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天上来

韩少功

一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弯，在椅子里坐久了，背上挤出几轮布的皱折，使上衣变得前长后短，一起身，后片像幕布一样向上拉吊。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等了片刻，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他的竹椅四处找人问路，最后找到了县文化馆。现在，他已经面对我们，让我们略略感到挑选词语的困难。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更像是一粒；眉毛粗，不好说两条，更像是两把；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更合适。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大习惯这个一粒，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

听对方申明自己是来报到的学员，听对方埋怨汽车埋怨天气而且埋怨这个文化馆实在不好找，老柳才有些吃惊：你说你就是毛三寅？

“唔啊……”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啊……”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么？”

“我问你呢。”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啊。”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小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成人吧……”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肯定是他。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里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事情不要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么？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斜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她今天早上跌了一跤吧？”

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二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常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任务重，要求高，一心要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干扰——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

“对不起，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被子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悠，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啊。”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啊？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花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或者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让人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么？”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的脸增添任何表情。学员只对柳老师抱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三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曲子里既有泥土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作为游戏之作，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竟是一支圆舞曲，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曲子，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啊唔啊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但还是不够斯基也不够柯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嗨，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啊。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地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他发现有些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汲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汲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咖。用他的话来说，瑜咖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有饭吃了，大体上能吃饱了，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教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牲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耳朵，听到入迷的时候，还可以发出一种奇怪的呻吟，有舒服得要哼哼唱唱的那种劲，简直是个牛群里的莫扎特。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眯眼越来越小，据说是没有钱买灯油，晚上燃三两根香捏在一起看书，看成了这个样子。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宁可无饭，不可无酒，碰到衣袋里布贴布，也三天两头要去酒坊，深深地嗅几下，好歹让鼻子止瘾。有一次，附近中学的老师央求他写支曲子，酬谢他一坛花桥镇的头锅谷酒，足有十来斤。他大喜过望，倚着酒坛一屁股坐下，一边哼哼写写，一边把搪瓷杯迫不及待地伸向坛子。舀着舀着，发现杯子轻了。探头一看，是坛子空了，见底了，摇一摇也不再有声响。他吓得跳了起来：奇怪，这坛子没见漏，旁边也没人影，怎么酒就没有了？

明明是满满一坛酒，一眨眼到哪里去了？

他呼了一口气，吹得眼前的一只蜻蜓晕头转向，一条弧线歪栽在地上，是醉翻了的模样。他撒了泡尿，烟头丢上去，竟激得哗的一亮，虽然没有像酒精那样真正烧下去，但已经相当危险了。

他这才相信自己全身都流着易燃物质，自己已经成了个酒坛子。

他的眯眯眼睁大，炯炯发光，全身上下泛着红潮，睡意或者癫态一扫而光，连驼背也挺直了许多，连声音也有了更多腹腔共鸣。在这种时候，他不但毫无睡意，不但写得好音乐，还能清醒判断很多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能判断一坛酒是他自己而不是老婆更不是大哥宽老倌喝完的，比方能判断这一天是初一不是初三更不是十五。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伸手踢脚做广播操（在北京学会的），可以去学校里去找来报纸字正腔圆地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宾）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钉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耍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被他折腾出声音，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地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记者后来没有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糊涂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四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疾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他的气焰。他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里？”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得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长矮了。”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长矮了”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也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展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寅的作品在地区大赛中出线，虽然在最终的评审中，被说成“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没有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失去了获奖资格，但音乐圈子里开始流传毛三寅这个名字，还有他有点奇特的来历和习惯。同行们都在向柳老师打听老寅，包括《犁田山歌》是如何来自他谷酒狂灌之下的清醒。有一种说法传出了县又传回了县里：那一天雷雨大作，又停了电，老寅到了交稿限期的前夜，从被子里钻出来，把四张竹椅子换来的钱，全部买成了酒，三大瓶立在油灯前，如同供上了三尊菩萨。

他正襟危坐，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扯开了一张报幕员登台时的笑脸。他其实没有笑。同他处久了，才可知道似笑非笑就是他酒力发作的表情，是饲养员准备工作的常规表情，只要有了这种表情，就有了主人面对音符崽崽们的现场感，有了面对油灯后面一片黑暗的激情，肯定乐思如涌，怎么写都来神。

