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 - 前言

前言

2002年旅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2006年入籍澳大利亚的南非英语作家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写出大量“既具有知性力量、文体从容，又具有历史远见和伦理洞察”的文学作品，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英国诺丁汉大学文学教授多米尼克·黑德称库切为“最受尊敬、最频繁地被研究的当代作家之一”，因为“他的小说在南非文学，广义地说在20、21世纪小说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库切的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瑞典作家佩尔·沃兹伯格在库切200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对于荡涤人类灵魂、提升人类道德水平方面的伟大成就：“库切……捍卫着诗歌、文学和想象的道德价值。如果这些缺失，我们将会什么也看不清，成为灵魂的盲者。”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简·波因纳提出，“说库切是20、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并非夸大其辞”。

库切的文学创作往往以出其不意的创新性而著称于世，他以超凡脱俗的他者姿态，创作出12部“篇幅有限而范围无限”的小说，被称为是能够“想象出无法想象的东西”的“后现代寓言家”。早在《幽暗之地》1974年发表之时，南非著名评论家乔纳森·克鲁就在南非文学杂志《对比》上刊文热情地称其为南非第一次出现的现代小说。评论家黑德则走得更远，他在《剑桥库切入门》中直接宣称，“后现代主义据说是随着1974年J.M.库切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发表而来到非洲的。”这种评论是否精准可能有待商榷，但是，库切的小说处女作带给南非文学的影响决不能低估。

既然评论家将库切的小说发表与南非文学创作的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小说应该给南非文学带来了推动性力量，这种力量必定与南非文学传统不相一致但却与世界文学发展趋势合辙。库切研究专家斯蒂芬·沃森的评论不仅重新界定了克鲁的说法，认为后者说的“现代小说”实际上应该是“现代主义小说或后现代主义小说”，而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黑德的观点，认为“从来没有一部南非小说如此明显、甚至有意识地摆脱现实主义传统，如此坦诚地宣布自己的非真实性、虚构性”。众所周知，南非50年代文学通常不会显露政治意识形态，作家们善意地期待着各民族之间的对抗会导致产生一个多民族和平相处、共生共存的和谐局面；60年代南非文学倾向性较为明显，自从臭名昭著的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文学作品大力表现的是黑人反抗种族歧视，探讨的是作家们的共同感受——他们不再试图维持那种由善意的白人和耐性的黑人共同努力来改善政治生态的虚妄幻想。其实，南非文学在相当长时间里就是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幻想与幻灭，主题较为局限，形式较为传统，用库切的话说“[南非作家的］艺术太缓慢、太老套、太间接，无法对团体生活或历史进程产生哪怕是最细微、最迟到的影响”。

《幽暗之地》的问世，不仅为南非文学界带来全新的主题，而且带来别样的文学样式。这部小说首先突破了文学范式、叙事模式的制约，采用将相隔两个世纪仿佛毫不相干的故事并置，以隐喻的方式展示“厌恶人类的两种形式，其一为知性与夸大狂式的厌恶，另一为充满原始活力的厌恶，两者之间互为映照。”库切的小说因而跳出了南非传统文学创作的禁锢，突破了狭隘的南非黑白之间争斗的主题，突破了小说创作的头身尾线性发展模式，作家审视的目光不再仅仅注视着南非本土黑白的争斗，而是投向世界，关注人性疏离异化等人类共同的话题。库切将以元小说特征明显的文本与他性充分的虚拟译本并置，因而便穿梭在两个世纪之间、穿梭在美国人与布尔人之间，这种具有典型后现代文学特征的小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非，无疑对南非文学造成震撼性影响。库切能写出当时堪称如此先锋派的小说，恐怕与他本人此前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不无关系。在英国工作期间他于1962—1963年对著名作家福特的研究、1965年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采用计算机语体分析方法对荒诞派戏剧创始人之一和集大成者塞缪尔·贝克特的研究、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学教学经历、作为南非人在美国反越战抗议以及随后的遭遇、长时间内浸淫在英美文化中的感受，使库切对当代意识形态、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独特的认识，尤其是他对贝克特的潜心研究给他留下的沁入骨髓的影响，使他在尝试文学创作伊始就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从库切的回忆来看，他研究福特是因为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意象派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认为福特是“当代最优秀的散文文体家”。库切经过研究后发现，“福特给人的印象是，他从英国统治阶级内部写作，但事实上，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对此有点渴望的局外人在写作。”这种局外人书写的视角，确实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不过，这种影响并没有让库切在创作中模仿福特的风格，而是启发他注意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局外人立场，使他站在他者的立场上书写，而这种站在他者立场上进行他性书写的风格在其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实，影响库切最大的应该是贝克特。库切在博士论文之外还曾写过一系列文章专门谈论贝克特，这些评论性文章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贝克特的认知与欣赏。阿特维尔采访库切时曾对后者说，“你对贝克特的评论似乎不仅回应了设计重复的活动，而且回应了你的虚构”。库切明确地告诉阿特维尔，“贝克特对于我自己的写作意义重大——那一定是毫无疑问的……我对贝克特的评论不仅是学术训练……而且是企图接近一种秘密——我想要拥为己有的贝克特的秘密”。其实，库切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获得了贝克特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汲取、运用这些精髓时得到了无比的快乐。“贝克特的散文……给了我感官的快乐，这么多年来这种快乐一直没有暗淡过。我对贝克特所作的批评来源于这种感官反应。”这种快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而后他创作大量的寓言体小说虽然说与南非政治生态不无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与他的贝克特研究相关。

