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经苦难磨炼

正如苏联大多数元帅那样，朱可夫没有出生于官宦世家或者豪门贵族，而是降生在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贫民之家。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艰苦的成长环境，虽然没有能够给朱可夫提供舒舒服服的生活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却能够有助于朱可夫塑造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从而为朱可夫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出身寒门

一场暴雨过后，莫斯科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一座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而轰然倒塌。这对仅仅靠这间房子来遮风避雨的一家人来说无异于天大的灾难。

说起这座老房子来，可是有些历史了。很多年前，这所房子就已经被一户农民建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具体建房年份已经无法查考，甚至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不清楚。

这座老房子原归本村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所有。后来，由于机缘巧合，朱可娃认识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名叫康斯坦丁，有着凄惨的身世。据村里人说，在康斯坦丁三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被生母遗弃在了孤儿院的门前。除了一张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的纸条之外，别无他物。

既出于善良仁慈的本性，又出于同病相怜的缘故，朱可娃将康斯坦丁从孤儿院领回了家，并让他随自己的姓，取名叫康斯坦丁·安德烈维奇·朱可夫。

或许，上帝注定了要让康斯坦丁做个苦命人。在他八岁那年，朱可娃不幸去世，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仃。为了生存，年幼的康斯坦丁进入乌戈德制鞋厂，当起了学徒。三年后，他出师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而比较顺利地在莫斯科的维义斯制鞋厂找了份工作。在这儿，他学到了安身立命的鞋匠手艺。

后来，康斯坦丁成了家，但妻子不幸早亡，且没有给他留下子女。再后来，康斯坦丁在50岁时与小他15岁的乌斯季尼娅结了婚。婚后，他们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朱可夫。

1896年12月2日这一天，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呱呱坠地。就这样，一如乡下平静的生活，朱可夫悄无声息地在那座破旧得不成样子的房子里来到了人世。房子的一个屋角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墙脚也长满了绿苔和青草。可是，谁又能事先预料到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诞生了后来功勋卓著的军事天才，他不仅为苏联的独立与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不灭的功勋。

朱可夫的母亲名叫乌斯季尼娅·阿尔捷米耶芙娜，是邻村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子。她像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有着强健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虽然朱可夫的父亲长年在外做皮匠活赚钱，可是朱可夫一家仍然入不敷出。为了有口饭吃，朱可夫的母亲也常常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的春夏和秋初，她都在田地里干活；而每年其他的时间里，她则去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城，帮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儿。

尽管很辛苦，但运送一趟，也仅仅能获得一个卢布至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的报酬。这点钱，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也就所剩无几了。但是，作为贫农的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谋生手段，只能这样毫无怨言、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上帝似乎是在故意折磨朱可夫一家。在朱可夫的弟弟——阿列克谢夭亡的当年，他们居住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屋顶坍塌了下来，所幸的是没有伤到人。

当时，朱可夫的母亲痛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用嘶哑的声音说：“孩子啊，房子不能住了，我们把东西都搬到草棚里吧。”朱可夫的父亲还砌了一眼小灶，打算就在草棚里安家了。

朱可夫父亲的好友、也是他们邻居的纳扎雷奇得知朱可夫家遭遇了不幸后，立刻过来看望。纳扎雷奇看到朱可夫一家居住在草棚里，很关切地问道：“这怎么能行呢，眼看冬天就要来了，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还想不出办法来……”朱可夫的父亲说完就低下了头。

“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将母牛牵去卖了，然后用这笔钱买木料，好尽快建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朱可夫的母亲插嘴道。

“这倒是个办法，但仅卖一头牛是不够建房子的。我们家也就还有一匹老马值点钱了。”朱可夫的父亲附和着说。

大家听完后并没有露出欣喜的表情。因为每个人都清楚，牛是耕地用的，马是运货用的，没有了牛和马，他们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好在乡村民风淳朴，邻里之间友好互助。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朱可夫一家总算将房子盖了起来。虽然房子的门是旧木板钉的，窗户装的是破玻璃，但是他们全家都很知足，毕竟有了一个可以抵御严寒侵袭的安身之所。

朱可夫的母亲为了安慰大家，乐观地说：“这样就挺好。等我们有了钱，再盖一幢好的。”

现在再来审视朱可夫，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可夫母亲的这种乐天知命、永不气馁的精神，使幼年朱可夫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其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成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战胜的困难，扭转了一个又一个濒于绝境的危局。

