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后政坛浮沉

曾几何时，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化解了一个又一个无法破解的危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战胜的困难，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而现如今，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处处受制，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捕风捉影的指责，遭受着一次又一次不合情理的降职，被所谓的独裁专制破坏了世人景仰的光辉形象。

1．被贬敖德萨军区

在从莫斯科飞往敖德萨的军用飞机上，朱可夫凝视着窗外飘来飘去的白云，思绪回到了三个月前。

1946年3月底，在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之后，朱可夫刚赶回柏林，就被告知斯大林要自己回电话。

虽然满腹疑虑，朱可夫还是拨通了斯大林的电话。

“现在，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了克莱将军接替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你是否也应该回到莫斯科？”斯大林开口直奔主题。

朱可夫明白，斯大林虽然使用的是征询的语气，其实早已作出了决定，这是斯大林惯用的作法。

“我接受您的安排。不过，鉴于柏林的特殊情况，我想推荐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担任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和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因为也只有他最清楚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最了解部队的情况。”朱可夫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临走前还不忘对自己离开柏林后的事务作出妥善安排。

三天后的深夜时分，朱可夫忙碌了一天，刚刚躺下，就接到了斯大林打来的电话。

“经政治局认真分析研究，同意让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你负责柏林事务。你尽快回到莫斯科。对索科洛夫斯基的任命，几天内就会到达。”斯大林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

“另外，”斯大林接着说，“我们决定将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撤销，增设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个职务会由布尔加宁来担任。你已不在国防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列。总参谋长会由华西列夫斯基担任，而海军总司令会由库兹涅佐夫担任。你愿意担任什么职务呢？”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愿意在党中央任命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朱可夫赤胆忠心地说。

“我认真考虑了一下，你负责陆军方面的工作比较适合一些。我们觉得，陆军缺少一个总司令。你觉得如何？”斯大林对自己的安排颇为得意。

“好的。听从您的安排。”朱可夫回答道。

“那好，你回莫斯科，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国防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一起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斯大林说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接完斯大林的电话后，朱可夫下意识地坐在电话机旁的椅子上，回忆起了几天前参加的最高苏维埃会议。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斯大林谈到，战争已经结束，战时军队编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对军队进行重新改组。

朱可夫万万没有料到所谓的改组会是这样的结果。

1946年4月，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刚投入新的工作，他就同时任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布尔加宁，对有关各军种总司令和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法律地位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各军种总司令显然应当直接归属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但是现在，按照布尔加宁的看法，却直接归属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领导。换句话说，朱可夫将由布尔加宁来领导，而不是由斯大林来领导。

布尔加宁为了驳倒朱可夫的看法，竟然以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负责的党和国家的工作过于繁重为理由。

“你这算什么理由，”朱可夫据理力争地对布尔加宁说，“国防人民委员现在是斯大林，将来可能会换成其他人。法规不是为了某些人的方便而制定的，而是为了明确具体职责而制定的。”

布尔加宁为人狡猾，虽然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战役战略问题更是浑然不知，但是很会取悦斯大林，并逐渐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

布尔加宁将朱可夫发表的看法加以歪曲，添油加醋地上报斯大林。次日，斯大林就此事找到朱可夫，说：“国防人民委员会的条例还有待完善。”言外之意，你朱可夫现在先将就着吧，等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再进行完善。显然，所谓有待完善只是一种托词而已。这件事情最终当然是不了了之了。

有了这样的开端，朱可夫在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如履薄冰一样地工作，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朱可夫的陆军总司令也未担任多久。

1946年7月，《真理报》不动声色地刊登了一则消息：朱可夫赴敖德萨军区，去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位。

回到莫斯科后，昔日那个在战场上如鱼得水的朱可夫，在政治舞台上却是一位非常蹩脚的演员。朱可夫倔犟自夸的为人性格和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与斯大林的作风犹如水火，不能相容；在卫国战争期间作出丰功伟绩的朱可夫，与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恰似二虎，难以共存。

2．复苏的春天到来

在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逝世消息的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两件大事在同一天发生，是很耐人寻味的。斯大林去世的日期是苏联无法决定的，但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日期却是苏联可以决定的。因此，说这一天是朱可夫复苏的春天可谓十分恰当。