地区文化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以前的手风琴手，对音乐有点发烧，亲自就音乐创作召集过一次讨论会，让各县的音乐主创人员参加，还特别点了老寅的将，说“那个酒癫子不要漏了”。荒唐的是，老寅不识抬举，居然不知道这次机会何等重要，把自己一个小娃崽带去了那种场合，据说是这次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看火车。他们摸到火车轮子的时候，刚好火车一声大叫，吓了他们一跳，父亲就说：“你看这家伙还怕挠痒痒。”这是娃崽报道的故事。那娃崽一看就是个上天入地的种，在会议室里跑进跑出，嘀嘀嗒地狂叫，一下撕坏了报纸，一下撞倒了茶杯。大概是看到大楼外的其他孩子抱着布娃娃，他善于学习，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块木板，兴致勃勃地给木板喂水，扶木板走路，给木板抽尿，抽得自己的尿急了，便掏出小鸡鸡当着局长的面抛出一线黄水。在此天下大乱的危急之下，老寅完全不像是一个爹，不加以管教和呵斥，也不知拿一块糖来稳定局面，只是在旁边打哈欠。虽然后来扯上了儿子的裤头，但地上已有了热腾腾的尿渍，实在是不像话。

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着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副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了。“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一句，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走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么？”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么。”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哧哧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啊。”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还前仆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么？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口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五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副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发现自己闯了什么祸。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啊，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哼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小奸小坏，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做“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能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为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癫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倌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癫，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变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觉得这硬是胡来，民歌民歌么，从来都是啷咯哩咯啷，宫商羽徵角，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老寅大概还记得她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耐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说什么？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么。”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啊，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难听死了。”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啊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啊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而去。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啊，好有学问的人啊，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两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对方的鼓励下，她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回事。她一头扎进禾凤子的叫声里，顿时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山寨，油然生出一股当年的野劲，疯劲，还有蠢劲。她确实唱蠢了，蠢得快活无比。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唱什么歌，几乎是在崩塌，在飞旋，在漂流，在花一样绽放，自由放出的长音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接引和牵绕出心中的种种往事，还有说不清的什么隐情——到最后，眼里有了惊喜的泪水。

她惊得一屁股坐在床上。

“好，懵天懂地了，接上地气了。”不知道老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毛老师，我……好喜欢你这首歌，真的好喜欢。”

“当然，你非喜欢不可！”

“我……都唱哭了。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痛快过，都唱得一身发抖了。毛老师，你如何写出这样的鬼东西呢？你耍了什么鬼花招？你给我下了什么迷魂药？我恨不得要打你一顿，恨不得掐死你——”

她当真在老寅背上猛捶了一拳。大概自觉有点放肆，她眼睛往上一轮，提着热水瓶去伙房打水。她注意到老寅乐呵呵地看曲子，没有留意她的离去。

六

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癫，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是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借的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丫头菜妹子，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叶落树干直，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救药，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才挤出一句：“要我写检讨？惯肆你们？”

宣传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变化，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总是一新耳目，尤其引起一些院校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阵风声，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利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

很自然，这些歌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认真地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到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倒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

他说到了门德尔松，说到街上一个疯子，没等客人听明白，还从口袋里摸出两首新歌分送客人，是自己没酒了，就以歌代酒，客气一番。事后他才记得自己未留底稿，纯属胡来。

但既然高兴过了，既然他都开始主义了，其他一切算不了什么。他喜欢所有的同行，喜欢所有让人高兴的事，有时守在家门口心血来潮，邀请过路的陌生人来家里喝酒，一个劲地招手，反把对方吓得快步逃跑。实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到山上，找块石头，找棵树，把它们当作娃崽哄一哄，或者当作妖魔吹胡子瞪眼睛。一个砍柴的后生曾见听到林子里人声喧哗，以为有人在那里吵架，跑过去一看，发现茅草那边只有老寅一个人，正在与一根刺藤过不去。“你上次咬了老子，前几天咬了老子，你找死啊？你要咬，就规规矩矩地咬。每次都咬个老地方，情节也太恶劣了，影响也太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寅一个人完成了长长的宣判，刀起藤落，把一条刺藤砍得碎尸万段，才气呼呼地住手。

走在山里的路上，他无人说话倒是变得话多，与初交客人时的有三没四大为不同，甚至一张嘴巴直通心思，关不住自己的大小念头：唔啊，我想喝酒了吧？嗯嗯，还可以忍一忍的，我的柴刀呢？怪事，原来在箩筐里啊。不好，又要屙尿了。到茅草后面去屙吧。如此等等都脱口而出。他当然还经常碎念着县城，碎念着美妙县城里有牙刷牙膏而且有瓶装好酒的日子，还有那些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朋友：芹姑娘、柳老师、何馆长以及那个同房的后生画家。真是些好人啊，真是让人想念啊想念啊想念啊。他们一别三秋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不下个通知来让他再去写歌？歌是个好东西，是个酒一样不得不喝的好东西，是芹菜大蒜小葱韭菜之类姑娘们身上不能不流的血，不能不怀胎和生育的娃崽。