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库切的《幽暗之地》创作别出机杼有据可依，而初试身手就在南非文坛引起反响，激发了库切的创作热情，也促使库切走上了一条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文学模式和叙事方式之路，而且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为阅读大众和创作者、评论者群体带来惊喜。他的特殊身份使其一直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冷眼看世界，而体现其不断追求的文学创作则永远给人以别样的他性感受。结果，“他尽管每一部小说都聚焦于南非，但是，他对后现代小说、超小说的关注无疑使他比大多数作家更加国际化，使他获得世界范围内认可。”

库切破冰式小说《幽暗之地》虽然触动了南非文学界，但第一次真正使库切获得国际声誉的小说还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提到的“有康拉德遗风的政治惊悚小说”《等待野蛮人》（1980）。该小说在出版当年就获得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次年又获得英国费伯小说纪念奖。这部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企鹅丛书收入“20世纪伟大图书”的小说深得贝克特等人真传，“《等待野蛮人》在很多地方与卡夫卡（《在流放地》）、霍桑和无处不在的贝克特的文本产生互文”。毫无疑问，这与库切所受影响相关，也与他追求独特的他者写作风格有关。正如库切研究专家多维所说，“库切小说利用拉康被割裂的主体的观念（在文本与叙事之间割裂），设法达到逃离与主流话语共谋的目的。”小说采用后现代政治寓言形式，“通过将野蛮人建构成精致而荒唐的想象而破解了‘文明/野蛮’二元论”。从传统意义上看，文明人建立在假想野蛮人存在的基础之上，而文明的标准通常是由主流权威话语者制定，欧洲白人与非洲有色人种因而被轻而易举地建构成“文明/野蛮”二元论的两极。小说中，库切站在南非被欺压、被蹂躏者的立场，通过暴露欧洲白人文明者的野蛮行径形式，表现霸权时代的种族他者、性别他者和身份他者的遭遇，揭秘殖民霸权时代帝国文明的真相。这部形式特别、寓意深刻的他性小说为南非文学、世界文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小说样式。

三年后发表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1983）堪称库切文学成就的第一个高潮，该小说甫一出版便不同凡响，被认为是“肯定生命的小说”，进入决选名单后击败呼声最高的萨尔曼·拉什迪的《耻辱》，一举获得当年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该小说明显地受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影响，将寓言体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黑德的评论代表了学界的观点：“很清楚，库切处理边缘化和异化的手法与卡夫卡相似。”库切在小说中对局外人或者说边缘化他者的处理到达了几乎出神入化的地步，为南非后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范本，同时也为其小说的经典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库切本人并不否认卡夫卡作品对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创作的影响，在一次访谈中，他曾经明确地说，“你问到卡夫卡对我小说的影响，我承认这种影响。”不过，“字母K并非只有一种解释”。库切的说法真实可信，确实，他的小说受到过卡夫卡的影响，受到过贝克特的影响，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影响是库切在深入研究过这些作家后沁入骨髓并化为自己意识的影响，没有任何模仿别人的痕迹。他从局外人视野解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苦难，为被边缘化他者化的普通人仗义执言，为话语权缺失的人们呐喊。小说蕴含丰富，寓意深刻，任何一种单向度的解释都会流于片面，给南非文学界带来的启示重大，意义深远。

库切接下来推出的小说《福》（1986）显示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作者采用去经典的方式将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的作家笛福（Defoe）姓氏前缀“de”去除（有趣的是，“de”本身除经常与贵族姓氏相连外就有“去除”的意思），大有去经典、去贵族化、去规范化、去传统性的意思，使作家“笛福”还原成作家“福”。当然，《福》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之间存在的明显互文关系无法否认。虽然它紧随在布克奖获奖小说之后出版，不免使读者对其存在更多的期待，因而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这部“去”字当头的小说显现出非同寻常的他性特征，用哈根与沃森的话说“他[库切］的小说好像有意这样建构，以图逃避任何一种阐释框架”。他选取白人女性苏珊作为主要叙述人物，引入女性声音以填补笛福小说中缺席的声音，试图以此与男性声音相抗衡，尽管“性别与[苏珊］缺乏叙事权威相关”。除了在文本中重构女性话语、挑战白人男性作家权威以外，作者还特别注意表现沉默黑人男性的觉醒，揭秘历史写作中的权力结构，试图解构父权与殖民霸权，为女性群体和殖民地弱势群体寻求话语权。在文本中，作者采用诸如拼贴、互文、超小说、开放式结局等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展示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并提供解构历史的新路径。小说为读者提供多重阐释空间的同时，为南非文学提供了文学新品。