2．少年早成

夏季的一个夜晚，朱可夫一家一边在院中乘凉，一边闲聊着。朱可夫的父亲看到朱可夫渐渐长大了，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眼看你快7岁了，也该做点事情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大人的活了。明天，我和你妈妈去割草，你也带上耙子，和你姐姐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听完父亲的话，朱可夫显然激动不已，抬头望着星空，幻想着第二天割草的事。

往常割草时，父母也会带朱可夫去，但那时并不让朱可夫干活，只是任由他玩耍。这次不同了，朱可夫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因为自己就要参加劳动了。一路上，看到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赶去割草，朱可夫和他们都举起了耙子，互相炫耀着，好像刚领到枪支的士兵一样，兴奋不已。

朱可夫干起活来很卖力。大人们夸奖了两句，朱可夫就更带劲了。很快，朱可夫的手掌便磨出了血泡，可他一直咬牙忍着，不叫一声苦。后来，血泡磨破了，朱可夫不能再割草了。

父亲给朱可夫包扎好双手，安慰他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男子汉大丈夫，吃这点苦不算什么。”

由于不能用耙子了，朱可夫只好帮姐姐玛莎抱草和垛草，为此还被小伙伴们取笑过。几天过后，朱可夫的手好了，又开始割草了，而且比小伙伴们干得还好，这回，小伙伴们对朱可夫佩服不已。

割麦子的时候到了，朱可夫也开始学着割起麦子来。为了表现自己，朱可夫抢着往前赶，却不小心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邻居大婶当时正在他旁边，看到他受伤了，赶紧摘了一片车前草叶子贴在他的手指上，然后细心包扎好。尽管处理得很及时，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小伤疤，这也算是朱可夫成长的印记。

对于朱可夫而言，这个忙碌的夏季很快就过去了，但也让他学会了很多农活，让他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

夏去秋来，朱可夫到了上学的年龄。朱可夫就读的是一所位于维利奇科沃村的教会小学，距离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只有一公里半，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儿读书。

上学了，朱可夫需要一个漂亮的书包。可是，朱可夫家实在是太穷了，母亲只好用粗麻布缝了个布袋给朱可夫做书包。朱可夫看到小伙伴们都背着父母给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就对母亲抱怨说：“要饭的人才背这种布袋，我才不背它上学呢。”

母亲听了，也有点过意不去，就半欺骗半安慰地说：“等我们家条件好一点，一定给你买个漂亮的书包。不过，现在你还得背着它去上学。”

朱可夫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教书很有经验，对待学生也很和善。他从不随便惩罚学生，也很少训斥学生，但学生们都很尊重他，也都愿意听他的话。谢尔盖的父亲是个牧师，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虽然父亲是牧师，但谢尔盖和兄弟尼古拉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他们也会上教堂和参加教堂合唱团，但那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礼貌。受老师的影响，再加上嗓子不错，朱可夫也曾加入过学校的合唱队。

朱可夫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家里也是个好孩子。不过，他很固执，因此有时也会受到父亲的责罚。

有一次，因为一个过错，父亲对朱可夫大打出手。朱可夫逃了出去，躲进了邻居家的大麻地里。朱可夫事先和姐姐约定好不告诉任何人，并且让姐姐给自己送饭。大人们到处找朱可夫，可却一无所获。后来，还是那位邻居意外地发现了朱可夫，并将他领回家。父亲看到脏兮兮的朱可夫，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好无奈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在这段岁月里，朱可夫师母的兄弟普罗霍尔，经常带朱可夫去打猎。打猎给朱可夫带来了很大乐趣。一直到晚年，朱可夫也始终保持着打猎的业余爱好。

不久之后，父亲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走前一天的晚上，父亲告诉母亲，大量的失业和残酷的剥削让人活不下去了，莫斯科的工人时常举行罢工。

母亲想想丈夫这次向人借钱买回家的车票，也能体会到在莫斯科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对丈夫说：“你不要没事找事，当心被宪兵抓起来。”

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和警察在彼得堡向游行的工人开了枪。消息很快传到了朱可夫所在的小村子。朱可夫一家人很担心父亲的安危，但父亲却音信全无。

后来，村子里出现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鼓动人们起来同地主和沙皇作斗争。

幸运的是，一年后，父亲奇迹般地再次出现了。父亲说他再也不去莫斯科了，因为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将他遣送回了本乡。

