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学习提示与述要】

刚接触这门课的同学，最好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研究的范围以及这门课的讲授计划，有大致的了解。不妨先认真读一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前言”。其中要格外注意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含义的阐释：认为所谓“现代文学”，不仅是时间概念上所划定的1917—1949年这一通常所说的“现代”阶段的文学，更是“现代”性质意义上所指的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的文学。“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因此，学习中应当始终把“文学的现代化”作为贯穿这门课的一条基本思路。

该课程依现代文学的三个“十年”，分为三个大的段落，即三编。每一编都是先概述文学思潮与运动，然后分章介绍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发展状况；作家作品的分析处于中心位置，鲁迅、郭沫若等九位大作家都设专章评述。每一章的学习是“分”，即较多进行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但又要注意把作家作品放到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中考察，注意各文体以及各思潮流派彼此的关联，注意从“史”的角度去理解和评价文学现象，这又是“合”。刚开始学习时，建议先将整部教材浏览一遍，求得一个大致的轮廓印象，然后学习每一章节，都力求有一种文学史眼光的贯通。还要认真读作品，起码要预先读完指定的必读书目，有自己的文学感觉与体验，再来听课，参考有关评论来讨论问题，文学审美与分析能力才能有效地提高。

第一章介绍文学革命的历史，也就是现代文学的起始。第一节讲文学革命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第二节讲外来思潮与文学社团，第三节介绍初期文学理论建设，第四节分析“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潮流。这一章的重点是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过程与性质，以及这场革新运动的意义。此外，对于新文学如何受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各种文学社团的兴起如何推进了新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也应有较系统的了解。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在新文学运动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的评论，则可以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命题。这一章内容丰富，头绪多，有些问题的探讨尚待获得更多的文学史知识之后，才能逐步深入进行。因此，偏重从知识性层面去掌握文学革命发生发展的概况，以期对新文学的传统有较为具体的印象，是学习这一章的基本要求。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首先要了解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与动因。通常把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看做是一个历史的界碑，以标示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当今学术界也有人试图将近、现、当代打通，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涵盖百年中国文学。事实上，虽然晚清以来已出现文学变革，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的提倡，等等，但总体上仍是局限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真正有革命意义的突变还是在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之后。因此，必须大致了解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如何为后起的文学革命做了准备。有关近、现代文学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学科称谓与范围是否应被其他概念所取替等问题，都是有争议的前沿课题，刚开始学习本课程时不一定就展开讨论。

（2）应了解文学革命的背景与直接动因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有各种解释，注意这里解释为“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宗旨息息相关。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主，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有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又造成多种文化比较选择的开放活跃的局面，文学革命直接从中获取了动力。

（3）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是本章学习的重点。作为知识性了解，应注意掌握：以《新青年》为中心而形成的反封建思想文化阵线及主要的代表人物，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功绩，白话文运动的提倡与推广过程，林（纾）蔡（元培）之争，与“学衡派”和“甲寅派”的论争。

（4）关于文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可以从文学观念、内容以及语言形式这三方面去评判，考察其对于传统文学的彻底革新，理解新文学是如何在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对立运动中逐步实现文学的现代化的。

二　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5）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是文学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外因。胡适、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就依持过进化论等思潮，周作人也得益于西方人道主义文学理论，这都是影响的例证。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五四”后短短几年间，思想大解放如冰河开封，西方文艺复兴以降各种文艺思潮几乎都同时涌入了中国。对这种历史上罕见的思想活跃状况应有所了解。在以后整个课程学习当中，都应当把外来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6）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影响与贡献最大。应当了解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立及成员组成的基本状况，包括各自的代表性刊物和作家，最足以体现社团倾向的基本观点。对于前者追求“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和后者侧重“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也应从创作观念与流派特色上加以简要评析。此外，还要了解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和湖畔诗社的基本情况。这是本章学习的第二个重点。

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7）胡适对新文学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对胡适文学观念的建构都有积极的作用，应结合《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胡适的文学观念在新文学发难期所做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周作人以“人的文学”来标示新文学的内容特质，适合了“五四”个性解放的热潮，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周作人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与自由表达思想的原则，提出比较脱离现实的“自己的园地”文学观，代表了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另一路的追求。这一节不作为重点，但应学习如何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那些影响大而思想立场可能比较复杂的作家。