1994年因为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而在南非历史上十分重要，而库切这一年发表的《彼得堡的大师》也“标志着库切文学生涯的转折点”。库切的这种转折体现在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与前一部小说《铁器时代》一样的“政治相关性与迫切性”，正如毕晓普所说，“在这部作品的进程中，库切对政治身份的关注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这种转折还表现在他对创作手法的运用上。他借用自己从美国回到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文学时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研究成果，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库切将这位文学大师设计成因继子巴维尔（Pavel）亡故而来到彼得堡，而在调查中，与巴维尔相关的一些人物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Nechaev）、帝国警察马克西莫夫（Maximov）自然都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使作者无法不与政治相牵连。此外，库切在叙事形式上进行大胆革新，他采用现在时共时叙事向传统叙事规约提出挑战，使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人物具有独立的声音、开放的他人意识，不断发出有价值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平等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基本特点时曾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而《彼得堡的大师》不仅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而且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入对话关系之中，故被认为是复调的复调，库切的创作因此而表现出独特的他性特征。

帮助库切第二次获得英联邦布克奖的小说《耻》（1999）代表着作者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与作者早期作品相比，该小说现实意识更强。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冷眼审视南非社会转型时期——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严峻社会现状。长期以来的殖民主义、种族隔离时代产生的历史伤痛记忆在人们心灵中已经留下难以泯灭的创伤，这些创伤恒久留存，并不会随着白人统治结束而被人遗忘。当原先的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被人为地颠倒后，如何认识历史变迁后新时代中的黑白关系，失去殖民政策护佑的白人殖民者后裔如何与这片黑人聚居地上的原始居民和平共处，饱受种族隔离历史创伤之痛的南非人怎样才能走出心灵创伤的阴影，是小说关注的重点。作者以“耻”为引，展示耻的内涵，这里既揭示了个体层面之耻，更暗示着群体层面之耻。他不仅探讨帝国主义殖民造成的历史旧账与殖民者后裔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而且在设法探究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过，在探讨人类和解之途时，小说《耻》沿袭了《铁器时代》和《彼得堡的大师》中的宽恕主题，而宽恕通常与忏悔联系在一起，然而，“忏悔当时成为管控社会禁锢个人意识的一种工具，其真实目的因而被消解。”作者明白工具性忏悔无法得到真正的宽恕，永远达不到和解的目的，故而，“库切一直在试验着忏悔模式，而在这里他采用不同的方式接近这个问题。”他从被颠覆的他者视角出发，表现自己对黑人文化取代白人文化并没有带来观念进步和社会和谐而感到的困惑，在展示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矛盾冲突之时，注重呈现殖民者后裔在白人统治结束后沦为地位被颠覆的他者的境遇，通过人物露西和受害女生之父的言论与行为，反思殖民者的作为，寄托和谐之愿望。

移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后，库切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2003）他性特征更加鲜明，这部可谓是讲座式小说或小说式讲座的作品是库切为文学长廊提供的新画卷。在此式样新颖的画卷上，他者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在他性十足的女作家与不同角色的不断抗争中，在对其进行质疑挑战的过程中，库切不仅讨论了非洲文学创作、非洲人文学科问题，而且讨论了人类、自然界诸多热点问题，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库切讨论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诗学、动物生命等充满思辨色彩的众多话题，涉猎之广，令人诧异，他似乎想利用作品人物告诉读者，哲学语言或许并非女作家科斯特洛的强项，她在讲座中不能自如地运用哲学语言说服听众纯属正常，但是，学术讨论并非仅有哲学语言，采用诗学语言、虚构故事形式讨论哲理性问题同样能够帮助思考、探索真理，并且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部引起学者和批评家争论其文类归属的作品，以其特有的他性色彩，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拓展了小说范畴，增加了新的样式。

如果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小说样式上进行了富有争议的创新的话，《凶年纪事》（2007）在叙事模式上的革新则应该是标新立异之举。因为，前者采用了将讲座与故事相融合的方式来构建新的小说样式，这种建构虽然他性明显，但依然具有小说的基本要素，即作者创造了一以贯之的人物，讲述了她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讲座的经历，这里有人物塑造，有情节发展，有矛盾冲突，有高潮有结局，有对话关系有心理活动等等，当然还有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成分，即作者通过不同的“课”来明确传达讲座之内核；而后者虽然也不乏传统小说的基本成分，但作者表现这些成分时采用的手法出乎读者意外，他为读者刻意设置了阅读障碍。库切在作品中采用的是以技术手段来造成视觉冲击的手法，以鲜明的他性视图——在书页里加平行线，在叙事中形成客观上的共时特征，即上中下三栏同时发生、共时发展的方式，边发表言论、记录思想边推进故事，在众声喧哗中完成创作意图。作者因此为读者与评论界留下了不穷尽小说样式誓不停止文学创新实验的印象。

库切自投身文学创作以来，共发表12部小说以及大量其他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奠定了他在南非文学中的地位（三次获得南非最高文学奖“CNA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世界文学的认同，先后两次获得英联邦最高文学奖“布克奖”（1989，1999），还获得法国费米娜奖、以色列耶路撒冷奖、《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等国际重要奖项，并于2003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在评价库切时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评说他是“一位审慎的怀疑者”，认为他“以无数姿态表现了局外人令人诧异的牵连”，“无情地批判了西方文明中残酷的理性主义和肤浅的道德观”。库切的获奖说明他的小说创作已经融入了现代小说主流。

