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花开后陈

一辆套上三匹“马”的大车，在凌晨的雾色中响着清脆悦耳的蹄声，缓缓地朝世人走来。

我急急地走出家门，目的地是武义县的后陈村。

雨水好像也来武义赶入梅这场庙会，淅淅沥沥下了好几天，终于停下来。后陈村的空气格外清新，庄稼和路边的野草野花，被雨水冲洗得格外精神。

2004年6月18日上午10点多，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村办公楼院内翘首以待，穿铁灰色短袖T恤的胡文法和穿淡蓝色长袖衬衫的张舍南，满脸喜悦地将一块两米多高的牌子捧起来，稳稳当当地挂在村办公楼大门的一边。

牌子上写着黑色宋体大字——“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他俩仰头看看，确认牌子挂正了，然后转身。掌声爆响。

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和县工作组同志们的脸上，顿时绽放出会心的笑容。

大门的另一边，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红色宋体字“中共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支部委员会”，一块写着黑色宋体字“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村民委员会”。三块披红挂彩的牌子，并排而立。

有人说：这代表着三种权力，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第三种权力”机构。

有人说：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三权鼎立，相互制衡了。

有人说：这等于有三个机构管一个村子了。

有人比喻，这叫作“三驾马车”。

如果说1943年2月6日河南省西沟村创建了全国最早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拉开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如果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2004年6月18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的挂出，则意味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秋菊打官司”式的上访告状，进入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行使“第三种权力”——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

围着这块崭新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村民们放起了鞭炮。

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举动推动了全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进程。

“后陈经验”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5年6月17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后陈村调研，对“后陈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2010年，武义县后陈村的经验，即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可以说，后陈村的试点经验、武义县的改革精神、挨家挨户走访的群众路线，以及武义县委、县纪委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值得学习、借鉴。

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改革全面推行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持。

无论是后陈村建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懈探索，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发展。这一切离不开一群勇于探索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他们推动了后陈村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动了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第一章 上访村的阵痛

一

2003年岁尾，“前腐后继”的村干部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鬣狗，赶不跑，轰不绝，深深困扰着武义县的三位领导，一位是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一位是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还有一位是白洋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胡文法。

县委书记坐镇一方，从基层党建到经济发展，从县域治理到国计民生，都是他每天要考虑的事。纪委书记主抓党纪执法，责任重大。而大面积“塌方式”的村干部贪腐案，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给县域治理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和干扰。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胡文法临危受命，被派往后陈村任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后陈村，几任书记“前腐后继”，都丢了乌纱帽，是全县闻名的后进村、问题村、上访村。武义县委和县纪委为破解村干部腐败、村民上访不断的问题，选择走群众路线，以后陈村作为“麻雀”，进行解剖，做试点，实行真正的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从根本上维护村民的利益。

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地处金衢盆地东南边缘地带，地势南高北低，中部隆起，丘陵起伏，山地延绵。武义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雄鸡岩、乌龙尖、六千岗等79座，最高峰为牛头山，海拔1560米，属仙霞岭山脉延伸的分支。全县人口33.74万，辖3个街道，15个乡镇，546个村民委员会。面积1577.2平方公里，丘陵占61%，山地占33%，平原占6%。

武义县历史悠久，唐天授二年（691），析永康西境始置武义县，隶婺州。相传武则天执政时，新设郡县均冠以“武”字，因县东有百义山，故名武义县。武义山川秀美、物华天宝，萤石储量居全国之首，温泉资源“华东第一、全国一流”，素有“萤石之乡、温泉之城”的美誉。武义还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湖畔诗人潘漠华，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著名工笔画大师潘絜兹的故乡。

武义人自古淳朴，乡土感情浓厚。唐朝大诗人孟浩然在游历东南时曾写过《宿武阳即事》：“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岭猿相叫啸，潭嶂似空虚。就枕灭明烛，扣舷闻夜渔。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馀。”这正是武义县民风淳朴的生动写照，也是武义几千年来社会风物特征的一种文化表现。

位于武义县城东北的后陈村，是白洋街道管辖的行政村，坐落在武义江畔的平原地带。

平展的土地上，有几片大水域，如前湖、西塘和可塘，波光涟漪，把后陈村装点得颇有些杭嘉湖水乡的模样。村西有条很宽很长的武义江，自南往北波涛滚滚地流到金华，在金华与义乌江合并为婺江，婺江流进兰江，然后兰江又流进富春江、钱塘江。

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

2003年的冬天，特别漫长。老天爷天天阴沉着脸；村里村外树木多是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只只举起的手臂在使劲地晃动；池塘边、大江边的草一片焦黄，没有半点生气。

时近年关，按理说村民们应该置办年货了。可是今年村里静悄悄的，鸡不啼，狗不叫，没有一点动静；村民们蹲在檐下，坐在巷口，站在桥头，一个个如同泥塑木雕，对即将到来的年节无动于衷。

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并不说半句与年节有关的话，而是悄悄地、交头接耳地在谈论同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

村里要分土地款了！

村民们最最关心的是：村里收进的土地征用款到底有多少？这些钱怎么分？按户分还是按人头分？什么时候能够分？分现金还是汇到银行账户？分到手的钱能否自作主张派用场？……特别现实。因为只有把钱放进自家口袋，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天大的事。

一直以来，村民们最不放心的是村干部大权独揽，暗箱操作。村里不论什么大事都让村民们觉得如坠云里雾里。村民们想盯住村集体收进的巨额土地征用款，可是，又盯不上。

为什么？

因为村民没有盯钱的权利，没有盯村干部的资格。

坦白地说，如果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大潮铺天盖地地扑到了小小的武义县，就不会有城乡接合部的开发区建设，就不会有后陈村村民做梦也想不到的土地征用。那样的话，后陈村仍然是一个数百年一以贯之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村庄，当然也就不会有巨额土地征用款，不会有村干部的贪污腐化，不会使后陈村因上访不断而成为全县闻名的上访村、问题村。

后陈村距武义县城4公里，由湖头、皮店、后陈三个自然村组成，334户人家，900多人口。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沙场、茶叶园、鱼塘承包和集体房租。

其中，湖头村紧挨武义江，原来有一个重要码头，武义人、永康人世世代代由此前往金华府城。当年湖头村有两条街道，两侧挤满客栈和店铺——据说仅酒肆、酒坊就有十八家之多，人口逾千，兴盛繁华，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村庄。后来湖头村被洪水冲没了，河道西移，码头也消失了，村民们纷纷外迁，最后只存下少数几户。直至南宋绍兴年间，徽商程升山从皖南歙县黄墩村迁来，在湖头村东头开了爿皮货店，才重新形成村庄，村名就叫皮店村了。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又有义乌县人陈之模（富八公）从义乌双林乡下园西陈村迁到陈高山西侧居住。不久，为了方便耕种，又从陈高山西侧移到皮店村东侧。于是，就这样渐渐地形成了村庄，村名为后陈。

湖头、皮店、后陈三个自然村，虽然住着不同姓氏的人，但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家家户户相互尊敬，子子孙孙没有纠纷，所以慢慢地发展壮大了，壮大到连成一片了。大家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居生活。

村里以陈姓为主，占总人口的51%，另有洪、叶、张、徐、何、程等姓。富八公陈之模白手起家，《始祖富八公传》载：“相与区处谋划者数年，相与经营图度者数载，日夜辛勤朝夕不遑，爰立基址而室家以定。”经过数代人努力经营，到了第六代陈承志（宁七公，1689—1751）时，“为之家塾而诗书可传，为之田园而衣食有足”，与其弟陈承瑞（宁八公，1691—1746）矢志诗书，“非耕即读”，考取庠生，双列黉宫。此后，后陈村确立了“重公德风化，奖学励农”的传统。后陈村陈姓人氏历史上出过贡生5人，庠生、廪生36人，邑武生1人，太学生13人，被授予候选县丞、六品顶戴、八品职衔等官员7人。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陈姓宗祠免费普及初小四年，升读高小以上者实行助学金制，因而，后陈村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才。

由于屡遭兵燹，后陈村遗留的古建筑很少。现存较完整的陈氏宗祠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16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照壁、门楼、前厅、中厅、后厅、两侧厢庑组成，平面呈“日”字形。中厅明间金柱上有乾隆年间进士朱若功撰写的楹联，字迹虽然模糊不清，但仍可见往日的峥嵘风度。

据《公议功德祠宇记》记载，陈氏宗祠从富八公的六世孙宁七公、宁八公发起兴建建议，族人各捐资材，屡次敛资数载，“始建于雍正庚戌（1730），暨乙卯（1735）而落成”。至咸丰七年（1857）进行大修，“造亭阁，创柜门，广围墙，饬栋宇，俨然庙貌增新”。

但修缮才过四年，陈氏宗祠又在太平天国运动时遭到全面破坏。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氏宗祠进行了两次大修，现已成为村民了解村落历史的活教材和举行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

说起这些历史，村民们有说不完的故事。

当然，当代也有值得村民们自豪的事情。后陈村曾经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村”，可谓农副牧业全面发展。村民们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村风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后陈村是全县领先的富裕村，不仅盖起了三层的村委会办公楼，修筑了全县第一条水泥路，还率先用上了自来水。在村民们的记忆中，那时一任又一任的村干部个个勤勉肯干，个个为百姓办事，个个值得大家信任赞誉。

但是想不到，金钱是妖魔，是鬼怪，它会让好干部变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火如荼的建设高潮中，金丽温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涉及后陈村，继而出现了村干部重大决策不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财务支出不规范等问题，出现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而且这种不信任与日俱增。

2000年前后，因工业园区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后陈村有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收入高达1900余万元。如何管好、用好村集体的巨额资金，成为村民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村干部的专权与村民们的关注引发激烈的矛盾，再加上部分村干部以权谋私，使得村干部的信任度彻底崩溃，村庄秩序严重失控，矛盾百出，村民们怨声载道。

就这样，后陈村从一个“红旗村”变成了问题村。

2001年12月，武义县农村审计站对后陈村自1996年至2001年11月的村级财务进行了全面审计。在审计报告中提出以下审计结论和建议意见。

审计结论：

（一）村务、财务公开不规范。村主要干部对村务公开认识不足，自从1999年公开栏建立后，没有把村务、财务的具体内容全部向群众公开，从而引起群众对村干部的疑虑。

（二）审计期间我们共收到群众来信28封，反映村财务方面问题的有16封，我们对村财务方面全部进行了调查，并经过1996年以来村开支发票的逐笔审核，未发现村主要干部有贪污、挪用问题。

（三）1996年以来，该村共向有关部门争取资金1588681.19元，但招待费开支也较大，为142122.84元，包括招待、送礼、钓鱼，平均每年招待开支为23687元。

建议意见：

（一）建议村两委对白条子抵库和应收款进行一次清收。该收回的应采取措施坚决收回。

（二）进一步规范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

（三）规范村务财务公开制度。一是公开的内容要齐全，对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全部要公开。二是公开的时间要规范，每月5日前公布上月财务收支情况。三是公开的人员要落实。四是公开后，村两委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对群众提出的疑问要及时作出解释，对群众提出的要求及时予以答复，对大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事要坚决予以纠正，真正让群众参与公开事务的管理，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通过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但是，村民们对这份官方审计报告很不满意，对诸如“公开不规范”“认识不足”之类不痛不痒的表述不买账。

要知道，21世纪的村民，多有文化，多有头脑，而且多有法律意识。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想用打官腔的文章吓唬他们，想用甜言蜜语糊弄他们，想变戏法一样地欺骗他们，不管用，那都是应该进博物馆的老套路了。

听，村民们开口说话了。这是隔靴搔痒，糊弄百姓！这说明后陈村28封群众上访信并没有让上面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审计报告结论中“未发现村主要干部有贪污、挪用问题”的表述，村民们更是议论纷纷，情绪激动。

一个月吃掉一万多元，这是陈岳荣、张舍南、陈联康等村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陈岳荣是村民代表，他和其他村民一样，心里有杆秤。村里的钱是大家的、集体的，村干部哪能像花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今天想吃就拿来吃，明天想喝就拿去喝，甚至连自己家里买把门锁都到村财务报销，真是太目无法纪了！

还有，村里沙场承包收进多少钱，都用到哪儿去了？餐费及烟酒等招待开支那么多，都招待谁了？土地征用款准备如何分配、如何使用？此类问题，村民们一点也不清楚，全被蒙在鼓里。1900万元的土地征用款，是挨家挨户分发给村民，还是集体保管，村民和村干部意见分歧很大。对村干部的不满和对村里现状的担忧，导致后陈村村民不断上访。

陈岳荣他们主张写信投诉，结果村民们纷纷响应，毫不迟疑地在投诉信上签了名，摁了手印。四五百名村民歪歪扭扭的签名和鲜红鲜红的手印，像火炉里飞出的火星，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大页白纸，灼得人眼睛生疼，灼得人心中生疼。

投诉信像断了线的风筝，有去无回。于是村民们开始一拨拨上访，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不论是街道还是县里，纪委、信访局、检察院、法院，该递交的材料都递交了，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就这样，后陈村成了全县有名的上访村。

但凡武义县政府门前有几百名上访群众聚集时，县里的机关干部们就知道，估计又是后陈村村民来上访了。

武义县委、县政府对后陈村村民的上访十分重视，每次都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待。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就曾多次接待后陈村上访群众，与后陈村村民陈岳荣、张舍南、陈联康等上访带头人都很熟悉。

但是，后陈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

那些年，像后陈村这样的问题村很多，上访事件此起彼伏。尤其在城乡接合地区，开发大潮风起云涌，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经济利益纷争多发，农村治理面临困顿。有专家指出，农村社会治理正面临着社会矛盾调处风险期、集体信访纠纷激发期、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急增期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准备期的“四期叠加”挑战，高速发展的集体经济带来频繁的利益纷争，成为首要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和执政基石的稳固。

21世纪之初，后陈村在武义已经成为闻名全县的问题村。时任后陈村党支部书记不到一年就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他刚当选村支书时也曾经受到村民的拥戴，可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他挪用公款，从而失去了村民的信任。村民们天天上访，把他拉下了马。于是，整个后陈村乱成了一锅粥，过去的村支书成为陌路人。他心灰意冷，把村里的房子租给别人，自己则在邻村开了一爿轮胎店，平时即使回村也不串门，收了房租就回他那爿小店，小店成了他的家。

早在1999年，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的乌漱村就曾经查办过一起村干部贪腐案。时任乌漱村党支部书记兼出纳吴某贪污村里投资水电站的分红后，做假账贴在村务公开栏里，当晚就被村民揭下来告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查证属实，依法逮捕、起诉吴某。最后，法院认定他侵吞集体资产7.5万余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新华社浙江分社摄影记者王小川得知检察院准备将被贪污的公款还给村民时，专程赶赴武义采访，采集了检察官向村民返还公款的新闻组图，以《武义：村务公开，村官下台》为题发表在1999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上，在武义这个小县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而我，也深受震动，并陷入深思……

村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给村务管理敲响了警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终有一天会觉醒。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集体资产迅速增加，一些村干部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职权，村民对村委会不信任的程度加剧，村庄内部矛盾加深。这是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大事情，是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事情。

当时的后陈村只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农村治理乱局的一个缩影。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纪委书记骆瑞生和后陈村新任党支部书记胡文法敏感地意识到，破解村务财务管理混乱的村庄治理危机，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我深以为然。

二

2004年1月4日，胡文法在白洋街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阳陪同下，来到了后陈村。

胡文法，后陈村人，个子较高，满头黑发，红铜色的脸上时常略带微笑，随和当中透着几分刚毅，穿着半新半旧的夹克，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风霜、踏实做事的乡镇干部。

后陈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村两委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们坐得满满的，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声说话，但每个人都笑容满面。有不少村民是赶来看热闹的，会议室里面坐不下，就站在过道上，里三层外三层，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徐向阳代表街道党委宣读了任命文件。

当后陈村的党支部书记，等于将屁股坐到火坑上去。这一点，胡文法心里早早地明白了。

可是他更知道自己是后陈村人，他和家人的户籍关系一直都在村里没有迁出来，坦白地说，心中或多或少与村里还有难以割舍的情分。

几天前，村民张舍南特意跑到街道办事处找他说：“文法，咱后陈现在已经成了全县后进村，名气可大了。大在哪？一个字，‘乱’哪！”

没等胡文法提出问题，张舍南紧接着说出此行目的：“我看只有你回村里去，后陈才可能有挽回局面的希望。”

胡文法说：“我离开后陈已经多年，对村里情况不大了解。”

张舍南说：“不管怎么说，你从小在后陈村长大，人头熟，闭着眼睛也能说个道道出来。”

胡文法说：“我在街道工业办公室上班，管着一摊子事，还要做联村包片工作呢。”

张舍南感到一下子无法说服胡文法，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他呆呆的，不知如何收场。但在临走时，他扔下一句话：“为了村民利益，我们要继续上访，直到把问题解决！”

张舍南前脚刚走，后脚又来了几个后陈村村民。有说到街道办来办事的，有说到县城来买东西的，都说只是顺便拐过来看看胡文法这个老邻居的。

就这样，村民们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胡文法心里明白，他们跑到街道办，其实话里话外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希望他回村当掌门人。

后来听人家说，张舍南早就把书面请求报告送到街道办去了。

改良版的“三顾茅庐”。

胡文法不得不认真了。

胡文法祖籍在永康——武义县东边。他祖父那一辈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驻扎在他们村庄不远的地方，三天两头进村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对于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村民们心惊胆战，不得不东躲西逃。眼看着地里庄稼成熟了，胡文法的祖父只得无奈地带着一家老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一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来到武义县后陈村落脚。

后陈村坐落在武义江东岸，宽阔的武义江原是水上大通道，后陈村里有三三两两的店铺，在当时还算热闹。

胡文法祖父带着全家人在武义江边开荒，靠沙地里极为可怜的收成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极为贫困，然而还算安稳，毕竟来到这里可以少受日本鬼子的欺凌。

武义江两岸有不少村庄，但是没有桥梁，没有渡船，人们来往得绕一个大圈子，极不方便。胡文法的父亲找来木头做了一艘长长的木船，开始干起摆渡的营生，后来大家就叫他胡长船了。那时，胡文法父亲为人摆渡，多是尽义务做好事，并没有收入，偶尔碰上来往于集市的生意人，会给他一点钱。渡船方便了两岸的村民，胡文法父亲认识的人多了，也在村里赢得了好口碑。这对他们这样的外迁人来说，是不容易的。而更重要的是，渡船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栖身之处，祖孙三代每晚挤挤挨挨地睡在一个船舱里，住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后来，后陈村的人可怜他们，让他们在岸边搭了个小茅屋，就算有个家了。

