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主人对红学的兴趣——张元济先生

沪上涵芬楼，名闻寰宇，是中华文化大宝库；日军南侵，毁以炮火。这一巨大损失，时人比之于明清之际的“绛云一炬”！举世齐声痛悼——涵芬之焚，视钱氏（谦益）绛云楼之灾，孰为更难估量其重轻？恐怕也还是一个未知数。我少年时所见所得于肆坊的小部头书，今尚保存两册《宋人千首绝句》，每一检赏，其首叶巨大的仿宋古楷字的书名，叶背的“上海涵芬楼仿古活字印”，皆是双行排满边框，细软的白宣纸，适目的黑油墨，真是美不可言！我每感叹：看这种书，是一种享受，如今再不可得——抱着一本“精装”的大砖头，上面小字难认，纸是反光刺目……一切都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一回事了。

涵芬楼灾后，勉勉强强地摘若干种最急需的书重印，可是一看那种“国难纸”的质地之劣，油墨的暗淡模糊……，不禁悲从中来，泫然欲涕——记得很清楚：那版权页上第一行就标明“国难后第×版”。

涵芬楼国难之灾损失之巨大难以估量，也就说明了它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之同样难以估量。此一民族大灾难，不应日久淡忘。

涵芬楼主人是谁？海盐张元济先生，菊生老人。

张菊老，他会对“红学”感兴趣吗？

对此一疑，回答是：很感兴趣。

事情发生在1953年秋天。其时，拙著《红楼梦新证》方出未久，那些日子里已不断接到出版社信函，告知售书情况，说书要脱销，须赶印，如有修改误植之处，望速驰函。

由此猛然引起了我久存于心的一段难偿的心愿：我知雪芹令祖曹楝亭不但诗词超众，而且剧曲更是擅场，却迄无传本；只知涵芬楼曾收有他的《续琵琶记》，此剧且见于《红楼》贾母之口中——是则涵芬楼所藏已是孤本无疑了，而此孤本大约早已亡于敌火了！念此，中怀作痛，而犹作万一之想。随即专诚修书一封，驰寄菊老，说明原委始末，请他务必设法一查，书尚在否。

菊生老先生有道：

久切钦迟，莫由晋接，兹有细事敢向左右渎问。缘读卢前先生旧著《读曲小识》中记有无名氏《续琵琶》一剧，长达数十出。今考该剧曲确系曹寅楝亭所作无疑，其文孙雪芹小说中尚一及之。据卢记乃当年涵芬楼收得怀宁曹氏抄本传奇多种，由先生之介为整理作记焉。今念涵芬宝藏既毁于敌火，该剧本不知是否已同归于尽？抑后曾由涵芬移度他所未遭俱焚？材料珍罕，殊系萦念。此事除先生外未必有人能道其始末原委，用因敢冒昧裁启，倘得不弃赐覆俾益见闻，曷胜荣幸之至！肃此并候

健康

后学周汝昌

五三.十.十

没过多久，忽然接到沪上一封书信，打开看时，见是张先生手书：

汝昌先生清鉴：

敬复者前数日友人吴湖帆君转到本年十月十日手教垂询涵芬楼所藏购自怀宁曹氏抄本传奇是否保全，尤拳拳于曹楝亭先生所作续琵琶记，逸情雅致殊深向往。抄本传奇幸于兵乱时先期移出未遭劫火烧，琵琶记亦获保全。当天报馆经理诸君从书库捡出并将续琵琶记抄稿二册送到敝处。弟不幸于四年前染有废疾，所谓半身不遂，终日卧床，仅右手尚能握管作书，然亦劣不成字矣。一举一动均须假手于人。书经送到，略一展阅，见前后底面若干页霉烂甚重，几成纸灰，稍一触手便即飞散，欲捡与卢氏所识参校而有所不敢，以后如欲保存计，惟有精裱或摹写一份，然非得极静细而有耐性之人未敢付托，否则欲保存之而适以速其毁灭也。再承示曹雪芹先生小说中亦曾道及，未知见于何书，倘蒙指示，曷胜感幸！肃复顺颂

文祉！

弟张元济谨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我收到先生信札，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第一份来自文化前辈名流巨擘的反响，而且有具体内容，要求交流。