芹菜曾经有信捎来，鼓动他为重新改组的山歌剧团写个大作品。他心花怒放，大张旗鼓，蜷缩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四天，像一只豹子收缩着身体，充分地后退，小心地积蓄体力，然后投入最后的生死一扑。他从来都把音乐看作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绝不是文弱书生那种纤纤小手做得下来的，因此他的每次下笔都是背犁，都是凿石，都是生死一扑，一旦扑出去，就是连续几天的夜以继日，直到自己累翻在地，瘦得胸脯上的骨头充分暴露，嘴巴大张着喘气。他写下了一部名为《天大地大》的八幕山歌剧，为了移动和削平这一座大山，他还变卖了自己的猪，自己的房子，自己责任山上的好些林木，几乎砸锅卖铁倾囊而出，把它们统统换成了酒，换成了他的弹药，一直等它们已经十倍于敌，百倍于敌，千倍于敌，再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狂炸出去。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不是什么音乐，是他全身酒精燃烧和爆炸起来的轰轰烈焰。

他不明白的是，本子寄出去以后为何一直是石沉大海？掐掐指头，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居然一直没有个消息。还有柳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那些胖子，如何就不再办什么学习班？就不再关心农民业余作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事业（他不知道这个政治口号已经废止）怎么就不继续往下抓呢？

有问题。

保不定，是村里那个麻子会计拉痢，混里混账把通知书擦了屁股。他看见会计抽烟，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抽烟的模样。看见会计吃饭，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吃饭的模样。看见会计打儿子的屁股，更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的心怀鬼胎——每一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分明是瞒天过海。

邮递员总是把邮件送到会计家的。他忍不住去了一趟那里，但麻子会计说没有通知，确确实实没有通知。会计还说：“寅癫子，你要认命。你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就是眼睛太小了，伤了命理的根本，只配在边山峒嗅牛屁股。”

嗅牛屁股是放牛的意思。

他抹一把脸，默默地回家。

秋天，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带着儿子在岭脚下烧火土灰的时候，有一只黑蜂蜇了他儿子。他狗一样在林子里上蹿下钻，猛追那只罪恶滔天的黑蜂，决不让它逃跑——按当地的说法，挤出这只黑蜂的汁液，原汁化原毒，才能给伤口最快地止痛消肿。他气喘吁吁追踪到一个山坳，发现了一个大蜂窝。蜂群正从一个岩洞里冲出，轰然一声，一道水桶粗的黑流闪电般掠过，飞旋而上时又散成一片黑纱，遮天蔽日，化昼为夜。嗡嗡嗡的蜂鸣时近时远，时疾时缓，时扬时抑，有一种浪潮扑来震撼大地的力量，连草叶都为之颤抖。这种巨大的轰鸣他从未听过，使他惊喜入迷，一时忘了火土灰。

他没有听到远处儿子的叫喊。事后才知道，火土灰冒出了一处明火，被风一鼓，有一朵飘到了路那边的杂树林子里，儿子拿它毫无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喊。他赶回来的时候，火乘风势，已经噼噼啪啪烧上坡去，浓烟滚滚之处，鸟雀惊叫着四处逃命，烧炸了的竹子则在烟火深处不时爆响，一声声炸得山体震动，震得他腿都软了，心都空了，根本没法挪动半步。

幸好村里的人看见了烟火，赶上山来扑救。也幸好天降及时雨，没有让火势向更大的范围蔓延。一场黑雨杂着烟尘，在地上洒落出遍地黑泥。

林业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宣布他毁坏山林，手铐当啷一声套住他的两手，吓得他老婆哇哇直哭，扯住他的衣袖不放。他一脸烟灰还没来得及洗掉，也吓得牙齿敲个不停，靠旁人七搀八扶，才别别扭扭地滚进小货车，几乎是一堆烂泥。

他在派出所的小房子里一蹲一个多月。毁林三百多亩，差不多是大罪，本来足以送他去法院判刑。后来考虑到他癫里癫气的也不宜过分较真，考虑到他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和作曲师，警察以罚代刑，罚他一千块，再罚他植树两百棵，算是从宽处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派出所多住一天，派出所就多乱一天，让人受不了。