同年，朱可夫从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三年中，朱可夫年年成绩优秀，还得了奖状。全家人都很高兴，为了庆祝朱可夫小学毕业，父亲亲手为他制作了一双皮靴，母亲则送给他一件新衬衫。

在冬季闲暇的时候，朱可夫喜欢去捉鱼，穿着自制的滑冰鞋滑冰，在附近的山上滑雪。尽管个子仍然矮小，但朱可夫已渐渐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3．小毛皮匠

转眼之间，朱可夫到了学手艺的年龄。当父母正在为朱可夫该学什么手艺而发愁的时候，朱可夫的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从莫斯科回来了。

米哈伊尔小时候吃过很多苦，11岁时就被送进了毛皮作坊当学徒。四年半后，米哈伊尔成了师傅。由于在几年内省吃俭用，攒了一些积蓄，米哈伊尔就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成了皮货商人。如今，米哈伊尔的作坊除了雇用八名毛皮匠外，还收了四名学徒，资本达到了五万卢布。

米哈伊尔这次回来是避暑的，只是短期停留。朱可夫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弟弟从莫斯科回来了，就去求他收下朱可夫当学徒。

在此之前，父亲看到朱可夫渐渐长大了，就问他：“你想学什么手艺？”

“我想当印刷工。”朱可夫回答道。

朱可夫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朱可夫好读书，而印刷工当然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书籍。

父亲认识的人也只限于村民和做毛皮匠的人，从没有和印刷厂有过来往，因此当然对朱可夫的愿望爱莫能助。

“不如学做毛皮匠吧，看你舅舅，现在成了毛皮匠商人，多有钱。”母亲插话道。父亲也点头同意，因为毛皮匠挣的钱确实不少。

“我什么都可以干，只要对家里有帮助就可以了。”朱可夫颇为懂事地说。

在母亲的引荐下，朱可夫顺利地被舅舅收为学徒。与老板见过没几天，朱可夫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由于以前从没坐过火车，朱可夫显得很激动，一双小眼睛不知疲倦地看这儿看那儿，对所有的陌生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天快亮的时候，朱可夫和谢尔盖到了莫斯科。车站拥挤不堪，人们争先恐后地出站。看到朱可夫问这儿问那儿，东张西望，谢尔盖提醒他说：“不要乱说话。这儿不比乡村，要时时小心。”

话音刚落，在上铁轨马车时，一个男子无意中用鞋后跟蹭了朱可夫的鼻子一下，朱可夫的鼻子立刻冒出了血。

谢尔盖一边向朱可夫的鼻子里塞一小团破布，一边向他抱怨说：“刚刚还对你讲，要时时小心。你看看，这会儿鼻子就冒血了。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莫斯科到处是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这一切都令朱可夫大开眼界，像在梦游一样，不自觉地跟从谢尔盖向前走着。

很快，朱可夫和谢尔盖来到了卡美尔格尔巷口，从后门进入了一个大院子里。就这样，朱可夫开始了小毛皮匠的生活。

刚到莫斯科，朱可夫就遇到了两件很郁闷的事，一件就是前面说的鼻子被蹭出了血，另一件则是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朱可夫因为实在太饿了，就直接从公共菜盆里捞了两块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后，正要再去捞肉，朱可夫的脑门上就挨了一勺子，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原来，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开始吃饭的时候，只可以从公共菜盆中舀菜汤喝，不可以捞肉吃；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

吃完午饭后，徒工头库兹马私下向朱可夫解释了他被打的原因，并且安慰他说：“被打了，你就忍着。一次被打，两次学乖，以后你就懂了。”

在作坊里，师傅们和学徒们是享受不同待遇的。师傅们早晨7点钟开始劳动，而学徒们在早晨6点钟就要起床，因为要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师傅们工作时需要的东西。晚上，师傅们7点钟收工，而学徒们要等师傅们工作结束后，打扫完毕才能休息。忙的时候，师傅们会干到晚上10～11点钟，可以领到加班费，而学徒们必须等到很晚才能收拾东西，但却没有加班费可言。

刚开始时，朱可夫感到十分疲倦，也不习惯睡觉太晚。他时常想起家里的事情：辛苦操劳的父母，处处关爱自己的姐姐，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这一切都常常浮现在朱可夫的脑海中。

当然，学徒们也不是没有休息日的。每个礼拜六，徒工头库兹马都会领着朱可夫以及其他学徒去礼拜堂作祈祷；每个礼拜天，他们会去作晨祷和弥撒。在盛大的节日，老板还会领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或者耶稣救世主教堂作弥撒。

