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庭的教养与环境的涵育

李清照生长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据她后来的回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1]这些诗句表明：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位不很高，但学识渊博，拥有不少门生，在山东济南一带享有盛名。

她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元祐间，“以文章受知于苏轼”，^[2]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学士之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后四学士”。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专权，打击元祐党人，这时他正“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3]崇宁五年大赦，党人再度叙用，他也终得“与监庙差遣”。^[4]李格非为人孤高耿介，史载他考进士前，“有司方以诗赋取士”，他不以此为敲门砖，而“独用意经学”，^[5]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在郓州作教授时，郡守怜其贫寒，欲使兼任他官，好增加一些薪俸，他却婉言谢绝。做广信军通判时，他曾把一个宣传迷信、蛊惑百姓的道士重责数十大板，然后驱逐出境。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能够为百姓做些好事的官吏。

李格非还是一位学问深湛的学者，除《礼记说》（一作《礼记精义》）外，尚撰有《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今俱佚；只有《洛阳名园记》传世。《洛阳名园记》记洛阳名园十九处，记述翔实，行文简洁，富于诗意，，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它并不是单纯地写景记事，文中还寓有兴亡之感、讽谕之旨。特别在全书的结尾指出：“公卿士大夫方进字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根据历史记载，徽宗赵佶为了满足荒淫无耻的生活需要，曾经仿照杭州的凤凰山，在东京营建了周围十余里、峰高九十尺的万岁山。北宋的名公巨卿在西京洛阳、东京汴梁也大都辟有地域广阔的花园。蔡京本已有了一座树木如云的东园，但他贪得无厌，又毁民房数百间再建一座西园。就是早些时候以俭朴著称的司马光也在洛阳营有“独乐园”。李格非对他们这种佚乐行为，不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向他们敲起了警钟，说：“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他的警告，统治者没有听进；但他的预言，却为历史所证实。果然不久，金人入侵，洛阳名园付之一炬。后人读了这段文字，有的感动得“流涕”，^[6]有的赞叹说：“可以信文叔之言为不苟！”^[7]

李格非不仅散文写得出色，且有很高的诗词修养。他“苦心工子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稍滞”。^[8]可见他才思敏捷，文笔酣畅，纵横恣肆，气魄宏大。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文艺思想却有所记载。他提出“诚著”二字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9]所谓“诚著”，就是诗文要有真情实感，要像从心里掏出来的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字字如肺肝出”。^[10]他鉴赏古人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在晋人诗文中，他最推崇刘伶的《酒德颂》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两位都是以狂放不羁、傲视一切著称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敢于直抒胸臆，表达真实的思想。李格非的文风和生活态度，都跟他们有相通之处。

李清照还有一位颇有文化素养的母亲。据与李清照同时的庄绰记载，她是汉国公王凖的孙女。^[11]《宋史·李格非传》说她“亦善文”。《祖国名媛录》说她“工词翰”。在封建时代，她给李清照所树立的，决不仅是那种三从四德的“懿范”；在诗词创作方面，一定会给女儿以深刻的影响。

清代陈景云说：“李易安……文叔之女也。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12]这里以蔡文姬继承父亲蔡中郎（邕）的文学事业来比喻李清照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李清照生长在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年青的时候不但诵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笔记小说、轶事遗闻，无不浏览。封建时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子，一般只能读些《女诫》、《列女传》之类的书籍；而李清照则在父母的带领下，踏进了广阔的知识领域，从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吸取营养。从她的作品和文艺思想来看，她的确从父母、尤其是父亲那里有所继承。她的词作能够揭示内心的奥秘，她的诗篇能够涉及时政，而她的散文又是那样叙事精当，富于感情色彩。在各种文体里，无论写景、抒情、状物、叙事，在在都留有父亲的流风遗韵。李清照所受的家庭教育是相当优越的。

一个文学家的成长，与他所处的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李清照的家乡历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所在。那里有闻名的千佛山、大明湖，湖光山色，映照全城。又因那是一座古城，所以名胜古迹也特别多。唐朝大诗人杜甫曾陪当年的北海太守、大书法家李邕在历下亭宴饮，并赋诗称赞说：“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13]后人将“海右”两字改为“历下”，作为对联，刻在亭前石上。任宏远《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云：“为寻词女舍，却自柳泉行；秋雨黄花瘦，春流漱玉声。”^[14]说明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柳絮泉旁，其地位于历城西南，以“泉沫纷翻，如柳絮飞舞”而得名。后人又在此处添建廊屋，竹木映窗，鸣泉绕砌，南对云山，旁临趵〔bào抱〕突，成为济南第一佳境。现在它已归入趵突泉公园，李清照故居也成立了纪念堂。