对于斯大林的逝世，朱可夫百感交集。不管怎么说，朱可夫同斯大林为了苏联的独立和发展而在一起工作过十几年。为此，朱可夫还亲自为斯大林守灵。

想到过去七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终于可以结束了，朱可夫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感觉又重拾了当年的自信。

其实，1946年，朱可夫被贬敖德萨并不是他最失意的时候。在敖德萨两三年后，朱可夫又被调到大后方的乌拉尔军区任司令员。自此，朱可夫的照片不再出现在媒体上。可以说，朱可夫基本上是被打入了“冷宫”。这当然令一向有着倔犟性格和有些居功自傲的朱可夫颇感苦恼。

当然，在此期间，朱可夫也并非一直完全被斯大林忘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考虑到对军事将领的不正公待遇会有损于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就将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且将朱可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朱可夫的名字时不时地又被媒体提及，朱可夫本人也经常在重大场合露面。但是，朱可夫的地位和身份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朱可夫重回莫斯科，不仅对于稳定军心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以他那无人替代的威望，彻底粉碎了贝利亚团伙。

此前，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而且还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可以说党和政府要员的行动，均处在贝利亚团伙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一定意义上讲，贝利亚掌控着他们的生死荣辱。1946年，朱可夫被贬敖德萨，始作俑者就是贝利亚团伙。

看到斯大林逝世了，贝利亚认为夺取政权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于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准备。不料，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贝利亚的阴谋被赫鲁晓夫知晓，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而朱可夫早就因为贝利亚团伙而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对贝利亚恨之入骨了。

朱可夫也意识到了这是除掉贝利亚团伙的最佳时机，于是就立刻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当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商议，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逮捕和处决贝利亚。

考虑到莫斯科军区一定会有贝利亚团伙的人存在，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来执行这一极其重大而又极其危险的任务，因此他们就从朱可夫驻防过的乌拉尔军区调两个绝对忠于自己的近卫师来执行这个任务。

整个逮捕贝利亚的行动，都是由赫鲁晓夫一手策划的。他们决定在6月26日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会议上秘密逮捕贝利亚。

之所以要秘密逮捕贝利亚，是因为贝利亚非同一般，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在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相当精锐的武装警卫队。另外，主席团的卫兵也是忠于他的。召开会议的时候，贝利亚的随从则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待命。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逮捕贝利亚相当麻烦。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后果将无法预料。

赫鲁晓夫思来想去，必须依靠军队相助。开始时，赫鲁晓夫打算让防空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逮捕贝利亚的任务。到后来，在马林科夫的建议下，又加入了包括朱可夫在内的另外4位绝对信得过的元帅和将军，以保证此次行动的万无一失。

本来，内务部规定，所有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都不可以携带武器，而且会受到相当严格的检查。为了这次行动，时任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亲自出面，破例让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自己的腰佩武器。

会议如赫鲁晓夫策划的那样按时举行。朱可夫等10名元帅和将军事先隐藏在隔壁房间里，等待马林科夫发出信号，就开始动手。

由于事先准备得很好，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会议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例会而已。会议快要开始时，贝利亚才高扬着头进入会议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情绪，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与贝利亚亲切地打着招呼。

会议刚开始，马林科夫就直奔主题地说道：“现在，我们讨论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正在赫鲁晓夫的旁边坐着，一听马林科夫的话有点不对劲，就转向赫鲁晓夫问道：“尼基塔，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啊？不是要开会吗？”

赫鲁晓夫连正眼也没有看一下贝利亚，就严肃地说：“好好听听吧，你马上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然后，赫鲁晓夫就首先发言历数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随后，布尔加宁和其他与会者也都一一发言痛斥贝利亚的倒行逆施，并且举出了诸多确凿的事实。

赫鲁晓夫事先安排让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吓得不知所措，导致会议长时间停顿，没有得出结果。这时，贝利亚悄悄将手伸向了放在面前的公文包，准备进行反抗。

