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不住的诱惑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影响的那个时代,粮食产量都是干部自报。公社把各村的大队干部集中起来,各自登台报粮食产量。谁都不想第一个汇报产量,但总得有一个先汇报。第一个大队登台汇报往往是公社领导点名,点那爱出风头的村干部。各村再依次登台报粮食单产、总产,数字一个比一个高。最后一个大队报的产量最高,不但会受到热烈表扬,还扛上一面大红旗高高兴兴回家去。第一个汇报的大队,虽然出了风头,但也要付出代价,不但受到严厉批评,还要扛上一面白旗回家。紧接着就是上缴国家粮食任务,就按汇报的产量,留下社员口粮和种子,其余全部上缴国库。本来粮食收成并没有那么高,为了面子,瞪着眼说假话。可是说出的话是泼出的水,大队干部不得不发动党团员,层层做群众工作,把粮食全部上缴。1958年夏季丰收的小麦经过公共食堂大吃大喝,又通过秋季播种时把优质小麦大量撒在地里,这时无论是集体库房还是农户家里,粮食早已空空。可想而知当时农民的处境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有心机又关心群众的干部,私下偷偷藏下部分粮食分给群众,这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杯水车薪。
1961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农村政策终于有所调整,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瞎指挥、共产风、一平二调等错误得到纠正。虽然多数人家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证,可是少数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仍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我们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那个饥饿的岁月里,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人人都饿红了眼。白天种上的花生,尽管拌上了人粪尿、农药,晚上也会有人偷偷去扒开泥土,找到花生种子,剥掉脏兮兮的外皮再吃。生产队砌的火炕生的地瓜苗,生芽的地瓜母子常被人偷走。有些时候对那些易吃的重要庄稼,干部派人看守,但庄稼往往也不翼而飞。大家彼此心里明白,嘴上不说。快要丰收的小麦,夜里常被割去一片麦穂;地瓜快要收获了,第二天到地里一看只剩下地瓜蔓子;即将收获的玉米棒、花生、大豆,田边的向日葵,常常眨眼就不见了。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看着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偷儿。抓住了就要开大会批斗,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夜里照偷。不偷白不偷,不偷就得挨饿。社员偷,干部当然也偷,社员是各自偷地里的,干部则商量着偷集体仓库的。
1959年麦收季节,我回村参加麦收,白天跟着社员们下地拔小麦挣工分。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晚上到生产队场院的窝铺里当看守。食不果腹,头昏脑涨,两腿无力,两眼常冒金星,经常半夜里饿醒。同伴和我商量,到附近菜园里偷摘茄子吃,我心里害怕不敢去,同伴说:“走走!深更半夜吃几个茄子谁知道!”趴在菜园湿漉漉的茄子沟里,也不管是苦还是涩,边摘边吃,嚼不烂就往下咽,装满肚子才爬回窝铺睡觉。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就听到菜园主人在破口大骂,心不由地怦怦乱跳,生怕人家找上门来。回家时,经过那片茄子地时,不敢看一眼。
这天,一个颇有心计的大叔对我说:“看你三根筋挑着个头,瘦得都耽误长个儿了,多可怜呀!你得想法弄饱肚子呀!”
我无奈地说:“大叔,不怕你笑话,俺家兄弟姊妹多,还要花钱上学念书。光有吃饭的,没有干活的,哪能吃饱饭呀?”
他说:“你呀!活人能让尿憋死?你晚上不是在场院屋里睡觉吗?那么多麦子你不能弄些回家?”
我一听,吓了一跳说:“啊?你说什么!真要是那样,俺妈能把我砸死,不行!不行!”
大叔说:“要不这样吧!你晚上把麦粒送到俺家里,我给你做大饽饽、大发面饼。现在这个年头谁有机会不往家弄点?你傻呀!”
偷吃人家的生茄子本来就深感内疚,再偷生产队的麦子就错上加错了!不能干!母亲常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人活在世上要有个好名声呀!”
可我经不住大叔一遍遍劝导,更经不起大饽饽、大发面饼的诱惑,心理防线有些动摇,便底气不足地说:“要不我试试!用什么装麦粒呢?”
大叔眯着双狡黠的眼睛说:“用麻袋装肯定不行,麻袋上面都印着生产队的字样,还有编号,再说你也没劲儿,拿不动,被人碰上麻烦就大啦。我给你找条旧裤子,裤腿捆结实,麦粒装进裤子里,再扎紧裤腰扛在肩上往俺家送。反正场院离俺家也不远,夜深人静时你多弄两趟,我叫你大婶做好饭等着你。”
人啊,总是有挡不住的诱惑,特别是在饥饿的折磨下,那种对食物的欲望是最难抵挡的。我终于屈服了,向那个深渊滑下去……
我按照大叔的吩咐行动了,到场园转了一圈看了看,窝棚旁边装好麻袋的干净麦子是送的公粮不敢动,只有打场园边那堆土麦子的主意。那天正好看铺的同伴说他孩子病了要回家看看,又碰巧是上弦月。待弯月偏西之后,我蹑手蹑脚从窝棚里溜出来,提着大叔那条裤子向土麦堆走去。只听见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似的,一下子就蹦到了嗓子眼,好像一张嘴就跳出来了,全身哆嗦得像筛糠一般……场园平平整整的,但我却感到脚下磕磕绊绊,面前是一个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要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脑门了……我慌手慌脚地往裤子里装小麦,感到差不多了,一弓腰扛到肩上就急匆匆地往大叔家走。我恨不得长上一双翅膀飞到大叔家里,但是裤子里沉重的小麦走起来都很费劲儿。好不容易挪到他家,一进门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下子瘫在院子里……大叔急忙把我拽起来,帮我拿下裤子,当他看到倒出来的全是土麦,一脸不悦地说:“怎么弄了这些土麦子!”大婶看我神色惊慌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行啦!别吓着孩子,弄点土麦子也不错啦,来来!赶紧进屋,洗一洗脸吃点干粮。”我伫立在院子里一动不动,沮丧至极,心里烦恼地想:“还洗什么脸呢,那里还有脸呀!”
大婶把我拽进屋,我坐在炕沿上接过大饼,喝了口水,一边狼吞虎咽地啃着大饼子,一边流着眼泪……是惊吓的泪水还是羞愧的眼泪,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临走时,大婶又递给我几块发面饼,我不敢往家里拿,藏在场园窝棚的草缝里留着饿的时候吃。我尝到了做贼后微薄回报的满足,但这短暂的满足却充满了罪恶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贼偷东西,这恶行一直没敢和母亲说,多年以后想起来还是心慌意乱,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