约在李清照五六岁时，父亲李格非作了京官。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晁补之作《有竹堂记》云：“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日‘有竹’。”^[15]其后李格非迁校书郎、礼部员外郎，当亦赁屋于汴京。李清照幼年，大部时间固然是在原籍度过的，但也常常随父住在京城。那时候，北宋统治阶级正处于醉生梦死之中，东京汴梁表面上仍极繁荣。“垂髫〔tiáo条〕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千戈。”^[16]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宋徽宗借口“与民同乐”，往往于岁前“冬至”后，即在“大内”（皇宫）前的御街上，搭起山棚，挂灯结彩。一到元宵，“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17]此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18]幼年的李清照看到这番热闹景象，印象很深，及至晚年，还常常引起甜蜜的回忆。

有一位古人在瞻仰李清照故居后，曾感慨地说：“泉水涌如飞絮，曾居咏絮才人。”^[19]“咏絮”是借用东晋谢道韫的故事。相传一天大雪，谢安聚集家人，赏雪赋诗，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20]将雪花比作柳絮，既形象又贴切，因而谢道韫有才女之称。这里将李清照比作谢道韫，并说明她的才华同柳絮泉这样的环境有关，这话很有见地。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兴趣爱好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诗人们尤其如此。我国古代的大作家司马迁、李白、杜甫，除了受社会生活影响之外，无不遍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李清照是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大家闺秀，不可能像男子一样走出家门，接触整个社会。但她毕竟出身于城市，不像一个乡村地主家里的女子那样闭塞。她不仅可以饱览纷翻的泉水，临流赋诗；不仅可以划着小船，嬉戏于藕花深处；而且还可以跟着家人到东京街头，观赏奇巧的花灯和繁华的街景。这一切，无不陶冶她的性情，丰富她的精神生活。李清照爱好自然的性格和描摹自然的能力，说明了她曾经受过故乡山水的涵育；她在爱情描写上的毫无“顾藉”，显示了都市社会风气和都市文学气氛对她的熏染。即使到了后期，她那种感时伤乱、抚今忆昔的思想感情，也都植根于这一阶段的生活。只要看一看她的作品，便都明白了。

最后还要谈谈时代对于她的影响——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李清照的青年时代是在北宋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中度过的。那时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建筑、印刷、制瓷、制茶、制糖等工业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学术文化方面也相应地发达起来。欧阳修创立了金石考古之学，又领导了文学革新运动。随后苏轼兄弟、曾鞏、王安石、黄庭坚等大散文家、大诗人，董源、蔡襄、米芾、米友仁等大书法家、大画家，相继出现于北宋的文坛。在词作方面，更显得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晏殊父子、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在继承发展唐五代婉约词风的中间，各抒所长，自成一家。苏轼则以横放杰出的才能开创了豪放派词风，一新天下耳目。李清照生活在这个文化昌盛的时期，得以充分吸取文艺与学术的养料，为她后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作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上枢密韩肖胄诗》。

[2] 《宋史·李格非传》。

[3] 《宋史·李格非传》。

[4] 《皇朱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四。

[5] 《宋史·李格非传》。

[6] 见《洛阳名园记》附《河南邵博记》。

[7] 见《洛阳名园记》附《豳国张琰序》。

[8] 《宋史·李格非传》。

[9] 《宋史·李格非传》。

[10] 《宋史·李格非传》。

[11] 见《鸡肋编》卷中。

[12] 见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四“金石类”陈景云注。

[13] 见《杜诗镜铨》卷一《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14] 见《鹊华山人诗集》，引自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李清照集》297页。

[15] 《鸡肋集》卷三十。

[16] 《东京梦华录·序》。

[17] 《东京梦华录》卷六。

[18] 《宣和遗事》。

[19] 见王大堉《柳絮泉诗》，引自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李清照集》298页。

[20] 《世说新语》卷上《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