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期刊看小说

邵燕君

要为当年的文学创作把脉，最正的路子莫过从文学期刊入手。虽然近年来在出版业的强势压力下，期刊的“原发权威”正不断被削弱，但毕竟文学期刊还是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着文学创作的“原生态”，保持着“多样性”，同时，也是文学新人冒头的主要基地。当然，文学期刊也早不是一个封闭的“自然保护区”了，它的被侵蚀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大众的流行趣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为艺术的评判标准。直白一点说，一个作家作品印数和版税上升了，其作品的“头条率”和转载率很可能也随之上升，而这类作品的风格也很可能潜在地影响编辑的选稿标准，进而引领文学新人的创作走向。不过，由于文学期刊的大体格局和基本体系还在，从市场价值到艺术价值的转换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参看指标。也就是说，当“好卖原则”对“好书原则”的取代在出版领域越来越进入不必争论的“无声阶段”的时候，在期刊领域还能听到一些彼此碰撞、斗争的“噪音”。正是这些“噪音”，呈现了可供我们解读的“症候”，让我们对文学现状有一个更全面也更深入的把握。

2004年我们“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对《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萌芽》等十个刊物发表的小说进行了逐篇的研读、讨论和评点，从中筛选出43篇值得推荐的作品辑成本年选本。每个推荐篇目后都附加了点评文字，以陈述推荐理由。另有一些作品虽然在本论坛未获推荐，但在文坛颇受关注，我们也将有关点评文字附后，以期对话、交流。我们选择的这十家期刊大部分为“新时期”以来具有权威性、并在2000年前后大规模的期刊改版中始终坚持纯文学方向、以发表小说为主的期刊。同时，对于偏重先锋探索（如《山花》）和发掘新人（如《萌芽》）的刊物给予了特别关注。另外，本年度，理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特辟“文本互动”专栏，前后发表六位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也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尽管这些刊物能大体反映文学创作的主体面貌，但难免遗漏个别重要作品。对此缺憾，我们将在2005年以进一步扩大考察刊物范围的方式弥补。但在未能全面考察更多刊物的情况下，我们宁留遗珠之憾，也不单独加入某个作品，以避除来自各方面的有意无意的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原则是，对于任何一部作品的关注都以其原发刊物的其他作品为参照，而所有的推荐作品都经过同一张筛选之网。希望借助这种刻板、笨拙的方式，为文坛发掘容易被埋没的新人佳作，为读者提供可信的指南，为文学史留下可靠的索引。

一

经过一年的读刊、评刊，我们对2004年文学期刊和创作的基本评价是，总体态势比较平稳，出彩的地方不多，先锋探索势头持续低迷，传统写实的风格作品依然占据主流。写实风格的过于强盛，一方面使作品整体风格显得单一；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年度现实题材的作品较多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并且与新锐思想相结合，也创造出一些突出的文学实绩。

在众多期刊中表现最好的当属“以不变应万变”的“现实主义重镇”《当代》和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导且实力雄厚的《人民文学》。

《当代》一向主张“直面现实”，本年度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敢于直面当前中国两大最主要的社会症结矛盾：三农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及时发表有冲击力的作品，如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短篇，第1期）、宋剑挺的《麻钱》（中篇，第2期）、曹征路的《那儿》（中篇，第5期）等。这些小说有的艺术上尚欠精致，带有“问题小说”的仓促，但提出的问题尖锐，是孕育真正“为人生的艺术”的土壤。其中，《那儿》堪称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作者秉承“左翼文学”的传统，饱蘸深情地谱写了一首时代悲歌。长久以来，我们的作家已经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了，曹征路在带给人们感动震撼的同时，重新唤起读者对作家的尊敬。