胡长船一家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从牙牙学语的娃娃到毛头小鬼，从青春少年到满头白发的老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祖孙三代每天在武义江两岸劳作，喝的是武义江水，看的是武义江上的日月星辰。

新中国成立后，胡家在村里建了低矮的泥瓦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后陈村村民。胡长船还被推选为后陈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成了后陈村村民的主心骨。他和村民们一起斗地主、分田地，组建互助组、合作社，每天为村里的事忙得不着家。当时的后陈村还没有党支部，胡长船很早就在上邵村党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上级派回后陈村当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的母亲李兰芬1958年入党，当了村妇女主任、副大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

那时，村里也没正儿八经的办公室，开会就在村干部家里开，大家就围着八仙桌坐，坐不下就搬个凳子在边上坐，或者干脆坐在门槛上。

村干部没有什么误工补贴，全是尽义务，忙完了村里的事，再做家里的事。大到婚丧嫁娶，小到鸡鸭丢失，村民们都要找村干部。胡文法父母亲作为村干部，为乡邻们解决困难热情周到，办事不带任何私心杂念。他们早早立下规矩，不收受村民任何礼物。

有一次，村里有个青年和邻村姑娘谈恋爱，按农村风俗已办了订婚手续。可过了一阵子，女方突然要退婚，男方父母眼看快上门的媳妇要“飞”了，一段美好姻缘就要断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男方托媒人上门游说，请亲朋好友过去疏通，全被拒绝，女方父母就是不松口。最后，女方终于放出话来，除非请村干部来说情，才会应允。男方只得心急如焚地找到胡家，胡文法父母满口答应，立马换上干净衣裤和鞋袜，然后按乡风民俗，带上了一篮熟鸡蛋、一篮熟花生，到女方家拜访。就这样，双方家庭终于消除隔阂，圆了这段姻缘。男方感激不尽，拎了一只芦花鸡登门致谢，胡文法父母不肯收礼，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才让村民拎着礼物回家。

父亲经常教育胡文法，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要贪小便宜。别人给你送五百，你就会想要一千，贪欲不会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其实不拿人家的钱，家里有一块钱就已经很好了。父亲对他说：“做人、当村干部都一样，人家说你这个人做事很硬，这才是最大的肯定和收获。”

胡文法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就被灌输了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观念。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父母亲，就是胡文法最好的榜样。

但是，如今一切都变了。

难道不是吗？村民们已经和村干部闹得水火不相容了，上访、告状、围堵、谩骂……已成为后陈村的家常便饭。

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村民们为什么要“三顾茅庐”请胡文法回去呢？他区区一个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势单力薄地回去，能为村里做点什么呢？

胡文法自然也听到了要他去后陈村当书记的风声。胡文法做人刚正不阿，铁板钉钉——硬到家了，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他也是一个肯吃苦的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自从十六岁开始当学徒修柴油机，和齿轮、螺丝这些机械物件打交道后，他对发动机的每一个部件都了然于胸，很快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机修专家。邻近三个村的村民，小到自行车、三轮车有故障，大到发电机、拖拉机趴着不会动，都会找上门来请他修理。胡文法态度和蔼，人也勤快，从不拒绝，乐呵呵地帮人家捣鼓捣鼓就修好了，还从不收人家一分钱。后来，他被招到社办企业的机修厂，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车间主任、厂长。再后来，他又被提拔为街道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在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业务方面，早已驾轻就熟。组织上要他回村任职，就是看中他既有政治头脑，善于思考，敢于担当，又有企业管理和农村工作的经验，是党组织可以信任的人。

那些天，后陈村的村民找他，一些和他要好的朋友也找他。有朋友对他说：“你都快五十的人了，土埋半截了，还去当村支书，折腾啥？”

胡文法不由自主地深思、苦思，弄得好几天彻夜不眠。

想不到仅仅过了两天，街道办主任就代表组织找胡文法谈话了。

主任说：“后陈村已经成为全县闻名的问题村，上游两个村子也不稳定，群众上访不断，我已经没办法了，只得派你去后陈村当书记了。”

胡文法听说过，上邵村出现了大片的违章建房，地基像私有一样，菜园、自留地随便转换，房屋不按规划放样，随便搭建，违章建筑像雨后的韭菜一样齐刷刷地冒出来；下邵村也因为土地征用款问题，村民三天两头上访。然而，比较起来，最乱的还是后陈村。

胡文法知道主任的话无法拒绝，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我已经住在白洋渡十多年了，村里情况也不大了解，村里的事也从来没有管过，当书记没经验。”

主任说：“你就别推了。街道对后陈村的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家一致推荐你去当村党支部书记。这不是空穴来风。你在街道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你人品好，不贪不占，做人做事光明正大，组织上放心。”

胡文法被说得感动了，眼睛都湿漉漉起来。

他想：自己毕竟是组织的人，怎么能不服从组织？怎么能对组织的信任视而不见？怎么能将村民们的满腔热情拒之门外？……

“你这次回去不仅仅是救急、灭火，更重要的是抓稳定、抓发展。”主任毫不含糊地说，“给你三个任务：一是把村里的乱摊子收拾好，尽快稳定下来；二是把制度完善起来，找到根治问题的办法；三是代表组织考察村里下一届班子人员，把村两委建设好。至于你的个人待遇，街道也作了充分考虑，完成任务回来，就给你中层领导待遇。”

胡文法说得也很明确：“工作我会尽力去做，至于待遇不待遇，我从没考虑过。”

平地一声雷，胡文法回村任党支部书记的消息传遍了后陈村。村民们奔走相告，把这当作后陈村的一件大事情。

徐向阳宣读完白洋街道党委的决定，没等胡文法开口，会议室里就像炸开了锅，急不可待的村民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话。

“村里账目多年不公开，我们要求清查！”

“听说土地征用款都被村干部拿去投了保险，几千元回扣被私底下分掉了。”

“说得好听的保险，村里十六岁到六十岁投同一险种——等被保险人过世以后，保险受益人可获得1200元赔偿。大笑话呀，笑掉牙呀！十六岁的人等到过世以后才有1200元赔偿，这不等于拿钱打水漂，白白地送给保险公司吗？”

“村里沙场包出去，早就挖过界了，也没人管。”

“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土地征用款，该怎么分？”

“村里的招待费高达几十万元，都招待谁了，吃的什么山珍海味？”

还有说得更直接更厉害的：“村干部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死活。”

胡文法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听着，心里想：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积怨怎么会如此之深？矛盾怎么会如此之多？……

这个会开得像山歌里唱的那样：“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村民们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或控诉，或咒骂，这个还没骂完，另一个又挤进来骂。骂人也是个力气活儿，有的人骂饿了，跑到外边买张麦饼，吃完回来接着骂，没完没了。

这真是会有多长，骂声有多久。

据说以前村里经常开会，一开就开到凌晨一两点钟，骂人的和挨骂的都挺不住了，也就散会了。现在，胡文法第一次参加会议，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马拉松会议”。

骂人是语言技巧的演绎，是感情与态度的体现，也是一种阐述见地的方式。胡文法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一边轻轻地点头。

徐向阳坐不住了，大声地说：“请大家安静一下，胡文法第一次参加会议，大家总得听听他的讲话吧！”

掌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

等大家平静下来，胡文法语气和缓地开口说：“我虽然这些年很少回村里来，可是心里永远装着我的乡亲邻里。我这次回来工作，需要大家支持。我们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刚才大家提了一些，我已经记录了，但要好好梳理，好好核实。来日方长，我回村当党支部书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哪些问题需要先解决，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先易后难，把问题一个个解决掉，好不好？”

听着胡文法实实在在、通情达理的话，望着胡文法黝黑的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几多熟悉感、几多亲切感、几多踏实感、几多信任感，不知不觉在村民们心头油然而生，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后陈村，没有离开过乡亲们。

三

后陈村有胡文法光屁股时的童年伙伴，有曾经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还有堂兄堂弟、七姑八姨、表姐表妹一大串，真可谓“爹娘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他在外工作多年，但各种信息通过不同渠道都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尤其是村里乱象丛生的传闻，让他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随着如火如荼的开发区建设，后陈村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征用，一幢幢高楼、一排排厂房，像雨后春笋般噌噌噌地冒出来。看！到处都是施工工地，到处都是机械作业，到处都是人声鼎沸，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但是外人不知道，在大开发、大建设的大潮之下，后陈村涌动着一股暗流，一股不小的、有相当冲击力的暗流。

这股暗流是被村里的掌权者高高在上、目无法纪的气焰逼出来的，这股暗流就是村民们日益不满的愤怒情绪。

村民们开始悄悄地行动，对村里的账务进行调查，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开始没完没了、大规模地上访。

有个村民姓陈名忠荣，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股暗流。他当时还是村党支部委员。可是像他这样的班子成员，对村里的账务也一头雾水。他是个血性汉子，跟其他村民一样坐不住了。

普通村民怎么样可想而知。

村民们只听说村里有上千万元的土地征用款进来，但谁也说不清具体数目，谁也不知道怎么安排。作为普通村民不知情可以理解，但是村班子成员也两眼一抹黑，实在是荒唐。

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一手遮天，大小事情一把抓，天大的事情一个人说了算，活脱脱一个“土皇帝”。

在陈忠荣家里，经常聚着情绪激动的村民，陈岳荣、张舍南和陈联康是常客。

陈岳荣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曾经先后四次带领村民集体上访，是闻名全县的上访“头目”。

张舍南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毕业生，在村里算得上是文化人，早些年外出养珍珠蚌，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陈联康曾经当过后陈村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

他们在村民中都有很高的威信。

陈联康开口了：“我们几次去村里查账都无功而返，还受一肚子气。”

张舍南说：“堵得住黄鳝洞，塞不了狐狸窝。要制止村干部胡来很难啊。忠荣是村干部，堂堂村支委和我们一样不知情，真是大笑话。”

陈忠荣憋着一肚子火说：“书记是极端听不进人家意见的人，是一个很专权很自以为是的人，而且得一望十，得十望百，贪得无厌。为了村民最关心的事情，我和他吵过无数次了。他肯定也在心里记恨我了。”

张舍南站起来大声地说：“忠荣，你要站出来为村民说话！村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陈联康拍了一下桌子：“得饭望饱，闹事望了。”然后用征求意见的口气说：“看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是调查村里账目往来，一是继续上访！”

正当大家讨论怎样上访的事情时，有人跑来说：“外面有人打架了。”

大家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村支书和村里一个老人家在吵架，还动了手。

这个敢和书记吵架动手的老人家身份有点儿特殊，是县保险公司一名会计的岳父。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表情大都漠然，但显然都是同情和支持老人家的。

老人家对村民们说：“大家都来评评理，他仗着是书记，就欺负咱小老百姓。还有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用村里的土地征用款投了保险，而且数额不小，96万元呢，回扣就是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拿的。”

村支书振振有词地说：“保险是为每个村民投的，十六岁以上的村民都投了。”

这么一说，围观的群众就闹哄哄的，说什么的都有了。

“这么多钱投保，我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给十六岁以上的人都买了保险是什么意思？”

“村干部的心都在想些什么鬼花样！”

“让村支书说说，村里的钱都去哪儿了？”

这次打架对村支书来说是孔雀开屏——屁眼自露，把96万元土地征用款拿去买保险的事给抖了出来。要不然，村民们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买保险这回事呢。

没过几天，陈忠荣他们又得到一条线索，前两年建高速公路时碰到后陈村的一条小溪，需要改道砌护坡，县里给后陈村补助了7万元。

陈忠荣他们找到村里的会计盘问。会计说：“没有啊，从来没有看到这笔钱进来。”

这在后陈村不亚于又投了一颗重磅炸弹，成为全村人谈论的话题。村民们再也不相信村干部了。但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上面不重视，村民们拿村干部没办法。

陈忠荣坐不住了，急匆匆找到张舍南、陈联康几个人，说，后陈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他们几个先是到县农业局查询，农业局的干部说，7万元补助款早拨下去了，都快一年了。他们回来又问村里的会计，会计说确实没有收到过。

钱到哪儿去了？

他们通过朋友去街道办再一次查证，钱确实早已下拨。

于是他们连续几次到县里、街道上访。村支书终于感到再也隐瞒不了，慌手慌脚地把7万元钱交给了村里的财务。

陈忠荣他们穷追不舍，最终敲定，村财务收据上的日期和街道拨款日期整整相差十一个月。

村民们愤怒了，拨款后过了十一个月才把补助款交到村里，这不是挪用公款吗？如果不去查的话，这个钱会交出来吗？大家知道，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村支书把7万元挪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居然逍遥法外，安然无恙！

还有溪滩畈问题。

那是2001年，武义县工业园区开发建设以后，沙石料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谁拥有开采承包权，谁就像有了一台印钞机，钱就像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进来。

前些年，乡政府在与后陈村相邻的郑进村办过农场。农场地不够，按照上级意见，就把后陈村的土地划给他们了。后陈村村民当时是不同意的。

后来，郑进村在这块土地上办沙场，矛盾果然凸现出来。土地是后陈村的，郑进村凭什么挖沙、卖沙、赚钱，坐享其成？

于是，后陈村村民三五成群地去运沙路上拦车。但人家开的是轰隆隆的铁怪兽一样的拖拉机、翻斗车，村民们赤手空拳，怎么拦得住！于是，两地村民一天到晚打口水仗。

沙场老板拍着胸脯说：“我们采沙都是合法的，一有合同，二有土管部门许可证。”言外之意，他们在县里有后台。

没有不透风的墙，后陈人终于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内幕——原来，街道的书记插手沙场承包了。

当年，这个书记用的车是一辆解放牌吉普车。给他开车的驾驶员和邻村的一个书记把那片沙场承包了下来。显而易见，这承包本身就有猫腻。能说街道书记没份吗？事情明摆着，有街道书记插在中间，吵架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当然不会及时解决。

村民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有一次，运沙车开出来时陷到了坑里，沙场老板一个电话打到街道办，吉普车带着钢索开过来把运沙车拉出来。那时，吉普车是街道办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公务用车，沙场老板竟然可以呼之即来。

吉普车在前面拼足马力拉，后面的运沙车吭哧吭哧从陷坑里往上爬，活脱脱一台老牛拉破车的滑稽剧。

后陈村村民远远地站在路口看热闹。这些看热闹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妈，别看他们年老体弱，却是每次上访的主力军，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这会儿，他们看着吉普车吭哧吭哧地爬坡，很生气。自从郑进村办沙场后，后陈村的路被压得坑坑洼洼，一塌糊涂，晴天灰尘漫天，雨天水漫金山，根本没法走。

村民们说，沙场在我们后陈村的地面，运沙的路也是后陈村的，有一段还是后陈村以前向下邵村买来的，可是沙场的经济效益，后陈村一分也得不到。再说这吉普车，那时候乡政府穷，买吉普车的钱是各村出的份子。后陈村也出过钱，可是如今公家的车在给私人干活，还耀武扬威地拿乡政府吓唬人。村民们越看越生气，越说越愤怒。

当吉普车开到村委办公楼门前时，很多村民有意无意地站到路中间，不让过。吉普车先是放慢了速度，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反而加大油门……想轧过来，还是吓唬吓唬人？

村民们怒不可遏——“乡政府的车想撞人啦！”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向村委办公楼这里聚拢，几百人把吉普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争辩声、谩骂声混杂在一起，简直像火山喷发一样。

村民们想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并不知道违法的后果。于是，有些年轻人上去敲打吉普车，想找地方解解气。

“把吉普车翻了！”有人大声喊叫。

年轻人们一齐喊了起来：“翻！一、二、三！”

仅仅三五秒钟的时间，吉普车就被翻得底朝天，四只轮子骨碌碌地朝天旋转。

“街道办不解决问题，这车就别想开走！”

大家吭哧吭哧又把车翻回来，然后推到办公楼前的院子里，锁了起来。

刺耳的警笛声越来越近，派出所干警赶来了。他们是来解救吉普车和驾驶员的。村民们不约而同地上前把干警围了起来，你推我拽的，气氛很紧张。

面对愤怒的人群，干警们不知所措，乱了阵脚，只能带着吉普车驾驶员从围堵的人群中硬挤出去。村民们在后面怒吼着，追赶着。

村民们愤怒的情绪终于有了一次发泄的机会。他们说：“咱们村村民想当年可是活捉过汪伪军的，有的是胆量。”

对活捉汪伪军的故事，村民们记忆犹新并引以为豪。

那是1942年6月26日，一小队汪伪军共八个人，抢掠完上邵村、下邵村后，进入后陈村。一进村，他们就闯入农家翻箱倒柜抢东西，还有抓鸡的、牵牛的、抲猪的。村民们大都逃到附近山上去了。当时，村里年轻力壮的程大熊有两支枪，又有几个同村青年陪伴左右，发现汪伪军在上邵村抢东西后，就悄悄地躲藏在村中。他们看到汪伪军放下枪到这家那家抢东西，就跳出来把汪伪军的枪收了起来，并开了三枪，向山上的村民们发出缴枪成功的信号。村民们一边呼喊，一边拥进村来，堵住各条路口。八个汪伪军除了一个逃到江边妄图潜水逃脱而淹死外，其余七个全被抓获。愤怒的村民们用锄头、柴刀将七个汪伪军砍死。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后陈大捷”。到了7月15日，日本侵略军进村追查八个汪伪军失踪之事。一进村就堵住路口，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到空地上列队追问，将刀枪架在村民们的脖子上威吓。村民们从容不迫地回答：“不知道！”日本侵略军就开始疯狂报复，把湖头村六十余间房子烧毁，杀害了村民陈樟廷、陈德新（第三天死去）、陈联达，一直折腾到傍晚才退出村去。

如今，村民们说起活捉汪伪军的故事仍然眉飞色舞，隐隐约约地透出一股骄傲：别小看咱后陈人哦！

看着锁进院子的车子，村民们傻笑着说：“胜利了，胜利了！”

然而，翻车、扣车事件震动了武义县委、县政府。

对于这种突发事件，自然有常规解决办法。

派出所先把带头的几个人都抓起来，该警戒的警戒，该拘留的拘留，把闹事的先压下来。

夜已经很深了，陈联康和几个上访带头人也作为嫌疑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小小的派出所里灯火通明，被带到派出所审讯做笔录的人太多，除了涉嫌闹事的当事人，还有很多亲属、朋友也跟着来到派出所。他们有的坐在走廊的长条凳上，有的蜷成一团蹲在院子的树底下，有的哈欠连连，有的抽烟解闷，有的低头不语。

民警喊：“陈联康进来！”

陈联康仿佛从梦魇里被惊醒，打了个激灵从地上站起来，准备进屋。这时，守在旁边的妻子、儿子立马围上来，扯住他的袖子说：“你可不能承认。”

陈联康笑了笑说：“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我没啥好怕的。”