转眼间，朱可夫当学徒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他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当然，学习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犯过一些错误。学徒犯错的时候，师傅、女工头、老板娘都可以教训。当然，老板更有教训学徒的权利。有时候懒得亲自动手教训学徒，老板会使出一些怪招教训学徒，比如让两个犯了错的学徒互相用树条抽打。而且，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碰到了学徒，也可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打一顿。

在那个时候，老板打学徒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了。学徒的一切完全由老板来支配，不会有人去关心学徒的苦痛和生死。

虽然在作坊里很忙，但朱可夫仍然挤出时间来读书。朱可夫读书的兴趣是他的启蒙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培养的。与朱可夫同岁的表兄，也就是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在学习方面给予过朱可夫很多帮助。

后来，朱可夫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水平的夜校。刚开始时，老板不同意朱可夫上夜校，但拗不过儿子的请求，更主要的是看到朱可夫平时干活很卖力，就只好默许了。结业的时候，朱可夫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且成绩不错。

1911年，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的朱可夫，当上了学徒的工头，管着三名学徒。这时，朱可夫对莫斯科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他出外送货的机会远比其他学徒多。

第一次见到伏尔加河时，朱可夫就像所有俄罗斯人那样被它的雄伟和壮丽所折服。那是一个清晨，在初升的朝阳下，伏尔加河闪闪发光。朱可夫注视着这条被人们尽情讴歌的母亲河，久久不愿离去。

有时，朱可夫会随掌柜瓦西里·丹尼洛夫出去办事。他是个很凶狠、很残忍的家伙。为了一点点的小事，他会像一个暴虐狂那样残忍地毒打朱可夫，而朱可夫那时才14岁。

有一次，朱可夫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捡起一根棍子，用尽全力击打瓦西里·丹尼洛夫的头部，将他打晕过去。朱可夫以为他死了，很是害怕，就逃了出去。后来，朱可夫被老板狠揍了一顿了事。

在这期间，朱可夫的求知欲依旧很旺盛。他想尽办法找到一切可以读的东西来读。师傅科列索夫看过的报纸、亚历山大的杂志，朱可夫都会借过来看。为了有更多的钱买书看，朱可夫会将老板给他送货用的几戈比马车费省下来，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走路去送货。

4．回家探亲

或许是由于老板米哈伊尔良心发现，所以才给了朱可夫十天回家探亲的假期。其实，朱可夫在作坊里也帮不了多少的忙，再说，无论如何，米哈伊尔毕竟是朱可夫的舅舅，血浓于水，这是客观事实。

初来莫斯科时，乘坐的是夜班车，因此朱可夫无法饱览沿途的风光。这一次，为了能够观看沿途风光，朱可夫一直站在打开的车窗旁，饱览了各个车站的风景和郊区令人浮想联翩的大大小小的森林。

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朱可夫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四年前，火车驶离巴拉巴诺夫车站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

朱可夫曾好奇地问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在这个工厂，我工作了十五年，”他抽了口烟，接着说道，“但是，我现在不工作了。”

朱可夫问：“为什么您不工作了？”

“唉！说来话长，我的老婆和女儿都死在了这儿。”老人说完，眼角已经流出了泪珠。

老人转身将眼泪擦干净，又继续说道：“每当经过这座工厂的时候，看到这个吃人的怪物，我都无法平息心中的悲伤和愤怒……”

朱可夫还沉浸在回忆之中，突然被旁边乘客的谈话唤醒了。

“四年前，我经常来这儿。看看，多么漂亮的厂房。这就是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第一个人向第二个人介绍说。

“他好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吧？”第二个人问道。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工人还不错，但他的手下却是一群畜生！”第一个人恨恨地说道。

“对，简直是一群魔鬼！”第二个人咬牙切齿地附和道。

突然，他们发现朱可夫正在听他们的谈话，就没再说下去。

火车很快到了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母亲过来接朱可夫。看到朱可夫后，母亲用她那双布满老趼的双手紧紧地搂着他，无比激动地说：“我的孩子，妈妈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四年中，母亲苍老了许多。朱可夫忍着眼泪不让其落下，哽咽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这么说呢？您看，您的儿子不是正站在您的面前吗？我现在长大了，这么健壮，您看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朱可夫和母亲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父亲也老了很多，背驼得很厉害，毕竟已经是70来岁的人了。见到朱可夫，父亲很高兴地说：“感谢上帝，我终于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当时，正是割草的季节。在外打工的男人和青年纷纷从城里返回割草，帮助妇女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回到家的第三天，朱可夫便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割草去了。刚开始，朱可夫割起草来有点生疏，可能是由于几年没干这种活儿的关系。干了一会儿，朱可夫就割得很熟练了，没有落在别人后面。

