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故乡轶事

模范民师

当年，村干部知道母亲有文化，有工作能力，便动员她到妇救会创办的农民扫盲“识字班”当老师。母亲年轻时娴静端庄，皮肤白皙，是村里数得着的美人。父亲的封建意识极强，不愿意母亲接这份差事，祖母更是百般阻拦。父亲一脸的不满，没完没了地说：“哪有女人抛头露面在外面显摆的？在家刷锅做饭，养儿育女，伺候老太太才是女人的本分。”母亲虽然满心愿意干这份差事，但是面对丈夫和婆婆却不敢言语，只好以“孩子多，家务重”为借口推辞了村干部。村干部把情况向区里汇报后，招远县十三区韩区长和区妇联王主任闻信，亲自登门做父亲和祖母的思想工作。韩区长说：“你们家能有人出任迟家村第一届民师，是全家的光荣，是别人家求之不得的事！这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文化水平，没有这个资格。”在韩区长和王主任的连番“轰炸”下，祖母和父亲实在磨不开政府的面子，赔着笑脸勉强同意了。

母亲干上民师后要看书备课，还要批改学员们的作业，学员们有疑问还上门求教。祖母和父亲又嫌浪费灯油，又嫌家里人多太乱，整天牢骚满腹，冷嘲热讽。尽管如此，母亲也丝毫没有灰心，她根据“识字班”的妇女们白天上山干活，晚间大多有小孩拖累，出来也不方便的实际情况，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教学时间安排到午饭后，集中到村里大祠堂上一个多小时的课，布置作业回家找时间完成。她的想法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村干部也很支持。这样，母亲家里家外忙忙活活，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备课、批改学员作业、做家务，中午按时去大祠堂上课。她每天在蚕豆大小的灯苗下熬到深夜……虽然疲劳不堪，但是仍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她工作认真扎实、态度和蔼、讲课生动，人缘极好，让学员们十分拥护。很快，十里八村都知道迟家村民校办得好，纷纷前来学习听课，公认母亲是位称职的优秀民师。在她的教育下，村里妇女们家庭和睦，各项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也推动村子里的其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母亲也多次受到区政府表扬。不久，母亲被评为全县模范民办教师，县长和县教育局长亲自为母亲戴上大红花。村里的干部和小学校长，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母亲商量，出出主意。久而久之，她成了村里和学校工作的主心骨。母亲第一次品尝到一位普通女人被社会认可的自豪感、成就感。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中原、华北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决定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南下，迅速接管新解放区政权，组织民众开展革命工作。胶东解放区的新政府刚刚诞生，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干部极其贫乏，计划从下面各中小学教师、民办教师中选拔大量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政府部门里去。

韩区长和王主任几次进村动员母亲脱产，到区政府参加革命工作。母亲听了后又高兴又激动，觉得能走出家庭、参加工作是天赐良机，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无限憧憬。可是，她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是一大家子人哪！自己风风光光脱产走了，也可以倾注全力大干一场，可全家人怎么办呀？夜里，母亲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渴望、不舍、重重困难和矛盾，把她的心塞得满满的，像连绵的阴雨天见不到一丝阳光那样难受。父亲和祖母当然是极力反对，紧盯着母亲的行动。经再三权衡利弊，她含着热泪到区上谢绝了韩区长和妇联主任的好意。那是1948年初冬的一个早上。

试想，如果那个时候母亲参加了区政府的工作，按政策，现在可以享受离休老干部的待遇了。为了这一家老小，母亲只能痛弃良机，当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含辛茹苦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兄弟姊妹还为母亲当初的决策无比遗憾！

1949年春夏之际，二妹妹来到了人世间。尽管家里的日子依旧过得捉襟见肘，但父母还是乐开了花。这年的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小山村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在南大街上扭秧歌。母亲和识字班的姐妹们，弄来一大堆彩色纸写标语、扎小三角红旗发给欢腾的人们。大哥和我们一群孩子，手举小彩旗，兴高采烈地跟在秧歌队伍后面摇旗呐喊。