这本来是近乎梦想的事，连“万一”也是奢望而已。

谁知，奇迹竟出现了！

奇迹有二：一是此书竟然幸存！二是回信竟是张菊老的亲笔！

我那时真是欣喜若狂，不敢相信天下真有此事——我的“走红运”已非普通一般的“侥幸”了。

张菊老的亲笔信札，因病榻手颤而破例作字，可见他之兴奋心情也非一般可比了——那字已很难辨认。

读后，得知命专人去查，此书幸在，未归火劫之数；唯因放置在书堆的最底层，受了潮湿，已有蠹蚀，亟待修整保复，方能运用……

意思是一时还难以令我见到原件的复制本。我虽感到“失望”，但也明白此非托词，只好等待时日。当时拜复了一札，除了表示极大欣喜，再次嘱托加意务必保全。

待我再接回信时，已与前番不同，变成了一种公函式事务性的“文件”了，大意是说书在修整，一时无法运用——难以令我知晓全文的意思。这种信函，其用纸、款式、语调……，与菊老之手札大异其致了——此际我方明白，那手书是他在十分高兴之下破例而为之的，可能已是多年未有之事了。而这回的代复，表明他的病体手艰，已不容他再循前番之特惠亲笔了。

彼时，我求读《续琵琶记》之心至切极诚，然鉴于实际困难，遂不敢再行琐渎。

我把《新证》的第三版奉寄与张菊老，是因为这一版印于1953年年底，改正了许多前版的误字，并加入了《补遗》的内容。

到1954 年之春，因奉调回京，已在准备行程的期间，我又接到菊老的一封厚厚的信札，里面附来了他作的戊戌纪事绝句百首（记忆如此，不知数字有误否），不我遐弃的高谊，使我至深感动。可惜的是，那时已经十分忙乱，春夏之交回到北京，一切情况与在成都时不大相同，我与张老的通信论学唱和的因缘，大约从此就未能继续。今日思之，犹觉耿耿在怀。

我在《新证·史事稽年》中有感念张老的一段拙语。但我借此机会说一句：我作增订而加入此寥寥数语之际，也是要大费斟酌的，因为那时“大批判”之风正盛，著述文字，如“著败絮行荆棘中”，动辄墨碍，有专门伺隙之辈“盯”着，一言不慎，便是辫子。比如，我若提张菊生先生，便有人“做功夫”，张菊生是“前清遗老”，和戊戌政变有“密切关系”，戊戌政变是“保皇派”，也更是“改良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就是“反对革命”……那么周某怀念张某，这“是何居心”？！那时“批判逻辑”就是如此，所以我之加上那一段拙语，看似平常，可实际上我也颇有“冒险”的心情存乎笔墨之间，后之来者，焉能领略其中况味。

后来，澳门友人陈浩星兄寄示《大成》杂志第199 期中所刊《张菊生与周汝昌一段翰墨缘》一文，题目入眼，使我一惊，大出意外，原来是柳和城先生竟肯留心于文坛学苑的这种往事前尘，而且内容翔实无讹，文章也写得渊静有味，洵为一篇佳构。

承柳先生引及资料显示，我方知道：张老是主张将《续琵琶记》制副本以见赠，俾供研究的。后来当然是那个“编委会”认为“不便”。“不便”何在？自然不必望答了。但自张老写信安排，直到那剧本在“丛刊”中印出，就再也没一个人肯向第一个考定作者、建议保全的人来打只字的招呼；影印的介绍说明如何？更不可知。柳先生所叙拙著附印书影等等，那实际是晚至1973 年，我才到北京图书馆去而自家“重新发现”之！

《续琵琶记》是写曹孟德义赎蔡文姬的故事，无论对曹氏祖风，对妇女才华、命运，对汉代史事、文化轨迹都有深刻意义，其文词亦极高超悲健，不同凡响。信为大手笔。

后来，楝亭的《太平乐事》剧也发现了，有《长生殿》作者洪昉思之序，名贵之至。剧曲中还有“日本语”，奇甚。我曾提与日本“红友”伊藤漱平，望他注解——不知何故，置而不答。（难道有某些不便之处？以俟知者解之。）

楝亭乃是有清一代诗、文、曲样样出群的奇才怪杰，对曹雪芹的影响更是一项研究大课题。如《楝亭诗钞》，迄今无一能为之作出笺注的学人。我为此，特向李一氓先生（国家古籍整理主持者）面谈，建议应出《楝亭全集》，承他欣然许诺。后来并命助手来商能担编整全集的人选。环顾海宇，竟想不出有哪位堪膺此任。不禁感慨唏嘘。今李氓老亦作古多年，肯来存想于这种事业的文化长者，更无其人——专业单位也不见得会萌此一念，或拟一规划吧？

张、李二老，永志千古。

诗曰：

国魂文海在涵芬，敌火横飞痛绛云。

犹向真芹问遗佚，倚床手写重千钧。

辛巳冬至节前草讫于东皋仁宝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