他走进办公室，灯光亮得很刺眼，刚才在院子里黑乎乎的，一下子亮堂得让他很不适应。

审讯的干警先给陈联康拍了照片，正儿八经地开始审讯。

干警：“希望你好好交代问题。”

陈联康断然说：“我没问题好交代。”

干警：“别跟我装糊涂，交代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陈联康坐在凳子上，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

干警：“这次翻车事件有预谋、有组织，你是不是策划者？”

陈联康：“全是村民自发的。”

干警：“没人组织，为什么那么齐心？”

陈联康：“村里财务乱得不能再乱了，村民们早就心怀不满了，拦运沙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说得没有半点含糊。

干警：“翻车时，你在现场吗？”

陈联康：“我在现场。”

干警：“那怎么解释和你没关系？”

陈联康哼哼一笑：“我就站在村委办公楼那棵大树下面。我是看热闹的。”

干警：“你必须把事情讲清楚！”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陈联康的语气极肯定。

独虎好擒，众怒难犯。就这样，陈联康和其他几个带头人被关了一夜，最后因为证据不足，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过了几天，陈联康在武义三中工作的女婿赶到家里，对岳父说：“你别再去凑热闹，村里乱得一团糟，咱惹不起啊！”

陈联康说：“看到村干部又贪污又霸道，我的气不打一处来！”

女婿说：“你带头上访，替人垫刀背、冒风险，我们做晚辈的整天提心吊胆，怕你遭人报复。”紧接着又说：“我们学校食堂正缺人，我已向校长推荐你去管食堂。你当过副大队长，又有文化，年纪也不大，校长对你很满意。”

陈联康闷声不响地愣在那里。

女婿说：“校长已经同意，这机会很不容易，你就别犹豫了。”

陈联康思前忖后，最后还是同意了女婿的安排。难得女婿有这份孝心，再说村里的乱局也真让人寒心，恐怕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掉了眼不见为净。陈联康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心里五味杂陈。

他离开了他的故乡后陈村。

武义县纪委介入，对后陈村村支书进行调查核实，街道党委很快就把村支书免职了。村里的党员干部集中到武义县委党校办培训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我多次到后陈村采访，村民向我描述当时的乱局，说：“上级对后陈村采取了很多措施，可是这一切，似乎对后陈村都不奏效。”

村党支部因此改选了，新的党支部书记干了一年多时间，又出了问题，很快被开除了党籍。

后陈村面貌依旧，矛盾重重，问题多多。村民们仍然匆匆忙忙地奔走在上访路上。

第二章 胚胎的孕育

一

住在白洋街道十多年的新任后陈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搬回后陈村住了。

一大早匆匆走出家门，他先沿着前湖绕村子步行，转来，折去。

虽然住在白洋街道好多年了，但他对村里的一草一木、老街小巷，还是很熟悉的。走着走着，童年的小伙伴们调皮捣蛋的音容笑貌，隔壁的老头老太颤巍巍的模样，像电影镜头一样接二连三地涌现在他的脑海里。

胡文法不由得感慨：后陈啊后陈！你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你的一切早已经渗进我的血液，融入我的生命。为了你——虽然我已年近半百——我不管花去多少心血，付出多大代价，全都理所当然呀！

后陈村地处武义江畔，早晨的天气特别清爽、凉快。村民们已三三两两地在田间地头劳动。他们看到胡文法，一个个都和他打起招呼，有的还停下手中的活，走近来叨叨几句。胡文法就村里的事请大家支招。村民们觉得胡文法是真心实意回村来，是想好好为村里办事的，所以都乐意向他反映情况。

张舍南远远地看见了，大声喊道：“文法，咋这么早？”

“早起已经成习惯了。”胡文法说道，“舍南，我们村的事你应该最清楚。村民们眼下最关心的是什么事，你得多给我说说，参谋参谋。”

“文法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村民们眼下最关心的是村里的土地征用款怎么个分法。”

“说得好，我也认准是这事！”

胡文法回村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村民意愿，挨家挨户走访，征求大家意见，大家反映最集中的就是土地征用款的问题。他把村里近三年的账本复印下来，一页页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看，反反复复地看，甚至叫老婆也帮着看。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里面疑点、猫腻不少，真让人如陷云雾深处啊！

例如，村干部去派出所办一个暂住证，原本只需二十元，可请客吃饭倒要花几百元。再例如，做一个工程，请客送礼动辄上万元。此外，账本里面还有什么钓鱼费、香烟钱，其中有一些还涉及街道和县里。真是深不可测，问题多如牛毛。

张舍南说：“现在村民们特别紧张两件事：第一件是村里到底有多少钱，都用到哪儿去了，账目一定要公开；第二件呢，听说村里还有几百万元，大家要求分钱到户，那么怎么分？”

胡文法说：“你看准的问题，正是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账目正在清理，春节前要公布。至于土地征用款怎么分，村两委要讨论，还要向村民代表征求意见。总之，这两件事春节前都要有个明确的结果。”

张舍南说：“好！你回来了，大家心里平和了许多。”

胡文法说：“村里的事情要办好，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张舍南说：“你啥时候用得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出力。不瞒你说，我和陈忠荣几个都是村里上访的带头人。我们去县里上访已经像到外婆家一样熟门熟路了。上访次数多了，我们连信访局的干部都混得很熟了。这次你回来了，我们几个才没有去上访。村民们早盼着你回来解决问题呢！”

胡文法说：“很快就到年关了，怎么着也得让村民们过一个安稳年。问题要先易后难，一个一个解决。”

张舍南连说：“对，对，对。”

胡文法走到村口又碰到了陈玉球。她是村支委、村妇女主任，健壮的腰肢上别着一大串钥匙，有办公楼的、会堂的、祠堂的……其他村干部不管的事都归她管。她就像一个大管家。

陈玉球说：“文法，你没来时，我们心里都急死了。”

胡文法说：“我既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灵丹妙药。以前老人们说，八两换半斤，人心换人心。我首先要用真心诚意换得村民们的信任，因为要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得靠大家齐心协力。”

胡文法经过一阵子夜以继日的工作之后，基本上摸清了村里矛盾百出的根源所在。那就是村里财务不公开，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缺失；权力过分集中，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两人说了算，项目想给谁干就给谁干，想收多少好处就收多少好处；村干部以权谋私，侵占村民利益，胆子太大了。村里问题多，群众意见大，可想而知。

胡文法理出头绪，准备快刀斩乱麻，给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胡文法在街道工作时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他觉得最有效的就是民主恳谈会。每一个与会者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谈问题，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没问题也可以讲讲心里话，很透明，很民主，很公平，效果很好。他觉得，要解决村里的问题，开民主恳谈会是一个好办法。

想了好几天，他下决心开几次民主恳谈会。但是农村开会只能放在晚上，白天大家各忙各的，人也凑不齐，总不能耽误日常劳作吧。

就这么着，晚上开会，开一次会，讨论解决一个问题。胡文法下决心了。

第一次民主恳谈会从专题讨论投保问题开始，然后，以此为契机，讨论成立村民财务监督小组。

此前，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用96万元投保，开始时只为他们两个人投保，是个人分红险。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说，如果盈利了，钱还是集体的。几千元的回扣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他们个人的腰包。后来呢，又说给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村民投意外保险，被保险人过世以后，保险受益人可领到1200元死亡赔偿金。但是怎么投的保，投了什么险种，村民们什么都不知道。

在民主恳谈会上，村两委成员、党员干部、村民代表都来了，而且还把保险公司业务员也叫来了，目的就是要把问题放到桌面上来讨论。

胡文法在会上说：“保险公司的人也来了，请你讲讲买这种保险有什么效益，看看大家是不是愿意投保。如果村民不愿意，怎么办？”

听保险公司业务员介绍完投保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个保险投了有什么用呢？十六岁的人等到老死才可以返还本金，而且只有1200元的死亡赔偿金，那怎么合算呢？”

“这个保险业务是前任村支书的堂叔的妹妹的女儿做的，是村干部利用权力为亲戚谋利，还拿回扣，本身就是不廉洁的表现。”

“用近百万元投保，这么大的事，也没开过村民代表大会，这绝对是不民主、不公开的。”

噼里啪啦一番议论之后，胡文法让大家表态：投还是不投？

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说：“不投！”

村委会主任无可奈何，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明确表态会把收到的回扣退回去。

保险公司业务员也当场表态，回去立马办理退保手续。

胡文法最后作了会议小结：“我们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既然大家都反对投这个保险，我们就不投了。”

简明扼要地说到这里，胡文法倒挂葫芦顺放瓢，把话题顺势而转。他说：“以后，村里的钱怎么花，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监督。有了监督机构，类似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虽然开得像马拉松，大家都有些累，但总算有了结果。大家都说：“这样的会值得开，再累也值得开。”

村民们并不知道胡文法瞄准的其实是村民们特别关注的头号问题：如何管好钱、用好钱，如何让村民们放心、满意。

2004年春节一过，刚刚有点桃红柳绿，胡文法就着手召集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胡文法提出，要建立一个财务监督小组，这是他回到后陈村后几十天来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

他认为，船到江心补漏迟，早早防范，才能把不合理的支出管住，才能让村民们放心，才能叫村民们少上访、不上访。他估计村民们这边肯定没问题，但是村委会主任会同意支持吗？他心里七上八下，有点吃不准。

他打了个比方：村集体经济就像门口这个池塘，一边需要用制度把堤岸巩固起来，不让它漏水，一边希望全村人努力把池塘的水蓄起来，蓄满了才能备日后之用。

村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弄不明白。

胡文法说：“我们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整个村子的土地、房屋乃至一草一木，每个村民都有份。我认为，村庄相当于社会上的股份制企业，每个村民就相当于股东。因此，我们不妨参照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模式，在村内设立一个相当于监事会的机构，来加强管理。”

与会人愈听愈糊涂了。村民们压根儿不知道股份制企业里的监事会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地说就是监督企业经营与财务的机构，能够看住管住花钱、用钱和批准用钱的人。”

“哦……”与会者好像听懂了。

为了这个方案，胡文法翻阅了许多法律、法规和文件，设计了后陈村的“监事会”，草拟了财务管理制度。他将财务管理制度初稿和成立后陈村村民财务监督小组的想法提交大会讨论。

胡文法清了清嗓子说：“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建立后陈村村民财务监督小组。”他介绍了建立这个监督小组的原因，监督小组将由几个人组成，将怎么样开展监督工作，等等。

想不到没等他把话全部说完，就迅速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响应和拥护。

后陈村的会风好转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乱糟糟了。

胡文法来了以后，给大家定了规矩：第一，村民代表大会每次都围绕一个议题就事论事；第二，不能打断别人发言；第三，发表意见要出于公心，你既然代表村民来发言，就要为村里谋划，不能在会上为自家争利益；第四，要服从决议；第五，不能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到关节点上又推卸责任。

就这样，开会秩序好了，效率也高了。而最主要的，还是村务公开民主了，村民们的怨气逐渐消失了。

胡文法让村两委各条线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汇总起来有厚厚的一大本。

但也有人说，胡文法太死板。

胡文法觉得，有了制度，做事才有依据，才有规矩。

他说：“制度好像是关鸟的樊笼，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从源头遏制贪腐。只有制度才能真正加强管理。我们用制度管的是人，依靠制度来管人，一切工作都好办了。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行得通的好办法。

“同志们啊，不是我胡文法讲大话、讲空话，这是我的心里话，按制度办事实际上是减少人犯错误的机会，还能够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误解。如果没有制度，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矛盾。到那时，群众就不信任你、不支持你，你就什么事都干不了。如果群众支持你，提出来的方案得到响应，你就能干成事业，你就有成就、有威信。”

胡文法的想法很朴素。他说，在台上讲得再多，下面的人不来听你的是没有用的，所以还得有制度。

胡文法说：“要想让村民信得过，村两委就得改变过去的做法，真正做到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我认为，首先要在财务上做到公开透明，让村民明白、放心、信任。村民明白了，放心了，信任了，还村干部一个清白，村干部才能心情舒畅地工作。”

大家听着听着，都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后陈村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得很详细。

例如，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规定多少额度要由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多少额度要由村两委讨论通过。又如，村里的招待费标准，每人每餐最高不得超过二十元，原则上不提供香烟，而且招待费报销不仅要提供发票，还要附上菜单，注明接待的单位、人数。

有人提问：“制度定起来了，如果不落实、不执行，怎么办？”

胡文法说：“制度要落实，必须要有监督，有人去管。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财务监督小组，相当于村里的‘监事会’。”

胡文法毕竟在街道的机关里工作了几十年，说得头头是道，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很现实。

按胡文法的设计，“监事会”成员从党员和村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条件是：要有一定的文化，要懂财务；能坚持原则，有正义感；不是村两委成员的直系亲属。不过，正副组长要由村两委委员担任。

好！就这样，后陈村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就建了起来。

后陈村财务管理制度中规定，日后每张发票，都要先由财务监督小组的人签字，再由村委会主任签字，才能报销。而且，账目要向村民公示。

财务监督小组成立后，财务公开透明了，胡文法的工作也顺风顺水了。

让胡文法这位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想不到的是，他发明创造的这个财务监督小组，居然是中国农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胚胎。

二

为了讨论土地征用款怎么用，胡文法特地召开了第二次民主恳谈会。

他回村时，后陈村账上还有600多万元，街道还有60多万元征用款没打进来，此外还有一些应收款未收，总共加起来约有800万元。这些钱大都是村里的土地征用款。全村有1200亩土地被征用了，占后陈村土地的一大半。起初，土地征用费标准很低，一些山坡地每平方米才6元，费用高一些的每平方米也只有18元至25元；后来才提到每平方米40元。40元，还不够买一包高档香烟，村民们有口难言。昨天土地还是村里的，什么时候被征用了，推土机、挖掘机就会开进来，眨眨眼睛的工夫，就造起了厂房，建起了大马路，盖起了高楼大厦。

世世代代守了千百年的土地说没就没了，村民们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股气。再加上可怜得不能再可怜的土地征用款打进来后，账目混乱，村务不公开，土地征用款总共多少钱，已收进来多少钱，人家还欠村里多少账，等等，村民们都不清楚，怎么能没有怨气，怎么不怒火中烧？

胡文法回来前，村民们心里早就在盘算着怎么分钱。前村委会主任说每个人分4000元，前村支书说每个人分6000元，各自想着自己卖人情。但到底如何分配，一直争执不出结果。前村支书因为村民上访举报被查处，这个事就被搁下来了。

胡文法新官理旧事，接手了土地征用款分配问题这么个烫手山芋。村干部已经承诺过要分土地征用款，但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村干部的误工费很多都没结算；外面又有欠账，做的工程有些还没付工程款，每天都有人上门讨账。

此外，村里还有二十几户因为“农转非”等问题无法确定该如何分配土地征用款。有的是人在户口不在，有的是户口在人不在，有的是新嫁进村里来……各种情况都有，可以用“十分复杂”四个字来形容。而各方面的人因为利益关系，分到的钱少了或分不到钱，都会来闹事。还有人早早放出狠话，要是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过年就上胡文法家里去吃住。

俗话说，一丘番薯一丘芋，冬天不用开谷橱。过去，生产队每天评工分，稻谷、玉米、毛芋都按人头计算，能图个温饱。村民们说，我们虽然不会赚大钱，但过去总归还有点田地，种点毛芋什么的，日子还能过。现在土地卖掉了，就没有田种了，去打工，企业又不要，村民们都觉得心里没底。

有一次，村两委开会时，就有一个老人走到胡文法后面，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们要是不分钱，就把我那点田还给我，我自己种点毛芋还能活下去。”

有人哈哈大笑，说：“你想得美！你那点田上早就盖起高楼了。”

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胡文法则在考虑大家没想到的问题——假如把土地征用款全分了，以后村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没地种毛芋的村民拿什么填饱肚子……

后陈村没有桂林那样俊美秀丽的山川，没有瑶琳仙境那样奇幻神秘的溶洞，没有杭州西湖那样碧波荡漾的景致，没有东阳卢宅那样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没有磐安高海拔村庄那样可以避暑的气候优势，没有松阳杨家堂村那样幽深曲折、光怪陆离的小巷，没有白居易、苏东坡那样的文人，也没有西施、杨玉环那样的美女，因此，后陈村不可能像有些地方一样凭借自然或人文资源搞村庄旅游，让村民有事干、有钱赚，无忧无虑地过好日子。

这是明摆着的现实。怎么办？

胡文法在街道办工作多年，对经商办企业稔熟于心。他认为，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后陈村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有实力为群众办事，才能让村民世世代代放心过日子。

胡文法苦苦琢磨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一个设想慢慢地在他脑海里成形了。

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说服大家呢？村民们会支持吗？

不知道。

听说这次专题会是讨论土地征用款的分配问题，来开会的人就特别多。除了村两委成员、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很多普通村民都来了，又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胡文法在会上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土地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今天我们把土地征用款分掉了，分光了，过几年，今天分的钱花完了，我们怎么生活？过八年、十年，我们的子孙怎么办？他们要不要生活？他们将来吃什么、喝什么？……”

想着分钱的村民，被胡文法连珠炮似的提问弄得一时语塞。

他接着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村里的钱生出钱来呢？就像老母鸡生蛋，能够不断地生下去呢？”

“怎么个生法？”

“建标准厂房出租，村里收租金，让村民每年都有分红。”

“建标准厂房？你们村干部是不是又想找捞钱的机会了？”眼看就要到手的钱让胡文法给拦下了，有人光火了，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没想到来了新的村支书，村民还是得不到利益！”

“天下乌鸦一般黑，看来胡文法也是一只会吃人的老虎。”

等大家骂够了，骂累了，胡文法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地接着说：“村民的利益肯定要考虑。但是，这利益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眼前利益是把钱分去，家家户户口袋鼓鼓的，欢天喜地。但过不了多长时间，有的家里装修把钱花光了，有的被人集资集去拿不回来了，有的去赌博输掉了，有的做生意血本无归了……请问各位村民，请问我的父老乡亲，大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怎么过？？怎么过？？？”

整个会场被胡文法的一连串问题问得鸦雀无声。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有人缓过气来，轻声附和：“这倒也是……”

那么怎么办？长远利益怎么个长远考虑？

胡文法坚持原有观点，板上钉钉地说：“建标准厂房出租！”

这就是胡文法到后陈村之后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把钱一分不留地全部分掉，村民肯定最高兴，最放心。但是，以后村里还能拿什么分给大家呢？怎么保证村民衣食无忧呢？八年十年及至更长的几十年几百年后，村里的子子孙孙怎么过日子呢？当然，大家可以出去打工，但是城市里有这么多就业岗位吗？本来村里有土地，村民种点庄稼、蔬菜什么的，不管怎么样都能自力更生填饱肚子，但是没了土地，日后谁来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呢？村民们拿什么来填饱肚子呢？