确实，“库切常被人贴上‘与众不同’作家的标签，他的小说常常会引起评论家们的直接反对意见。”他自己在大众面前最常见的形象是“难以捉摸”、“难于描述”。他常常把自己置于大众视野之外，以旁观者/局外人的身份来审视南非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种族隔离制度，审视当下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揭示在非正义制度下的种种暴力行为，揭示被边缘化他者所遭受的压迫与痛苦，揭示人类生存的困惑、焦虑、孤独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丧失自主意识后的悲哀。在表现自己的哲思时，库切不断试验新的文学样式、叙事方式，故而其作品充满了他性，为读者、批评者增添了解读空间。文学评论界运用各种不同文学、哲学理论对库切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解读，然而，无论哪一种文学、批评理论都无法涵盖其全部作品，因为他用不间断的文学实验创新永远走在超越自己的道路上。他的文学成就因此在南非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库切与众不同的小说，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第三部小说《等待野蛮人》（1980）在英国获得费伯奖和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以及下一部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1983）获得布克奖，才引起世界评论界足够的关注和承认”。库切研究随着他在世界上频获文学奖项，尤其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而不断升温，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有关库切国际研讨会相继召开，使库切研究达到高潮。然而，用库切研究专家托尼·墨菲的话说，“对于所有读者，不过可能尤其是对南非人来说，这种作品[库切作品］面世时具有挑战性、不同寻常而且读起来有困难，在经历了将近30年时间评论与探讨后情形并没有改变。”这为库切研究持续升温提供了依据。

国外库切研究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等特征。大量研究者根据库切的南非荷兰人后裔身份，结合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政府试图揭示真相并实现种族间和解的现实，对库切小说，尤其是对《耻》进行持续的批评性解读。德里克·阿特里奇经过研究后断言，库切小说无法逃离政治、社会与历史，虽然他出于无法言说的原因在不少作品中采用寓言形式来表达隐含意义，但是，他对待南非种族隔离、殖民主义传统的态度是明确的。“尽管他的小说没有采用直白的‘抵抗写作’形式，他对1948至1994年间执政的南非国家党的政策和实践及其政策建立的基础——更加古老的殖民传统持强烈反对态度。”这种意识形态自然会引来评论家的关注。

文学批评家们发现，在对待南非种族和解是否能实现的问题上，库切持有明显怀疑态度，他在小说《耻》中设计的白人卢里拒绝忏悔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的思想，这在山姆·杜伦特“后殖民叙事与哀悼作品”提出的那一系列问题中得到了印证。“什么样的真相、什么样的工作方式会带来和解？种族隔离受害者的证词和种族隔离加害者的忏悔之间是什么关系？讲述真相与发现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这些共鸣式问题说明，评论界发现库切对妥协、忏悔、和解并不持乐观态度。与此同时，简·波因纳以“库切小说中的真相与和解”为题进行的讨论，针对库切之关注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就解决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新南非面临的问题是黑人与白人如何能在一起生活，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与前压迫者和解而非反诉得到部分回答”。她认为，库切小说对真相与和解虽然有疑虑，但却对此保持持续性关注，而且，其关注的方式还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耻》涉及所有这些问题，与此前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再现并修改了这些关注。”瑞塔·巴纳德（Rita Barnard）则通过对库切的《耻》及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在这部招惹麻烦的后种族隔离时代作品的核心，存在着界定、关系与责任的危机”。

鉴于后种族隔离与殖民话题紧密相连，评论者常常采用后殖民理论视角，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福柯的“权力话语”、杜波依斯的“文化身份”等理论，对库切作品中体现的对话语霸权的解构、对身份的不确定、地位的边缘化和声音的沉默化等课题进行研究（Spivak 1990；Waston 1996；Pechey 2007；Post 1986；Boehmer 2006；Brink 2009），认为库切的创作语境决定了其后殖民主义文学特征，因为哺育他成长的南非土地使他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愫，他在这里见证了人民的苦难、见证了白与黑的冲突、主体与边缘关系的颠覆与变化，与此同时，这块土地上先后发生的殖民浪潮和帝国时代留下的遗迹使他与殖民先辈们有着挥之不去的感情维系，加之他在英美文化环境中的长期浸淫，强化了他的这种情感。故而，他在小说创作中，常以独特的视角表现黑人的遭遇与反抗，呈现欧洲中心、白人中心语境下处于边缘地位的南非黑人的命运，再现后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在失去权威话语权地位后遭遇的被边缘化的困顿处境。库切小说的这些主题应该是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同关注的主题。

