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历史试论^[*]

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一般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时间共30年，占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1/3以上。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军事力量上的较量，结果是中国失败了。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是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与深刻变化，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清政府在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人民的两军对战中力图调整步伐，加固营垒，以应付来自双方的压力。它的主要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当作自己的强壮剂，在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目的下，仿效西方，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的由来。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间，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

一

洋务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864年到1871年。这时，清政府正在疯狂地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急需用新式武器装备反动军队。同时，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有“船坚炮利”这一点。因此，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沪（江南制造局）、宁（金陵机器局）、闽（福州船政局）、津（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相继创立。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

这一阶段创办的许多官办军事工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混合体。首先应该看到官办军事工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封建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的交换，生产经费则由国库按定额拨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内部积累，没有依靠自身运转而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盈绌和拨款多少，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与管理。这种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它非资本主义一面的突出表现。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工厂在大机器生产下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工人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工厂的产品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卖，但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的形式被购买，这是近代官办军事工业的独特性之所在。实际上，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复杂混合物，是封建官营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在这里，企业并没有一下子摆脱封建官营企业的固有性格，某些旧质态（非商品生产）仍然保存下来，但企业不是旧日官营企业的简单再版，某些新质态（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已经开始萌生。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整个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畸形现象和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清政府不久就发现：军事工业很是缺乏经济效益和军事价值，产品成本高昂，一艘自造军舰所花的经费，可以用来向外国购买两艘或三艘同样类型的军舰，而且自造的舰只、枪炮质量低劣，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之外，难以用来应付外来侵略。19世纪70年代之初，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造船和海防的两次争论，检讨军事工业腐败、停滞的原因，并确定海防的方针。当然，封建阶级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只是稍稍改变了步伐。洋务重点从自己制造武器转变为向外国购买武器，同时又注意到经费筹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这样，洋务历史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

洋务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872年到1885年。当时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英国在烟台谈判中的讹诈，中俄伊犁交涉的波折，一直到震动远东的中法战争，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清政府为应付来自外部的危机，购买更多军舰和枪炮，部署沿海的防务，从1874年到1885年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39艘，建立了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主干的北洋舰队，1885年新设了海军衙门。

新式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经费、技术、军事人才以及新式的后勤支援。因此，清政府开始经营和提倡采矿、运输、电信、教育等事业。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1875年派遣赴英法留学生，1876年创办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创办直隶开平煤矿，1880年架设津沪电报线路、开设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创办热河平泉铜矿，1883年创办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等。当然，这些事业在技术、装备、原料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

在这一阶段，军事仍然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但是洋务运动的范围已大大拓展，前一阶段清一色官办军事工业的局面已经突破，开始生产民用品（如采矿）和提供民用服务（如运输、电信）。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或鼓励私人经营。以上列举的矿场企业中除基隆煤矿外，都有大量私股。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盛极一时。在一些远离军事的部门，民间还出现了纯粹商办的小型加工企业（如广东的缫丝业）。这时候，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阻止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且它为了自己的军事、财政利益，不得不借重私人的财力支援。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在清政府的荫庇下，开始步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向资产阶级转化。

在中国的早期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官和商的这种特殊结合表明了中国工业发生发展道路上的严重困难。在那时，一系列障碍摆在每一个创业者面前：帝国主义的竞争，厘金剥削，封建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仅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抗衡这些强大的阻力，处在襁褓时代的新式企业必须从企业的外部找到奥援和靠山。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工业襁褓儿除了匍匐在封建专制政权脚下，乞求它的荫庇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就是官督商办盛极一时的原因。有一种例外情形，某些企业没有从政权这边找荫庇，而是到侵略者那边找依靠。这些企业挂上外国字号，聘请外国经理，向外国政府注册。虽然所依靠的主体不一样，但同样说明企业离开外部荫庇就难以生存下去。在当时，资本主义企业还缺乏独立活动的充足条件。

近代工业所碰到的阻力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来的。为了克服或缓和这种阻力，它又必须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矛盾，而“官督商办”就是这种历史矛盾的产物。从商的方面来说，它只有躲进封建政权的荫庇所，才能绕过很多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如请求获取减税免税的优待，请求政府贷款，获得专利权和特别保护，等等，依靠这些支持，企业活动才有较多的保障。从官的方面来说，急剧变化着的形势迫使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私人的工业投资，不得不在压抑工商业的传统政策上打开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吸引资本主义的涓滴之水，来润泽即将枯萎的旧秩序。

官和商的合作虽然暂时缓和了外部压力，但是企业内部引进了封建势力，同样又产生了许多困难。政府的贷款利率极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高利贷；企业得到减税、免税、专利等特权，要以承担苛重的封建性义务作为代价；一批寄生虫官僚，硬被安插在企业的各级机构里，贪污舞弊，无所不为。官督商办把官和商两种不同的力量糅合在一个企业里，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事实证明，官督商办的形式并没有给中国工业铺筑一条康庄大道，恰恰相反，它愈来愈成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

洋务历史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886年到1894年。这时，边疆危机略有缓和之势，而贸易危机又接踵而至。在1885年到1894年的10年间，对外贸易总额达白银22亿两，入超达2. 6亿两，而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7 000万两左右。洋纱洋布像决堤的狂潮一样，冲刷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结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抛入贫困破产的深渊，经济领域的残酷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响起了“商战”的呼声，清政府也企图从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中捞回一点利益。于是，洋务的重点又从军事方面转移到了经济方面。