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8）第一个十年文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17年初到1919年“五四”爆发，为文学革命初期；“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是思想解放和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此后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相对沉寂并转向“革命文学”提倡的试验期。这种大致的阶段性划分，可以帮助同学联系时代社会变迁去把握文坛的趋向。

（9）第一个十年的创作也可以从总体上去归纳与描述其共同的兴趣与归趋，或区别于其他时期的新的文学特色，即：理性精神、感伤的情调、个性化与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这种宏观的归纳让我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得失先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待如下几章学完后再回头来思考与印证这种归纳的根据。

关于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开端，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往前推，认为在晚清，文学界已经出现许多变革，甚至出现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因此可以把现代文学的起源定在晚清（具体说1898年甲午战争之后），有的就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但更多学者还是认为现代文学发生于“五四”前后，理由是“五四”带有时代界碑性质，以此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比较合适。尽管从晚清开始已经出现文学变革，但真正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革新运动，而且在思想、内容、语言和形式这几个方面都发生整体性的显著的变化，还是在“五四”前后。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们除了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轮廓、性质与基本知识有大致了解，还可以观察文学潮流变迁的规律，不管采纳哪一种“分界法”，必须既看到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联系，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所起到的巨大变革作用。

另外，随着时代变化，人们评价历史的标准也可能调整变化。对“五四”新文学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过去偏于政治性的角度，评价一直比较高。这些年出现某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的反思，主要是认为“五四”一代人对传统的批判过甚，某种程度上造成文化的“断裂”，有“激进主义”之嫌。学习这一章，可以联系当前在“五四”历史评价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用课程学习中所了解的具体知识，包括自己对于历史的感受与想象，尽量做到回归历史语境，用实事求是的同情的态度，去评价过去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与事件，防止偏激与片面。

【知识点】

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林蔡之争、《学衡》派、《甲寅》派、易卜生主义、“五四”前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新月社、湖畔诗社、进化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思考题】

（1）简述文学革命发生发展的大致过程。

此题偏重知识性的掌握，要求通过梳理读书与听课中所接触的史事，对“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的历史能获得轮廓性的理解。要点包括：1.发生的背景。晚清传统文学内部结构变化成为后来大变革的序幕，辛亥革命后社会变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启蒙与救亡热潮带来的解放氛围；2.《新青年》的思想启蒙以及对传统的激烈批判，胡适、陈独秀等先驱者的文章和主张，特别是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与口号；3.文学革命与某些保守主义者的较量（如林蔡之争，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4.进展与初步成果，包括白话文全面推广、外国文学思潮广泛涌入、文学社团蜂起、鲁迅小说与“新潮社”等方面创作实绩的涌现。因为涉及内容很多，应当大致依照时间顺序，抓住上述几个方面，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潮流、人物及其观点，做简要的梳理。这也是对概括能力的训练，可以主要参考《三十年》第一章第一节。

（2）为什么说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革新运动？文学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说明“前所未有”，就是论说文学革命的独特性和地位，应注意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去考察。首先，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从与传统文学异质的西方文学中获得新的价值观，引起对传统文学的重估。其次，是社会变革引发文学的深层变革，包括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表达方式，以及文学语言等多个方面的根本性变革。第三，和古代一些文学变革（如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这次文学革命是彻底、全面而深层次的变革，而并非传统体系中的局部调整。以上可以参考附录中王瑶的《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关于意义，可以参考附录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要点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但要注意扣住文学革命的含义及其影响来谈。也可以从文学“现代化”的角度立论，然后从文学观念、内容以及语言形式变革这三个方面，论述其对传统文学的革新与超越，对新文化运动的配合，对时代变迁的适应，肯定其开启文学现代化的贡献。

（3）概述“五四”前后外国文学思潮的进入和文学社团兴起的情况。

此题偏重知识性，要注意对“五四”历史氛围的感受和概括。对“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涌入的状况应有轮廓性了解，可关注一些影响较大的翻译活动，包括《新青年》等刊物的译载所引起的讨论热潮，也可以以进化论、人道主义等几种理论的译介及影响为中心，论述外来思潮如何引发和推进文学革命。如果更细致一点，不妨举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论以及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外来思潮如何转化为先驱者的理论资源。附录中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有相关的论述，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氛围。至于社团的兴起情况，一是要说明蜂起的原因，可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主，考察其不同的创作观念与流派特色，此外，要适当谈及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和湖畔诗社的基本情况。整个论述最好能扣着“五四”思想解放的大环境。附录中茅盾和郑伯奇的两篇文摘提供了相关材料。

