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代价

1960年秋天，我饿得实在坚持不住了，两腿酸软，走路都觉得费劲儿。每当蹲下再起来的时候，眼前有无数个小小的金星在闪烁，耳朵里常常感觉像有蝉鸣。肚子时常饿到肠子痉挛的地步，人也瘦得三根筋挑着个脑袋，成了营养不良的“大头娃娃”。

我们放学后提着筐子，扛着铁锨，拿着小抓钩到城东城南的山丘地、城北的埠子岭上地里翻地，找遗留的地瓜、花生。饿急了，花生有点变味也顾不得，剥去皮吃了。因为干这种活的太多了，地都被人翻腾好几遍了，很难再看到地瓜、花生的踪影。

听说南部山区一带的老百姓生活稍好些，一些人结伴到那里讨饭，收获还不少。征得母亲同意，我便与同班同学王民宗提着篓子、布袋子，厚着脸皮也去了，心里七上八下像去做贼一样。我俩顺着县城南部山丘地带向周家庵、砘徐家、程家疃一带走去，一天跑了四个村。万事开头难啊，当叫开第一家门的时候，我俩都傻傻地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鞋尖不敢说话。那户人家的大娘是一个好心人，她一看就明白了，回身进屋拿了两块地瓜面饼子给我俩一人一块，我俩连声说“谢谢”。大娘一直把我们送出门口，走出老远，我们还回头看看那位大娘。到了另外一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主人看我俩不说话，就数落我们说，“干什么的？哑巴呀！怎么不说话？”我连忙说：“大爷，行行好吧，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请给我俩点吃的吧。”大爷进屋回来甩给我俩几块地瓜干，“啪”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王民宗说怕羞口不说话可不行，嘴巴要甜一点，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后来每到一家，我俩的嘴巴就像抹了蜜一样甜。尽管这样，我们也受到一些人家的白眼、谩骂……

讨饭中最最危险的事情是遇到狗。我俩来到一户黑漆大门外，叫了半天才开门，一条大黑狗狂叫着蹿出门来。我们吓傻了，赶紧往街上跑，裤脚还被狗撕碎，差点被咬伤腿。幸亏主人出来解救。女主人过意不去，给我们每人一块黄灿灿的玉米饼子。

一天下来，我们走了三十多户人家，讨到数量可观的地瓜、地瓜干、玉米饼子，还有一块黑面饽饽。虽然又怕又累，又感到羞耻，但那天晚上，全家人吃了一顿饱饭。

晚上躺在炕上，回忆起白天的白眼、羞辱、狗咬、尴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早晨，王民宗同学提着篓子来叫我，我死活不去了，说：“我不行！我干不了这个活。”在那一刻，我才理解了清代文人陈睿思的话：“途穷厌见俗眼白，饿死不食嗟来食。”

王民宗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善良厚道，我常到他家温习功课。可他家成分不好，祖上是地主，我不在乎这事。可就因为这一天的经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村里有人揭发我阶级立场有问题，说我和地主羔子外出讨饭，划不清阶级界限，抹社会主义的黑，还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那时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保住小命，哪里还顾得上抹什么社会主义的黑呀，我也根本不去理那个茬。

“文化大革命”中王民宗一家可惨了，白天被武装民兵押着扫大街，晚上被揪到大队院子里批斗，交代拉拢贫下中农子弟外出讨饭的反动动机。他们经不住这番无休止的折腾、羞辱和人身攻击，不久的一天晚上，举家外迁，去向不明，至今杳无音信。

一个星期天晚上，西街上邻居老闫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狗杀了，让父亲去品尝，还招呼我和大哥也去。我们爷仨刚好还没吃晚饭。我和大哥高兴地跟在父亲的身后，母亲说：“肚子里没有油水，狗肉吃多了不消化，可别贪吃。”我们嘴里答应着，心里可急切切的。一推开老闫家门，阵阵狗肉香味扑鼻而来。进屋一看，大锅里煮了满满一锅狗肉，上面浮着一层油。老闫拿了瓶老白干，几个大蒜头和盛酒的泥碗，连骨头带肉捞了一盆放在饭桌上，每人还盛了碗香气袭人的肉汤。他和父亲边吃狗肉边喝起酒来。老闫拿了条狗腿让我啃，说这是狗身上最好吃的肉。老闫还说：“狗肉好啊！能补中益气，还能治疗腰膝软弱，心寒体弱等病。不要客气，多吃点。”那又肥又香的狗肉吃起来真是过了瘾，临出门母亲嘱咐的话早忘到脑后去了。我和大哥都吃得不断打着饱嗝，下半夜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