父亲不识字，性格倔强，困苦的生活使他脾气暴躁，常常把烦恼发泄到母亲身上。有一次还失去理智粗暴地动手打骂母亲。那个情景我想起来都心悸，也让父亲自责一生。忍辱负重的母亲无处倾诉自己的苦楚，只好暗暗地流着眼泪求助于上苍，祈祷上帝能给她一些安宁和慰藉。

记得那一次是秋种时栽地瓜，父亲在村西北山坡上耕地打畦背，母亲在家里东间炕头上的地瓜苗床上，一棵一根地提拔地瓜秧苗。母亲一贯脾气好，性情慢，干起活来慢条斯理，特别仔细。母亲挎着盛满地瓜苗的篓子，我啃着地瓜“母子”（拔地瓜苗时带出的地瓜）蹦蹦跳跳跟在后面，向西山坡走去。这时，太阳已经下到西天边，照出一片火烧云。那些彩色的云层时而橙红时而粉紫，它们相互挨挤，相互纠缠。云层最密集的地方，既像一个很大的旋涡，又像一股红色的龙卷风。山沟里灰蒙蒙的，开始阴暗起来，涌出缕缕云雾。当我们喘着粗气，累得一身汗地踏上地堰时，就看见梯形的地里，地瓜畦背已经打好多时了，都晒干了地皮。母亲一贯性情慢，父亲生来脾气急，二人性格差异特别大。这时父亲怒气冲冲蹲在地头上抽烟，母亲赔着笑脸走过去。她刚放下地瓜苗的条篓子，只见父亲铁青着脸“哼”了一声，压抑多时的怒气像火山一爆发了。他把铜烟斗向身边石头上使劲儿一磕，把烟荷包往竹烟斗杆上一缠，狠狠往腰布带上一插，呼地一下蹦了起来。他一边骂着，一边将篓子里的地瓜秧苗和旁边的一桶凉水先后向母亲头上泼去，紧接着揪住母亲的头发就要打。我扔下尚未吃完的地瓜母子，猛地跑过去死命地抱着他的腿让母亲快跑。父亲叹了口粗气，一脚踢开我，气哼哼地牵着骡子，骂骂咧咧下了山。

我满身是泥水，哭着从地上爬起来，转眼一看母亲不见了，头嗡的一声差点晕倒。边哭边叫的我爬起来，满山遍野地寻找母亲啊！“妈妈你在哪里呀！妈呀！你快出来吧！”不知不觉，我的嗓子都呼喊哑了。直到下半夜我才找到了失神落魄的母亲，只见她坐在一棵枫树下，湿淋淋的衣服上沾满泥巴，披头散发，双眼红肿无神。她边哭边对我说：“书勤哪！你快回家吧，不用管我，我不想活了！”我抱住母亲的腿，撕破嗓子哭，那哭声在昏暗的山野里格外响亮刺耳。

这时村里人在到处寻找母亲，听到我的尖叫声赶来。大家拖的拖推的推，好说歹说劝她回了村。进了村，她坐在房屋后那棵槐树下的大石头上，哭得像泪人似的。大哥和大妹妹依偎在母亲前后，也陪着哭涕不休。邻舍百家，还有“识字班”的学员，七嘴八舌地说：“他二婶子，看着这几个可怜的孩子的份上你也不能去死呀！他爹那个急躁脾气你还不知道，一阵工夫就完了，你可不能想不开呀！”那天晚上，父亲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村干部和“识字班”的妇女们，都愤怒地声讨他。年迈的祖母也举起了红枣木拐杖，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账儿子。父亲也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太离谱，不该动手打人。他低头向母亲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才平息了这场家庭风波。

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妇女身上还多了一座大山——夫权。晚年的母亲时常对我们说，过去的妇女有多大的委屈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哪敢和男人、公公、婆婆回回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