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法

对于中法大学，从我未进入中学时，就是不陌生的。但我却没有进过中法大学的大门。

那时，我有四家邻居，同中法大学有密切关系，两家是教授，一家是讲师，还有一家是学生。前院住的陈绵博士，字伯早，是法国巴黎大学艺术博士，当时既是中国旅行剧团的导演，又是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是名望最大的。后院住的鲍文尉先生，是与大诗人艾青同船回国的，后来曾翻译过古典名著《巨人传》，那时也是中法大学的教授，以上二位都是北京大学毕业后，又留学法国的。前院住的法国人胡木兰女士，她的中国丈夫把她遗弃了，她在北京教了一辈子法文，当时正在中法大学教法文，可能是讲师吧。另外有陈橘孙和他弟弟二人，前者是留学法国学法律的，当时也在中法大学任教，至于教什么，或者职务是什么，就不知道了。这人后来在伪教育总署任秘书，也还兼课教教法文。他弟弟当时正在中法大学读书，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回来，总是大声唱着外国歌曲，“啊哈哈”地经过我家走廊窗下，回到他自己房间去。当时我的父亲正在养病，常常下午的睡眠被他吵醒，因而为之慨叹。这位中法大学的学生，在北平沦陷后的第二年，就去法国留学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算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向他致以遥远的祝福吧。另外前面说到的各位，大多均已成为古人了，只有鲍文尉老先生还婆娑人间，前年在上海遇到，已八十六七岁，说北京外国语学院已分到房子，不久要回北京去，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要天天看西山……”其襟怀可以想见了。

在文化古城期间，中法大学的学生，按照规定，在国内读两年，成绩合格，即放洋留学，到法国去读后两年。这一点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是它的人数也并不太多，据一九三五年资料记载：

私立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创办于民国九年，由预科改办，学生人数二百余人，学杂各费每学期十五元，校址东皇城根八棵槐，电话东局一八二。

学生只有二百余人，可见其少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办学规模有一定限制，这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它外国文考法文，当时北平，只有孔德学校的外国语是法文，可以为它输送学生。其他中学外语一般都是英文，投考中法大学，有一定困难。其他城市中学，专学法文的也很少。因而报考中法大学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

前引简介上说“由预科改办”，这是什么意思呢？还必要从这所学校的创办历史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里失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时候在法国的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宗旨，号召一些中国青年到法国留学。但这个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中国青年去法国的实际工作却为李石曾把持的华法教育会所垄断，在此基础上，他办起了里昂中法大学，后来华法教育会的另一发起人吴稚晖也到了巴黎，不久，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也到了巴黎，其间闹了很多风潮、斗争……这些都不必细说，但法国里昂的里昂中法大学是办起来了。接着，在北京也成立了中法大学，北京的作为“预科”，招学生学法文，为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作准备，所有经费，是根据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当时法国总理）向中国代表表示退还庚子赔款。一部分作为整理中国实业银行的借款基金，一部分拨作中国教育经费，具体数字，是每年退回赔款一百万金法郎，作为兴办中法教育之用，共二十三年，计二千三百万金法郎。里昂中法大学、北平中法大学，所有预算经费，都由这笔款子中拨付。

中法大学有一个董事会，董事长孙宝琦，副董事长熊希龄，董事有张弧、范源濂及法国公使玛特路等人。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第二任李石曾，第三任李书华。前引资料所记校长李麟玉，又在李书华之后了。

中法大学的学院不以文理法命名，而以法国历史文化名人命名，如哲学名“孔德学院”，是以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实证主义（前期社会学）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命名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名“居里学院”，自然是以居里夫人命名的。法国文学系叫“服尔德学院”、生物叫“陆谟克学院”，服尔德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文学家，陆谟克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生物家。中法大学校部在东皇城根（沦陷时期这里一度改作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而在文化古城时期，它的孔德学院在阜城门外，贾植芳教授在《忆诗人覃子豪》一文中写道：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随哥哥贾芝从山西家乡到北平考学校，他进入坐落在阜城门外护城河边的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预科）……孔德学院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高楼深院，花木茏葱，一派肃穆幽静的学院风光，他们生活在这个似乎远离尘世，而又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小天地里，结社写诗，各自抒写着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

话虽然不多，却把当时这种学校的文化气氛写的非常生动。

中法大学的成立小史及校舍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民国六年，留法勤工俭学，在西山碧云寺成立法文预备学校，设文、理两科，后改称中法大学，民国十年，法国成立里昂学院，北京中法大学学生出国有了固定据点。民国十三年，阜成门外设孔德学院，即社会科学院。民国十四年，移文科于东皇城根，改称服尔德学院，理科称居里学院，生物研究所改称陆谟克学院，民国十八年，药学专科成立。民国十九年，在南京教育部备案、立案。民国二十年，成立镭学研究所，成立医学院。同时改服尔德学院为文学院，改居里学院为理学院，陆谟克学院为医学院。孔德学院为社会科学院。二十三年社科并入文学院。

刘半农氏在中法大学担任过中国文学系主任，与他同时留法同学汪申伯担任法国文学系主任，后来汪又出任北平市工务局长，政绩很好，这是东北系周大文当市长时的事，不久周大文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汪申伯的局长也不稳了。清代百姓挽留好的地方官，常在其离任时，把他的靴子脱下来，意思是不许他走。刘氏便也为汪写了《为汪局长脱靴》一文，文章内容与中法大学有些关系，择录几段于后：

我们俩虽然同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时，只是见过面而已……后来回了国，虽然同在中法大学做过几年事，只是开教务会议的时候见见面，平时很少往来。在开教务会议时，我们俩往往拍桌子吵架，因为他是法国文学系主任，我是中国文学系主任，亦许有一个学生，法文好而中文不好，他说可以升级，而我说不能，或另有一个学生，情形与此适相反背，均足以叫我们俩抬起杠来。但结果总是雍容大雅的李圣章先生（李书华字圣章）提出个办法来。再加之以春风满面的范濂清先生说几句好话，我们俩彼此掏出支烟卷敬一敬，也许不再面红耳热而从长计议了。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些中法大学教学比较认真的情况，以及几位主要教授和负责人的关系。再看另一段：

有一时我对申伯很不敬，因为他在服尔德学院的院子里造了一座灯台，是个瘦而小的白石亭子。我说：“糟糕！这是什么东西？是纸扎铺里做的望乡台！”这话我当时没有好意思同他当面说，后来老老实实的说了，他并没有提出抗议。

这小段文字，记了服尔德学院，就是中法大学文学院。汪好像比刘负责，因为还管基建。再看另一段：

两年前，他替中法大学建造大礼堂，所花只是七万五千块大洋，可是大礼堂有了，两个大客堂也有了，图书馆也有了，书库也有了，里面是电灯自来水，汽炉，以至于一冲百里的洋茅房也有了。观瞻也好，又合实用，而且省钱。这真叫我大吃一惊！天下竟有这样的便宜货；于是乎我对汪申伯不得不刮目相看。

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现在还存在的原中法大学大礼堂等建筑是汪申伯以极少的代价造的，说明中法大学当年是有人才的。至于他作为北平工务局长的政绩，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必多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