（4）如何评价文学革命时期胡适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与理论？

主要参考《三十年》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一般要求集中分析胡适的“白话文学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易卜生主义”，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口号，对这些理论的基本内涵应有较明确的了解，同时对其如何应时而生，又如何适合“五四”个性解放潮流、推进文学革命，有客观的评价，肯定其贡献。更高的要求，是在上述论说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考察当时一两种理论形成的机制及其影响。比如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理路的分析，以及对周作人为何从“人的文学”转向“自己的园地”的分析，都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甚至还可以联系现实，回应某些对“五四”批评与苛求的观点，以此展示思考的力度。

（5）近年来学术界在对“五四”传统的反思中，有一种偏重批评“五四”“激进主义”的声音，对此你是否有所关注？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这是新加的拓展思考题，理论性和综合性较强，有较大难度，适合高年级或者研究生。可参考温儒敏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第十章第二节以及第十二章第五节，依照其中研究状况介绍及索引，找相关论文来读，以了解研究界的不同观点。对“激进主义”的评议，应注意调动课程学习中积累的相关知识，尽量回到“五四”的历史语境，采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对“现代性”研究中出现的任意颠覆经典的立场，须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又一种偏激与片面。

（6）简述晚清文学思潮，并论述其与“五四”时期文学运动的历史联系。

本论题难度较大，要求对晚清文学有所了解，并能把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联结在一起，寻找其历史关联，以此理清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脉络。适合研究生或高年级学生。最好能回应“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王德威），在论说历史联系时，也要注意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区别。要点包括：1.晚清的“三界革命”与“五四”文学运动。“诗界革命”的作诗如说话，“文界革命”对桐城派古文的批判，“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政治文化功能的提高，都被“五四”继承和发扬。2.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其中包括对白话文的倡导、大量白话报纸的涌现，以及大量白话小说的出现，都为“五四”提倡白话文学提供了社会、文学基础。3.晚清翻译的兴盛与“五四”文学运动。以严复《天演论》、林纾《茶花女》为代表的晚清翻译风潮，为“五四”全面引进西方科学与文艺理论首开先河。4.在晚清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成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坚力量。5.晚清文学思潮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内部调节，它虽然为“五四”准备了条件，但真正全面的文学、文化变革还是出现在“五四”（可参阅《三十年》第一章第一节，以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哲生编）。

【必读作品与文献】

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周作人：《人的文学》

胡　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林　纾：《致蔡鹤卿太史书》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文学研究会宣言》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

成仿吾：《新文学的使命》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评论节录】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胡　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茅　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王　瑶：《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胡适谈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实地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曾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科学与人生观序》）

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虽然不是答复他的，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即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德山和尚的徒弟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生辣痛快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语录体”。这件史实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白话文产生了无数的文学杰作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李梦阳，又出了一个何景明，他们提倡文学复古，散文回到秦汉，诗回到盛唐，居然也可以哄动一世，成为风气。后来出了公安袁氏兄弟三人，大骂何李的复古运动，主张一种抒写性情的新文学，他们也可以哄动一时，成为风气。后来方苞姚鼐曾国藩诸人出来，奠定桐城派古文的权威，也一样的哄动一时，成为风气。这些史实，难道都和产业的发达不发达，人口的集中不集中，有什么因果的关系！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用袁宏道的话），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是很复杂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从满洲里直到云南，从河套直到桂林，从丹阳直到川边，全是官话区域。若没有这一大块地盘的人民全说官话，我们的“国语”问题就无从下手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这些都是超越个人的根本因素，都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操纵的，也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一个公式可以包括的。

此外，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八股废了，试帖诗废了，策论又跟着八股试帖废了，那笼罩全国文人心理的科举制度现在不能再替古文学做无敌的保障了。第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2）。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独秀说：

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这话是很有理的。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今日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岂不远过民国初元了？然而一两个私人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一样可以阻碍白话文的推行发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

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也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那“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录自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茅盾谈文学研究会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

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民国九年（一九二○）十一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这是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的社团，然而这一个团体发起的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的创立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中说“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第一，是“联络感情”。“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第二，是“增进智识”。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这个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发表的时候，有十二个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在这一个宣言里，只有第三项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应和。

“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躲避正面答复的一种态度。这不是答案。然而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智识者的意识的。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表示的对于文学的态度就是当时普遍现象的一角。

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不像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实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

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简章第九条虽有“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之规定，而且事实上后来也有几个分会，而且分会也发刊了机关报，然而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有些人所想像。

