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洋务派集团的兴衰^[*]

19世纪下半期，一部分官僚主张学习外国的枪炮、机器和科学技术，拿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第一个重要代表是恭亲王奕。

奕是道光皇帝第六子，他在政治上发迹，完全是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外国侵略者达成了紧密的勾结。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南方有汹涌澎湃的太平天国革命，北方英法侵略联军又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难到热河行宫，把他的弟弟——奕留在北京，以便向侵略军投降。在清王朝危急的关头，奕连续立了三件“功劳”。

第一件“功劳”是和英法侵略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奕以御弟身份，主持这次卖国谈判。外国侵略者把清王朝狠打了一棒，使它不敢再违背自己的意志，又立即换了一副笑脸，竭力拉拢和支持清王朝，以便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革命。从此奕和外国侵略者经常厮混在一起，关系十分亲密。

第二件“功劳”是和慈禧太后一起，发动政变，杀了端华、肃顺等人，夺取了政权。原来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死于热河，幼皇帝载淳（即同治帝）即位，政权落到了一直受咸丰皇帝信任的端华、肃顺等人之手。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企图独揽政权，和端华、肃顺等人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奕是慈禧太后的主要帮手，他给慈禧太后和外国侵略者建立了联系，在北京布置了一个有利于慈禧太后的形势。然后，太后带着幼皇帝突然从热河回到北京，捕杀了端华、肃顺等人。慈禧太后在晚清独揽大权四十多年，奕是给她立了很大功劳的。

第三件“功劳”是“借夷助剿”，就是借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实际办理这件事的人是在长江流域和太平军作战的薛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奕是处在决策者和赞助者的地位。《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在一个奏折里把太平天国和捻军比作“心腹之患”，把外国的入侵比作“肘腋肢体之患”，所以他的政治路线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重点放在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则是“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奕还把当时的斗争形势比作三国鼎立的局面，把清王朝比作刘蜀，太平天国比作曹魏，外国侵略者比作孙吴，竭力主张“联吴伐魏”，这个不伦不类的比拟，充分表现了奕集团的媚外性格。清王朝当时执行着奕的这条路线，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奕由于立了这三件“扶倾定危”的反革命功劳而烜赫一时，他以议政王的名义，破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按清朝成例亲王不得任军机大臣），并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设立的对外交涉机构），内政、外交大权总揽于一身。但是，随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奕集团按照资格、地位和反革命功劳，应该权倾一时，但实际上这个集团的权力却有限，19世纪60年代还有点表面威风，到了70年代就渐渐不济事了，李鸿章的北洋集团逐渐崛起，取代了奕集团的地位，到中法战争期间，奕集团全班人马被赶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集团竟是如此短命，究竟是什么道理？

原来太平天国革命给予清王朝极大的打击，清王朝为了镇压革命不得不提高反革命各派系的权力和地位，这个王朝内部充满着派系矛盾，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奕集团并没有从咸丰皇帝那里继承到一份巩固的统一权力的遗产，它必须在和各派系的斗争中使自己巩固。而且，奕也不算清王朝权力的继承人，实际上继承人是垂帘听政的慈安和慈禧两太后，以及太后怀抱中的同治皇帝。奕既不能撇开两个太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不可能越过湘、淮系头子，直接指挥军队，因此他在派系斗争中进退失据，无所依傍。阴险毒辣的慈禧初时需要奕集团的支持，离开奕集团，她就成了一只没脚蟹，但等到地位渐趋稳固，她就不能容忍奕集团分享权力。“利尽则交亡”，这是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一条铁律。慈禧太后的手段很厉害，她善于在复杂的派系关系中保持平衡，又能够觑准奕集团的弱点而屡加打击。关于慈禧太后和奕之间的斗争，情况复杂，在这里不及详叙。总之，奕集团像孙悟空那样，虽然神通广大，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最终被压倒在五指山下。奕集团对外国侵略势力来说，是打入清政权内部的便桥，对慈禧太后来说，是爬上统治宝座的阶梯，它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就是如此。

曾国藩在私底下跟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奕集团，说奕“晃荡不能立足”^[2]，这句话颇说中奕集团的弱点。奕集团在湘、淮系头子面前以清王朝统一权力的捍卫者身份出现，主张削弱地方实力，因此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李鸿章说其“庸鄙无远识”^[3]，“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4]；在满蒙亲贵面前，奕又以洋务派姿态出现，惹起那班冥顽不灵的亲贵大臣的老大不快，他的弟弟醇亲王奕和大学士倭仁等对他均抱反感；奕在慈禧太后面前以权力的分享者面目出现，限制太后宠信太监和重建圆明园，更引起慈禧太后的愤懑。至于在人民的眼里，奕更是一个典型的卖国贼，人民送给他“鬼子六”的诨号（因他是道光第六子），甚至在中小官吏、地主中间，奕也是名誉扫地。1862年法国教士文乃耳拿着钤盖恭亲王印章的文凭在贵州省开州知州的公堂上无理取闹，知州戴鹿芝对他说：“恭亲王乃久蓄异志、私通外洋之人，其人何足道哉。”^[5]可见奕的媚外路线在稍具民族意识的中下级官吏中也遭到唾弃。就像曾国藩所说，奕集团是处在“晃荡不能立足”的孤立地位。

奕集团的孤立，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清朝政权的控制才刚刚开始，它虽然幸运地物色到了像奕这样的高等奴才，但是还来不及广泛地培植爪牙。帝国主义本来对奕的期望很大，1860年英国公使普鲁斯兴奋地说：“假使要从他们身上搞点什么，那是再方便也没有了。”^[6]但是，后来侵略者发现奕集团在各派牵制下竟不能有所作为。1866年英使馆参赞米特福写道：“铁路、电报、违背条约等等，这一切老话已经谈过一百次了。恭亲王很烦躁不安，他像一只野兔子似的踌躇、绕圈子、回避。”^[7]奕没有权力完成外国主子交给他的任务，就逐渐失去主子的欢心。因此，外国侵略者宁肯转而支持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北洋集团有军权、财权，有全班淮系喽啰供驱遣，是比奕集团更合适的工具。于是，失去外国支持的奕集团，被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打入冷宫，得到外国支持的李鸿章集团起来填补了奕集团的空缺。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2日。

[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3]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

[4]李鸿章：《复郭嵩焘书札》。

[5]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

[6]《普鲁斯致罗塞尔的信》。

[7]《米特福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