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

在文化古城时期，除国立、公立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大多冠以“私立”二字，以示区别，而私立学校，都要在政府教育机构立案，才承认其资格，文凭才有效。大学要在南京教育部立案，中学、小学要在市教育局立案。中国大学据一九二九年《教育年鉴》记载，还只有文、法两科，不具备“三个学院才能成立大学”的条件，因而当时只叫“中国学院”，直到三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办起理科，这样才具备了“三个学院”的条件，立案称为大学。因为据一九三五年资料记载，还是叫“私立中国学院”，校长王正廷，校址西单二龙坑。于此亦可见，当时对大学的法定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再有同样是私立学校，又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外国教会办的，社会上习惯叫作“教会学校”；一种是中国名人自己办的，是真正私人办的私立学校，因而虽然同叫“私立”，却大不相同。即前者经费有来源，所属教会每年会拨专款给学校。有钱便可建校舍，请好教员，不滥招学生，能保证质量，学校就越办越好。后者无固定经费，盖不起校舍，买不起好仪器，请不起名教授，学校只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刘半农氏在《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一文中曾经说到这种情况道：

平市有几个私立大学，并无固定经费，办学人希望多多益善，因为学生的学费，关系学校的生命。辅大则不然，每学期所收全体学生的学费，不过学校开支的十分之一。

中国大学就是这样无固定经费的学校，其简单历史是：创办于民国元年冬季，租前门外一清末停办之学校为校址，初名“国民大学”，宋教仁、黄兴先后任校长；民国四年，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民国五年改名中国大学；民国十年，校长姚憾辞职，王正廷继任；十一年设募集基金委员会；十四年购得郑王府为新校址；十八年呈准国民政府，按月辅助万元，王正廷更向中比庚款委员会及各界募款，扩充校舍，建理化大楼及图书馆，计款十五万元。

刘氏的简短的话，正说明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虽然同样是私立学校，却是有原则差别的，前者有教会经费，可以“赔”，而且准备“赔”，所以能保证学生质量。后者却不然，“希望多多益善”，就是越多越好，人多钱多，这样录取学生的标准就很低了，多收一个学生，就多一份学费，学生多一些，经费足些，好歹还像个学校。中国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人数多的班级，有二三百人一班，在王府的大殿中上课，是当时文化古城中最大的课堂。用现在的说法，这就叫“上大课”。不过它有“大”无小，不分班，一直到底。这还算好的，因为还能招得进这些学生，另外当时还有几所招不进多少学生的私立大学，那就更惨。甚至可以随时报名，随时交费入学，入学考试也不必举行，考也是走走形式，这就是专门收学费、卖文凭的“学店”了。

学生来源，本来是高中毕业生，但有不少高中毕不了业的学生，有北平当地的，也有不少外地来的，而家里有钱，还想混张大学文凭，如果是名门闺秀呢，有张大学文凭作“嫁妆”，结婚时面子也好看些。也还有乡下土财主家的子弟，弄个“大学生”的身份，骗家长的钱，在北平花天酒地过都市生活，混日子……各种各样的学生，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就更要复杂多了。

文化古城时期，校长名义上是王正廷，但人在南方，校务由副校长周龙光、教务长方宗鳌负责。其时中国学院只有文、法两院，有中文系、哲学系，法学院有法律系、政治经济系，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商学系，又添设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系，不过这已是沦陷之后了。

