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郁达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农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

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随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个好像熟悉的姓名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的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双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打量了这一番之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这一位朋友竟接二连三地跑来了许多次，来的次数一多，自然相熟得也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照例地邀请大家一同出去吃饭、喝酒、看电影。我们认识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晚上，郁达夫带了本《出家及其弟子》来，大家谈了一会儿，就邀请我们到永安公司楼上天韵楼的游乐场去玩。他嫌人太多不能畅玩，又到四马路的豫丰泰酒家喝酒、吃菜，乘着酒兴，郁达夫低头吟诵起来，诗如下：

（一）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二）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愧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后来他补上题目为《赠映霞》赠送给我，是二首七绝。十七日，郁达夫派人约我到周勤豪家去。周勤豪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校长，是刘海粟的妹夫，他的夫人叫刘慕慈，后来学生闹事，一致要求郁达夫去当校长，但郁觉得事情不好办，况且没有经济保障，没有去。我到了周家，只见桌上已放满了酒菜，我们边吃边谈，不觉已到九时，我起身告辞，郁也起身送我回家。十八日下午，我从外边归来，见郁正在与孙百刚夫妇说话。我很累，与他打招呼后，即坐在旁边休息。十九日，午后，他约了蒋光慈一起来看我，郁向我介绍了蒋光慈，使我又认识了一位作家。我们谈了二个小时，他们回去了。吃过晚饭，郁又来，并叫了辆小汽车，约我们到北京大戏院去看Elinor Glyn's Beyond the rock的影片。十一点左右看完电影后，余兴未尽，他又请我们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直喝到半夜。

如是一连几天的应酬下来，彼此间都相当的熟悉了。有时，我听见他和孙先生在用日语交谈，总以为他们所谈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有时从他们的笑声和神态中，看出了所谈的似乎与我有些关联，可是为了礼貌，我当然不便去探问。

我认识郁达夫时才虚岁二十岁，他已三十多岁，而且他是来看作为我伯伯辈的孙百刚先生时偶然遇见我的。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知道自己不太丑，但绝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未曾想到却会打动了已经成家立业的他的心，他日记中写道：“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我那天回来后，只是心里感到很高兴，在孙先生家里认识了一个客人，而他是位有名的作家，从没有其他非分的想法。

我这个人天性活泼，爱说爱笑，不怕陌生人，这使郁达夫产生了误解，他在日记中频频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王女士待我特别殷勤”，等等。

有一天，我去新闸路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我们住处的后门，老远已经望见孙师母站在后门口向我打招呼，她说：“你上楼之后，最好一直走进厨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敲门，也装作没听见，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听了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猜想内中一定有些蹊跷，又以为孙先生在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的朋友有事商量，我进去会不方便的。上楼之后，我照孙师母所嘱咐的做了。过了一小时之久，大约已经吃过晚饭，孙师母才来叫我回房。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事情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未曾马上追问。不过凭我的猜想，也许会和郁达夫有关。

自从我认识郁以后，时时感觉到人们在议论我，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大家为什么要在背后讲我？虽然孙百刚夫妇对我像自家人一样，但总归不如祖父。如果在家里，我一定会扑到祖父怀里痛哭一场，发泄我心中的委屈。一天我实在熬不住了，白天也不肯起来，躲在被子里痛哭，大家都劝我别这样。正在这时，郁达夫来了，见我这般模样，就问孙太太：“王女士为什么这样的伤心？”孙太太搪塞着说：“因为她要回杭州去，但又不愿离开我们。”郁听了以后，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见我不理他，他又写了张纸条塞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全是哄小孩的话，挺逗，不觉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和郁达夫的友谊是纯洁的，我的胸襟是坦白的，两人之间并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百刚先生和孙太太又是我在上海最信得过的人，所以等郁走后，我就把这张纸条公开了。不曾想到，这件事在郁达夫的胸中掀起了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波浪。

他在日记中说：“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得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了，实际上似乎她刚出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面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果……”

在另一页中又写道：“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己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

在这儿要提一笔的是，尽管他在日记中疯狂地写着：“我只在设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但他仍念念不忘从广州到上海的重任，也就是受创造社成员的委托，为创造社重振旗鼓。就在认识我那天下午，他到出版社去处理来往信件时，听到国民党当局要来查封创造社的消息，马上到徐志摩那里去，托他写封信给丁文江，弄清情况设法避免发生事情，查到获悉“当不至有意外惨剧”时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