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的命运

1948年夏秋交季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纸窗外，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随后沉闷的雷声滚滚而来。随着一声清脆的霹雳，天上下起瓢泼大雨。我和大哥大妹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一动也不敢动。父亲披上衣服，摸黑到东屋看看祖母睡了没有，顺便听听屋角有没有漏雨的声音，接着找了个草帽扣在头上，拿着铁锨推开房门，跑到南墙根下疏通排水的水沟。父亲忙活完了刚进房门，突然外面街门叭叭叭一阵乱响，那瘆人的动静在雷雨的深夜里格外令人惊恐。父亲提着铁锨边往外走边厉声吆喝：“谁！干什么的！”门外人急促地说：“二哥快开门吧！我们是区小队的，来送伤病号。”父亲侧耳听了一下，还有个本村民兵干部的声音，便打开了街门。只见风雨中门外几个人抬了付担架，村里的民兵干部肩上还挎着一杆步枪。担架上湿漉漉的破旧麻袋下颤颤抖抖地蜷缩着个人。父亲一下就猜到了担架上的人是谁，忙招呼大家往屋里抬。这时母亲已穿好衣服，点上油灯。大家把担架抬进了堂屋，区里的那个民兵干部对父亲说：“你三弟前些年打日本鬼子受过伤，又患上心脏病，最近旧伤复发很严重，外面条件不好，区里决定送回家疗养。给你们添麻烦啦，有什么困难可找区里。”说完也不容父亲回话，几个人把人放下，扛着担架出了门，眨眼间就消失在风雨中。我和大哥看着这雷雨夜突发的事情，童稚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父亲慢慢扶起发着高烧的三叔，他和母亲两人好不容易把三叔搀扶到东屋间祖母的炕上。三叔身体瘦弱，浑身软弱无力得支撑不住身子。眼睛不太好的祖母摸着病中的儿子呜呜地啼哭：“苦命的儿呀，你这是怎么啦？把身体糟蹋成这个样子才回家啊！”

母亲找了块旧毛巾用冷水浸泡一下敷在三叔脑袋上，接着生火烧水，做了碗地瓜面汤端到三叔身旁，一勺一勺喂下。

自从三叔回家，父亲整天唉声叹气的。那时我们家中几口人本已吃了上顿没下顿，三叔又是病号，既没有营养的食品给他吃，又没有药物给他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母亲看出父亲的心思，安慰他说：“书臣他爹，你愁也没用。不管有什么困难，咱都想法解决。走一步看一步吧，实在过不去这坎儿，咱再找区里想办法。”

雷雨猛烈地吹打着草房的屋顶，哗哗地响。窗户上糊的白纸有几处破损，也在夜风中，和着屋顶的动静响了起来。这个令人终生难忘的雷雨夜。

……

三叔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身体逐渐康复，可以参加村里“青救会”“青抗先”的一些活动，也能下地干活了。生性急躁的三叔却染上了喝酒赌博的坏习气，为此父母和奶奶常常批评指责他。有一次母亲正在做饭，他要母亲为他烫酒，母亲不耐烦地说：“家里本来就穷，饭都吃不上，还有什么心思喝酒！”不料恼羞成怒的三叔一把掀倒母亲，伸手还要打。奶奶闻声急了，边骂边举起手杖向三叔打去。这时父亲也回来了。父亲是孝子，看到三叔发混，气得奶奶直颤抖，气哼哼地伸出拳头也要教训三叔。母亲边哭边扶着奶奶回里屋，回过头来又劝阻父亲息怒，不要和一个有病的人一般见识。三叔也觉得自己缺理，面露愧色，一声不吭地悄悄溜出家门。

当过八路、性情直爽的三叔，是“农救会”“基本组”的骨干，不怕得罪人，事事跑在前头，但不注重策略，出口不逊，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母亲曾多次劝告他：在外面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平合理，对人要善意宽容。三叔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后来，听父亲说，三叔这个人是愣头青，性格暴躁，胆子又大，打日本鬼子时，勇敢作战不怕流血牺牲。有一次，他们一个班的战士，为掩护机关印刷厂撤到安全地方，与成倍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都拼上了刺刀。三叔一口气挑死三个鬼子，自己也身负重伤。印刷厂工人和设备安全地转移进山里，他那一个班的战友仅剩下两个人。他被战友藏到野地的一个空坟墓里，后面上来的几个日本鬼子兵就在那个坟墓顶上架了挺歪把子机关枪，疯狂地向远处树林里扫射。那枪声在三叔头上嗒嗒嗒地响个不停，空子弹壳哗哗啦啦蹦跳着。鬼子撤走后，战友们在空坟墓里找到奄奄一息的三叔。他胸前有大面积血迹，口里不断吐着鲜血，生命危在旦夕……

因生活艰难又无医疗条件，三叔病情终于越来越重。咽气那天，是1949年的一个夏日。虽然那时我还很小，但幼少的心灵里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日早饭后，奶奶趴在面如土色、瘦骨伶仃的三叔身边，喃喃地说了不少话。我也听不明白说了些啥，只见奶奶说着说着，三叔勉强张开嘴，发出剧烈的咳嗽声，接着大口吐着鲜血，只见吐气不见进气。奶奶尖叫起来，呼喊院子里正在准备三叔后事的父亲：“书臣他爹啊，老三不行啦！”村里几个人正和父亲用高粱秸子编“棺材”。他们忙进屋把三叔抬下炕，放到高粱秸子的棺材上。母亲流着泪赶了赶飞来飞去的苍蝇，找了套半旧衣服为三叔穿上，又将父亲的一双旧布鞋套在三叔干瘦的双脚上。

中午，暴烈的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一阵南风吹来，卷起一股热浪。街道旁、河坝上数不清的蝉在柳树上“知——了，知——了”地叫着，像是在为三叔送行。大家冒着汗，抬着那高粱秸棺材，迈过高高的东河坝，抬过柔软细白、有些烫脚的东沙河。走着走着，棺材里掉出三叔的一只鞋，喊着号奔跑的人们无暇顾及。大哥披麻戴孝，手里拿着根高粱秸扎的“哭丧棒”，跟在大人们身后吃力地奔跑着，号哭着。刚满五岁的我，头上捆了块白布条算是戴孝，一溜小跑，呼呼啦啦紧跟在送葬人群的后面，什么事也不明白。大人哭几声，我就跟着哼哼几声。不一会儿到了河东岸不远的一个叫西茔的坟地，也不知什么时候人们挖了个长溜溜的土坑，一声吆喝，高粱秸棺材放了进去。那些人光着膀子拿着铁锨飞快地掘起泥土，草草地把三叔埋了。坟头前用三块青砖一垒，算是个墓碑。一个浴血奋战多年的老八路，连个媳妇也没娶上，就这样走完了他孤单而辛酸的一生，那年他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