这是一件关系到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子孙后代吃饭问题的大事情。

胡文法认为，这个问题才是后陈村长治久安保稳定的关键所在，才是他作为后陈村党支部书记要做的头等大事。

“我们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啊！”

胡文法分析给大家听：“后陈村建标准厂房有几个优势：一是离县开发区近，这是地理优势；二是后陈村有一批村民早年曾经开厂办企业，懂行，这叫行业优势；三是可以为企业做配套服务工作，比如供应快餐，比如开洗衣店、小餐馆，比如办幼儿园，等等，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建标准厂房出租，每年都有租金收入。好像挖了一条渠道引进水来，可以源源不断地享受。村里有了租金收入，就可以分给大家。因为租金年年收，所以大家年年可以分到红利，衣食无忧。”

然而，村民们担心：“会有人来租吗？”

胡文法说：“家有梧桐树，不怕招不来金凤凰。”

说到这里，立刻有人站起来表示赞同了。

“这个主意太好了！后陈村离开发区近，很多企业都在找厂房，村里建标准厂房出租，很好！”

于是，整个会场你一言我一语的，又热闹起来。

有的说：“做事确实要留后路，要瞻前顾后。不能光看眼前，不顾长远。”

有的说：“土地征用款少分一点，留下来建标准厂房。好主意！”

有的问：“那么，分土地征用款是不是要定几条原则？”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

与会者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终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一、春节前先按人均3000元分配土地征用款，没有异议的人员张榜公布，若有异议，村里再讨论讨论，拿出个原则意见来应对处理。

二、村里立即请人做规划，好好地建一批标准厂房。

就这样，村民们虽然眼前拿到的钱少了些，但都表示愿意接受建标准厂房的方案。道理讲得清，顽石也动心。因为道理说透了，大家明白了，放心了，气也就顺了。

大家期盼着胡文法给村里带来富裕、带来幸福，信心更足了。

三

一天，胡文法和村里的几名干部正在商量如何建标准厂房，有人冲进会议室说：“不好了不好了，沙场那边打起来了！”

郑进村沙场事件没有平息，后陈村沙场里又打起来了。

胡文法叫上几名村干部立即赶到现场。

后陈村沙场有55亩，在武义江边的沙滩上。原先沙场合同规定，承包人先开挖20亩，回填后再开挖另外20亩，然后再挖15亩。可实际上呢，承包人挖了20亩以后没有回填，却夜以继日地把55亩全挖了，而且还变本加厉，在55亩以外的沙滩上也开挖了。

整个沙滩坑坑洼洼、满目疮痍，低的地方积了水，随着开挖范围的扩大，水面变得越来越大。

张舍南带着一些人在沙场丈量，另一拨人则在运沙的路上堵车，双方争执不下，剑拔弩张。村民们心里憋着一股气，他们都是自发来丈量的，误了工又没有谁给他们误工费。为了这事，村民们已经多次上访，县里之前也召集当时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承包工程的老板到街道办事处开过协调会，但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据说承包人心里也窝火。因为他曾经和村里有一个口头协议，再增加10亩地挖沙，他支付3万元一亩的承包款。道路难行钱作马，城池不克酒为兵。为沙场的长久之计，承包人还把当时的村支书和管理沙场的几个人请到江西景德镇去“潇洒”了一回，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了一阵，私底下给村支书、村委会主任都“意思”过了。但一运沙，仍有大批村民出来阻挠，所以承包人觉得，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太不仗义了，没有把村民摆平。

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收了好处费，但是并没有经村两委、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只是口头允诺承包人开采，自然在村民们面前无法交代，无奈之下只能由着村民们出来阻挠。何况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再怎么傻，也不会公开承认是自己同意承包人开挖的。

村民们上访，协调，没有成功；再上访，再协调，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这样来来去去几个回合，双方都没有耐心等待了。

最后，承包人一状告到中共武义县纪委。县纪委一查，问题出来了，承包人给当时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送了3万元钱。

村支书立即被开除党籍。村委会主任不是党员，退了好处费，配合调查态度尚好，也就没作什么处理。

其实沙场纠纷拖延日久，个中关系是很复杂的。深入了解，大家才知道现在的承包人从最早的承包人那里接手了沙场。这一点，局外人不知道，当时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早就知道。所以村民们曾经嘀咕村里可能有“内鬼”，怀疑现在的承包人背后有村干部在撑腰。这个承包人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在各处都混得好。因此，有人说，他来承包是没人敢说话的。

承包人说：“我们越界开采，是有补充协议的，还交过10万元钱。”

然而胡文法和村干部们据理力争：“这个合同和你没关系，不是和你直接签的。既然人家转包给你，如果你要做下去的话，就要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把已开挖的20亩先回填，回填后才能再开挖。现在已经挖掉55亩了，你如果不回填，我们就要收回沙场。要么就登报声明，让原来的承包人来处理，不然的话，押金就没收了。”他们斩钉截铁，说得很明确。

承包人觉得很委屈，说：“我们交了押金，又增加了承包款，开采受阻的损失谁赔？”

胡文法说：“合同是这么签的，必须按合同办事。”

承包人耍无赖了：“谁说不行，就到谁家吃饭。”

“我才不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把八百多万人的部队打败，难道我们后陈村不能把八九百人的事管好吗？我们新班子就是要把沙场的事彻底解决好。”尽管胡文法比喻得有点跑题，但态度很坚决。

承包人看来硬的不行，即刻就来软的。他脸上堆着笑容，缓和地说：“胡书记，请你高抬贵手吧！这钱呢，本来就是大家赚的，我们也不会独吞。大家僵着也不是个办法，你看，时候不早了，我请你们在场的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到饭店吃个饭，慢慢吃，慢慢谈，怎么样？”

胡文法坚定不移：“吃饭也没用。既然我来当村支书，要么把村里的事情做好，要么就是我倒霉，当不下去。”

就这样，大家不欢而散。

晚上，胡文法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让大家来讨论沙场处置问题。

有村民代表说：“现在的承包人不是合同上的承包人，挖沙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登报声明，要原来的承包人来处理沙场问题。”

也有村民代表说：“如果不处理，押金是可以没收的。”

还有村民代表说：“这沙场的坑不填回去也罢了。隔壁有个村挖了沙场，用黄泥填回去变成了烂污田，结果那块地只能栽梨树。”

村民们一致建议：“我们把沙场收回来，干脆把它挖成塘，养鱼。”

村两委成员觉得这个建议好，沙场的事也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第二天，胡文法带着村干部跑到县土管局，请求帮助解决。县土管局领导也为后陈村的事头疼了多年，现在村里拿出了具体意见，就很快出面把沙场承包合同解除了。

村里把沙场收回以后，立即着手挖塘。很快，昔日坑坑洼洼的沙场，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池塘，一丈量，竟然有180多亩水面。以后承包出去，如果按照每年700元一亩计算，每年可以收入租金12万元以上；如果按照1000元一亩计算，每年可收入租金18万元以上。这样的效益，看得到，抓得牢，很好！

接下来，胡文法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三万多平方米标准厂房的决策。

沙场要挖成养鱼的池塘，有一部分沙要拉出来，刚好可以用于建设标准厂房，一举两得，把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

然而沙场挖出来的统沙要用筛子筛过，机械操作，而且还有计付加工费、运费等事宜，怎么算？得有人管呀。

胡文法想到了张舍南，让他代表村里监工。

张舍南参与了整个沙场事件的处理，熟悉情况，群众基础又好。而最可贵的是他毫无私心，一切都出于公心，也从不讲报酬。他说他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维护村子的集体利益，村里所有的资产都是村民们的共同财富，不能损失，不能被人侵吞。

过了几天，村办公楼门前的公开栏里贴出了招标公告，村民们一早就端着饭碗看热闹。这公开栏已建了多年，虽说很早就推广“两公开一监督”，但并没落到实处，就像聋子的耳朵，只是摆设而已。这回，胡文法是玩真的，村民们信了。

沙场挖沙招标其实工程量也不大，但胡文法就是想通过招标把以前办事不公开的风气给扭转过来。这也是他回后陈村以后的第一次招标，因此特别受村民关注。

看，真有村民站出来反对了。

“这么小的工程都要招投标，麻不麻烦？”接着，他还恶狠狠地说：“谁中标也做不成，只要我在后陈村。”

说话的村民是当时村委会主任哥哥的小舅子。后陈村以前是富裕村，女孩大都不愿嫁出去，整个村亲戚套亲戚，仔细排排都是沾亲带故的，一竿子打不到，两竿子准搭上。而以前，像这样的小工程都是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说了算。这次胡文法一回来，把以前的老习惯都打破了，断了人家的财路，人家自然要把一肚子两大腿的气撒出来。

胡文法心里明白了。

招投标报名如期开始，以前揽不到工程的小青年们都跃跃欲试。

村委会主任哥哥的小舅子挨家挨户上门串标，说：“你不要去投了，给你500元好处费。你中了标也做不成的，村两委里都是我的亲戚！”

有些报名的人犹豫不决了，有的还真收了好处费。

于是村里就有传言，说这次招标也只是走走形式，投不投都一样。

直到招标会前一晚的12点，胡文法还接到电话，是一个报名人打来的。那个报名人问：“胡书记，明天这标还投不投？”

胡文法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按招标公告做！”

第二天，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举行招标会，除了报名者外，还有许多看热闹的村民。

招标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可村委会主任还没到场。村委会主任是法定代表人，要签字的。他就在楼下转悠，迟迟不肯上去。他轻轻地跟旁人说：“不上去，否则哥哥嫂嫂要骂我的。”

村委会主任的亲戚们真的在骂：“这村委会主任白当了，说话一点都不管用。”

还有人骂得更凶：“吃里扒外，太啦！”

那边会场上，村委会主任哥哥的小舅子也在骂骂咧咧，气氛有些紧张。

胡文法雷打不动，招标会照常进行。

主持人说明招标的工程量、完工期限、工程标的、付款方式、保证金等事项，接着开始投标，然后当场开标，宣布结果。

招投标公开了程序、内容。原先运到村里的沙子每车要20多元，这次招标降到了每车3元多，而且承包事项里还规定按照沙子运出去的实际方量来计算机械费、运输费，很公平，很合理。胡文法还当场宣布整个工程由张舍南等人全程参与监督。

招投标成功了。

看到公开、民主带来的优点，看到以前的暗箱操作再也不管用了，而且还为村里节省了开支，村民们这回真的信服了。

胡文法对大家说：“以前，干部插手参与工程发包，拿好处，村民们当然有意见。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包括鱼塘，都实行公开招投标，我们村两委说到做到，绝不徇私舞弊。”

接着，他又说：“我和村两委商量过，按照村里的老规矩，村民建房用沙子，只要交4元一车的筛沙费，运沙费由自己付。村民们合理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照样要满足。”

胡文法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村里有一个叫前湖的池塘，每年承包款只有几千块钱，但承包人借故三年都未交承包款，因此村民们意见很大。

没几天，村办公楼门前贴出重新招标发包的公告。

承包人就对村民们放出话来说：“你们不要来投标，中了标你们也养不成鱼。村里不解决我家的实际问题，这承包款我不会交的。”

像这种承包池塘的项目，以前只要承包人分条烟，人家就不来投标了。况且这个承包人七大姑八大姨的全在村里，人多势众，还有一个亲戚在一个镇里当领导，也算是有后台的，村民们一直拿他没办法。

胡文法软硬不吃，他说：“承包到期，肯定要重新招标。你家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等我弄明白之后会给你一个答复。至于我的答复你满意不满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招标是肯定要招的。”

招标的时间到了，承包人终于来到村办公楼。

承包人说：“你要把解决方案给我看，不然我不同意招标。”

胡文法说：“看你是原先的承包人，这次招标延迟十五分钟，你去准备钱，不然的话就要开始招标了。人家不投我来投，你池塘里的水，村里也可以放掉的。”

胡文法用的是激将法。承包人心急火燎地跑出去筹钱了。

就这样，拖了三年的承包池塘项目通过招标落实了，承包款也比上一期高出一半。

这样的招投标，在胡文法短短几年的任期中有八十多次。开始的时候，每次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插曲、风波，但后来就越来越顺溜了。

四

胡文法为后陈村做了几件大事，明眼人都看到了，村民们无不拍手称好，但是，也难免要得罪一些人，尤其是喜欢贪占的人。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便在心里记恨胡文法。

村里有一个70万元的自来水工程已经完工，胡文法发现里面有猫腻。村里投资改造自来水工程，怎么还为这个工程支付了1万多元招待费呢？这个钱不应该花。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村委会主任的哥哥是负责管理这个工程的，没有通过工程决算，就把这个工程款定下来了。胡文法一查，这里面相差七八万元，本来应该通过第三方——县自来水公司出预算、组织验收，可这些程序都没走就结算了。

胡文法在村两委会会议上提出来，最后决定请县自来水公司来重新出预算，重新审核，重新验收。原来想从中捞好处的人，就此作罢。

胡文法的原则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他认定一个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想，既然组织让我当这个村支书，我就要坚持原则，公开民主，让老百姓放心，过上好日子。但是，有好心眼并不等于有好结果。

在胡文法回村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个乡的书记家里搞装潢，到后陈村要了五十多车沙子，找村支书批几车，再找村委会主任批几车，然而实际上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他是拿去卖掉赚钱了。

胡文法的朋友说：“你回去当村支书又没什么好处，碰到这种事咋办？”

他回答：“我回去当村支书，就要把这些歪门邪道禁掉。”

妻子看着胡文法整天为村里的事起早摸黑，还受一肚子冤枉气，没好气地问他：“儿子用挖土机挣钱过日子，但是你连参加村里工程招标的资格也不给他。你也实在太狠心了！”

胡文法不作解释。

妻子接着说：“你学刘罗锅，刘罗锅有什么好下场？”

胡文法默不作声。

妻子不知道胡文法早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村里任何人事安排和项目招标，家人都要绝对回避，要避嫌。否则，他讲话讲不响，做事做不硬，村民会认为他假公济私，对他做事不放心，对他工作不支持。

有一次，在村办公楼，胡文法和村委会主任陈忠武因为基建问题意见不统一而吵了起来。两个人就像榔头对铁锤，叮叮当当吵得脸红脖子粗，差点动了手。

工作好干，伙计难共啊！

胡文法最后放了狠话：“我就是不当村支书，也要坚持这样做。”

张舍南、何荣伟、陈玉球等人连拖带拽地把两个人拉开。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知道后也连夜赶来调解。

胡文法家门前按规划搞绿化，就有村民说：“胡文法也不全是公心，家门口搞得像飞机场一样。”

党员中有人说：“我们后陈村有三十几个党员，难道就没人有资格当书记，凭什么非要街道派人来？胡文法不来，我们照样活下去。”

胡文法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有苦难言。他想，这书记不是我要当的。当书记，不一心为公，不按制度办事，能行吗？做几件实事，怎么这么难呢！

标准厂房开始建设了，村里又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厂房租不出去，那村里的几百万元不就打水漂了吗？

百步无轻担。胡文法的压力很大，挨了很多人的骂，真是风匣板修锅盖——受了冷气受热气。还有一些村民揪住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不放，胡文法一件一件和大家解释，一件一件去落实解决。

他的烟瘾比以前更大了，开会时一支接一支地连着抽。人也瘦了，脸色更黑了。

没错！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全要考虑好。其中，标准厂房招商出租是重中之重。他凭着十多年县工办副主任的工作经验与人脉关系，多次亲自带人奔走于永康等地，四处去求人。

村支委何荣伟是标准厂房招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何姓是村里的外姓，在后陈村只有两户人家姓何，都是在1949年以前从郭洞村来后陈村打长工而在此扎根的。何荣伟的父亲何珠美从1967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94年才卸任，在村民中威望很高。何荣伟高中毕业后，在邵宅乡政府做了六年财税征收员，和企业打交道多。何荣伟1997年进入村委，就一直当村干部，既年轻又有文化。他对胡文法很尊重，自然十分支持胡文法的工作决策。胡文法卸任后，何荣伟当了两届共六年的后陈村党支部书记。当然，这是后话。

胡文法说：“我们第一期三幢标准厂房都已开工，每一幢都要投入几十万元，一共上百万元，村民们的眼睛都盯着。”

何荣伟说：“武义的工业刚刚起步，开发区的厂房都租不出去，后陈村边上的房子更租不出去。如果真的租不出去的话，村民们要把我们骂死了！”

胡文法说：“我们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先成立一个招商小组，到永康去招商，那里企业多。你在乡政府干过，人头也熟，招商具体的事情由你来负责。”

胡文法召集村两委开会，招商组成立了，胡文法自己当组长，何荣伟当副组长。

他们先花钱在《永康日报》登了一则广告。可能是因为省钱，广告版面太小，没有引起读者关注，也可能是企业对后陈村根本不感兴趣，总之，一个星期过去了，连个咨询电话都没有。

看来这招不灵。胡文法和何荣伟只得心急火燎地跑到永康直接找企业去招商。

永康一个企业主问：“你们的标准厂房建好了吗？”

何荣伟老老实实地回答：“还没有，正在建呢。”

“这不扯淡吗！八字还没一撇。再说，那么偏的地方谁愿意去！企业配套跟得上吗？”

胡文法即刻拿出随身携带的标准厂房设计图纸给企业主看，认认真真地介绍标准厂房的结构、面积、交通、水电配套等优势，介绍得清清楚楚，让人心悦诚服。

人心换人心！

企业主被他们感动了，给他们介绍了一家机械厂，那个老板的厂房租期快到了。

胡文法连声说“谢谢”，带着何荣伟马不停蹄地直奔那家机械厂。七磨八蹭，最终把招租的事定了下来。这家机械厂成了后陈村标准厂房招进来的第一家企业。

难题正在一个个解决，胡文法的心情自有几分轻松。

但，天有不测风云。

一天早上，胡文法正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有人跑来说：“村屋一堵墙上写了一条标语。”

大家跟他跑到现场，只见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胡文法滚出后陈！”是用木炭写的。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写的吧。

村民们马上把标语涂掉了，心里愤愤然：写标语的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有人怀疑，可能是某某某写的。

有人对胡文法说：“我们虽然对你有意见，但绝对不做这样缺德的事。”

有人建议：“应该查一下，刹一刹歪风邪气！”

有几个村民特别愤怒，说：“胡书记，不用你出面，我们想办法把捣乱分子揪出来。”

胡文法默不作声，两道浓眉慢慢蹙起。他抬起头来，缓缓地顾自走了出去——

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面对后陈村最焦点的经济问题提出成立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来应对，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用村民选出来的监督小组防止村里财务再出问题、再出漏洞，保护干部，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跑东跑西争取用地指标，建设标准厂房出租，将来以租金解决村民生活后顾之忧，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求爷爷告奶奶地把企业请进村里来，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把后陈村的重要工作推到民主恳谈会、村民大会上征求意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回后陈村搞公开公平的招标，让村民放心，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千方百计为村民着想——不说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吧，但已弄得百病缠身，是错误的吗？……