赫鲁晓夫见势不妙，要求立即发言，根据事先商议的结果，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一切职务。而马林科夫则在惊恐中糊里糊涂地按下了秘密按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一马当先，冲进会议室，制伏了贝利亚，并从他手中夺下一把手枪。

此时的马林科夫只能机械地对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将贝利亚先送进监狱，以便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贝利亚及其同伙被逮捕后，被秘密关押在莫斯卡连科的司令部地堡中。半年后的12月24日，贝利亚及其同伙才被处以死刑。

在贝利亚事件中，朱可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此次事件后，他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彻底恢复。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朱可夫始终坚持“单一首长制”的立场。他一直认为，部队的事务应该由军事首长来作决定，不能让政工干部来胡乱指挥。在贝利亚垮台之后，朱可夫更加强调了自己的这种立场。

1955年，朱可夫刚担任国防部长，就取消了连一级政治军官的职位，推行了基层军官的一长制。

为了极力强调维护军事首长的特权，朱可夫在1956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军区党的会议上，曾经这样说道：“在莫斯科军区，某些人企图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的日常活动加以指责。这种情况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不允许再发生。我们的任务是加强指挥员的权力，而不是削弱指挥员的权力；是对那些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们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不是处处妨碍他们的活动。”

且不评说朱可夫极力推行单一首长制的最终目的如何，单一首长制毕竟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也产生了不满。要知道，赫鲁晓夫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朱可夫这么做在客观上造成了与赫鲁晓夫对立的局面。

斯大林刚刚逝世，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朱可夫又有着极高的威望，因此赫鲁晓夫就对朱可夫极力忍让，等待着秋后算账的机会。为了麻痹朱可夫，赫鲁晓夫给予了他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将他选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但是，一旦赫鲁晓夫羽翼丰满，朱可夫也就难逃政坛沉浮的命运了。

3．身陷政治旋涡

依照原定安排，正在国外顺利进行访问的朱可夫突然收到了赫鲁晓夫秘书的来电：“元帅，赫鲁晓夫同志想让您现在就结束访问，立即返回莫斯科，因为11月7日的国庆节快要到了，今年又是40周年大庆，需要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有很多的事情急需您回来处理。”

赫鲁晓夫的理由很充分，朱可夫没有多想就答应立即返回莫斯科，却不料，前面等待他的是经过周密布局的陷阱。

赫鲁晓夫一边诱骗朱可夫提前结束访问返回，一边秘密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一次没有朱可夫参加却决定朱可夫命运的会议。

赫鲁晓夫显然很清楚朱可夫个人的力量和威望，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将这位功勋卓著的国防部长拉下马。然而，赫鲁晓夫不愧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惯于玩弄权术。他决定将朱可夫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这一有名无实的职位，用明升暗降的谋略剥夺朱可夫对军队的控制权。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年半前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也作了秘密报告，不过揭露的是斯大林搞“肃反”运动造成的恶果，攻击的是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为的是在极力贬低斯大林的同时，抬高自己的威望。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赫鲁晓夫甚至完全否认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功绩，将荣誉尽归那些作出贡献的将领。

赫鲁晓夫着重提到了朱可夫。他曾经拍着胸脯，十分虚伪而又令人肉麻地说：“我个人是一直都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贬谪的，而且我也一直将朱可夫当做我最忠实的朋友……”

朱可夫毕竟是位军人，哪里熟悉政治家的权术，因而相信了赫鲁晓夫的话。1957年4月，朱可夫全力协助赫鲁晓夫消灭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的元首位置更加稳固。

朱可夫本来就有点居功自傲，毕竟真正有才能的人大都会有点个性，看到赫鲁晓夫这么抬高自己，也就不免飘飘然起来，时不时地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表述自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屡次解救危难。

无论自己多么重要，都要从别人的口中说出，若由自己的口中说出，总难免会有点变味。这也就难怪赫鲁晓夫会逐渐对朱可夫产生猜忌。毕竟朱可夫的威望太高了，足以令赫鲁晓夫时常产生朱可夫可能会代替自己位置的恐惧想法。

