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1867年，奕集团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为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条件而发生了公开的争论。

京师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目的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是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最初，同文馆设立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聘请外国教习，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学习三国语言文字，这是中国近代化学校的先声，但它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久上海和广州也分别设立同文馆。

随后，洋务派在各地设立工厂，制造洋枪洋炮，开始感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1866年12月，奕等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提高入学条件，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顽固派从极端保守立场出发，厌恶一切新事物。他们认为，从前的同文馆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值得公开反对，现在居然要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做学生，事情越来越不像话。这对热心保卫圣道的冬烘先生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第一个出来放炮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而且这些都是“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的事情，科举出身的人只应“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2]。接着顽固派的主帅——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他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人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为学技艺，竟让外国人来当老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把读书人都引诱到歧路上去了，即使要学习天文算学，尽可以请中国人任教，何必“奉夷为师”^[3]？

顽固派既然摆开了攻击的阵势，奕集团也不甘示弱，奕等反驳说：自强之道，必以轮船、火器为先，学习天文算学是制造轮船、火器的根本，忠信礼义等空话是不能拿到战场上打仗的。我们日夜忙碌、苦心筹划，倭仁一伙人却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从中捣乱，使办事的人心灰意冷，妨碍自强大计。倭仁反对我们的办法，想必他有更好的“自强”妙策，那就请他来办，我们当追随其后；倭仁反对请外国人当老师，那就请他另设一个天文算学馆，找中国老师试一试。^[4]奕这番话自然是将顽固派的军，倭仁哪里有什么“妙策”？又去哪里找中国老师？

接着顽固派于凌辰、钟佩贤、杨廷熙等出来声援倭仁，特别是杨廷熙举出五月初十日刮了两个钟头大风，说是天象示警，应赶快撤销同文馆。又指斥奕集团“强词夺理，师敌忘仇，拒谏饰非”，破口大骂一顿。奕就咬定杨廷熙的上书是倭仁指使的，骂倭仁“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双方就这样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了将近半年。

在这场争论中，奕集团得到了表面的胜利。奕和倭仁一起上朝时，连驳斥带讽刺，倭仁无话可说，竟至涕泪滂沱。奕又命倭仁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工作，要他开开眼界，换换脑筋，这个任命是故意拿顽固老头子开开心，倭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坚决不接受，甚至气得从马上跌下来，得了痰厥症。翁同龢去看他的时候，“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5]。

奕集团尽管可以折磨这个顽固老头子，但却不可能战胜和倭仁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整个顽固势力。当时，官场和知识界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同情倭仁。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京师口语籍籍，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语“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知名学者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段议论，深为倭仁不平。他说：

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番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稍持国体，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

在李慈铭看来，设立同文馆是一场灾难，向外国学习的人都失去了人格，叫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工作是一种侮辱。李慈铭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一般心理。

经过顽固派的一场搅扰，同文馆竟招不到学生，奕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6]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邹伯奇本来已接受同文馆的聘请，要来北京任教，这场争吵发生后，吓得躲在家里装病，不敢来北京。可见顽固派的抵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就事论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好事。顽固派的反对论调既荒谬又可笑，他们像是躲在封闭器内的一堆蛆虫，不愿意有一点新鲜空气透进来。但是顽固派模糊地感觉到西方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挽救封建统治，这一点却是很对的。洋务派开工厂、办学校，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但结果却在洋务派的意料之外。开工厂、办学校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同文馆的争论反映着没落封建阶级无可奈何的哀鸣，顽固派企图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洋务派则企图把历史车轮引入歪曲的轨道，但是他们都是心劳日拙的。历史不顾反动派的阻挠而轰然奔向前方，顽固派和洋务派都不能为日暮途穷的封建制度找到出路，他们反而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碾成齑粉。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3日。

[2]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

[3][4]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

[5]《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6]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