胡文法百感交集，泪水充满了眼眶，差点流下来。

家人曾劝他，别当这个书记了，起早贪黑，操心受累的，图个啥！年近半百了，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企业领导，不能升职提薪，干得再好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胡文法能撒手不干吗？

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他能临阵脱逃吗？

这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他是来者不惧，惧者不来，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何况回村之前，乡亲们给街道办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他回来当这个书记，怕他不回来，还一趟趟跑到他家劝说，街道党组织对他也寄予厚望。他哪能撒手不干呢？

胡文法想：大家为什么要我回来当村党支部书记，不就是怕以后生活没保障吗？我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大家寻找保障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自己的家乡，纵然有人怀疑，有人骂，有人写标语赶我，说来说去都是自己的乡亲邻里。我要是把村子搞好了，他们也就不再怀疑，不再骂，不再赶我走了。可是，搞好村子谈何容易？你不干事儿，村民说你不为村里谋福利；你干事儿，村民说你打着为村民做事的幌子谋私利，搞得你不干不是，干也不是。

怎么办呢？

现在，村里的工作已经理出头绪，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胡文法想，要干事儿总会得罪人。俗话说得好，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自己是组织派来当村党支部书记的，就要做好工作为组织争口气。况且根深不怕风摇动，身正不怕影子歪，一点闲言碎语又算得了什么呢？公正原在人心，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不往下想了，不往深处想了。性格刚烈的胡文法强忍耻辱，晃了晃头，若无其事地走了回来。

写标语的墙边围了很多村民。胡文法笑笑说：“标语涂掉了，这个事也就过去了。散了吧，查也没有意思。”

刚好街道的片长也在，他是街道人大主席，分管工业，原是胡文法在工办工作时的老搭档。他拍拍胡文法的肩膀说：“有人反对，反而证明你做得对。别管那么多，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胡文法与他紧紧地握手。

第三章 第一个监委会诞生

一

2004年春节，后陈村总算过了个平安年。村民们有了尊严，有了话语权，心就平静了，空气中便少了以往充斥的火药味。

过大年了，走亲戚的，串门的，男男女女就像开花的铁树，满脸喜悦。

年初八是上班的第一天，骆瑞生专程来到后陈村看望胡文法。作为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骆瑞生十分关注胡文法回来当后陈村党支部书记以后，后陈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骆瑞生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白白的脸上常带着三分微笑，穿着笔挺的西装，给人干净利落、年富力强的感觉。

他与后陈村村民们见面，认真细心地倾听他们讲话。他早就知道后陈村是全县有名的上访村。村民们上访的成果还不小呢！2002年因为高速公路施工过程账目不清，工程承包不公开，当时的村支书在换届选举中就落选了；2003年，接任的村支书私自挪用村集体资金，没多久就被免职了。

骆瑞生此行最关心的是：几任村支书“前腐后继”丢了乌纱帽，后陈村的党员干部已经不被群众信任，新上任的胡文法干得怎么样？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大问题，农村稳定，中国的大局才能稳定。当今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用老一套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方式迟早要被淘汰。按照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办事就要讲究公开、公正、透明。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的权力都来自人民，人民赋予的权力要用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民权本位理念。他觉得，人民的公仆，说白了，就是人民出钱让公仆为他们服务，就像家里的保姆一样，如果保姆只拿钱不做事，甚至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主人肯定不答应。

骆瑞生认同管理学上的一种提法——“金鱼缸效应”。

政府的权力应该像玻璃金鱼缸一样透明，权力运作必须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进行。就像养着金鱼的鱼缸，透明度很高，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不跑出视线之外，人家才会相信你光明正大，没搞暗箱操作。这就叫“金鱼缸效应”，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

骆瑞生听说胡文法在后陈村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叫什么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据说村民们反映还不错，过年都过踏实了。

何荣伟说：“县纪委一位领导来调研，我们一起聊天，他也觉得奇怪。这个村过去闹得很厉害，怎么突然间就转变了呢？好像12级台风吹过，突然风平浪静了。”

骆瑞生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

但是，后陈村的财务监督小组是怎么样产生的？找不找得到法律依据？这个监督小组算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组织？监督小组监督村财务有没有相关制度？监督小组除了监督财务还会监督什么？监督小组监督的结果如何鉴别正确性？监督小组可以监督到哪些干部头上？……一系列问题，像武义江的潮水哗啦啦地冲破堤岸，涌进他的脑海。

经过反复思考，骆瑞生想要把后陈村作为一个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试点，当成一只“麻雀”，好好地解剖解剖，不知能否从中总结出一套管理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出现的问题。就这样，他决定到后陈村看看。

骆瑞生很早就认识胡文法，知道胡文法在开发区和白洋街道很有影响力。而且他们俩同一年出生——都属鸡，都是爬过地垄沟的农家子弟，因此，两人一见面就很谈得拢。

那时，面对大面积的村级腐败问题，骆瑞生常常会思考：共产党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村支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村委会主任？骆瑞生他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就像《闪闪的红星》中冬子妈妈说的那样：“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也就是说，党的工作目标应该与群众利益密切地连在一起。在骆瑞生小的时候，全村父老乡亲曾拿着小旗为一位驻村干部送行。这位干部驻村时住进最穷的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还组织大家学习，所以颇得村民们的信任与尊重。他调走时，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十几里外的火车站。分别那一刻，全村的送行人几乎都哭了。

一个干部要是不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群众不满意，临走时，群众怎么会拿着小旗，依依不舍地流着泪为他送行呢？

骆瑞生暗地里下了决心：日后如果当干部，一定要当这样的干部！

骆瑞生1957年1月出生于义乌一个农户家中。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这个家庭是革命烈士家庭。他的伯伯十六岁时就参加了新四军，1948年在一场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年仅二十一岁。后来，骆瑞生听到伯伯的事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以此为骄傲，以此为激励。

骆瑞生的工作履历从当农民开始。他上山砍过柴，下田种过庄稼，深知农民的疾苦。从生产队记工员、大队会计到乡镇普通干部，从乡镇党委书记到县领导岗位，骆瑞生在基层摸爬滚打，干了几十年。

他调到武义县后，担任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企业改制。武义县虽然不是工业大县，但全县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有几十家，有两万多名企业职工面临下岗，当时县财政困难，拿不出很多钱安置下岗职工。他到任之前，有钱的企业已经改制好了，没钱的企业只能把企业卖掉安置职工。于是就有很多人上访，反映企业改制不平衡，这个企业好，安置费就高，有800元一年，那个企业不好，安置费就低，只有300元一年，职工们想不通。

有一天，县乡镇企业局的一个领导向他汇报：县水泥厂有二百多名职工要集体上访。骆瑞生一愣，没回应。这个领导就问：“骆副，你是不是回避一下？”

骆瑞生能回避吗？

他虽然来武义县时间不长，但全县都知道来了一个高个子的骆副县长，上上下下都叫他“骆副”。这个称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叫开了。

县乡镇企业局的领导说：“骆副，工人们好像牢骚很大呢。”

骆瑞生说：“让他们发发牢骚也好，先让他们消消气嘛！”

二百多名工人挤进会议室，人声鼎沸，他们借机发泄着心头的怒气和憋屈。是啊！在企业里干了二十年，最多也只有800元一年的工龄安置费，16000元就把全部工龄买断了……他们怎么想得通！

骆瑞生不回避，听着工人们的发言，偶尔插话问他们一些具体情况。

等到大家稍稍平静下来，骆瑞生语重心长地说：“我很认真地听了大家的发言，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你们的意见，其实就是我们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阵痛，付出代价的是各位工人同志。你们的人生道路走得很艰难，上山下乡的是你们，下岗的也是你们。你们年少时没书读，现在子女要读书，但缺钱。我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不讲道理的人是极个别的，以前有些事有失公道，让部分群众吃亏了……”

骆瑞生紧接着说：“大家提出来的意见，只要合理，只要在政策范围内，能照顾的，我们会全力帮助。”

骆瑞生的讲话赢得上访者的掌声，大家都说骆副讲得有道理。

会后，骆瑞生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详尽的改制方案。县政府决定，闲置企业土地全部由县政府收储并统一出让，然后将所得作为补助发放。时间不长，这一着就成功了，这些土地为政府创造了30多亿元财政收入，为武义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企业改制工作只用了两年时间，两万多名下岗职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这期间，骆瑞生兼任了武义县开发区党委书记。

那时，武义县财政收入才1.6亿元，大大落后于周边县市，必须通过开发区建设集聚工业，振兴武义经济。骆瑞生在高速公路口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百花山工业园区，从温州、永康等地引进了几百家企业，经过四年时间的全面开发，初见成效，全县工业产值、财政收入每年翻一番。

骆瑞生不分白天黑夜地奔波在开发区工地上，又是指导，又是协调，又是督办，又是加班，瘦了一圈又一圈。

2002年底，骆瑞生调任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

骆瑞生认为，只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在不同岗位都能做事情，都能够为百姓谋福利、办实事。在心灵深处，他仍然铭记着冬子妈妈说的“是党的人”那句话。在脑海里，他时时记着儿时老家村民们送别那位驻村干部的场景。

但是骆瑞生痛心地发现，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干部似乎越来越少了，有的干部成了贪官，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尤其是个别村里的一把手，被群众称为“土皇帝”，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恣意妄为，目无党纪国法。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工业园区的建设，大批耕地被征用，征地补偿款像滚滚潮水，成百万上千万地涌进村里的账户。村里有了钱，村干部腐败就更难以遏制了，利益受到侵犯的村民便纷纷上访。2000年至2003年间，武义县共查处村违法违纪案件153件，其中，涉及在任村干部的就有123件，占80%以上。不断有新选上来的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落马。与此同时，针对村干部的村民信访案件居高不下，且每年递增40%。2003年，武义县纪委受理状告村干部的信访案件达305件，在这些信访案件中，重复上访的有124件，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武义县委、县政府的大门经常被上访村民堵住。县委四名副书记全下基层“救火”都还不够，还将退居二线的老干部组织起来，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做工作。

一年间，村民信访案件高达三百多起，副书记和老干部哪里忙得过来？县纪委根据群众举报，查了四十个村干部，结果查一个倒一个。白洋街道查处五个村干部，一个被判刑，四个被开除党籍，其中一个就是后陈村的村支书。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骆瑞生要求纪检干部走群众路线，摸清导致村干部“前腐后继”的根源和症结在哪儿。所以，他亲自带队到各村挨家挨户去走访，想从制度和机制上破解这一难题。

谁知一提制度，村民们都苦笑着摇摇头说：“骆书记，没用的。制度不是没有，问题在于村干部不遵守，而我们村民拿他们没办法。”

看来，需要有人来监督制度的执行。

那么，谁来监督村干部遵守制度呢？上访告状的多，是不是民主监督欠缺造成的呢？民主监督怎么监督？如何落到实处呢？……

一系列问题像山洪暴发，铺天盖地地冲了下来。

骆瑞生与武义县纪委的同志在苦苦寻找答案。

他敏锐地发现，胡文法回后陈村任党支部书记后，后陈村已经平稳下来了，也没有人来上访了，村民们气也顺了。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个村民财务监督小组？

骆瑞生亲自到后陈村，要看看老朋友胡文法的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怎么样，想在后陈村找找村级民主管理的好办法。

看到县领导来访，胡文法喜出望外，一坐下就把自己来后陈村工作的酸甜苦辣一五一十地全部倒了出来。

胡文法说：“我回村短短一个多月，感受最深的就是，村干部不能有私心，村务一定要公开。”接着，胡文法又汇报了准备从建立规章制度着手，用制度管理人以及如何加强制度完善的一些想法。

骆瑞生不时点头，最后说：“文法，看准了就要大胆地干。等你摸索出一些做法和经验，县里派工作组来帮你完善。现在的农村很需要探索民主管理的做法，后陈村在这方面要出经验哦！”

然后，骆瑞生关心地问：“回来以后，工作上的阻力也不小吧？”

胡文法老老实实地说：“的确不小。”

“主要是哪方面的阻力？”

“主要是我来以后什么事都公开，都要招投标，断了一些人的财路。比如说，以前村里经常白天开会，干部可以拿误工费，我来了以后改在晚上开，11点以前结束不开工资，一些村干部就对我有意见。因为村里人牵来扯去都是亲戚，家族派系很多，所以有时候阻力来自多方，而且力道还真不小哩。”说着说着，他自己也哈哈地笑了起来。

“有意见正常。”骆瑞生接着又说，“文法啊，你就大胆地干，县委、县政府就是你的坚强后盾。只要我们出于公心，不让群众吃亏，群众迟早会理解的，对你做事也会放心的。”

胡文法说：“你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反正我问心无愧。”

骆瑞生说：“我一直在思考怎样从建立制度着手，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真正从源头上遏制基层农村腐败。过段时间，县里要派一个工作组到后陈村，把后陈这只麻雀剖析一下，搞一个试点经验。到时我来坐镇指挥，帮助你。”

胡文法又感动又激动，让家人炒了几个菜，一定要给骆瑞生这个县领导敬几杯酒。

关于村财务监督小组的具体事宜，双方都不急于谈及。

二

弄不清为什么，紫丁香色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骆瑞生曾从新闻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安徽有个村，村干部与村民矛盾十分尖锐，村民不断上访，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县里对该村进行财务审计，并决定由村民选举成立理财监督小组。理财监督小组成立后，工作十分负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村级财务清理，结果触到了村委会主任的利益。村委会主任威胁理财监督小组停止审计未果后，将理财监督小组组长等三人杀死。这件事惊动了上级领导。

骆瑞生认为，这是缺乏制度规范，靠人治手段进行管理，导致矛盾双方因公事引发私人恩怨的典型案例。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样的村怎么可能加快奔小康进程？

他在义乌工作的时候，有个村搞选举，50%的村民都在这个时间段外出，不在村里。为什么这么巧？后来寻找原因，有村民悄悄透露：“大灾难要来了。”什么“大灾难”？原来，该村的村委会主任是黑恶势力，平时村里如果有谁不顺着他，他碰上就打。所以到选举了，村民如果选他，于心不甘；如果不选他，就有可能遭遇黑恶势力打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村民们只得选择逃到外地躲一躲。

此前，骆瑞生曾派县监察局副局长陈秋华、宣教室主任钟国江先期到后陈村调研。

作为纪检干部，陈秋华等人心里都隐隐作痛。

近年来，很多村子经济发展很快，可信访量也一下子上来了，被查的对象特别多。有些村干部刚上任时很不错，为村里发展立过汗马功劳，什么征地啊，解决纠纷啊，从村子建设的各种大事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大量工作都是村干部做的。然而村里有了钱，村干部开始一个个地倒下了，太可惜了！

白洋街道是县纪委的工作重点，因为一年抓了五个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其中，后陈村的问题在全县特别出名。

后陈村矛盾重重，村民上访不断，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上一任村党支部书记受到查处。

胡文法上任后，为了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村党支部负责规划，召集村两委开会研究方案，最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确定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由村民代表负责监督，村级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陈秋华和钟国江到后陈村调研，把后陈村建立村民财务监督小组的情况形成了书面调研报告。

骆瑞生看了以后，对这份调研报告给予充分肯定。

他在县纪委常委会上说：“村干部贪腐的趋势很明显，值得警惕。大家看看，我们的工作应该怎样创新？我说，用了新的办法才叫创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文字上搞搞的才叫创新。”

然而他发现，后陈村现有的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恐怕力度还不够，尤其是小组正副组长由村两委成员担任，这两人都在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领导之下，遇到像胡文法这样自愿接受监督的村支书还好，遇到拒绝监督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怎么办？这个村民财务监督小组还有用吗，挡得住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压力和指令吗？

骆瑞生认为，要解决这一实质性问题，必须在村两委之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应该属于什么性质和定位？这个机构应该如何建立呢？

后陈村村民集体上访已达三年之久，已经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一个上访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张舍南当过村委会副主任，陈忠荣当过村委会主任、党支部委员，陈联康当过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他们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意识，都不怕得罪村干部，都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那么，可不可以将这一组织引进合法制度的框架，让它来发挥监督作用呢？如果能将它转化为一个机构，不仅可以遏制村干部腐败，同时不也解决了村民上访问题和闹事问题吗？

夜深人静。骆瑞生苦苦思索之后，要求县里的工作组必须深入农户家去，广泛征求意见。他认为，这个制度有没有必要建立，怎么建立，应该先听听村民们怎么说。他觉得，哪些问题该管，怎么管，村民们最清楚。

走群众路线，请村民们提出看法，就这样定！

这次到基层蹲点的工作组，由武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斌靖任组长，县监察局副局长陈秋华任副组长，成员中有县纪委宣教室主任钟国江、县民政局老干部徐新起、白洋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等，共十多人。

工作组把现场办公地点设在后陈村村两委办公室。为了方便整理材料，大家把电脑也搬去了，一字排开，齐齐整整的。因为后陈村离县城比较近，工作组成员与村民只求同吃，不求同住，早出晚归。他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安排开会、走访，因此，每每回到家都已是深夜。

村民们颇受感动地说，这样认真细致办事的工作组，还是头一回见到。

工作组同志走进村民家，一杯清茶，屈膝而坐，亲朋好友似的，掏心窝的话可以一句句地说。工作组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一边走访农户，一边查探实情，一边整理调研资料，一边帮助村里解决问题。

徐向阳作为白洋街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全程参与这项工作。他年轻时是个文学青年，在《浙江日报》上刊登过一篇短篇小说。他曾在武义县纪委工作过五六年，后来下派到街道。当时白洋街道有四个社区、四十多个行政村，是全县规模最大的街道。编制省级的武义开发区规划时，白洋街道被全部划入开发区范围，实行了开发区管委会和白洋街道合署办公。

开发建设好像双刃剑，一方面让所在地经济顿时活跃了起来，另一方面带来了负面效应——村干部贪腐案就像韭菜，一边割一边冒，村里矛盾多而复杂，像烤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往往好多精力花进去，最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街道就是派一百名干部来也无济于事。

听说县里要选一个村，派工作组搞试点，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向骆瑞生推荐了后陈村，因为后陈村有典型意义。他和工作组同志一起蹲点，一起走访，一起深入调研，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就是农村管理工作一定要有制度和监督机构。

工作组中的徐新起是一个“老民政”，当过十六年兵，从战士当到营长，转业回来后一直在民政局干到退休。刚开始，他就发现后陈村已经制定了十几项制度，厚厚一大摞，会议室四周的墙上都贴满了。他和工作组同志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村里的所有制度提炼、简化，归纳为一个制度。

骆瑞生在后陈村召开工作组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让大家出谋划策，既当臭皮匠，又做诸葛亮。