长篇是《当代》的重头戏，今年推出的几部长篇总体质量也较好。孙惠芬的《上塘书》（第3期）虽少萧红《呼兰河传》的灵气，但为当代农村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徐贵祥的军旅小说《明天的战争》（第3期）虽笔法嫌旧，但“四大金刚”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荆歌的《我们的爱情》（第6期）虽仍缺乏深广的时代性，但叙述从容，饶有趣味；程琳的《警察与流氓》（第1期）虽带有几分通俗小说的印记，但作者经验丰厚，语言幽默，属真正的“好看小说”。比较令人失望的是董立勃的《米香》（第5期），无论故事还是讲故事的方式都没有“新意思”，一如编者所言，作者正“遭遇瓶颈”。给人带来惊喜的是王刚的《英格力士》（第4期），作者虽是《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等热门影视剧的编剧，小说却写得非常纯正；本年度《当代》最差的长篇是王海翎的《中国式离婚》（第4期），属典型的影视同期书，尤其与《英格力士》同期发表，对比鲜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事影视剧的创作，结果小说成了“副产品”，并且还成了各大期刊争抢的热门作品。没人规定写小说的人不能写剧本，但以写剧本的方式写剧本，按写小说的规矩写小说，却是一个严肃作家应有的职业态度，也应该是期刊选稿的基本原则。

《人民文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质量稳定，基本每期都有一两部突出的作品，并且没有太差的作品。这看起来简单，但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已属不易，看得出编者在稿件把关方面的用心。

本年度，《人民文学》也推出了两部有分量的“三农小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篇，第3期）和王祥夫的《找啊找》（中篇，第6期）。两部小说在关注底层苦难的同时，也重视对人性的解剖，艺术上比《麻钱》等小说更具张力。在这些重大题材之外，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也写得比较精微深透。比如，第7期、第11期相继推出的两个中篇：畀愚的《煲汤》和乔叶的《紫蔷薇影楼》，写的都是“妓女从良”的故事，难得的是都不追求噱头，文字朴素，对新人物、新经验的发掘不乏敏感细腻。方方的《出门寻死》（12期）更是近年来写“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又一范本。以上两类作品使该刊“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的编辑方针有了可以拿出手的实绩。与此同时，刊物也注重新形式风格的展现。林斤澜的《去不回门》（短篇，第10期）和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中篇，第10期）都显示了他们在风格探索上的新进展。新锐作家晓航的《师兄的透镜》（中篇，第3期）和《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第8期）也展现了当代创作中少见的想象力的旖旎风光。值得一说的是，这老中青三位作家本年度都值勃发期，《人民文学》拿到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二

其实，一个优秀的刊物未必要包罗万象，关键在于它是否宗旨明确，并且名实相符。《当代》和《人民文学》表现比较出色，与它们一直拥有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当下正是现实主义创作居于绝对主潮有关。不过，也不是稿源较充足就自然能水到渠成。同样一向强调“贴近现实”、“贴近读者”的《十月》，本年度表现就不太理想。

《十月》一向以迅捷反映当下热点生活又轻捷好看的中篇见长，但本年度出彩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并且集中在“小说新干线”栏目。重要作品的作者多为新秀，风格上也比较倾向于阳春白雪。力推新人并非坏事，但光凭新人恐怕很难维持该刊近年来一直号称的“销量居大型原创文学期刊之首”的位置。如何守成出新，把新生力量和传统积累整合起来，是来年的《十月》最让人拭目以待之处。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收获》一直是当代最具权威性的文学期刊。不过，如果没有那几个长盛不衰的散文栏目的支撑，依靠小说是否还能担得起这样的期许就要令人怀疑了。本年度的小说虽然不乏佳作，但商业化倾向也愈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长篇上，六期杂志共发表了四部长篇（另有一部余秋雨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刊登于第4期），其中只有阿来的《随风飘散》（第5期，按篇幅只是个大中篇）可以算作没有争议的“纯文学”，其余的三部，张欣的《深喉》（第1期）和周梅森的《我主沉浮》（第2、3期连载）是没有争议的“影视同期书”，尤凤伟的《色》（第6期）虽然写的是“商场故事”，但读起来很像《国画》一类“官场小说”。老实说，看到《收获》用大量页码刊登这些更与“收视率”有关的作品实在让人心疼。以《收获》的地位，一定有不少新锐的心血之作因挤不上版面而被“忍痛割爱”吧？如果能给他们以更多的扶持，继续保持80年代连发“先锋小说专号”的慧眼卓识，刊物是否更能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简史”的自期？

