰鸿门一带，与驻军霸上的刘邦形成对峙，摆出一副要决战的姿态。面对项羽拥军40万、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认识到自己与项羽力量悬殊，自己的10万兵力，远不是项羽的对手，而且自己的“王关中”的企图也确实犯了众怒。如果他不肯放弃“王关中”的企图，那么联军一定会上下同心，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项羽、刘邦双方的情势和心态。

要说刘邦如何设局，首先，刘邦主动争取举办“鸿门宴”。在项羽决定对刘邦动武前夕，与张良私交甚厚的项羽季父项伯，前往沛公军预警张良逃命，张良不肯舍主自顾，于是有了他为刘邦和项伯之间的牵线搭桥，意识到生死攸关且正彷徨无计的刘邦，立即抓住了这一重要时机和线索，信誓旦旦地对项伯表忠心。被哄得晕晕乎乎的项伯不但相信刘邦愿意放弃“王关中”的企图，还好心地建议他次日一定要早点去向项羽赔不是。回过头，项伯又到项羽处撮合：要不是刘邦先破咸阳，你也进不来，有功之人应善待他。这样就促成了刘邦向项羽请罪的“鸿门宴”，可见“鸿门宴”是在刘邦的积极争取之下才举行的，是他在面临敌强我弱的情势时，万不得已而用的缓兵之计。其次，在宴会的进程中，刘邦虽然面临重重危机，却是主动掌控节奏，步步为先。

第一步，成功笼络了项伯，借项伯的游说，为“鸿门宴”预先定下了基调。于是在刘邦貌似恳切的谢罪之下，项羽如实地道出了告密之人曹无伤，体现了他对刘邦的彻底信任。正因为有了这样信任的基调，所以在宴会上，老谋深算的范增虽然一再暗示项羽应有所行动，项羽却总是“默然不应”。

第二步，抢占先机，令对方措手不及。接受了项伯“谢罪”的建议，刘邦果断地去见项羽，这样一来，项羽一方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之下，仓促设下“鸿门宴”招待刘邦一行。此时，范增虽有剪除刘邦之心，但尚未来得及与当家的项羽达成共识，以至于行动时处处受到掣肘，身手难以施展，最终只能发出“竖子不足与谋”的喟叹。此外，抢占先机还体现在宴会的收场上，刘邦借如厕之机不告而别，以防项羽在范增的不断启发下幡然醒悟，心生杀机，仿佛一幕大戏正值高潮，却又戛然而止，只令处于被动的项羽怅然若失。

第三步，有备而来，齐心协力。与项羽一方仓促应对、各怀一心的情形相反，刘邦一方是有备而来，所以上下人员方能齐心协力，随机应变，最终化险为夷。宴会中，范增亮出的一招撒手锏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趁着甘做“和事佬”的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张良迅速安排了樊哙上场，不但生啖彘肩，以气势镇住了场面，还义正词严地挑明项羽“欲诛有功之人”。樊哙的申明与之前刘邦的表白，内容如出一辙，口气则一柔一刚，协调一致，配合默契，直令项羽无言以对。一场“鸿门宴”表面上项羽为主、刘邦是客，但不论从宴会的发起，还是进程上来看，都是刘邦占主动，项羽居被动，用时尚的话语来说，那是项羽被设了“鸿门宴”。后世常用“鸿门宴”来比喻暗藏杀机的宴会或者不怀好意的事情，如此看来并不太准确。

后人指责项羽在“鸿门宴”上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显然是误会了历史。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完全失去了诛刘之心，这也是刘邦主动争取“鸿门宴”所欲达到的最主要目的吧。可说刘邦是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权衡利弊，以放弃“王关中”的核心利益为诱饵，得以计成。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就如同煮酒论英雄时的曹操与刘备。面对强手的威胁，二刘皆选择了韬光养晦，潜龙勿用，正是为了他日之腾飞，“鸿门宴”可以说是刘邦以主动示弱而取胜的一次典范之作，在此后的楚汉之争中，刘邦又多次将这一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最终打下了大汉江山。

帝王气象器识先

清风慕竹

公元28年，盘踞在天水（今甘肃通渭县）的军阀隗嚣不知道是该投靠在洛阳登基的刘秀，还是该依附在成都称帝的公孙述，于是便派马援为使者，近距离地观察一下，看谁更有帝王气象。

马援先去了成都，因为他和公孙述不仅是同乡，还是从小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好朋友，感情十分深厚。在他的想象里，两人见面后就算不至于“执手相看泪眼”，也一定会分外亲热。可实际上，等待他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公孙述身穿耀眼的龙袍，高坐在金銮宝殿之上，两旁武士林立，戒备森严。礼宾官引导马援晋见，并依照规定的宫廷礼节参拜，没等说上几句话，就送他到房间休息，并为他赶制布质的平民服装及冠帽。随后，公孙述准备在皇家祖庙中召集文武官员，以及他的老朋友。等到大家都准备就绪，公孙述的御驾才从皇宫出发。盛大的皇家卫队之前，由天子专用的绣着鸾鸟的旗帜和一群驱逐妖邪的骑士作前导，全城都已戒严，老百姓被驱逐。公孙述在御车之上，不断向左右屈身恭迎的官员点头致意，在随后开始的宴席上，文武百官的阵容也极为盛大。

跟随马援出使的随从们从没见过如此大的排场，脸上写满了羡慕之情。公孙述对老同学还是很够意思的，当即要封马援为侯爵、大司马。马援的随从们大喜过望，都盼望能够留下来。马援却笑着说，自己还有使命在身，当官的事过后再说吧。

马援的第二站是洛阳，刘秀的实力远在公孙述之上，他不知道这个皇帝会弄出什么把戏。到了洛阳后，等了很长时间，才来了一个宦官引导他入宫，既看不到威风的武士，也见不到助阵的大臣。而刘秀则连标准的工作服——龙袍都没穿，仅用布包头，像接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在宣德殿走廊里笑脸相迎。

马援说：“我跟公孙述自幼交好，可我到成都时，公孙述却高坐在金銮宝殿上，命武士戒备森严，而后才传唤我进去。现在我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竟这样随意地跟我见面？”刘秀笑着说：“你不是刺客，只是一个说客。”两人相顾大笑。刘秀接着说：“先生遨游在两个皇帝之间，使我惭愧。”马援拜谢道：“这不奇怪，当今之世，不但主上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主上。”

刘秀深为赞许，对马援也非常赏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援在洛阳待了很长时间，刘秀接见他达数十次之多，每次谈话都非常轻松，并且无所不谈，有时竟会从早谈到晚。

第二年，马援回到天水，隗嚣询问他的观感。马援答道：“现在天下一片混乱，胜负未定，公孙述不知道招揽天下的人才，排场虽大，器识却小，我看他不过井底之蛙，不会有什么作为。刘秀不拘小节，对人开诚布公，从不高高在上耍弄皇帝的威严，我看他心胸坦荡，器识宏大，前世君王没有人能跟他相提并论。”

9年后，公孙述兵败身死，刘秀却复兴了汉朝，史称“光武中兴”。

当一个人需要外在的排场为自己撑起脸面和威严时，排场越大，越显出他的器量狭小和见识短浅；而越是能谦卑地低下头的人，背后蕴藏的，往往是恢宏的器量。宋代学者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个人的气度与见识，决定着他成就的大小，甚至是事业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