他闲得无聊，便给自己的检讨书谱曲，画出了好多蝌蚪文，谱出了一曲冗长的认罪语录歌。觉得还是闲，又顺手捡起《森林保护法》的小册子，也当作歌词，密密麻麻地谱下去。咣咣咣咣——嘣嘣嘣嘣——！一段管弦乐的前奏过后，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成了颤音，严禁任何人乱砍乱伐有了和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成了圆乎乎的男低音美声，忽悠了好一阵，最后一个“贷”字迟迟出壳，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大概是为了有所强调，这三个字重复了多遍，声情并茂地有扬有抑。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这三个字同样重复了多遍，绕出了悦耳的花样，然后才转入节奏分明的快板：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贯彻，防火防盗各项……到最后，一部马拉松式的地方法规由他唱完了，“现予公布实行”一句，余音渐弱，圆乎乎的无限深情送向远方。

警察们开始以为他疯癫，最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宣叙调，洋人的宣叙调就是唱不太清楚的，就是开唱时嘴里含了个热萝卜。

派出所旁边是供销社的屠房，还有镇上的兽医站、农药仓库以及裁缝店。几天来，居民们从未感受到美声森林保护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倒是毛骨悚然，浑身鸡皮疙瘩。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乒乒乓乓地关窗子。

后来，警察去屠房买肉，遭到了严厉拒绝。“你们派出所天天鬼叫，叫得我睡不着觉。你们吃肉的时候就想起我来了？”王屠夫把砍刀一拍，“今天对不起，我补了觉再说。”

屠夫老婆也出来骂人：“你们派出所说是保一方平安，其实是搅一方瞌睡，还让人活不活？”

警察们一合计，只得让老寅赶快走人。

老寅倒是不急，甚至于有点恋恋不舍，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揉着眼皮：“这个地方好清静，是个孵蛋的好地方，补足了我的瞌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舍不得，就再住三年。”

“走，要走的。客走主安。”

“把罚款赶快交来，听见没有？”

“当然，当然。你们这样看得起我，只罚这一点点，我也要对得起人，不会耽误你们的公事。是不是？”

警察发还一些收押嫌犯时的扣押物。他清点了自己的鞋垫、酒葫芦以及粮票（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纸片他还总是带着），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太客气了。不收粮票，天天有茶有饭，三天两头还让我出国观光，实在不敢当。”他说的观光，是指看到电视里的国外风光片。他一口一个“谢谢”，一口一个“再见”，见人就握手，不像是囚犯出监，倒像是领导下来慰问。三个警察没来得及躲，被他分别握了一下。一个送柴的汉子正好进了派出所，也被他当成警察握了一下。

“快走快走。”警察觉得手上怪怪的。

“不握一下手，辞行哪有个式样？两军交战，也要以礼相待吧？”

他把警察的脸一张张看去，看得他们不得不点头，这才心满意足。他是不能急的，是不能让人催促的，待辞行的礼仪逐项完结，稳稳地朝院门走去。

院门那里有熙熙攘攘的闲人，大多是闻讯来见识癫子，也有一两个老寅半熟不熟的人，来打一个必要的招呼。有一个少年大唱一句“现予公布实行——”，当然是模仿老寅这些天的圆音唱法，引发一阵笑，场上十几副牙齿全部外露。癫子知道他们在看猴戏，重咳一声，装着没听见，走自己的路。

七

老寅忍不住进城去问一问结果，是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不起，他常常把我们的记忆说乱）。

他剪了个头，穿上侄儿给的一件武警上衣，袖口上有两条黄带子的那种，然后背着四床细蔑凉席急匆匆上路。他一下汽车就觉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问了好几个人，掐痛了自己的手腕，才确证自己没有下错站。城街显得窄了，乱了，也浊了，以前一面面寂寞清冷的围墙，眼下全成了密集相联的铺面。电器沙发衣装烟酒之类货品塞满铺面，再从铺面里溢冒出来，挤占着行道，把人们挤到了车道上，阻碍着黑烟大喷的汽车和摩托。满街都有电声音乐——哪是音乐，分明是一团团凶音把所有过路人打得鼻青脸肿，好听的不太多。再看电视屏幕里的那些歌手，男不男，女不女，刚才还埋着头神经兮兮地念经，转眼就仰面朝天用肠子（不是嗓子）大嚎，然后又久久地弯下腰（像胃痛），或者连连往后蹲坐（像尿胀）。他们卖力折腾着自己的眉眼和嘴鼻，个个都痛不欲生，像死了亲爹和亲娘……可怜啊。老寅看呆了：如今好容易吃饱了饭，为何还要死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