2004年是《上海文学》改版以来度过的第一个完整的年头。“月月小说”、“创造”、“译文”等栏目（名称皆取自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著名期刊）的设计体现了编者明确且强大的编辑意图。在小说方面，特别推重短篇精品，“以大家的精致短篇领文学潮头”的“月月小说”栏目是每期最大的看点，这在长篇走红的大势环境中极其难能可贵。不过，在名家“一稿难求”的行情下，作为一份月刊，能否每期都拿到精品，也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本年度的“月月小说”大体不错，不过也有少数“名家赐稿”过于敷衍，影响了栏目的整体水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人世间”栏目推出的杨显惠的纪实性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作品力透纸背，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钟山》本年度最大的成绩就是抓住了旅美作家苏炜，他的两部作品《迷谷》（长篇）、《米调》（大中篇）在第3期、第4期连续推出，带来了当下文坛最缺乏的磅礴大气，令人精神一振。然而，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太值得一谈，和其他作品比起来，这两篇作品显得很突兀。“作家漫过刊物”对于作家而言或许是幸事，对于一家大型刊物则不然。所谓“原创、拒绝、远行”（《钟山》自2002年起提出的办刊宗旨）必须是刊物的整体风格，不管是一期刊物还是一年的刊物，如果太倚重一个作家，就容易随着不同作家不同的“原创性”而被动地“远行”。

自90年代中期起，《花城》就被不少人认为是当代最纯净的杂志，作家圈里甚至一度有“最好的作品给《花城》”之说。但是本年度，《花城》的表现令人失望。统观六期杂志，没有一篇值得重推的佳作。刊物似乎把重心押在了新创的“花城出发”栏目上。这是一个推新人的栏目，但它推出的新人，除了第6期的晓航外，不是“70后”的又一拨“美女作家”，就是“80后”最新茬的“少年写手”。其作品有的尚嫌生涩，有的不忍卒读，有的甚至公然以“做个美女大师也不错”这样的惊人之语作为作者访谈录标题。如此推新人的方式，有着太强的从众心，太少的独立性，如果像《花城》这样的高雅期刊都缺乏远见和定力，未来的文坛岂非更要百花凋零？

《大家》、《山花》等几个比较偏向形式探索的杂志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底气不足。虽然每隔一两期总能有一部不错的作品，但毕竟佳作太少，难撑大局。而且，一期刊物中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差得离谱。所以，从整体水平来看，就比《当代》、《人民文学》这样阵容比较整齐的刊物差了一大截。在今天，先锋还能不能作为一面有效的旗帜？所谓“先锋写作”，是否掺入了太多的“虚假写作”？这些恐怕都是以先锋性为立足点的刊物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旦先锋变成伪先锋，先锋刊物变成“圈子刊物”，不但这些刊物会进一步被边缘化，文坛整体的生态平衡也会进一步恶化。

一直以培养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作为刊物宗旨的《萌芽》，本年度已陷入致命性的稿荒，成名的“80后”们大都由出版社直接包装，并被名刊追捧，而依靠新涌进的“80后”写手，还挑不起一个刊物的大梁。经过前段时间的分化与重组，目前的《萌芽》形成了三路写作风格，不过均有内伤：反叛迷失了方向；小资写作气游力虚；文学“实力”开始“炫酷”。于是，一向充满自信的《萌芽》，与“80后”写手一道在成功时开始摇摆不定。“80后”虽是文学新人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但并不代表文学新人的全部，“80后”的概念从一开始被打造起，就有太多的商业因素在内，这是《萌芽》进一步发展必须考虑的。而对于其他刊物而言，如何把对“80后”的吸纳与原有的新人培养机制结合起来，避免盲目跟风，追捧商业明星，对于未来文学健康生态的生成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年初《十月》和《当代》同时推出了长篇版（《十月·长篇小说》发原创长篇，《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选登近期出版的长篇，都是双月刊），据称《收获》也将如法炮制，再加上已有《作家杂志》、《小说选刊》的长篇专号，长篇发表的园地骤然扩大，稿源和市场的争夺也会更激烈。对于这些“长篇版”来说，如何选取定位是一个难题。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它们相对于图书出版具有天然的优势：12元左右的定价，基本相当于一部小说的盗版价格，却可以容纳两三篇小说，还可以走邮发路线。劣势仅在于不够精美，收藏价值低，这都会促使其进一步趋向市场化。“以刊养刊”或许是一些创办者的初衷，但长篇版到底与原刊属同一刊名，它们之间的定位性质是否能区分清楚？特别是在当前文坛“好卖原则”日益取代“好书原则”的情势下，大量长篇版的出现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原刊业已严重的市场化倾向？这都是来年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三