学界对库切的寓言体书写给予了持续的关注（Dovey 1988；Wright 1989；Gallagher 1991；Gitten 1993；Wenzel 1996；Hayes 2010），早期评论中将其寓言进行过度政治化解读的做法曾经引起库切的反感，后期评论家们一般联系后现代语境进行解码，认为库切是世界性作家，他的创作可能涉及南非故事，也可能涉及南非以外故事，采用的背景有时是当代有时是过去。这些以寓言形式表现的故事无需简单地与南非联系，而应该与人类处境、人类本性相关，库切作品主题中普世价值通常大于对南非的意义。阿特维尔对库切寓言有深刻的见解，认为作者利用卡夫卡、贝克特式寓言有其现实意义，而且提出，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之后转向卡夫卡符合逻辑发展规律，在《福》中直接转向边缘化处境亦属自然。

评论界对库切的关注、对其作品的解读还因其创作视野开阔、涉猎广泛而呈现出视角多样的局面，几乎所有的文学与批评理论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验证。库切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是与其他作者之间的对比研究（Kossew 1998；Chapman 2009；Diala 2001-2002；Strode 2005；Durrant 2004；Yeoh 2003；Szczurek 2009），经常被用来做比较的有南非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南非著名阿非利堪斯语和英语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link）、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等，这些研究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对比，肯定库切故意规避种族叙事、在纵深层次上拓展人与人之间复杂难描的关系和冲突所取得的成就，肯定库切在小说形式实验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库切小说创作的价值。

随着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的发展，批评家们开始结合库切文本对男性/女性、文明/野蛮、白种人/有色人种、主人/奴隶等二元对立论进行拨乱反正性研究，出现了零散的主体/他者关系研究论文。

国内库切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2001年发表的论文《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通常被认为是早期库切研究中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为论文作者利用库切在文本中使用的Cronus（篡越）这个词为切入点，解读不同层面的篡越，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浙江文艺出版社在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迅速推出的库切小说系列译本，虽然译文稍嫌粗糙，却为库切作品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础。迄今为止，根据互联网上统计，自第一部库切研究博士论文《永远的异乡客》发表以来，截至2012年12月，国内已发表博士论文10部；截至2012年12月，国内出版库切研究专著4部。2001年至今，中国期刊网上发表库切研究论文40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约50篇，其中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刊物为库切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论文由刚开始时集中对《耻》进行研究，逐步扩大到其他作品研究。

鉴于多方面考虑，本书仅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专刊上刊载的约50篇论文进行分析归类，结果发现，国内库切研究相对来说还较为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主题讨论多与后殖民、后种族隔离制度相关（此类论文有10篇），讨论中基本涉及后种族隔离时代忏悔、宽恕、和解等话题，涉及帝国理念、自由言说问题，还涉及创伤书写等问题；文本研究通常集中在《耻》、《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等小说（关于《耻》的论文就有12篇）上；而叙事讨论则多数关注《凶年纪事》和《福》上。评论者们虽然也对库切的其他作品进行了零星的研究，人们在研究中也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他们既讨论主题，当然也讨论库切小说叙事策略问题。不过，放眼世界，放眼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国内成果有时显得原创性不足，有些成果与国外已有成果相比有鹦鹉学舌之嫌疑，诸如忏悔、宽恕、和解话题的讨论，将已有观点改用不同语言方式传达给读者；有些成果套用相关理论，以库切作品为例来阐释某种并非新的理论，在不断展示论文作者的理论水平的同时，让人感到论文的启示性稍显不足，仿佛换一个案例可以同样达到相同目的。

库切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经历非凡的作家，评论界感知到他的异样书写，发现库切作品中反复表现的边缘人物、被边缘化的人物，有些评论家根据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开始从他者角度去探索他的写作策略，如阿特里奇就以《铁器时代》为例讨论过库切小说的他性问题，认为“他的小说可以被读作一种持续而艰巨的塑造他性的事业……这些小说中出现的他性人物，通常是从居于支配地位的第一世界文化视角来看是第三世界个体或团体的替代性人物”。科休在对比研究了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与布林克小说《干涩苍白的季节》后指出，“库切的小说探讨了殖民者——行政长官面临的道德、政治和个人困境，这位行政长官自己被贴上了‘他者’的‘内部敌人’的标签，因为他抗拒不变的帝国话语与实践，并且在其跨越帝国与野蛮他者之间的界限时表现出来”。不过，这种视点研究论文很少，而且较为零散。国内学界也有少数几篇论文从他者视角观察库切小说，除本人的他者研究论文外，有一篇将库切与鲁迅对比研究的论文讨论了他者化流变形态，认为鲁迅的流变形态为传递，而库切的形态为逆转。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者从他者视角对库切进行全面分析，分析其小说他者的形态，分析其小说他者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探讨作家库切运用这些他者形象对文明、正义、帝国所进行的反思，对工具理性进行的拷问；未有人对库切刻意塑造这些他者形象作系统的梳理，对他将人物他者化的意图作深入探究；未有人对他的他性小说、人物他者化过程、作者自我他者化等课题作出理性的阐释。

