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纽约·卡地亚

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市，那是个风和日丽的四月天。我待在这个城市已经几个月了，一直设法为自己谋一条出路，或者说是找个方法修正过去，但更肯定的是，要找个法子挣钱养活自己。那时我在时代公司当公关助理，每个月的薪水扣完税后就只剩475美元，根本不够生活。我立志向珠宝设计发展，但纽约是个现实的大都会，我拿着手袋走遍大街小巷，向曼哈顿上城的商家兜售我的作品，几个月来一点成绩也没有，只得到许多人礼貌性的微笑和委婉的拒绝。他们说：“你的作品很有意思，可惜不适合我们。”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从香港漂洋过海而来，刚刚经历了家道中落的痛苦，生活拮据。原本身为富家孩子的我对自己的将来曾寄予厚望，但我在香港的第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却没有什么前途，后来就进了当时开业不久的文华酒店担任公关助理。1963年开业的文华酒店给了我机会，让我大开眼界。因为这份工作，我认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名流，例如执导《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导演大卫·里恩、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挪威籍航海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等人。时代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林恩三世更是我一生的贵人，他邀请我到纽约工作。就这样，我来到了人称“大苹果”的纽约，住在57街和公园大道交界的高级公寓里，是在文华工作时认识的朋友好意提供的。每天往来于曼哈顿中城的时代公司办公室和住所之间，这为我带来宝贵的机会，亦为我下一份工作做好准备。

每天我沿着57街往西走，到第五大道左转，眼前就是蒂芙尼迷人的橱窗。顺着第五大道往南走，两边全都是全球最奢华的精品名店、跨国企业总部及大批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个个品味非凡、出手阔绰。再往南走，我还会经过几个地标：先是邦威特·特勒和萨克斯第五大道这两家精品百货，然后是洛克菲勒中心。直走，到50街右转，再往西走到第六大道，就到了我工作的地方——时代生活大楼。

纽约是全球时尚之都，路过每个橱窗，我都会仔细观看里头的商品，有时候也会走进去，浏览柜台上的陈列，静静欣赏柜上用来吸引富豪买家的饰品。这些商店卖的是最新的流行精品，对象是上流社会精英。商店和货品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启发了我，它们的设计当然不在话下。每天走在路上，我的脑子都转个不停，不断想着怎样才能为这些商家和消费者提供更新颖的商品。经过圣巴特里爵主教座堂，我有时会进去避避世，平复焦虑的思绪、重新充电。时间不停流逝，我好焦急，满心希望我的珠宝作品很快能受到青睐。

那个四月天，我如常带着自己设计的珠宝样品出门，心里已经决定好了目的地：位于曼哈顿中城核心、52街和第五大道交叉口的卡地亚名店。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分析珠宝市场的商品定位，确定自己应该全力进军高档市场，作为我入行的敲门砖。我开发了两个系列的商品，一个是采用中国和中亚古董元素做成的亮丽项链系列，另一个系列则是用纹银镶上色彩缤纷的半宝石，做成项链和耳环。第二个系列价钱比较便宜，而且更容易搭配时装。市场上当然有其他销售渠道，譬如百货公司、时尚珠宝饰品店或亨利·班德尔这一类走得比较靠前的公司。亨利·班德尔很特别，既贩卖西方古董也出售饰品。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顶尖的珠宝和饰品连锁店才是我的目标。

纽约卡地亚，是我珠宝设计事业的第一步

这就是所谓因缘际会吧。过了这一年，纽约卡地亚就不再是独立运作，而是听命于巴黎母公司，也就是说，那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成了绝响。卡地亚的店面总是那么宏伟，单是走进店里就让人惊叹连连。这栋气派的石灰岩大厦建于1904年，1984年成为纽约的地标。格蕾丝·凯利在这里买过珠宝，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也曾是它的顾客。卡地亚创办人的孙子皮埃尔·卡地亚一手创立了纽约店，还称它是“卡地亚的美国艺术精品”。它是传统珠宝与饰品业的最高殿堂，也是我奋斗的目标。但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有投资者打算收购卡地亚，这个古老的家族企业遭逢逆境。投资者银火柴公司先买下了巴黎的卡地亚，后来又掌管了纽约店和伦敦店的运营。也因此，卡地亚摒弃了许多原有的做法，包括给我这种无名设计师尝试的机会。

每十天一次的“开放日”是在美国的店铺才会有的机会，在那一天，有意供货的卖家可以直接走进店里跟采购人员推销商品。我选了一个开放日到卡地亚门口排队。轮到我的时候，总经理查尔斯·迪什曼看了我摆出来的十二条项链，每一条都是用中国的古董珠子和奇珍异宝混搭而成的。我去纽约的时候，带了5000美元当本钱，还带了满满一抽屉的古董饰品，有中国和中亚的古董珠子和雕刻，用象牙、青铜和古玉做成的小配件，好几百年历史的饰物，中国或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珍玩等。这些都是我多次往来香港的摩罗街买来的。我想，为什么不将当中的元素搭配起来，突显它们的特色呢？为什么不把它们做成可以每天佩戴的饰品呢？这正是我给迪什曼看的那十二条项链背后的设计理念。他要求我做一些小改动，虽然在我看来是减弱了作品的吸引力，但最后他还是收了其中的十条。

我的作品上市了。多么难得的机遇，多么幸运啊！我生逢其时，恰逢高级饰品界需要创新、注入新血液。大胆的设计、新旧交融、东方与西方交会——我的理想被肯定。卡地亚的这段经历虽然最终只是昙花一现，然而他们接受了我的系列作品，令我欣喜之余还给了我信心，鼓舞着我继续创作，迎合品味高尚的顾客。《金融时报》前亚洲总编辑凌大为就曾这么写过：“她让人把历史戴在身上。”不管有心还是无意，我做到了。

我设计了很多东西，而倾注最多心力与热情的工作，是重拾那些意义深远却被人遗忘的古文物精品，找回逝去岁月中残存至今、独特却被忽略的美丽艺术品。为它们重新找到出路，经由再度演绎，重新组合，让它们获得新生命；让它们具有现代感，适于佩戴，展现更强的生命力。这一向是我专注的目标，更是我引以为傲的成就。

眼见古董乏人问津——部分原因是它们相当昂贵——我很快就转向，利用天然、色彩丰富又不贵的半宝石设计出全新的珠宝系列。新系列大受欢迎，也为我在英美、日本和新加坡打响了名号。重量级的时尚评论家苏西·门克斯在1992年5月7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写道：“她缩短了珍贵珠宝和时尚珠宝之间的距离。她是一位先驱。”

而这正是我的初衷。我看穿市场上需要色彩丰富的珠宝，要是天然素材，但价格必须平民化，因此我把握机会，设计出职场女性需要的作品。但我也想以独特的方式迈向成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想要与众不同。

作为设计师，我的人生轨迹对于一个来自香港的年轻女性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在英国受教育，主修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欧洲历史，直到后来搜集中国的艺术品与饰品，探究这些文物的出处和背景，试着将它们融入设计、做成适合佩戴的艺术作品，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文化根源。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我拿着手袋，带着新旧融合的古董饰品在纽约街头兜售呢？现实层面的答案是：家道中落后我要挣钱生活。但我始终有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目标和使命，深信我的设计在人们的生命中是有价值的。我能赋予古文物新的精神，让它们重回现代人的生活，发挥新的功能。至于我首创的半宝石系列，融合新旧与东西文化的精髓，经过重新诠释之后，为饰品界创造了一个“平价奢华”的新类别，提升了时尚与生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