徐新起说：“十几项制度太多。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制度条款太多太烦的话，他们会看不懂，而且，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哪！”

钟国江说：“可以把所有制度梳理出来，整合成一个村务管理制度。”

还有的说：“光有制度不行，得有人去管，有人去监督。”

于是大家又讨论由谁去管，由谁去监督，能不能在村两委以外再成立监督机构，等等。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时为某个问题，言人人殊，意见不统一，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最后聚焦于：是不是可以建立村务监管委员会？或者说，叫监督委员会？

骆瑞生说：“‘管’的职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都有；而‘监督’既有监管又有监督，应该是独立的功能，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

骆瑞生做了归纳：“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机构、两项制度’的构想呢？机构即村两委之外的‘第三委’——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这样，制度有人监督，就可以落到实处。”

骆瑞生接着又说：“后陈村试点出经验以后，可以在全县铺开。2005年刚好是村级换届年，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正是好时机。”

工作组很快形成共识。起草两项制度的任务落到当时担任骆瑞生秘书的叶杰成头上。初生牛犊不怕虎。叶杰成年轻，文化程度高，笔头又灵又快，连着几个通宵，两项制度的初稿就哗啦啦地出来了。

正逢“五一”小长假，叶杰成美美地想着放松一下。骆瑞生从义乌老家赶回单位，打电话把叶杰成叫到办公室讨论稿子。

小长假变成突击期，一连几天，骆瑞生和叶杰成就在办公室里度过。机关不开伙，两个人就到县委机关门口小店吃碗面条，吃完又回办公室，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骆瑞生对材料要求很严。对这两项制度的文本，他的要求是简明扼要，既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又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他认为，这两项制度要形成村级管理的闭合系统。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组织，要定位为村级的“第三种权力”机构。

他们改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忙到5月5日才告一段落。“五一”小长假，就这样在忙碌中悄悄地过去了。

假期一结束，骆瑞生带着工作组回到后陈村，把两项制度的修改稿提交给村两委和村民代表讨论。

骆瑞生做事很严谨，他在县里安排了几个座谈会，为了使制度更加清晰、更加合理，还请来专家、教授一起讨论修改。

骆瑞生在后陈村搞村民监督委员会试点的消息不翼而飞，传遍全县，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还有不怀好意讽刺讥笑甚至攻击的。

有人说，骆瑞生把人家的路给堵掉了。

他主政县纪委，查了一批村干部的案子，对党员干部开展了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做了不少让人不愉快的事，甚至是让人记仇一辈子的事。

有的村干部买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购物卡，被老百姓举报。纪委就去查。骆瑞生把当事人找来问：“你们这么多购物卡都用到哪里了，要有个明白的交代。”

“都送给你们县领导了。”

“都送给哪些县领导了？”

“这个我不能讲。你要我把钱退出来可以，叫我出卖别人，那是不行的。”当事人守口如瓶，好像很仗义。

要他讲又不肯讲，这事咋整？而这样的案子，又多如牛毛。

骆瑞生觉得需要制度来规范，否则将不可收拾。

央视记者采访他：“这样做，不是自己给自己穿小鞋，找麻烦？”

骆瑞生说：“这个麻烦是值得的。没有这个麻烦，干部就没有约束。大批干部出事情，症结就在这里。”

有些乡镇干部到村里工作，村干部安排到酒店吃喝，全是公家埋单，阔绰得很。好香烟拿一条甚至几条，至少一人分两包。有制度约束的话，这些现象应该可以避免。

在风口浪尖上，竟有大胆者直接给骆瑞生送礼物、送购物卡。

“什么意思？”

“小意思小意思，不成敬意。”

“我是管纪律的，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能收吗！”

“人家都收的。”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磨到最后，送礼人都不好意思了，落荒而逃。

骆瑞生心里真像打钻一样地疼啊！

他说，我们干部队伍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的干部胆大敢收，才有下面的人大胆来送。这该怎么禁，怎么管？还有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们选出来的，如果不是共产党员，贪污受贿数额不大的话，既不能给予行政处分，党纪又管不到他们，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怎么办？如果放任自流，他们的手会伸得更长，贪污受贿数额也会更大，怎么办？

作为县纪委书记，他长叹一声：难道真的积重难返吗？

骆瑞生在政府工作时，曾专门研究过政府监督这一问题。在党校进修时，他的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怎么监督政府权力”。后陈村的这个试点正是他思考多年的课题。他认准了，要把这个试点做下去，做扎实，作为一只麻雀好好解剖，总结出一套管理办法来。

他不奢望临走时村民们含泪送行，但多少也期盼着村民们说一句，他为此事做了工作。

骆瑞生想，中国社会应该依靠民主和法治来维系。一个国家的富强，一定要靠民主和法治。这是中国共产党认准的工作方针，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此前提下，制定一个好的制度，不因人事变化而变化，即使谁调走谁不在，都要坚持下去。如果后陈村村民的民主意识能够生根、开花、结果，变成一种制度，谁来都无法改变。

骆瑞生从研究中发现，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多从基层开始萌发。像经济改革，就是从小岗村土地承包开始，催生了中国经济改革大潮。那么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能不能像星星之火燃遍全国，能不能推进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想着想着，骆瑞生看到一盏明灯在前头亮着，更加坚定了搞好后陈村试点工作的信心。

2004年6月18日，是值得写进共和国史册的日子。

上午，天空特别蓝，后陈村的村民们都喜气洋洋。刚刚建好还未出租的标准厂房，既宽敞又明亮，此刻，这里成了临时会议室。村民们十分关注的村民代表大会马上要在这里举行了。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武义县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工作指导组成员和白洋街道党政有关领导，主要是后陈村全体党员，武义县各级党组织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老干部代表，村治保、调解、妇女、共青团、民兵、村民小组、老年协会等各方面代表。

这是后陈村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标准厂房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村民们都在等待着盼望已久的会议结果。

会场里开始清点村民代表到会人数，确定有表决权的人数。

大会开始了，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同志首先发表了讲话。

他说：“后陈村今天要成立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划时代的、创世纪的，但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后陈村再也不能乱了，我们广大农村再也不能乱了。我们盼望着过好日子，因此，必须走民主管理之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樊笼。从我国历史看，民主政治是从基层逐渐往上发展的，目前在村一级推行民主管理，今后一定会向乡镇一级、县一级一直往上发展，不断扩大民主政治范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前进的趋势。后陈村试点经验，将首先在全县推广。”

接着，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

按程序进入选举环节。根据村两委和党员会议决定，由村民选举产生了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推荐人，一共十五名，他们是张舍南、张德洪、陈小波、陈华寿、陈连武、陈建设、陈金茂、陈岳荣、陈忠勤、陈思爱、陈益新、陈跃贵、陈跃富、洪佐红、程进。

挤着数百人的会议室里，静得掉根针的声音都听得到。

主持人宣读《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并宣布，经村两委提名，确定了监票人、计票人。

接着计票人员开始工作，再次清点村民代表人数，出示投票箱，当即张贴封条。

经过选举计票结果，张舍南、陈小波、陈金茂、陈岳荣四人成为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按程序，会议进行第二轮选举——直接从四名候选人中差额选出监委会委员三名，其中一人为监委会主任。

选举结果最终揭晓：张舍南、陈金茂、陈小波当选后陈村首届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张舍南当选后陈村第一届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他作了简短的表态发言：“村民们，我和陈金茂、陈小波三人有幸成为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第一届成员，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在这当选之际，我觉得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好工作，以我们出色的工作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会议结束，大家在村办公楼前举行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挂牌仪式，由骆瑞生和街道领导授牌。

村民们把早早准备好的鞭炮烟花燃放起来，往日的吵吵闹闹顿时被吉祥喜庆的气氛所替代。

张舍南笑了，四十二岁的他，从来没有笑得这样舒畅、开心。

他在后陈村称得上是个风云人物，十八岁就在村里当会计，二十四岁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后来外出养珍珠，做生意，很少在村里。近几年，他成为村民上访的组织者之一，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在刚才的选举中，高票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在刚刚通过的《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中明确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有七项职能、四项义务。

七项职能是：一、坚持党的领导，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级各项管理制度情况实行监督；二、列席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村务会议；三、对村事务、财务公开清单和报账前的凭证进行审核；四、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五、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六、协助街道党委对村两委成员进行年终考评；七、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意见，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提请村党支部，上报党委、政府后，依法启动罢免程序。

四项义务是：第一，支持村两委正常工作，及时消除村民对村两委工作的误解；第二，定期、不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村务监督工作情况；第三，及时向村党支部、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第四，联系村民，广泛听取意见，履行监督职责。

显而易见，这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不小哩。

自此，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依据特定的村级规章制度开始运作，并作为“第三种权力”机构发挥其效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创新，首先是政府对村（社区）民主治理需求的回应，而政府的介入又有力地推动了制度创新的实现。

《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对集体资产（含土地征用、征用款的分配使用等）、农民建房、村干部报酬、财务收支等村民关注的热点、焦点事项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是规范村务管理行为的实体性制度。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根据权力制衡、公开透明的原则，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地位、职责、权利、义务、纠错、罢免的途径和程序都作了详细规定；同时还对村务公开、村民代表联系村民、村民听证和村干部述职考评等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是约束村干部权力的程序性制度。

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就这样在武义县后陈村诞生了。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牌子挂出后，在武义县上上下下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反响，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强烈反对；有人欣慰地说，篱笆这下扎紧了，村干部手里的权力不能滥用了；有人搬出了法律说事，说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不符合《村委会组织法》，日后如果村监委会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唱对台戏怎么办？有人说，多一个菩萨多一炉香，凭空多出一套班子，就得增加集体负担；有人摇摇头说，这纯粹是乱搞；还有人板上钉钉地认为这一机构是不具合法性的……

其实，诸如此类的诘问，骆瑞生他们都想到了，也早早地将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三者关系理顺了。

他们清楚这场变革阻力肯定不会小，这里面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有利益格局的考虑。腐败是一条隐秘的关系链，往往症状在基层，病灶却在上边。因此，这项变革一旦被反对者抓住什么把柄，发现什么疏漏，很有可能被围攻，很有可能流产，甚至被人一棍子打死。

真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2004年6月22日，就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中办发〔2004〕17号），其中写着，要求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因此，后来媒体评价后陈村的创新，可以视为诠释该文件的一个现实之作，与中央精神不谋而合。

骆瑞生把叶杰成叫到办公室，欣喜地说：“中办、国办下发了17号文件，提出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他把文件上的相关章节大声念给叶杰成听，念罢握着拳头说：“我们是正确的。中办、国办都下文了。看来只要老百姓认可，我们的事情就没有做错。”

三

“三驾马车”嘚嘚嘚的蹄声从远而近，响彻天际。

村监委会挂牌的当天晚上，张舍南把后陈村第一届监委会成员陈金茂、陈小波叫到家里。

三个人围着桌子而坐。

张舍南眼睛里闪烁着特别的亮光，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三人是第一届村监委会成员，我们要对全村村民负责。只有我们监督好了，村民觉得村务公开透明了，村干部才清清白白，村里的风气才会好起来，村民就可以放心过日子了。”

张舍南以前在外面闯荡过，算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几年，他几乎年年带村民上访，所以街道、县政府各部门的头儿们，大多认识他。

张舍南这些曾经“闹事”的村民，现在成了“第三种权力”的代表。他这颗漂泊的心，终于在后陈村这片土地上有了一个着落之处，真有点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哩。

他说：村监委会行使的最重要的，也是村民最关心的权力，是账前审核权，即在审核村财务时，不仅要看已有账目，而且还要看账目建立前的相关票据，要形成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机制。如果发现差错，立刻启动纠错程序，才能大大减少问题、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同时还可以减少村集体经济损失和村干部腐败的机会。当然，按照后陈村的组织体系，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村委会是管理和决策执行机构，村民代表会议是村里的决策机构，村监委会是监督机构。我们后陈村成立村监委会后，村里大小建设项目都得招投标，重大事项必须进行听证。

当晚，村监委会的小会开得很顺利。

据统计，村监委会运行仅仅十天，后陈村增收节支就达30万元之多。比如，建厂房的运沙费招投标前每车18元，招投标后降至4.49元；沙石场的运沙费招投标前每立方米3元，招投标后降至2.57元，村集体一年施工用沙几十万立方米，降低的运费是个不小的数目；清理卫生管理费也一样，招投标前每年6000元，招投标后降至3800元；等等。

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干部乱吃喝。村监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堵住餐饮费漏洞。

张舍南认为，村干部为村里办事招待人家吃饭是正常的，但必须符合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必须由村监委会审核。这个制度实行后，餐饮费在后陈村的账目上大大减少。如果发现招待费中有不清楚的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张舍南就拿出来提交村两委讨论是否可以报销，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餐饮费报销的漏洞了。

过了没几天，就有村民向张舍南反映，开发区征用后陈村的土地面积有差错。

这可是大事情！

张舍南和村监委会成员一起，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跑开发区和县土管局、规划局，最后终于把事情弄清楚了：原来2004年开发区向后陈村征用土地，面积核定为711080.6平方米，土地征用款、青苗补偿款合计约1932万元。村监委会根据村民意见，按照监督程序向村委会提出对开发区征用土地面积进行重新核定，村委会及时接受建议，会同村监委会成员对征用土地面积重新测量，最后发现开发区核定的面积少算了8494平方米。为此，村监委会成员和村委会成员一起，到开发区进行协商，要求将超出协议数量的征用土地面积按现在新的单价计算征用费，如此，追回少付的土地征用款和补偿款30万元。

村民们一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说：“幸好村里有个监委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必须公开。

在后陈村的村务公开栏里，村民们看到了在其他村也会张贴出来的财务公示表，但不一样的是：后陈村的公示表上多了村监委会主任张舍南的签名。这个小小的签名，在建立制度之始，曾经是让工作组人员最头痛的。

对此，工作组组长刘斌靖记忆犹新。

当时争论很大，意见不一致，甚至有时吵得喉咙都哑掉了的，就是关于村监委会主任“签字为准”的问题。如果“签字为准”被确定的话，不仅涉及发票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还关系到会不会影响村里的稳定和团结，会不会影响村里工作开展等问题。然而，如果“签字为准”四个字不确定的话，村监委会就不存在权力，那么这个村监委会也就形同虚设，什么也监督不了，也就是说事前的监督、事中的监督就会全部落空。

所以工作组争来争去，争到最后决定，不但要审核，而且报账审核一定要以村监委会主任“签字为准”。

后陈村财务公开栏整修一新，残缺的玻璃换上了新的。更重要的是，张贴了经过村监委会主任张舍南签字的公开告示，详细列明了村务公开栏内的项目。小到村里买墨水、胶水以及一次性茶杯都上墙公布，买了多少，用了多少，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句话，这些账目都是通过村监委会审核、签字，然后才张榜公布的。

每当早晨或傍晚，村民们手端饭碗，一拨拨地来村办公楼门口的公开栏前，一边扒拉扒拉吃饭，一边这页那页地看，一边会心地微笑点头。大家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去，村里因此多了祥和与笑容。

村民们对张舍南说：“早该这样了。舍南，你们要大胆地干，大家都会支持你们的。”

张舍南和村监委会其他成员听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赞许，像喝了蜜一样甜在心里，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004年7月15日下午，后陈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正在举行后陈村标准厂房建设及出租方案听证会。

会议室里三十多名被选为代表的村民参加会议，加上村三委成员，整个会议室又是坐得满满当当，人头攒动。

这是由村监委会建议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也可以说是村监委会刚成立就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村里用征地款建设标准厂房，是关系到全村人未来的头等大事。

村支书胡文法再三强调：这笔钱是祖宗留下的根，是子孙后代的饭。如果我们这一代吃光分光了，那么子孙后代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村两委一致同意，用这笔钱盖标准厂房出租，用所收租金来保证村民今后的吃饭问题。

在村务会上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列席会议的张舍南提出：“这个事情与村民利益关系重大，不经村民讨论不合适。”紧接着，他又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村监委会这个担子不好挑，也挑不动；作为村两委的主要领导，你们也挑不动。所以，根据监督制度的有关规定，重大事项应该召开一个听证会。”

听证会就这样如期召开了。

胡文法首先介绍：“按照武义县有关土地征用的文件规定，土地征用收入的60%必须用于村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后陈村拿到土地征用款，党支部和村委会决定在发放个人补偿款之后，将剩余的近1000万元资金作为投资经费，在村留地上建造标准厂房。第一期已开建，村里将把建好的标准厂房出租给企业。这件事是后陈村的大事，村两委多次研究，还召开过民主恳谈会。今天，我们按照村监委会主任张舍南的建议举行听证会，请大家发表意见。”

张舍南说：“听证会的主题，就是听听大家对标准厂房建设和出租方案的意见。”

村民代表陈国南带头发言：“这个方案，村里太被动，万一承租方违约，村里没有方法制约。最佳方案是由承租方出资盖厂房，村里出让若干使用权。”

村民代表陈文荣接着说：“出租二十年，时间太长。建议村里做标书公开招标。”

村民代表陈南方说：“每平方米50元的租金目前看起来还可以，但租期长达二十年不合适。村里签订合同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租金应当以同期物价上涨系数为参照，实行浮动租金。”

还有村民代表认为，每平方米50元的租金偏低。

也有村民担心，万一承租方破产拖累村里，或者出现环境污染等情况，怎么办？

白洋街道党委副书记徐向阳和街道办主任钟晓谷也参加了听证会。

钟晓谷说：“承租企业首先应是无污染的一类企业。这方面，街道和村两委都已作了考虑。”

徐向阳说：“厂房是出租并非合资，按目前初步达成的意向，违约方要交违约金300万元。这一条款会写进出租合同，可以确保村集体利益不受损。”

胡文法说：“对于二十年租期，是承租方明确要求的；每平方米50元的租金，基本上是市场价，邻村地理位置好的厂房，也是这个价位。”

会场上，代表们你一句我一句，畅所欲言。

听证会开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形成统一意见——承租期二十年，租金初定每年每平方米50元，二十年租期合同合计标的为2600万元。

还有，由于某公司对厂房有特殊要求，其中一幢厂房要加高，增加的150万元左右费用由他们公司支付。这一点大家也同意了。

会后，张舍南和村两委班子有关人员到了沙石场，现场确定村里雇的私人铲车拉一车细沙和石子需付多少钱。然后他又跟着村里做基建工程的人一起去买建材。他的原则是，哪里质量好，哪里便宜，就去哪里买。基建工地每次验收，他必须到场；每个月村里的所有发票都要过他的手。

张舍南被村民推选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懂财务，并当过村干部。

村监委会成立后，后陈村每一户都有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不仅有村规民约，还有《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但村民认为，制度虽好，还得有人来执行，还得看这些制度能不能落到实际工作中去。