本年度，有几位重量级作家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潜推出了具有自我突破或转型意义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韩少功。他几乎在同时推出了一组作品：《山歌天上来》（中篇，《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是吗》、《801室故事》（短篇，《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月光两题》（短篇，《天涯》2004年第5期）。这一组作品篇篇求变，每一种变法都是在作家原有几个探索方向的继续推进。虽然作品本身未必篇篇都是佳作，但在先锋变革“大势已去”的今天，继续以扎实的文本进行有建设性的实验确实难能可贵。

林斤澜老先生的语言风格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在新作《去不回门》（《人民文学》第10期）中又有新变化，显示出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作家在艺术探索之路上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林白继2003年的《万物花开》之后，又推出了长篇《妇女闲聊录》（《十月·长篇小说》2004年寒露卷），继续实践着从“女性私人化写作”向“个人化民间写作”的转型。方方的《出门寻死》（中篇，《人民文学》第12期）写透了小人物“求生不易求死亦难”的困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底层生活的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一向以过于贴近“小市民”立场而被诟病的池莉，在本年度推出的《托尔斯泰围巾》（中篇，《收获》第5期）中也有可喜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评论界期待已久的“超越性”。

不过，在众多活跃在“一线”的著名作家中，有明确的自我突破意识并且取得实绩的并不多。有的作家虽然作品不断占据各家重要期刊的版面，但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准上自我重复。还有的作家，名气越大，作品越糙，甚至以游戏之作登大雅之堂，让人在愤怒之余，不得不为文坛风气和文学前景担忧。

常看期刊的人会有这样的体会，杂志重推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名家的新作很可能不是力作，“成色”最高的往往是处于上升期的新锐作家的作品。本年度，墨白、鬼子、艾伟都推出了认真扎实的作品，其中，墨白的《父亲的黄昏》（中篇，《山花》第4期）、艾伟的《水中花》（中篇，《花城》第1期）、《寻父记》（短篇，《山花》第1期）艺术上更圆熟，鬼子的《大年夜》（中篇，《人民文学》第9期）虽因尝试转型未能成功而成为“半部佳作”，艾伟的《迷幻》也因题材陡峻用力过猛而有失均衡，但作家挑战自我、挑战写作难度的勇气值得钦敬。

不过，文坛对成名新秀的追捧也出现了拔苗助长的情形。在获得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南方都市报》设立的民间奖）之后，须一瓜在2004年迅速走红，也迅速走入“瓶颈”。她在年初发表的两个作品还都很有特色，无论是“人的故事”（《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上海文学》第3期，短篇）还是“鬼的故事”（《04：22，谁打出了电话》，《人民文学》第1期，中篇）都讲得清幽灵动。此后接二连三推出的作品，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收获》第4期，中篇）、《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人民文学》第9期，中篇）、《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十月》第5期，中篇），虽然被报以“头条”一类的礼遇，却无一例外地重复着她特定的叙述方式，如此这般还有什么“最具潜力”可言呢？

四

本年度最让人欣喜的是涌现了几位风格独特、功底扎实的新作家，在新经验的挖掘、新风格开拓等方面为当代文坛贡献了新质。

晓航以其聪明睿智的作品，为当代文学带来了少见的“智性写作”的风格。本年度他一口气推出4部作品：《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人民文学》第8期）、《师兄的透镜》（中篇，《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送你一棵凤凰树》（中篇，《花城》第6期）、《布谷鸟歧途》（中篇，《大家》第6期），这些作品可读性极强，想象力丰盈，充分体现了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独特的美妙，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新阅读经验。作为一个工科出身的商人，作者脑子里大概没有什么“潮流”、“主义”的窠臼，倒有一种工科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科学态度，他不像先锋小说作家那样明确地想超越什么，而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写，天马行空，自成一格。小说在他手里好像是某种科学试验的产品，先有一个核心的公式，然后，随意往试管里面加些什么，看看能得出什么不同的结果。不过，其小说独特魅力在此，而危险也在此。如果复杂的公式推演过程不能与深切的生命体验相结合，小说就成了单纯的智力游戏。如何让那些智慧的钥匙真正去开启复杂的心灵之锁，而不是徒然闪闪发光，是晓航继续写作面临的挑战。