我在志成中学读初一时，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中国学院大门口，那三大间高高的王府正门，正中在梁上挂着白地黑字大匾，“中国大学”，署款“王正廷”，是很规矩挺拔的欧阳率更的字体。门口还有“请愿警”站着（“请愿警”是一个专名词，现在已很少人明白它的意思了。就是他的编制是警察局的警察名额，而其工资则由担任警卫的单位开支。这样警察分局把他的月饷就入了局长的私囊了，只是发给他制服而已。本人在学校门前站岗守卫，比在马路上站岗清闲，而且薪水还可多两元，校长、教授、阔学生逢年过节还给门房、警卫室一些赏钱。收入较局中一般警察为多。当时各大学、著名中学，甚至阔人住宅门口，都可以向所在分局申请派“请愿警”来站岗），十分气派。在校门口西面，路旁有个大土堆，实际是煤球灰、垃圾等堆成的，比围墙还高，里面正是操场，我和其他小同学们，放学回来，经过此处，总爱走到土堆上，向里面眺望，有时遇到赛球，便在上面看赛球，其他路人也走来立观，这样这里便成为一个“土堆看台”了。我们总是看的十分起劲，除去球赛而外，还看到里面的房舍，东面一大排、一大排的绿色琉璃瓦的宫殿建筑，隔开操场，还有亭子、一角假山、回廊，西北角上还有一座没有完工的红砖西式三层楼……在印象中，觉得站在这个土堆上看这所学校，真大！后来，有一次，跟着所在中学高中部的篮球队进去，我和另一个小同学，没有看球赛，却在里面乱转起来，把这个学院跑了个遍，一直跑到这个停了工的西式三层楼上，放眼一望，才似乎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时只知道中国学院的校舍是清代的“郑王府”，而对于这个著名王府的知识，却是后来才知道的。清末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三月六日记云：

六日……同车入城，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

这则日记中“豫庭”说的是谁呢？那真是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咸丰临死时，托附八个顾命大臣之一、后来被那拉氏杀头的肃顺。他哥哥郑王端华是被赐死的，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中国学院校址就是买的端华的府邸。端华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儿子，袭爵，肃顺是第六子，本字“雨亭”，从“风调雨顺”的“顺”字起的，日记写作“豫庭”，本可谐音，也似有忌讳意。郑王府在当时是名府，花园特别出名，在钱泳《履园丛话》中就记载道：

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一池水甚清洌，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树之间，其后即内宫门也。嘉庆己未三月，主人尝招法时帆祭酒、王铁夫国博与余同游，楼后有瀑布一条，高丈余，其声琅然，尤妙。

惠园很著名，在当年远比后来的恭王府花园名气大，不过在百年之前已荒芜，到了中国学院时代，什么“引池叠石”等，只剩下一点残迹，大面积园林，都已改作大操场了。

文化古城时期，同学方绍慈的父亲方宗鳌氏在中国学院做教务长，他的母亲方政英氏在学院教日文。方氏广东人，其夫人则日本籍，住在宣武门外方壶斋。当时学院中著名教授并不多，但在几所中国私人办的大学中，还是比较著名的。

一九九○年二期《燕都》载有赵乃基先生《郑王府与中国大学》一文，详记向郑王后人绍勋买王府的事。其契约云：

立和解契约人：天主堂

绍　勋

中国大学

今因绍勋欠天主堂债款本利十九万余元，前因追诉执行，兹由中人调停，将坐落二龙坑郑王府，由绍勋卖与中国大学，以现洋十五万五千元，抵偿绍勋欠天主堂债款全额，当日交清，从此天主堂与绍勋债务清结。该府第有任何纠葛，以及审判厅大理院等等，均不与天主堂相干。所有双方诉讼费用，各自负担。同中将绍勋作押房契交出。关于绍勋借券，尚在法庭，俟领出再行交付。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做个文抄公，录下这份文书，用存掌故吧。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除一些教会学校外，其他私立大学都办不成了。而中国学院却继续办了下来，而且不再叫“学院”，直接叫“大学”了。西北军时代曾一度担任过北平市长的何其巩氏担任校长。原教务长方宗鳌氏出任日伪教育总署署长（按，日伪编制，“总署”最高长官名督办，相当于部长，副职为署长，有二，相当于次长，一为方宗鳌氏，另一为张心沛）。这样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氏主持之下，靠学生学费维持，因为人多，虽然困难，但也维持下去了。有不少不愿到日伪学校任教，又一时去不了抗战大后方的名教授都到中国大学来任教了。俞平伯先生原在清华，沦陷时，担任了中国大学中文系主任。待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封门，有些名教授也到了中国大学，如著名的张东荪先生、历史家齐思和先生，还有邓以蛰先生（著名原子物理学家邓稼先之父）、孙人和先生等位，一时都往来于二龙坑路上了。

尚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校门斜对着，一家在后墙上开门的小饭馆“有缘居”，专门做中国大学学生的生意，黄公酒垆，今天还能引起谁的回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