在这个阶段，由于海军经费已移拨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海军的发展基本停顿，军事项目退居次要地位，纺织、铁路、炼钢成了最重要的项目。李鸿章大力建设津榆铁路（天津到山海关），以及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华盛纱厂等等，张之洞在武汉忙碌地搞一个“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汉阳枪炮厂，以及纱、布、丝、麻4个轻工业工厂。有些一向反对任何新事物的顽固派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认识到采矿、设厂能带给自己利益，更多的官僚、地主、买办以投资者的身份被卷入洋务潮流。工业投资总额正在增加，官办、官督商办虽仍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形式，但在洋务运动之外，纯粹商办的企业已逐步增长。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初，主要由私人投资和经营的纺织业、缫丝业、火柴业有蒸蒸日上之势，可惜不久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的《马关条约》规定了外国在华的设厂权，这对中国工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幼弱的民族工业刚刚显露发展的迹象，就立即遭到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

30年的洋务历史在经济上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局面？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为止，各类近代化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事业）的资本约2 000万两。约略而言，这个数目等于1894年一年中贸易赤字的2/3（该年入超2 900万两），等于大半个颐和园的修建维护费用，等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1/4，等于甲午战争赔款的1/10。这个微小的数目就是20多年来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中国工业资本的全部积累，可见洋务历史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

中国的工业为什么只积累起这样微薄的资本？中国社会当时虽然穷困，但并不是绝对地缺乏资金。问题在于集资千万的官僚、地主、富商缺乏投资工业的迫切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主要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被全部政治上层建筑支持着，购买土地是传统的、可靠的资金出路。此外，高利贷剥削和商业投机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工业投资由于缺少政治和社会的保障，反而是一种极冒风险的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富翁宁肯把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愿意投放到自己不熟悉的、很有亏折可能的工业中去。人们的愿望总是受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当社会资金向工业流转的渠道还被整个旧制度堵塞着，那就不会有热情迸发的创业欲和投资欲。因此，归根到底，不动摇、不推翻旧制度，中国的工业就不可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起来。

上述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特殊环境和一条特殊道路。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大机器首先是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办军事工业中采用，在军事工业的带动和影响下，依次扩及其他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开始时大多作为政府军事项目的附庸和补充，并且在官督商办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比较方便的活动条件，只是后来才稍稍摆脱政权的控制而出现更多的商办企业。至于工业投资人，主要是封建的官僚、地主或洋场买办。中国资产阶级中虽然也有从工场手工业主或包买商直接转化来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对这些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联系很少的旧式工商业者来说，近代企业的入口处显然有一重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企业发展的阻碍，但同时又是近代企业不得不依赖的靠山。这种矛盾的关系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和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也可以从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四

竭力地鼓吹和推进洋务运动的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官僚、地主、买办，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历史学界对洋务派有不同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洋务派是一个反动政治派别，它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屠杀人民，在历次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妥协投降，带来了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在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中，它又站在反对立场上进行破坏和镇压。这个集团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了无穷的罪恶。

但是，洋务派又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官僚集团。它的某些主张和某些措施，如开工厂、采煤铁、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等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在洋务派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出现，这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事物。随之也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的社会力量在和周围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毁灭旧制度的条件也在日积月累中形成。洋务派本来期望自己的措施可以加强封建统治，结果和它的期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棙拨了一下，当机棙一旦转动，就逐渐向着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止下来。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有的同志拿洋务派的动机是维护封建统治和个人升官发财为理由，否认它有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它在客观上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是一个由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构成的复杂混合体，它的封建性、买办性非常鲜明，它办工业的动机不可能纯正。但是，还应该看到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工业是由洋务派创办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历史上很多进步措施，往往不是出于什么高尚意志和善良愿望，而是和微小卑劣的动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们采取措施的主观动机怎样，而是这些措施本身是不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至于考察洋务派的动机，那就应该进一步探究隐藏在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历史潮流。洋务派为什么不完全仿效其前辈，在传统政策的范围内寻求巩固封建统治的途径？为什么要把升官发财寄托在近代工矿企业方面？正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使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必不可免，洋务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潮流，才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新动机、新愿望，在这种动机促使下采取的各种措施就成了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杠杆。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借这根杠杆的助力，开始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当然，洋务派主要是以官僚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身份投身于创业活动的。它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有待于这个集团的进一步分化。由此，洋务派必然会把官场习气、封建作风带到企业中，使企业中发生惊人的贪污、浪费和种种腐败现象。洋务派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又给企业造成了限制和束缚。应该谴责的不是洋务派曾经创办了近代企业，而是其创办企业的封建方式和封建作风，这正是洋务派的官僚立场和封建性格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特点的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创办机器工业成为一个需要付诸行动的课题，但社会上缺乏像在西方世界中那样一个足够强大的、能抗住一定压力的阶级来肩负这个任务，于是掌握政治权力而又崇拜西方文明的洋务派就不自觉地进来填空补缺，上演一出自己都不懂得的、不熟悉的戏剧。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派手里开始，这就显示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前途的困难。洋务派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易地清除干净的。中国资本主义只能背着旧社会所加予的沉重包袱，在曲折的道路上蹒跚行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之久，最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洋务派的新式海陆军，《马关条约》又把刚抬头的民族工商业紧紧地束缚起来。洋务派的活动从以上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失败的，地主阶级并没有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找到顺利发展的途径。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一件好事情。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仅仅是军事和经济范围内的枝节改革，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任何有成效的改革都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开始，而这种有成效的改革不能指望地主阶级当权派来推行。封建阶级的洋务幻想破灭了，它再也编制不出一套可以骗人的“富强”神话。封建阶级在社会上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反对力量，而在思想上失去了统治人民的阵地，这样就促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迅速到来。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