徐则臣的《啊，北京》（中篇，《人民文学》第4期）紧密切入当下，深切地描绘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最近，这一类题材的创作有上升趋势，正在与当年的《北京人在纽约》等海外文学构成对应的“国内漂泊”序列，并且具有更广阔的艺术前景，此篇是这一序列作品中难得的佳作。徐则臣今年的势头很猛，推出了一系列作品：《花街》（短篇，《当代》第2期）、《失声》（短篇，《山花》第7期）、《古代的黄昏》（中篇，《钟山》第5期）、《刑具制造者》（短篇，《山花》第11期），显然是蓄势多时之后的爆发。难得的是，在追求整体精致圆熟的基础上，这些作品似乎每篇又在着重于一种专门技艺的特别锤炼，或语言，或结构，或叙述方式，虽然作者的技巧和经验尚需进一步贯通，文学境界也需要进一步扩大，但这种耐心细致的全面训练，却是真正“有潜力”的作家需要的基本功。

此外，盛慧诗性的语言（《夏天又来到后赵圩》，短篇，《山花》第9期；《水缸里的月亮》，短篇，《大家》第5期）、韩晓征典雅的书卷气（《妙色》，中篇，《十月》第6期）、老虎娓娓道来的“话本风格”（《锦鲤记》，中篇，《十月》第5期）都令人耳目一新。纪尘的《缺口》（长篇，《大家》第3期）和袁远的《暗扣》（中篇，《大家》第6期）对当下都市女性心理的表述有出新之处；李浩的《碎玻璃》（短篇，《人民文学》第2期）通过对教育体制中权力运作方式的剖析，加深了对人性的开掘；北大早逝才女飞花的《卖米》（短篇，《当代》第6期）真切感人，显示出可贵的文学才华，作者却如流星一般消逝，令人惋惜。

其实，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作家未必是初出茅庐的新作家，有些老作家虽然一直默默耕耘，但出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文坛边缘，他们有可能被就此湮没，也有可能突然绽放出光芒。本年度最具震撼性的两部作品——《那儿》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就出自两位这样的老作家之手。

曹征路在7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但近年才引起文坛的注意。他的《贪污指南》（《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请好人举手》（《上海文学》2002年第6期）曾产生较大影响，前者突破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模式，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后者以一个孩子被污染的心灵来看当下的生存环境，被认为延续了鲁迅“救救孩子”的主题。曹征路的创作题材颇为广泛，对社会现实有深入的观察，常能提出独到而新鲜的命题。以《今夜流行疲惫美》（《中国作家》2001年第8期）为代表的一组“三农小说”，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参与农村形象塑造、宣传过程中的知识、权力、金钱的复杂关系，这对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热是一种反思。以上小说虽然题材各异，但都集中于对时代的观察与批判，而《那儿》则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作品。这部作品不但让我们重新领受到久违了的“现实主义力作”的力量，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老问题的新思考。

与曹征路一样，杨显惠在当今文坛上也算不上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他却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时期人感到骄傲并羞愧的作家。2000年他的《夹边沟纪事》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在看过它们的读者间引起强烈震动。2004年的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起连载）不但再次给读者带来震动，艺术上也更炉火纯青。两部系列作品写的都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本年度虽然有不少引人之作问世，但若以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尚无一部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杰作，甚至没有一部可以“压轴”的“大作品”，这主要是长篇乏力所致。中短篇里虽不乏优秀作品，但也缺乏在艺术上足以垂范的精妙佳作。与之相对，《那儿》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在现实性和思想性上达到的高度是近年来的作品难以企及的，而《马嘶岭血案》在现实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方面也达到了相当圆满的程度。因此，如果推选本年度最有价值的作品，我们推选这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