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温州去

一九二六年初夏，我临近毕业了。我向往新的生活，希望走得远一点。

有一天我对祖父说——自从改姓王后，就一直称他为自己的祖父，“爷爷！我快毕业了，你看以后怎么办？”

“你自己怎样打算？”祖父反问我。

“我打算先去教书，空下来的时间，设法补习日文，打算考考官费看。因为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读书的人不少。”

“你倒有这样好的如意算盘，哪来这样巧合的好机会？”祖父在笑我。

“有是有的，温州的十中，有好几个教师是从我们师范里调过去的，像林本侨先生，他就懂得日文。”我以充分的理由回答祖父。

“难道你为了想补日文，就到这么远的温州去么？不过，那边有教书的机会，倒还可以商量。”祖父松口了。

“有是有的，我们的年级主任说，那边的十中附小需要一个音乐教师兼幼稚园主任，我去较合适，就是怕你不肯，所以那一个位置现在还空着。这几天打算来看看你。”因为我知道年级主任先生是祖父的朋友。

“哦！”

后来，到温州教书的事决定下来了。

祖父和妈在这一个暑假里可够忙的，为我准备衣箱、铺盖。到了三伏过后，暑气将消时，我踏上了去上海的早班火车。因为祖父已经去打听过，只有乘早班车到上海，才能赶上当天开往温州的轮船。

汽笛声响了，我将头伸出车窗外，向站在月台上的亲友们挥手时，顿时，我感觉到别意离情的令人惆怅。火车驶过艮山门，离杭州越来越远。顺眼望了一下四周的乘客，竟觉自己的年龄，好似增长了十多岁，也和大人们一样地能够单独出门了。想到从此能自由自在地开始独立生活，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这种感觉又把我对杭州、对儿时的故乡的离愁，冲淡了。

温州是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滨海城市。如果你站在海边，一定会吹到带着潮湿味的海风，极目远眺，蔚蓝色的天连着湛蓝色的海，简直分不清是天还是水，偶尔有几只海鸥掠过海面，翅膀轻轻地拍打着海水，激起小小的浪花，令人心旷神怡。那一座建筑在瓯江中的江心寺是我周末唯一的游憩之处。幼年住在拱宸桥时，我爱着大洋桥下的运河；住在湖墅金家时，我又爱门前的那一条小河；如今是，我更爱着这浩渺无际的大海了。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在温州是比较有名的，校长叫金嵘轩，留日学生，生得很瘦小。该校规模很大，除中学本部外，还有附属小学和附属幼儿园。同我一起离开杭州的还有同班同学孙秀兰，这也是班主任王更三先生精心安排的，怕我单身女子第一次出远门，多有不便，特地让孙秀兰当我的助手，一起到温州。在第十中学的附属幼儿园里，我当主任，孙秀兰当副主任，她去附属小学当音乐老师后，又来了一位当地人接她的班，这位女士后来成为温州第一位女律师，相当了不起的。

幼儿园只有一个教室，但非常大，有三四十平方米，四五十个四至六岁的小朋友在一起上课，由我弹风琴教他们唱歌。我在女师时同学上演歌剧《葡萄仙子》，是我弹琴，所以教起来一点也不费事。小朋友的家长都是知识界的，但开学的第一天，他们送小孩到幼儿园来的时候，也免不了好奇地上下打量我，我听到他们在议论我说：“这个杭州来的姑娘蛮活泼的。”

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起床，到海边散散步，九点上课，十一点下课，下午一点半上课，三点半小朋友都领回家了。每天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就想办法玩。我们当时只要花三四元钱就能包一个月的饭，而且吃得很好。温州的海鲜特别多，这正合我的口味，有时我自己就到厨房去，自己烧带鱼、活的白蟹。其实我对烧菜一窍不通，为的是好玩，又有空闲，就胡乱烧一通，反正烧熟能吃就行。每烧好后，就端到房间里，和孙秀兰大嚼一顿。我在宁波住过几年，孙是宁波人，所以两人口味相同，边吃边谈，讲讲宁波，谈谈杭州，快活极了。

尽管在温州一切都好，工作轻松、生活愉快，但毕竟第一次单独出门在外，总免不了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我想祖父、母亲、弟弟，甚至于想杭州的小核桃、花生酥。我第一个月第一次拿到二十四元工资时，立刻上街买了二斤蓝色的绒线，寄给母亲，我在信中说：“这二斤绒线是我用第一个月的薪水买的，孝敬您老人家，愿母亲穿在身上，暖在心里，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您给的……”母亲收到绒线和信后，高兴得一夜都没睡着，要祖父立刻给我写信。

我在温州给家里写信，写回信的往往是祖父，他在信中写的主要内容，就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冷热要当心，从来没规定我不许做这样，不许干那样，一直很宽松的。

我在温州的半年多时间里，真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一九二六年的年终，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影响到了温州，一时传说纷纭。有说要马上封锁海口，又有说学校将停课停伙，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我究竟还是一个未经风霜的女孩子，听这听那，把那游子思乡情感浮动了起来。

隔壁第十中学里的教师林本侨，原来在女师教过日文。我初到温州的时候，曾去看过他，由他介绍，认识了他的同事杭州人孙百刚。平时我在家信中，曾向祖父提及过孙。祖父来信说，孙百刚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叮嘱我倘或遇着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时，可以就近找孙先生商量。

由于形势的变化，校方表示有停伙的可能。我到孙的住处去和孙百刚夫妇商量，并表示打算和他们共同行止。他们马上同意了。隔不了几天，我们几个人，就在万般困难中搭上了最后一艘离开温州的轮船。

次日，换船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跟随孙氏夫妇一同住进了旅馆。住定之后的首要大事便是探听驶往杭州的火车究竟开行不开行，又写了一封快信给祖父。很快祖父的复信来了，说火车中还是乱糟糟，还不如随同孙家暂住上海再说。于是我和孙家商议，说是长住旅馆既不舒服且又多花钱，倒不如找一间房子住下再说。好在孙氏夫妇早就把我当作了自己人，我们就一起在白未尼蒙马浪路（今名马当路）的尚贤坊四十号内，租定了一间前楼，又向朋友们借来了一些床桌应用之物，住了下来。

我对于孙百刚先生，始终以长一辈的世伯事之，平时不必要的话，对他不多讲。孙师母因为与我年龄相差无几，性情又很柔和，在生活起居中，常把我当作她的妹妹看待。烧菜煮饭等家务，当时我完全是外行。比如叫人拆洗了棉被，我就无法再缝起来。她却不声不响地帮着我做，有时还向我打趣地说：“家务还是应该自己学着做，省得将来有了家庭，只是依靠佣人，是很不方便的。”

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无论谁家有亲友来访，大家都不分彼此地一同接待。出门也彼此一起。到上海后没几天，附近的几条马路，我渐渐地熟悉起来了。虽然已近岁尾年头，而自己也还在他乡作客，在残年急景里，我也居然没有感觉到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