对库切小说中的他者进行研究，就必定需要首先解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的他者问题定义。经过追溯性研究发现，哲学家黑格尔较早地发现了“他者”的哲学价值。众所周知，这位思辨哲学代表人物解决哲学问题的路径是追求“总体”和“同一”，不过，他并不排斥差异的重要性。他求“同一”是求世界“差异”中的同一，这为“他者”的出现开辟了空间。海德格尔对于此在“在世”的论述是一大创新，他用独有的“共在”概念来表达“此在”在世是与“他人”同在。“‘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这种主体与他人的“共在”关系论述，消除了现象学家胡塞尔通过“移情作用”将他人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唯我论嫌疑，为“他者”成为其哲学的一部分铺平了道路。而莱维纳斯反对本体论，借助“他者”批判西方本体论传统并企图超越，但他并不否认传统意义上“他者”的存在，只不过认为那是“相对他者”，是可以转化成同一或自我的他者，而他的哲学强调，要打破“同一性”，必须建立一种“绝对他性”哲学，提出一种无法还原为自我或同一的“他者”，与我“相遇”而完全不同于我的“彻底他者”或“绝对他者”。在莱维纳斯看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对资本的贪婪与追求过程中所体现的那种单一权力意志，正是“总体”、“同一”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而其发展到极致便是暴力和战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权力哲学”，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本所在。

对他者的研究以及对文学作品中的他性研究，在后现代后殖民研究风起之后，渐成当下研究热点，给他者定义者往往是主导性主体，如德国著名哲学家、评论家西摩尔认为，他者“是超越远近距离的‘局外人’。这种人是群体本身的一部分，形似各色各样的‘内部敌人’，是群体既与其保持距离又要直面正视的成分”。而著名英国学者、后殖民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则指出，“‘他者’这个概念……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由他者衍生出来的“他者化”，则指人类通过将负面特点加诸于他者（其他群体或其他个人）而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人们假设“他者”不如“自我”复杂深奥，“他者化”的施动者常把“他者”视为卑微劣等的对方，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优越感。这里的他者研究通常涉及种族、性别、身份等差异，如白人叙述者眼里的“他者”往往是有色人种，“他者”的生活总是与混乱、懒惰、肮脏、放纵、愚蠢、邪恶、道德责任感匮乏等联系在一起，这就从反面证明了主导性本体的文明、秩序、修养、道德。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人们对他产生恐惧并不因为他邪恶，而是因为他是‘他者’——异己、不同、奇怪、肮脏、陌生”。对于与理论相关联的他性的各种不同阐释，是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历史前提。

被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称为“后现代寓言家”的库切，在其文学创作中以典型的库氏寓言、迥异于南非文学传统的他性书写方式，多元化多层次再现强权政治语境下主导霸权话语形成的规律，展示后种族隔离时代权威话语者对被殖民者他者化的过程以及他者化的结果，以冷峻的笔触叙述话语权缺失的他者的生存与心理状态。

库切笔下的他者，与拉康主体间话语理论中的他者（L'Autre）极为相似，指异己、陌生、危险的“在者”和权力话语上的“不在场者”。这些他者缺乏辩解机会，通常只有沉默的形象。从“深入异己者与憎恶者内心”的南非最高文学奖——中央通讯社文学奖（CNA）获奖小说《幽暗之地》（1974）到“承继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等待野蛮人》（1980），从“根植于笛福、卡夫卡和贝克特”文学的作品《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1983）到“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小说世界”的《彼得堡的大师》（1994），从展示“白人至上观念瓦解之后南非新形势”下人们际遇的《耻》（1999）到表现“作者与邪恶争斗”的著作《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从文体与视角各异的三栏式小说《凶年纪事》（2007）到探究真相的自嘲式自我重估小说《夏日》（2009），库切推出的他者形象不仅包括异族部落有色人种（如“思想者”尤金·唐恩计划中的越南人、“行动者”雅各·库切心目中的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帝国少壮派军人眼中的“蛮族”人等），包括“逃离动荡不安和战争迫近局势”的像迈克尔·K一样的沉默无语、苦苦挣扎的卑微残缺生命，包括在自然界任人宰割、受人虐待、毫无意义地牺牲的动物，也包括在后帝国、后殖民、后种族隔离语境中不再享有特权、丧失主导话语的白人以及似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本书选取库切小说中代表性作品《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耻》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为研究文本，根据库切作品发表年代将其小说背景整体定位为后现代，根据作品内涵从殖民霸权时代、后基督时代、后种族隔离时代、后现代语境等四个维度系统地探讨库切笔下的他者意蕴，涉及的理论包括拉康的他者理论、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后殖民理论、朱迪丝·赫尔曼的创伤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以及相关叙事学理论等。

本书认为，库切作为布尔人接受的英语教育、亲赴宗主国都市伦敦的寻根经历、徜徉在“自由”美国所经历的异样感受、回到后种族隔离时代开普敦后精神的流散、移居澳大利亚在超越梦想的栖息地阿德莱德的思索，造就了他作为西方“他者”的作家特质；作者通过对霸权与暴力、践踏动物权利、压抑性权利、宗教信仰的负面作用等主题的揭示，表现出库切的他者对西方文明中残酷理性主义和肤浅道德观的批判；库切在作品中展示的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事实与历史的关系、寓言体表述等，表现出他者对历史的权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的解构；库切作品呈现的超越文学传统的实验，表现出鲜明的他性特征。