同时也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也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然而“团体”只说过一句话，就是宣言里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花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录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郑伯奇谈创造社

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原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

然而，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作家的个人环境；这不能造成一个文学运动的影响。创造社几个作家能造成当时那么广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它的社会的原因。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对于近代文明发生了自觉的一种运动。这后面有欧战期间发芽开花的中国产业社会作背景。但是，中国的产业敌不住欧战以后重行进攻的列强的资本。所以，五四运动势不能不变成一幕悲剧。当时所标榜的种种改革社会的纲领到处都是碰壁。青年的知识分子不出于绝望逃避，便得反抗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是启蒙文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创造社几个作家的作品和行动正适合这些青年的要求。创造社所以能够获得多数的拥护者也是这个原故。

中国的启蒙文学运动以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和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的对立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现象。同时，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这当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制限。若就现象来讲，这可以证明越是落后国家，反复作用越是急促而复杂的。霍尔的发生学说，在中国的新文学的发达史上，也可以应用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创造社的倾向虽然包含了世纪末的种种流派的夹杂物，但，它的浪漫主义始终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用新式的术语，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它以后的发展在它的发端就豫约了的。

创造社初期的主要倾向虽说是浪漫主义，因为各个作家的阶层，环境，体格，性质等种种的不相同，各人便有了各个人独自的色彩。只就最初四个代表作家来看，各个的特色便很清楚。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因而也接受了雪莱，恢铁曼，太戈儿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成仿吾虽也同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作品行动，他又感受着象征派，新罗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气，他主张刚健的文学，而他却写出了一些幽婉的诗。在这几个人中，张资平最富于写实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初期作品还带着人道主义的色彩。

（录自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用什么价值尺度来进行评判呢？胡适提倡要“重新分别一下好与不好”，那标准又是依据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人”的觉醒和解放；这是由现代化要求所产生的必然命题，所以鲁迅说：“最初，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沈雁冰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讨论文学问题，首先提出的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当时对国民性和启蒙运动的讨论等，都说明了人（国民）的觉醒和解放是前驱者们注意的焦点，而这正是为了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人”，即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这既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也是评判和重估的尺度。既然是价值重估，就不是简单地否定；它对传统当然要有否定和批判，但也必然有所肯定和继承，而且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继承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提倡和建设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不仅可为建设新文学提供借鉴，而且对于文学革命本身也是必须进行的工作。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说：“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的古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如是，则吾国将永无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之日。”视白话文学为正宗，提高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地位，“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都是为文学革命开辟道路的，其中当然包括了对传统文学的新的审视，也就是价值重估的工作。有的人对问题提得更其尖锐，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驱者所抨击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历史上的桐城派或选学派，而是当时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旧式文人，所以才叫“谬种”或“妖孽”；至于桐城派或选学派本身，当然评价也不高，把它们与骈文古文律诗古诗等同列；不承认它们的传统的权威的“正宗”地位，而并不是彻底打倒。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韩愈的评价，最足以表示这种评判的精神；他一方面承认韩愈“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一方面又指出“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师古”就是不敢创新，“载道”就是宣扬封建教义，都是与现代化的追求相悖的。所以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就是要求站在现代的高度，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新的评判，而不是予以简单地否定。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的前进步伐相适应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对比和汇合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们正因为从与传统文学异质的西文文学那里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才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观和重估。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是文学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正如鲁迅所说，“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今日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美并肩”。文学革命正是要将从清末开始酝酿的变革引向文学的深层结构，包括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表现方式以及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根本变革，因此西方文学当然成了它的重要参照系统。中国文学史上也曾有过多次的文学变革，但都是在传统体系内部进行的局部性的调整，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它是打着“复古”的旗帜，对传统文学某一方面的理论和写作规范提出质疑的；有些文体的变化则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产生的。总之，都不象“五四”文学革命那样全面的深层的变革。朱自清在谈到中国诗的发展线索时说：“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他接着说，“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这里讲的是新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但他反观了传统诗歌的发展线索，这不仅说明对传统文学的重估与建设新文学同样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说明重估的价值观同样也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由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出发的。