全村一千多双眼睛紧巴巴地盯着新成立的村监委会，盯着新当选的主任张舍南。张舍南上任后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村民们心里并没有底。

然而事实已呈现在人们面前。

以往村里搞建设，村民们几乎天天怀疑干部从中捞好处，几乎日日会有此起彼伏的摩擦。然而，自从有了村监委会就完全不一样了。例如，建厂房为了防备水泥涨价，经村三委研究，6月份以每吨300元的价格购买了200吨，想不到下半年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水泥价格降到了每吨260元，一下子亏了8000多元。这在过去，肯定会吵得鸡飞狗跳，干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现在购买水泥的全过程都在村监委会监督下进行，村民对村干部的初衷都理解，所以纵然亏了钱，也没有什么异议。

根据张舍南的要求，每次采购材料，村里要派出一个四人小组监督。这四人小组，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村两委成员、村监委会成员各一名组成。村监委会派经营过材料生意的委员陈小波参与监督指导。而且，从买材料到工程预算验收，再到平时施工质量及进度情况，村监委会都全程参与监督。

建材市场的店主们因此都摸到规律了，凡是有七八个人甚至十多人前呼后拥来买材料的，肯定是后陈村的。

后来，市场里有的人都有些讨厌张舍南了，有点儿不愉快地说：“你们后陈村怎么搞的？买一点点东西要这么多人跟在屁股后面，一个个全是跟屁虫。”

也真有村干部不高兴了，说：“你张舍南一上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挑剔我们村干部，本来我们工作不是做得好好的嘛！”

张舍南说：“对村干部不是不信任。既然村民选我当这个主任，我就有权力完善这个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其实村监委会是为村干部保驾护航。我总不能闭着眼睛让村干部接二连三地出问题吧！”

张舍南做事认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村干部拿他没办法。后陈村有了村监委会的监督后，凡是村里的大事，都要召开听证会。

2004年12月11日，后陈村又举行听证会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讨论的是全体村民十分关注的村庄整治方案。

村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再一次挤得满满的，除了村民代表，还拥进了很多建房户户主。

胡文法首先解释了旧村改造方案。他的话音一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但秩序很好，气氛也不错。

村民陈南芳说：“我认为村庄整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村里老屋塌的塌，倒的倒，现在如果不改造，到头来就像个烂心萝卜了。”

村民陈子房说：“我也认为村庄整治是好事。我家老屋本想修一修，但外边的路不行，黄沙都运不进来，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村民陈文要求：“我是不是能不拆这么好的老屋？后陈村就这一幢历史悠久的民居建筑了，是不是能够保留？”据说，他家的老宅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村民陈联仲说：“拆旧房子我是同意的，但得安排好我们住的地方，我家有困难。”

村委会主任陈忠武也尝到了听证会的好处。决策民主，村民畅所欲言，气顺了，工作就好做了。但放在以前肯定不可能开听证会，以前就怕群众来开会，怕群众来了就吵架。成立村监委会以后，干群关系融洽了，村民和村干部之间，好像用桥梁连接起来了。

听证会结束，张舍南和村监委会其他成员对有意见的村民单独走访、沟通，充分听取意见，最后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交流。

2005年1月18日，经过充分讨论之后的后陈村村庄整治方案，终于获得了村民代表及党员的一致通过。

旧貌换新颜的村庄整治行动就这样在这个千年古村全面展开了。

一年举行招投标四十次，标准厂房、来料加工基地、村民休闲广场等项目陆续上马，投入公共建设资金300多万元，村庄整治拉开序幕，事事都顺顺当当，没有任何上访事件。

过去，后陈村集体收入一年只有5万元；2005年达到40多万元；到2006年呢，光厂房出租收入就达100多万元；而2010年起，收入就达300多万元了；2014年更喜人，已超过380万元了。而一年的招待费，由原来的153100.8元降到了8595.8元。

据不完全统计，村监委会正式运作不到一年，直接为村里增收节支90多万元。

真应了古人一句话：和气生财。

以前村干部不作为，村民说你无能；想做点事，村民又说你想捞好处。现在干群关系和谐多了，改变了过去村干部与村民“相亲不亲”的尴尬局面。

但是后陈村有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之后，村干部既好当又不好当。

为什么？

说好当，是因为有村监委会帮助你、指导你、扶助你当好村干部。

说不好当，是因为村监委会职能规定，要协助街道党委对村两委成员进行年终考评，不合格的话，要摘乌纱帽。

2005年1月18日上午，后陈村召开村两委公开考评会。主持这场考评的是张舍南。由村监委会主任主持这样的会议还是第一次。

这一天，胡文法带领村两委成员，将首次接受村民代表的公开考评。

这是破天荒的公开考评会，最基层、最民本的公开考评会。

村支书胡文法作简要讲话：“忙碌的2004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已经来到。过去一年村两委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村民看得最清楚，心里最明白，所以最有发言权。我代表村两委成员向大家真诚表态，我们要认真、虚心地接受村民代表的监督和评议。”

村委会主任陈忠武作后陈村2004年工作总结和2005年工作思路汇报。村民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考核测评村两委成员的工作。

这个过程由村监委会全程监督，并指定了唱票、计票和监票人员，最后当众公布投票结果。

自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把手的票数。

投票结果出来了：

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优秀31票，称职2票，不称职票无。

村委会主任陈忠武，优秀6票，称职17票，不称职9票。

村委会主任和其他得票率不佳的村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如果连续两年考评不合格，就有可能“丢官”……

四

其实，后陈村这“三驾马车”的诞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里，不能不提当年的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他是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现任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金中梁在武义县工作期间，从县委副书记干起，然后升为县长，接下来是县委书记。

金中梁到武义县时风华正茂，一头扎到基层调查研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有一次，金中梁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下乡帮助困难户收割稻子。去了几十个人，只有他和秘书钟仙标脱了鞋赤脚下田。他感慨地对钟仙标说：“看来，我们才是真正的农民。”

正是凭着热爱土地的朴素情怀，金中梁很快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武义县是一个山区县，又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县。调查研究的过程正是他对中国农村建设深入思考的过程，在他的心灵深处，萌动起中国农民新的“乡土中国”梦。

回顾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末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70年代末至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和21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等阶段。金中梁深刻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亿万农民奋斗的目标，于是，在他的任期内，就从小处着眼，开始了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通过整整十年时间，他狠抓下山脱贫工作，成功地将武义县四百多个小山村（占全县自然村的四分之一）、五万多山民（占全县人口的七分之一），从高山搬到平原，成效极为显著，在全国，甚至在联合国被作为典型推广。

武义县下山脱贫的成功范例被收入《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十年》画册，作为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地球峰会”的交流材料。2003年4月，肯尼亚省长代表团考察了武义县的下山脱贫工作，对武义县的扶贫攻坚战略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肯尼亚中央省省长拉布鲁说：“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武义下山脱贫农民下山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肯尼亚与武义南部山区十分相似，武义经验值得借鉴。”2004年5月21日，在浙江省农办与武义县委、县政府联合举办的“下山脱贫工作十周年”座谈会上，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纷纷称赞武义县的下山脱贫工作是一个创举。200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将武义县下山脱贫工作作为典型作了书面介绍，将相关经验向全世界进行推广。金中梁对武义县下山脱贫作了形象的总结，就是“山上五百年，下山三五年”。

正如时任浙江省委领导同志所说的：“武义下山脱贫工程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武义下山脱贫成效显著，经验十分宝贵，值得总结和推广，要善始善终继续抓好。”这种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正体现在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大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具有反贫困的国际性借鉴作用。

金中梁为武义抓的另一个项目是温泉旅游。武义的温泉旅游于1997年从零起步，现在已作为县里的主要产业，为老百姓开拓了一条生财之道。早在1970年，武义就在开采萤石矿的过程中，无意间发掘出了日出水量在4000吨以上的优质温泉，但对一个尚未脱贫的贫困县来说，开发温泉既缺少胆略又缺乏财力，县里几次想开发都因故搁浅，以失败告终。金中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生态旅游为理念，以温泉度假为特色，把武义建设成全国知名旅游区的战略目标”。如今，武义县的温泉被誉为“浙江第一、华东一流”，为武义温泉旅游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金中梁是工商管理硕士，有水平，政治上也成熟、敏锐。2004年春节前后，他得知后陈村的事情之后，马上表态支持骆瑞生从县纪委、县委办、县府办、司法、民政、农业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试点指导小组进驻后陈村，以后陈村为样板探索一条新路子。

根据县委书记的意见，骆瑞生把后陈村试点工作经验形成专题报告，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

可是，在武义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质疑：

“这样搞村监委会，不等于凌驾于村党支部之上吗？这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增加一个机构就会增加一笔开支，增加开支就会增加农民负担！”

“这么搞，有可能将两个贪官变成三个贪官。”

“没有村监委会，乡镇、县里的工作就难干；有了村监委会，工作会更难干……”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发言者言辞也很尖锐。

骆瑞生据理力争，一一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有人提问：“怎么处理村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

骆瑞生说：“村党支部这个领导核心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村监委会只是与村两委并列的权力监督机构。”

有人提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可以成立‘监委会’，这样做是否违法？”

骆瑞生说：“法律中确实没有明确界定村监委会的概念。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如果没有法律授权，其存在就是不允许的。但是，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机构，《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管理、监督和参与权利，并且，村监委会是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应该是合法的。”

有人提出：“村监委会会不会成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上的阻力？”

骆瑞生说：“在试点之初，我们就考虑到这点，有不少人担心选举出来的村监委会委员会成为村两委工作的阻力。但从实践看，像后陈村监委会主任张舍南，群众都很拥护他。”

最后，县委书记金中梁作了总结，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后陈村试点的做法和经验。他说：“民主法治建设是历史的潮流，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项制度的创新，是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只能前进，不能退缩。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问题，这需要去调查研究，寻找对策。”

那天，陈秋华代表纪委作专题汇报，让她没想到的是讨论会这么激烈。后陈村试点倾注了骆瑞生和工作组同志无数心血无数精力，是后陈村村民从乱局治理中逼出来的。可今天很多领导给的却是负面评价，她心里感到有点儿委屈，眼泪汪汪的。

第二天，陈秋华在办公楼走廊里碰到县委书记金中梁。

金中梁对她说：“秋华，后陈村试点还要做下去。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不可能一帆风顺。同志们提出不同看法，有助于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深入，有助于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合理。”

陈秋华脸上露出了笑容，对他们的工作，金书记毕竟还是肯定的。

县委常委意见不统一，金中梁让骆瑞生召开村书记座谈会，听一下基层意见。这项变革限制了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权力，看看他们的反响怎么样。

座谈会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

来了十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基层的头面人物，影响不小的基层干部。

果然不出所料，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们在座谈会上，一片反对声。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用我们了，还找个人看着我们，那我们干脆不当村干部好了。”

“原来是村两委，现在又多出一委，工作效率肯定会下降。”

听得差不多了，骆瑞生开口说：“权力不受制约，就容易走向腐败。干部不受监督，失去约束，就容易走上邪路。要说牛，谁能牛过大邱庄的禹作敏？不受监督，他最后怎么样？”

他接着说：“反过来，如果你做到了清正廉洁，难道还怕被监督吗？如果你做到了凡事公平合法，难道还怕被监督吗？如果你坐得正、立得稳，难道还怕多一委吗？我说，同志们呀，这个制度对大家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哦。我推心置腹地告诫大家，你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那就不要当干部，免遭牢狱之灾。”

听了骆瑞生这样辩证的解释，反对声渐渐变小了。

他接着说：“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事情。前段时间，我们纪委走访了一个正在服刑的当过村党支部书记的人。我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如果当时有规范的制度，现在就不可能坐牢，因为没有制度约束和监督，加上对自己要求不严，问题就产生了。同志们，显而易见，监督缺位就容易产生腐败。村两委既当决策者，又当监督者，一身二任，出现了监督的错位，其结果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些村干部，像顺口溜所说的那样——初任村官是好人，真抓实干成能人，一经宣传成红人，放松监督成狂人，发展下去变罪人。”

座席间，不经意地爆出几个笑声。听着骆瑞生苦口婆心的一席话，与会者中有人开始交头接耳，有人开始微微点头。

骆瑞生又列举了最近查处的几起村干部贪腐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希望在我当纪委书记期间，你们能在岗位上顺顺溜溜地为老百姓干事情；你们工作顺溜了，群众满意了，政治也就稳定了。要知道，你们出事是党和人民很大的损失，我作为纪委书记，心痛啊，说明我这个纪委书记不称职，工作没做好啊！现在我用制度加强管理，来监督你们，实际上是在保护你们，爱护你们，你们要懂这个道理。”

热烈的掌声，终于爆响了。

会议结束后，骆瑞生向县委书记金中梁作了专题汇报。

金中梁对后陈村的工作要求抓好试点，要求全县上下必须统一思想。他也亲自去后陈村调研，有时候一个星期去两次。

他对骆瑞生说：“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事关全局，惠及百姓，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从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把后陈村这个试点抓好，并且还要在全县推开。”

2004年8月4日，武义县委常委会再次听取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试点情况汇报，通过了《中共武义县委、武义县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8月6日，武义县又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动员大会，布置了全县分类分步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工作。

在县委书记金中梁的主导下，后陈模式很快在全县推广。这一年的下半年，第一批76个村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第二年，该制度在全县558个村（社区）实现了全覆盖。接着，武义又在全县2234个村民小组推选产生组务监督员，在17个社区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民主监督管理从村务向居务、组务的全面覆盖。

第四章 蒲公英花开遍地

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三驾马车”的后陈模式引起了媒体和专家的关注，大家纷纷来昔日的问题村、上访村一探究竟。

2004年8月12日，《南方周末》刊登了记者徐楠写的专稿《中国基层民主迈入“后选举”门槛》。

他在文章中指出：在最近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有七十多万个村委会和近六亿农村选民卷入了民主自治的大潮。但整个程序真正进行得比较好和规范的却只有少数，按照民政部官员的分析，只有30%。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村庄的权力结构还是一元化的，村干部一旦当选就大权在握，基本不受约束，而村民也很少能参与到决策中去。因此，对于基层民主而言，在选举之后，分权制衡问题就无法回避了。而中办、国办2004年17号文件的颁布，意味着中国基层民主从选举建设进入分权制衡建设的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谢云挺多次深入后陈村开展调查研究，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2005年1月10日，他在新华社内部材料第89期发了《武义县设立与村“两委”并列的权力监督机构》一文，首次提出了“第三种权力”机构概念。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阅后作了重要批示。紧接着，谢云挺又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浙江武义：尝试分权制衡管村务》。谢云挺的观点后来被写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2005年3月7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后陈村的变革》，对后陈村建立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了全面报道。

2005年3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按照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批示精神，组织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等七个部门领导，就武义县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队伍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暗访了部分乡镇、街道、村庄，听取了武义县委领导汇报，召开了乡镇、街道干部座谈会和村干部座谈会。与会领导指出，武义县后陈村的创造性的工作和村监委会这一新生事物，还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形成共识，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认可。这个探索基层民主建设的嫩芽，需要共同认识、总结和完善，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后陈模式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2005年6月1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后陈村村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同志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武义县后陈村。

听说习书记要来后陈村视察，村民们喜上眉梢，奔走相告，等候在村办公楼前，连邻近村庄的人都赶来了。

当习书记抵达后陈村时，等候在此的村民和干部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欢迎。

后陈村办公楼大门口的公开栏上，张贴着村务监督委员会签过字的明细账。

村干部介绍道：“每天报上来的发票，村监委会都签过字，盖过章，村监委会没有通过的那些就不能公示，不能报销。”

有村民说：“村监委会成立以后，村务是公开的，大家就不担心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乱花钱了。公示出来就放心了。”

还有村民说：“如果真的是为了村里的利益，因为招待花了钱，大家也会理解。上面来人帮助指导工作，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吧。”

村民们的这些话，句句都是掏心掏肺的。

四五十平方米的会议室，一下来了这么多省、市、县领导以及试点指导小组成员，还有后陈村三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可谓空前的济济一堂，空前的热闹非凡。

胡文法等人向习书记介绍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的过程，用事实回答了人们担忧的问题。

例如：在变革之前，承包池塘是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说了算，村民意见很大；变革之后采取了招投标，承包费从2.8万元上升到5.8万元，仅两口池塘，村里就增加收入6万元。村里建厂房要用沙子，村两委定价每车运费为18元，村监委会提出招投标，结果每车运费降到4.49元。后陈村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后，招投标达四十多次，直接为村里节约资金30多万元。有了村监委会，报销要经四人签字，当事人、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监委会主任；入账要经三人审核和签字，否则拿到钱也得退回来。如此一来，村里开支节省了，招待费减少了，从过去每年十几万元到现在每年几千元。然而村监委会三个成员的工资是多少呢？村监委会主任的岗位补贴是480元，委员的岗位补贴是360元，加上误工补贴，全年的开支总共不到5000元。

一个村民向习书记介绍了黄色封面的小本子——《后陈村村务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这个本子就是我们村的‘王法’，村干部做得对不对，我们一翻小本子就清楚了。如果村干部做得不对，我们就向村监委会提出来。”

村里的报账员说，以前报销费用只要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签字就行了，现在报账还要经过村监委会主任签字，还要在公示栏里说清楚。比如说招待费一项，以前只要写餐费多少就行了，现在要写清楚招待哪儿来的人，几个人，花多少钱，要让村民一目了然。

陈岳荣讲述了村监委会给后陈村带来的变化。有人给他准备了几页讲话稿，他拒绝了：“用不着这东西，村里的情况我知道。”当年村支书腐败，他不仅积极上访，而且还跟另外两个党员一起堵住道路，不让沙石场承包人的车辆通过。陈岳荣现在是村监委会委员，负责监督建厂房的原料采购以及施工质量。他做事特较真，桩孔浇筑混凝土前，他要亲自看看钻没钻到岩层。有时孔钻到岩层了，但桩底留有泥巴，他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要施工方必须把泥巴弄干净。

前些日子下雨，水把塘塍冲开了，村里计划就地取土堵上，可是前任村支书的老父亲偏偏在那儿种了茭白，不让挖土，还说，地是集体的，但田可是我的，你要敢挖，我就躺在这儿让你挖！老人家年过七旬，真要躺在田里谁敢动？村干部没辙，胡文法让陈岳荣去做工作。陈岳荣和颜悦色地对老人说，这塘是集体的，养鱼赚钱呢，大家分，你也有份。现在塘塍被水冲了，得用土堵上，到外边拉泥要花钱，这里搞一下很快的。茭白是你的，我量一下，村里会给你赔偿。老人点头同意了：“你让挖土机过来挖吧。”

骆瑞生介绍了后陈村经验在武义推广的情况：“目前武义558个行政村（社区）中已有537个完善了两项制度，成立村监委会的有339个，成立村务监督小组的有198个。从效果上看，去年下半年的信访量就比前年同期下降32%，成效较明显。”