休息的时候，邻居纳扎尔大叔拍了拍朱可夫被汗水浸湿的肩膀说道：“怎么样，干活儿不容易吧？”

“不容易。”朱可夫咧了咧嘴，笑笑说。

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插话道：“人家英国人现在都是用机器割草，哪像我们，还用手在这儿割。”

朱可夫看了看这个年轻人，不认识，就问身边的人他是谁。

有人回答朱可夫说：“你不认识他？他可是咱们村长的儿子，叫尼古拉·朱可夫。四年前，他被人从莫斯科送了回来。他连沙皇也敢咒骂。”

另一个人接着说：“私底下骂骂沙皇也没什么，只要不被那些警察和密探什么的听到就可以了。”

这次回乡探亲，朱可夫不仅见到了久违的父母，而且还听到了很多家乡人对于时局的看法，真可谓是大有收获。

长期离家在外的人，回到家时总会感觉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朱可夫又要离开了。就在离家前两天的晚上，出现了一起意外事故，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了火灾。

当时，风很大，而火是从村子中间着起来的，这样就快速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朱可夫正在和伙伴们玩，突然听到有人喊“失火了！”接着就看到远处冒起了滚滚的浓烟，朱可夫和伙伴们赶紧跑向消防棚，推出水龙，奔向科斯廷卡村，比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早。

朱可夫正提着一桶水经过一家门口时，听到里面有人呼救：“救命啊！救命啊！”朱可夫立刻冲进了那间房子，救出了几个吓得脸色苍白的孩子和一位身患重病的老大娘。

在附近几个村消防队的共同努力下，火很快被扑灭了。尽管如此，由于火是从村子中间着起来的，而且风很大，还是导致半个村子被烧了。很多人家的财物被烧掉，有些人家被烧得连一点吃的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朱可夫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小的洞，而这件上衣是老板专门送给他休假回家穿的。这让朱可夫很担心老板会因此而责罚自己，但想想那些被烧掉房子的人家受的苦难和救出的那几个可爱的孩子，朱可夫觉得即使被老板痛打一顿也是值得的。

回到莫斯科后，朱可夫向老板讲了失火的事，并且让他看了衣服上烧的两个洞。老板竟然破天荒地没有责骂朱可夫，甚至还连声夸奖朱可夫做得对。事后，朱可夫才得知，原来老板刚刚做成了一笔生意，赚了一大笔钱，所以心情不错，对人也就宽容了一些。

1912年底，朱可夫的学徒期满，成为了青年师傅，也就是师傅的帮手，不仅比学徒的待遇要好很多，还可以选择住在作坊宿舍或者私人住宅里。刚开始时，朱可夫选择住在作坊宿舍，结果发现，每天在师傅下工后，老板总是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儿叫他干。没过多久，朱可夫就搬到了私人住宅，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老板越来越信任朱可夫，常派他去银行办理业务，或者带他到店里去，做一些不是毛皮工人做的活儿，比如捆货、办理托运之类的活儿。

相比于作坊里的活儿，朱可夫更乐意与老板出去干活儿。毕竟，在外面，朱可夫能够多见一些世面，多接触一些有文化的人，有机会听到他们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在作坊里，除了科列索夫之外，其他师傅基本不看报纸，所以不怎么知道政治上的事情。通过科列索夫搞到的布尔什维克办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朱可夫明白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懂得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宣传和鼓动下，很多青年，尤其是富家子弟，受到爱国主义的驱使，主动赶往前线打仗。朱可夫的表兄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去前线打仗，并且鼓动朱可夫一起去。

朱可夫被说动了，但他想征求一下见多识广的老师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意见。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劝朱可夫道：“亚历山大有理由去打仗，因为他父亲有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呢？你为什么去打仗呢？难道是为了你父亲被赶回乡下？你要知道，如果你因为去打仗而残废了，就不会再有人要你了。”

最终，朱可夫放弃了去前线打仗的想法。事实证明，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两个月后，亚历山大就身负重伤被送了回来。但是，朱可夫注定了要成为军人，只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而已。

1915年5月，沙皇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当然很快就会轮到朱可夫了。那时候，朱可夫就暗下决心：“如果我当了兵，一定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