“朱可夫他到底想做什么？”赫鲁晓夫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是清除朱可夫的时候了，不能再这样任由朱可夫下去了，否则我的威望如何树立！”赫鲁晓夫下定了决心。

于是，这便有了朱可夫正风光地在国外访问时被赫鲁晓夫召回的那一幕。

刚下飞机，朱可夫就被直接带往主席团会议室。来到会议室后，朱可夫立刻就明白了赫鲁晓夫的阴谋。朱可夫当时就气得脸色发青，怒视着赫鲁晓夫，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可夫怎么也没想到赫鲁晓夫会如此对待自己。几个月前，如果没有自己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能否保住性命还是个问题，更别提位居权力的顶峰了。可是，这才过了几天，赫鲁晓夫就翻脸不认人，开始向自己开刀了。“赫鲁晓夫终究还是一个政客……”朱可夫后悔当初为帮助赫鲁晓夫而作出的举动。

在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彼此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朱可夫当然不同意赫鲁晓夫对自己“提拔”的安排，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朱可夫所做的只能是发一下个人的牢骚，却不可能改变赫鲁晓夫的安排。

在朱可夫刚刚返回莫斯科六小时后，塔斯社就发表了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公报，上面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同时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一小时后，莫斯科电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广播了这一消息。次日清晨，《真理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刻意安排好的。

在媒体及时有效的宣传下，朱可夫被罢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东西方。人们对朱可夫的意外罢免感到非常吃惊，纷纷议论。

为了化解人们的疑虑，平息人们的议论，赫鲁晓夫在一周后的一次外交场合向记者透露说：“朱可夫元帅现在很好，身体很健康。我来此之前还看到过他。对于他的工作安排，我们会考虑到他的经验和资历，以确定合适的工作。”

其实，在苏联公布朱可夫被免职这则消息后的一周内，朱可夫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与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然而，朱可夫毕竟只是一名职业军人，当然无法在政治舞台上与作为政客的赫鲁晓夫一较高下。

与此同时，围绕着朱可夫的流言飞语，最初只是悄悄地流传，后来开始逐渐大张旗鼓地散播。这些谣言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诽谤。当初，在卫国战争中，朱可夫赢得了千百万跟随他或者与他并肩作战的士兵和军官的爱戴和拥护；如今，在长久的和平年代里，朱可夫竟成了策划某种阴谋诡计的人。

根据朱可夫本人的分析，他之所以被罢免，是因为：首先，完全虚构的诽谤，比如诬陷他秘密组织特务破坏队；其次，他的敌人别有用心地说他不仅贪权，而且是个危险的人物；再次，赫鲁晓夫歪曲了他的某些话语，在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斗争时期，他曾说过“如果你们继续反对党的路线，我将被迫诉诸军队和人民”的话，这在赫鲁晓夫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主义”。所谓波拿巴主义，就是依靠军阀的国家政权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之间进行政权斡旋。

为了使加在朱可夫头顶上的“波拿巴主义”帽子更加令人信服，在批判朱可夫的会场上，挂起了一幅画，上面画的是朱可夫骑着一匹白马。

这幅画画的是朱可夫在胜利后检阅部队时的场景。在朱可夫当国防部长的时候，有人曾好心地报告朱可夫：他检阅时骑的白马已经超过服役年限，将面临被屠宰的命运。当时，朱可夫指示将这匹白马送到自己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里去，让它在那里安度晚年。却不料，这也成了批判朱可夫的一条罪状。

对手的攻击再怎么猛烈也是可以忍受的，最可怕的是朋友的黑手。这最容易击垮一个人，哪怕是最坚强的人。在批判朱可夫的时候，赫鲁晓夫让与朱可夫关系十分密切的人异口同声地声讨朱可夫，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是朱可夫亲自提携的战友和部下，如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和罗科索夫斯基。

在这种大范围、有组织的批判下，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他已经心如死灰。在有关朱可夫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朱可夫竟然投赞成票将自己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结果大会一致表决通过了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资格的决议。

1958年3月，苏联当局宣布朱可夫退休。退休后的朱可夫，如大多数步入晚年的人那样，开始了回顾自己一生过往岁月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