习书记听了汇报后指出，接下来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主要是面向基层，要结合教育解决一些基层比较突出的问题。

基层什么问题比较突出呢？其中一个问题是村干部腐败的问题，这在上访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现在有一定条件的，掌握一定财力、资源的村子，在资金、资源分配上，权力是掌握在村两委手中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肯定会趋向腐败，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这里，确实有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监督机制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要分离，建立监督制衡机制。

村干部腐败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热点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及早研究、探讨，进一步完善措施。

他还指出，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村委会是村务决策执行管理机构，村监委会是监督机构，村民代表会议是村里的决策机构。这种工作模式是立得住的。

最后，习书记对武义县在这项工作上的试点探索精神和后陈村在这方面摸索的贡献表示肯定，指出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各项改革中去，推动改革，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问题。

习书记给后陈村吃了定心丸，给武义县委吃了定心丸。

掌声爆响，久久不息。

二

岁月是一条河，现实像两岸的树木，都要进入历史的长河。

后陈村在全国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全国媒体的焦点。

张舍南成为新闻人物了。他是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担任这个职务会得罪很多人。一些农民骨子里还有小农意识，嫉妒心特别重。有人说，他风头出得太多了，比村支书还大牌，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多了，引起了村民的嫉妒；有人说，张舍南告诉记者，当村监委会主任耽误他的生意，村民就说，你要觉得吃亏就别当了。还有人说，张舍南性格太耿直，做事太认真，怕是当不长。此话真灵验。

果然，2005年，后陈村与全县其他行政村一样进行换届选举时，张舍南落选了。他连村民代表也没选上，所以就失去了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这里面有个张舍南自己意想不到的问题。

胡文法回村任党支部书记时，张舍南建议村民代表按照道路区块重新划分管辖范围。选举时根据新划区块内的村民户数确定代表名额。但是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划打破了原来以生产队为单位选代表的格局，把以前同一个生产队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给划出去了，因此，给张舍南投票的人就少了。现在，就因为这个原因，张舍南连村民代表也没选上。假如还按以前生产队划片或者由全村村民来选，张舍南怎么也不可能落选，胡文法断定。

村监委会成员当时规定在村民代表里面产生，代表选不上，因此就没资格参选村监委会成员。当初重划选区建议是张舍南自己提的，现在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面对这个结果，胡文法爱莫能助。

张舍南自尊心很强，觉得自己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当过村监委会主任的他顿时感觉自己矮了一截，落选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早点都是妻子买了带回来的。

从带头上访到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又从当选到落选，一幕幕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是思前想后，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和后陈村村民们与腐败抗争，催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自己还上了央视和各大报刊，成了新闻人物。

然而让他自责的是自己毕竟还有许多缺点，比如：做事太心急，太较真，讲话太冲，不给人留情面，等等。要不，村民怎么会抛弃他，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但事实证明，村民还是信任他的。在下一届的村级换届选举中，他又一次光荣当选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一干又是三年。当然，这是后话。

正当张舍南闷闷不乐在家“闭关”之时，骆瑞生书记带着秘书叶杰成，拎了两瓶酒，登门来看望他了。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骆瑞生说：“县委对你充分肯定。你当村监委会主任尽职尽责，为后陈村作出了贡献。选上选不上，你都是后陈村的人，要继续关心支持村里的发展。再说，谁当谁不当，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这个机制要坚持下去。”

“说得太好了！”张舍南说。

关键是这个监督机制要坚持下去。张舍南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并接着说：“骆书记大驾光临，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于是，骆瑞生、叶杰成跟着张舍南，在旁边小面馆烧了三碗鸡蛋面，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中饭。

就这样，张舍南和骆瑞生变成了好朋友。张舍南有什么事，常跑到城里向骆瑞生请教。

2006年1月传来喜讯，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荣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骆瑞生带刘斌靖、陈秋华、叶杰成去北京领奖。

到了萧山机场，大家发现一向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穿得整整齐齐的骆瑞生，当天穿了一双白色旅游鞋。

陈秋华说：“你这样不行的，我们小地方的人去北京也得讲个礼仪，你总不能穿着旅游鞋上台领奖吧！”

大家就说：“在机场买一双新皮鞋吧。”

骆瑞生说：“咱是农民出身，不讲究这个了。到时候实在不行，就换叶杰成的鞋应付一下好了。”

大家哈哈哈笑了起来。

骆瑞生出门前，其实考虑过着装问题。外穿一套西装，里面配白衬衫，系一条紫红色领带——领带不能打得太紧也不能打得太松，过紧过松都会显得土气。他是很有分寸感的人。但是，他压根儿没想到鞋子会出现问题。他低头看看自己西裤下面，千真万确穿的是一双又肥又大与西装极不相配的白色旅游鞋，禁不住失声笑了起来。

天下着鹅毛大雪。

飞机不能按时起飞。本来算好提前一天到北京，不急不忙，第二天登台领奖。

现在飞机航班延误了。怎么办？

四人合计，赶到上海浦东机场乘第二天一早的航班飞北京。

就这样，他们决定从杭州萧山机场驱车去上海。但是天晚了，下着雪，雾很大，三十码都跑不起来，能见度只有几米，只能老牛拖破车一样慢吞吞地行进。行至中途，又遇高速公路封道，车子只好从老的国道线走。如此一折腾，到上海已是凌晨2点多。

等他们一早从上海飞往北京，已经错过了评奖时间。听说创新奖已评选出来了，武义只得了入围奖。

骆瑞生不免为没有评上创新奖而遗憾。他甚至自责，是不是跟穿了不配套的白色旅游鞋有关。

大家说：“入围奖也很好，说明我们做对了。”

组委会同志得知骆瑞生航班延误之事，十分感动，在会议结束前，特地安排他登台汇报演讲。

骆瑞生旅途奔波的劳累，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十分从容地向与会者介绍了后陈村建立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情况。他从制度创新的动因、基本构架、运行机制和产生的绩效四个方面，作了陈述。

最后，骆瑞生说：“我作为本制度创新和推行的倡导者、组织者、实践者，充满信心。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也曾遇到部分乡、村干部因非制度利益脐带被割断而抵制，曾遇到县里少数机关干部因村民可以借助制度平台约束不法行政行为而消极，曾遇到少数党务工作者因制度作用发挥对党在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提出挑战而困惑，但是，有党中央确立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国理念的指引，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相信，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和完善，各级干部按制度办事观念的转变，村民民主习惯的积累和民主技巧的提升，必将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文化和心理支持。”

2006年12月，骆瑞生调任武义县政协党组书记；2007年2月，任武义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2007年11月，白洋街道党工委决定调胡文法到该街道管辖的牛背金村任党支部书记。

牛背金村那时也因财务混乱，群众上访不断，整个村乱成了一团糟，街道无奈之下又只好调胡文法去稳定局势，收拾乱局。

胡文法像一名忠诚的消防队队员，刚从一个灭火现场撤下来，来不及换装，又急匆匆奔赴第二个灭火现场；他又像一名刚强的士兵，刚攻下一个险象环生的山头，来不及休整，又火急火燎地去坚守另一个关隘。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在白洋街道因此出了名。

但是，后陈村的干部群众都舍不得胡文法走。

村委会主任陈忠武说：“文法，我和你搭档三年，吵也吵过，骂也骂过，但你宰相肚里好撑船，处处宽宏大量，还培养我入党。我呢，从你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前村务不公开，我私欲也重，群众对我意见很大；你来了，带着我们干，骂我的人少了，我心情都舒畅了。”

有村干部说：“你在后陈村当书记当得好好的，为啥说走就走？”

还有村干部说：“你留下来再当三年书记，把这个村庄好好整一下。”

胡文法说：“其实我也舍不得走，后陈村是我的家乡，我是在后陈村长大的。但这是组织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只得服从。”

接着，胡文法又说了几句心里话：“真要做好村里的事情，也要付出很多的精力。还有呢，我也有压力，毕竟把一些人得罪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也有很多毛病，脾气暴躁，主观武断。再说，后陈村也需要培养年轻干部，作为老同志，我得放手，让位啊！”

胡文法恳切的言辞，说得大家心里酸酸的。

街道领导到后陈村召开三委成员和全体党员会议，宣布了街道的决定：胡文法调到牛背金村任党支部书记。

谷黄一夜，人老一年。胡文法在牛背金村当了两年村党支部书记，2009年9月，被查出患了肺癌。他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了一部分。

2016年7月26日，我与朋友去后陈村采访，却没见到胡文法。村妇女主任陈玉球说，他住在金华广福医院做化疗。这个医院是肿瘤专科医院。

有人说，胡文法这病，是累出来的。

有人说，胡文法这病，是被活活气出来的。

同年9月7日，我与朋友又去了后陈村，在胡文法家见到了他。他穿着一件小彩格T恤，红光满面，一点也看不出患上了重病，虽然满头黑发都剃了，光光的头皮上长着白发楂儿。

他笑着对我们说：“以前我一直和腐败作斗争，现在轮到我和自己身上的癌症病魔作斗争了。”

显然，眼前的胡文法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精神抖擞的胡文法了，逝去的岁月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他说，明天还要去广福医院化疗。

他对我们很热情，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叫我们喝茶吃水果。

病魔缠身的他对一切都已看淡了。回首往事，胡文法感慨万千，言语中透着几分自豪，他说：“没想到当年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会受到习书记的高度关注，很快被推向全国。”接着，他又不无担忧地说：“怎样让制度很好地落实，怎样让百姓监督，仍然任重道远。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依然触目惊心，涉案金额动辄千万元以上，‘小官大贪’现象已经成为农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基层权力的监管还得加大啊！”

望着身患重症而又淡定自如的胡文法，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只能默默地为他祝福，真诚地希望他早日战胜病魔，让上天还他一个健康的躯体。

让人想不到的是，时隔半年，胡文法于2017年4月29日因病去世。金华新闻网发了一篇文章《武义“后陈经验”见证者胡文法去世》：

《金华日报》记者从武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武义“后陈经验”见证者胡文法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60岁。

胡文法生前系武义经济开发区（白洋街道）干部，1957年11月出生，1990年6月入党，初中文化。胡文法在2003年被街道下派到后陈村担任党支部书记，针对该村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上访不断的情况，他在时任武义县委的领导下勇于实践，首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肯定。2010年10月，后陈村首创的监委会制度被写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法律层面上正式向全国推广。

2005年6月17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深入后陈进行调研。胡文法曾介绍后陈村首创监委会制度的来龙去脉。

胡文法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乡镇基层、农村一线，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在胡文法同志的带领下，白洋街道后陈、牛背金、新金塘等村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在他担任后陈村党支部书记期间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肯定，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胡文法生前被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获省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等荣誉。胡文法同志的追悼会于5月10日上午9时30分举行。

在这个洒满阳光的夏日，让我们一起送别“让村务晒在阳光下”的见证者。

一路走好！

青山不语，江水长流。4月29日，正是初夏时节，也许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谁也不会刻意去关注。除了金华新闻网的报道，其他纸媒都没有刊发消息。在海量信息爆炸的今天，一个普通人的离去也许并不会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也是时隔数月才知道胡文法已经离去，这让我感到无以名状的悲痛和遗憾。但我想，他走的那天一定是艳阳高照，乾坤朗朗。胡文法一生坦荡无私，两袖清风，为人正直，他是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应该让阳光永远伴着他。虽然，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后陈村的村民不会忘记他为后陈村呕心沥血的每一天；武义县的百姓不会忘记他为农村发展殚精竭虑的每一天；共和国的乡村发展史上将会留下他的精神，留下他为基层民主制度所做的探索和坚定的足迹。

三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礼记·大学》的这句话来描述中国当今的改革状态，可谓恰如其分。

2017年年底，我再一次踏上后陈村这片热土。汽车行驶到金丽温高速公路武义出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牌子。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后陈村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全国六十万个行政村中的一员，后陈村和河南西沟村、安徽小岗村一样，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村庄。

后陈村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明媚而又温馨。碧波荡漾的前湖环绕村庄，廉政文化公园、民主公园、民主广场、“后陈经验”展示馆、村便民服务中心……每一处景观都蕴含深意，它们见证了后陈村的昨天和今天。

后陈村的人不会忘记，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后陈村考察，肯定了后陈村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做法。在浙江任职期间，习书记多次对“后陈经验”作出批示，要求不断总结完善和推广。离开浙江后，习书记依然十分关注“后陈经验”的发展创新，曾经批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村干部用钱用权行为，是密切农村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举措，也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浙江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借鉴。”^[1]

2010年8月，浙江省下发《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通知，在全省三万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2012年，这一制度被列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的十六件大事之一。

2010年，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务监督由“治村之计”上升到“治国之策”。“后陈经验”像蒲公英一样从武义播撒到全省、全国。

2011年2月，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作出批示，高度肯定浙江的实践成果。

历届省委主要领导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同样高度重视，提出要在完善制度规范、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尤其要突出对群众关心的村务活动的监督。

浙江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就是这样在群众的热切盼望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关怀下，走出了一条金光大道。

2012年12月23日，新华社推出人物特稿《“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回顾习近平从政经历，写到了他在浙江省推广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对基层民主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

2004年，他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2]

2012年，时任中共武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楼国康组织调研组在全县广泛征求村、镇、部门及上级单位的意见建议，坚持法规性、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的原则，经过十六稿的修订，提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细则，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这一细则细化了操作程序，规范了监督内容，明确了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考核和评议。同年7月16日，武义县相继出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细则（试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考核办法（试行）》等制度，由此，武义村级民主监督从监督要素建设转向了监督体系建设阶段。

弹指一挥间。从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挂出，已过去十多个年头了。十多年来，武义县委、县政府历任领导都高度重视村务监督制度建设工作。

2015年6月18日，时任中共金华市委常委、武义县委书记钟关华主持召开了“后陈经验”十周年座谈会，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和媒体共同与会。钟关华在会上希望通过对“后陈经验”的总结、梳理，使“后陈经验”具有更深的理论内涵、更强的实践支撑、更广泛的示范意义，使“后陈经验”开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征程。

201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见》），目的就是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进一步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这一指导性意见可以这样解读：首先明确了定位，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民对村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机构。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对从源头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准确把握定位，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民自治机制和村级工作运行机制的完善，是村民监督村务的主要形式。

《意见》还明确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一般由三至五人组成，设主任一名，提倡由非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或党员担任主任，原则上不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要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遵纪守法、公道正派、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群众公认，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热心为村民服务，其中应有具备财会、管理知识的人员。乡镇党委、村党组织要把好人选关。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村会计（村报账员）、村文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意见》还提出，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对村务、财务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受理和收集村民有关意见建议。发现涉贪腐谋私问题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

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重大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而且已被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农村的治理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村务监督委员会使农村出现了“三驾马车”齐驱的局面，厘定了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监督组织三者的权力边界，从“管治”到“法治”，实现基层善治，对中国农村民主自治产生重大影响。

“郡县治，天下安。”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建立是县域治理中捍卫基层政权的一个伟大创举。捍卫基层就是捍卫执政、捍卫政权建设，这是一个全球性、规律性的执政定律，也是铁律。基层善治就是基层善政，这是国家善治之基础、执政之基石。我们从后陈村看到，基层民主治理的变革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希望之光和法治圣殿。

我们的党一直在积极探索民主法治建设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试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审议通过改革和试点方案，对改革作出顶层设计，明确了试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开。

这一重大体制改革，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统一，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体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内在一致，高度互补，实现了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体系，健全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实现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机构、职能和人员全面融合，实践运用调查权，发挥留置威慑力，充分行使监委职责权限，同时探索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部门分设的内部监督机制，形成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相互衔接、执纪与执法相互贯通的工作机制。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改革全面推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持。

无论是后陈村建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懈探索，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发展。前者是大国治村的一村之策，而后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我们正处在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的历史时期，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最终是要探索党的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破解历史周期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着眼完善提高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目标，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监察体系。通过建立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和制度，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

后陈老街迢迢，小桥流水涓涓。当人们漫步在后陈村，徜徉在民主公园，可以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意境和温润，可以感受到美丽乡村扑面而来的春风和滚滚热潮。

后陈村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舞台上，酝酿再次出发。

后陈村村民一直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作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十三年来，后陈村经历了六届村班子，更替了二十余名村干部，村庄建设投入两千余万元，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纪录，成为生产发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当年的妇女主任陈玉球，2017年5月被选为新一届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她曾经是村里的大管家，手里总是拿着一大串村里的钥匙，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她。她当了几十年村干部，对后陈村了如指掌。她心里明白，一触及实际利益肯定要得罪人，但她把“按制度来、按规矩办、不怕得罪人”作为履职原则。

新一届村委会主任陈跃富不止一次对陈玉球掏心窝说：“玉球，你一定要监督好我，监督好我就是帮助我，为我好。”

在后陈村，村监委会主任是最难当的，至今已经连续换了六届村监委，届届换人。张舍南、陈广达、陈跃明、徐月祥、何荣伟、陈玉球先后担任村监委会主任，但都没有连任。陈玉球也不再年轻，但她知道，只要在任一天，就要尽职尽责一天，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村办公楼里，我看到一份新编印的《后陈月报》，后陈村里每笔收支情况都刊登在《后陈月报》上，发到全村每家农户，让村民一目了然。村里免费安装了华数电视互动点播频道系统，村民在家里的电视上就能看到村里的每一笔支出。

后陈村还建立了全科网格，全村划分为五个区块，各个区块党员担任网格员。由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担任网格长，村监委会主任陈玉球担任专职网格员。每个月的“党员活动日”，陈玉球都要进行监督述职，村民对村内各项工作有意见、建议均可向网格员反映。全村网格化管理、账目公开上数字电视点播，村监委会每月例会，都成了后陈村的创新，村务监督工作得到了不断深化和丰富完善。

当年的村委会主任陈忠武已经连续几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第一个村监委会成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一路走来，从当初村民的不信任、不理解到深受村民拥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论述让他激动、让他振奋。现在他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深化村监委会管理制度，如何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何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出发。

武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后陈经验”的完善和推广，使“后陈经验”历久弥新。后陈村作为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示范村，建立了“后陈经验”展示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参观、调研和取经。如今的后陈村村民一边沐浴着民主法治建设的阳光雨露，一边分享着村民监督带来的红利和幸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大潮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我似乎看到，后陈村前湖波光中荡漾着的满脸笑容在欢迎大家，武义江用滚滚流淌的歌声在欢迎大家，热情好客的后陈村村民，扭着秧歌，敲响腰鼓在欢迎大家。

【注释】

[1] 康培培、周星亮《后陈经验：潜在价值与重大影响——我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专家专题调研座谈》，《人民论坛》2014年8月上。

[2]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新华社北京2012年12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