本书分四章讨论库切的小说“他者”：

第一章讨论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该章首先采用后殖民和他者理论，通过对小说故事产生的背景考察，发现库切在小说中采用虚拟帝国形态，展示了殖民霸权时代帝国文明的本质特征。作者采用寓言体书写方式，呈现作为强势话语者的帝国的霸权行径，而霸权的行使则通过作为虚构帝国国家机器的军队来完成，与其处于对立关系的是处于偏远地带的“野蛮人”，亦即作为帝国刻意设置假想敌的他者。库切通过为处于强权话语的帝国安排种族他者，展示霸权时代他者的苦难，在表现他者受难的同时，揭示出作为主体话语掌控者的本质特征：他们这些任意地将不同种族的人打成另类他者的“文明人”，恣意凌辱种族他者，不仅与文明毫不相干，而且还暴露了自己是大自然异己的本质，是真正的野蛮人，真正的人类他者；库切还通过种族女性的处境描绘，表现了帝国文明的父权社会里，任人定义的女性他者：她们遭受种族和性别双重欺压，在帝国卫士的眼里，她们是可能会对虚构帝国利益造成威胁的野蛮人，作为女性，她们除了如其他同胞一样既没有任何身份特征，也没有任何标签式的显示符号外，还默默地遭受着男性“野蛮人”所没有过的苦难。这两种人同时都缺乏发声的机会，在身份上也都处于他者地位。最重要的是，库切在小说中安排了故事叙述者或小说代言人的边缘化和他者化，安排他的双重他者身份：对帝国而言，他是一个被疏离的边缘人，一个异化的他者；对“野蛮人”来说，是一个非自然的他者，处于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他者的流动状态。

该章接着运用海登·怀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考察历史记录者的资格，发现叙事者与帝国关系暧昧，既执意抵制帝国意识，是帝国的异己和他者，又不自愿地与帝国同谋，是自然的异己和他者；同时，利用原属帝国利益代表者，后被帝国边缘化的他者的自我质疑，对法律与帝国政治共谋关系进行解码。库切还利用被当作他者的老人死亡案例，揭露缺乏见证的历史事实任由权威话语者单方面篡改、虚构而被赋予历史合法性的情况，利用木简解读为例，说明历史阐释作为特定历史话语下的知识运作，存在着历史阐释者的不同关注与不同阐释结果。

该章还根据莱希特的正义定义，利用霍布斯和洛克等政治理论家的观点，研究库切笔下故事叙述者的冷静观察和亲身经历，发现了帝国“正义”内涵的实质。帝国为维护统治秩序，充分利用国家掌控的正义体制，对不符合帝国利益的他者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实施霸权统治、暴力政治，达到的是非正义、非人性的结果。库切还利用帝国异化他者老行政长官遭受的肉体折磨，在暴露失去人性的帝国加害者们恶行的同时，向帝国权威话语提出挑战。

第二章讨论库切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该章首先根据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考察所谓后基督时代——基督教衰落、基督教理念淡化后的南非局势和库切刻意设计的暴力冲突场面，研究库切笔下呈现的暴力社会的他者形象：这里既有被边缘化、整天生活在无名恐惧之中的安娜，更有天生兔唇、智力发育不全被打入另册的他者迈克尔·K。

接着，该章采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讨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继而猖獗的乱世之中，边缘化他者在逃离社会过程中貌似消极实为有效的应对策略——沉默，用黑德的话说“沉默既是被剥夺公民权的标志，也是抵抗的表现形式”。该章讨论了他者在维萨基农场、警察局、营地等不同场合下沉默的话语意义和心理活动，还讨论了他者从拒绝话语到对食物抗拒性的物理反应，认为这些举措既表现了卑微他者对权威话语者的反抗，也使人类持续追求的自由理想在沉默中得到张扬。

最后，该章依然利用权力话语理论并借助创伤理论，讨论了库切在作品中对创伤、历史、权力、规训等方面所作的反思，认为卑微他者迈克尔·K以独特的沉默方式对威权话语势力所进行的抗争，表现出作者在揭示人类社会的残忍暴力、相互隔绝、彼此仇恨、愚昧自欺，检视西方文明理性正义本质、批判其道德伦理的同时，为遭受压迫和蹂躏的边缘化他者弱势群体仗义言说，为南非人民在历史社会中所经受的创伤、南非沉重的历史、权力话语、规训与惩罚等话题进行深刻反思，提出常人能否在历史社会中沉默隐身，他者在与环境的冲突中能否有自己的诉求等问题。

第三章讨论库切小说《耻》。该章首先通过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黑白关系研究，讨论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黑白关系的变化，发现民主制度的实行并未消除南非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种族隔离制度的废止无法消除人们精神上存在的种族隔离。黑白之间并没有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南非政治版图上的黑白分明，依然是其鲜明的特色，不同的是，南非白人被边缘化他者化。

接着，该章借助权力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讨论在失去偏袒性制度规则保护后以卢里、露西等为代表的白人少数族裔的命运。卢里在白人失去权力话语后依然我行我素，丑闻暴露后却拒绝忏悔，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付出了不断被他者化的代价，最后自觉边缘化，从城市中心撤离，走向地处偏远的农场；而崇尚独立自由、自我支配意识强烈的白人女性露西却清楚地知道，后种族隔离时代白人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她在受辱后选择面对现实、接受妥协，表现了库切为实现种族融合而应多元宽容的思想。