（录自王瑶：《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五四”前后西方思潮的影响

当老一辈人以及保守主义者依然固守着传统的思想与伦理之时，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则正团聚起来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是新知识分子给民主与科学起的别名，用以概括当时的新思潮。正是借着这两位“先生”的权威，新知识分子向孔教以及它的支持者发起了进攻。对“五四运动”早期新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思想是17世纪以后西方各种思想的大杂烩，而他们特别推崇的则是来源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1919年以前的20年中，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就已风行于中国。功利主义、进化论、经验主义通过严复的译著引进来了。这些译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4—1895年译，1895年出版，1898年4月重印），亚当·斯密的《原富》（1897年底到1900年秋译，1901年底出版），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899年译，1903年10月出版）和《名学》（只译了前半部，1900年到1902年译，1902年出版），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898年到1902年译，1903年5月出版），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3年译，1904年2月出版），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年到1905年译，1904年到1909年9月出版），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8年秋译，同年出版）。“五四运动”时期正是人到中年的知识界的领袖们，他们的思想主要就是受了这些著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首先是由梁启超在本世纪初介绍进来的。梁启超以其明白通畅的文章使卢梭的思想流传开来。1906年以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又向国内介绍了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其他一些法国哲学著作。王国维等人则介绍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思想。“五四事件”以前，罗素的一些著作就已被翻译成中文，这加强了早先就已经引进过来的英国的经验主义的影响。罗素的著作以及后来杜威对笛卡儿的方法论的介绍，为中国数理逻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之初，这些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们的批判性思维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是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提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生活态度，推崇约翰·密尔和孔德。在他看来，东西方的根本差异之一就是，西方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方以虚文为本位。因此，为了使中华民族重现生机，他提出，中国应当以实利主义为其教育方针之一。除陈独秀之外，其他还有许多人提倡功利主义。以后，这些思想又与实验主义融合在一起。“五四事件”以后，虽然年轻人充满着幻想，但是他们仍然是以实用作为行动的基准的，至少他们自认为是这样的。

“五四”初期，自由主义是挂在知识分子口上的口头禅。20世纪初，梁启超与国民党领导人曾经提出过个人自由的问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也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种种形式的奴役。他又把塞缪尔·F. 史密斯的《亚美利加》（美国国歌）翻译出来，登在《青年杂志》第2号上。爱德蒙德·伯克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演说也被翻译成中文，刊登在《青年杂志》上。流行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的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卢梭的国民总意说以及英国的功利主义。他们是从人权、言论出版自由的角度来谈论自由的。

当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国家统一与强大的重要性的时候，一些新知识分子就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坚持认为，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大多数新知识界的领导人认为，不能以国家的强大与民主利益作为最高的理想，他们只承认，谋求个人福利需要这些暂时性的手段。陈独秀就认识到，东西方的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西方文明，不论是英国、美国、法国文明，还是德国文明，都是以彻底的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而东方文明则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依据他的理解，西方的伦理道德、政治原理、法律都倾向于提倡个人的权利与福利，提倡思想言论自由，提倡个性发展。而在东方的制度之下，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只是家庭或家族中的一员。这种制度，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他人之习性。所以，他提出，要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向中国人介绍易卜生，促进了个人主义的传播。他向人们说明了易卜生反对法律、宗教、道德准则强制人们服从的理由。他说，易卜生认为：“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易卜生理想中的人生是“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受易卜生的戏剧如《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魔》的影响，胡适关注着中国社会中妇女的低下地位，鼓励中国妇女起而反抗，争取自身的解放，培养自立思想。

1919以前，有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倡过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不过他们并非真正信奉它们。他们提倡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在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之间保持平衡。这些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其中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大多数知识界的先驱，并非真正信奉社会主义，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实现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的方案，同时也能实现平等。因此他们更愿意提倡人人的权利平等的思想以及博爱互助的思想。论及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贡献，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实行经济、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说这是现代欧洲文化的最新潮流。又说私有财产不能立时废除，但是实行社会政策则可以消除贫富差距。孙逸仙和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曾提倡过这一类思想。1919年后，这些思想对中国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说到科学，我们发现大多数新知识分子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也正是用这一理论为武器去攻击旧信仰、旧传统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戴季陶，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也提倡互助论。他们认为，生命是由竞争维持的，而互助则是在竞争中培养人性的最好的方式。无论怎么说，达尔文主义是第一个对中国社会思想产生强烈影响的科学理论。

技术以及对自然的控制也被认为是西方科技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知识界的领袖们抛弃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的物质文明优越的旧观念。在提倡通过掌握与改进工具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方面，吴稚晖可算是个急先锋，虽然他自奉甚简。吴稚晖信奉的是“科学万能”论。

（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