该章最后借助资本主义契约原则、巴塔耶的欲望身体观、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检视过去曾经居于主导话语权的白人自我放逐、自我他者化的必然命运，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本能的性欲满足与人类道德和性伦理之间的冲突，没有适应护佑白人特权利益、维护白人霸权话语的律法已经废止的新形势。库切利用后种族隔离时代被颠覆了特权、沦为新时代他者的卢里的经历对性伦理和人性道德进行反思，利用卢里的女儿露西被抢劫轮奸事件反思了跌落到边缘他者地位的白人应该为历史的记忆付出何种代价、承担何种责任问题。库切怀着南非大地黑白种族应该和谐的信念，提出了宽恕和解、共存共生的希望，通过白人对动物观念的转变，传达了物种平等、和谐自然的思想。

第四章讨论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该章首先根据巴思的《枯竭的文学》、利奥塔尔与哈贝马斯之争以及哈桑的概括性理论阐述，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缘起，然后，结合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尔维诺的《宇宙连环画》为例，解读了后现代作品消解中心、游戏意义、颠覆主体的特点。

接着，该章根据后现代语境以及上述后现代作品表征，对库切的作品进行审视，发现库切深受法国结构主义、贝克特的荒诞派文学、普洛普俄国神话分析、纳博科夫以评注为主体的互文结构小说等的影响，其文学创作显现出鲜明的独立个性和迥异的他性特征，这种他性有时表现为将缺乏关联的独立文本组合，呈现元小说特征，有时采用碎片式的心灵独白，构建孤独他者的心理狂想；有时采用卡夫卡式手法展示混乱的精神生活，有时又采用戏仿的方式，影射西方经典；有时采用复调小说方式，形成与作者的多层次对话关系，有时又解构线性叙事模式，显现出无限制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相对性。

对库切移居澳大利亚后发表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女主人公的研究，则是该章的重点。论文根据作者对人物的定位、对人物文学观念的呈现、对人物在具有强大控制性力量的主流话语面前的表现设计，发掘出在后现代语境下特异他者的具体形象。本书认为，该形象在凝视与被凝视的过程中，在与作者设置的不同对话关系中，显示出特异他者的真面目。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虽然行动怪异、性格怪僻，但是，真正使她成为特异他者的倒是因为她不遵守权威话语者既定的规则，不断对传统主流话语进行质疑，针对不同问题不应声附和，而是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作者借用这种他者形象，为的是诠释自己对文学信念、文学模式、小说本质、文学接受、区域文学、文学语言等问题上的认知，通过小说中非洲作家对比性讲座、哲学教授辩论性对话、小说家韦斯特语言沉寂等不同的对话关系来论证伊丽莎白的特异他性。

本书认为，借助代表性作品系统研究库切他性小说中的他者，从小说中他者的不同形态、不同属性、不同内涵，发现作者利用边缘化他者所揭示的内容、所表达的意义，不仅可以增加解读库切作品的维度，探索文学发展与后殖民时代知识分子迁徙的关系，对于探究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研究无国界文学具有极其关键的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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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来源于荷兰语“Boer”（农民）一词。今布尔人的后裔多指阿非利堪人（Afrikaner）。
1963年，库切以一篇研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论文获得开普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其英国经历后来出现在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青春》（2002）中。
该研究论文于1969年帮助库切获得德克萨斯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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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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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是南非出生的荷兰人后代，自小在南非黑白对抗的环境中接受英语教育，开普敦大学毕业后去英国做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后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留美担任大学文学教师，因抗议越战而导致绿卡申请被拒，回到开普敦大学教授文学。他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一直处于边缘、局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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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男孩》（1997）、《青春》（2002）和《夏日》（2009）等传记3部，2011年以《外省场景》为名将3部传记结集出版；发表非小说类作品5部，其中包括《白色书写：论南非的文人文化》（White Writing：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1988）、《双重视角：散文和访谈集》（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1992）、《冒犯：论书刊审查制度》（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1996）、《异乡人的国度：文学评论集》（Stranger Shores：Literary Essays，1986-1999，2002）、《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Inner Workings：Literary Essays，2000-2005，2007），计划发表作品《此地此时》（Here and Now，2013）；出版翻译作品3部，为丹尼尔·笛福、索尔·贝娄、塞缪尔·贝克特等人的6部经典著作再版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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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大主教图图曾经说过，南非本应起诉那些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滔天罪行、但又拒绝忏悔的作恶者。然而，他们于1995年12月16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控诉种族隔离时期白人统治者暴行的平台，一般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的历史，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为南非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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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6月，根据中国期刊网上数据统计，《外国文学》与《当代外国文学》分别刊登库切研究论文10篇，《外国文学研究》刊登8篇，《外国文学评论》刊登6篇。
经对比研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的论文选题与全部期刊网论文选题成正比，如有关《耻》研究论文，专刊上12篇，约占总数24％，而期刊网上108篇，约占总数24％。故以专刊论文为例，具有典型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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