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陶心如先生

师友襟期 作者:周汝昌,周伦玲整理 著


陶心如先生

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的一段奇缘,说来真够得上一个奇字。

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巧值我从西郊(燕京大学)进城访友,未及返校,城就关闭不通行了,我临时寄居在东四七条胡同一同学家里。我与主人王家本不熟识,客居叨扰,给人家平添了不少麻烦,心甚不安;而此际又不是太平无事可以“出游”的日月,每天独坐东厢房中,十分闷得慌。

一天,忽有一位老者见访,王家仆人名叫谷兴,领进来了,举目一观,并不认识,心中好生纳闷。

让进屋中坐定,谈次,方知老人姓陶,字心如——后来方知本名一个洙字,是陶湘先生的雁行。

老人身体不高不大,气度文雅,谈吐清晰安详。说知道我研究《红楼梦》,有些事可以叙叙。

开头令我极感兴趣的,就是说他曾见曹雪芹画像!

这真是求之不可得的秘闻,却在此时此地投到了面前耳边,而且来者又素昧平生,又是比我年大许多的长者,如此屈尊下顾,贡此独知之秘,心中着实称奇称幸。

老者的原话大致可记如下——

一九××年,我到上海,到友人蒋君家去访谈,见他壁上悬有一幅画,看时,却是雪芹小像。大以为奇!观玩久之,印象甚深,所以记忆清楚:画是立幅,绘一石桌,雪芹据案而坐。幅上方有树木枝柯。雪芹身着淡青色长袍,桌下露出双足,足下所穿鞋子形如此式——

他说着取了桌上的一张纸和铅笔,立时画出一幅草图,布局、线条,一眼可见其笔下功力。而鞋子的式样则是在纸下角另画的。

他接云:画面的右上方(左边是树)有雪芹友人的题记,开头是“壬午三月……”老者说:我见此画后,不能忘怀,过了些时又到一位李姓友人府上去串门儿。谈会中间我就提起在蒋家幸睹芹像的奇遇。李君听了,骇然曰:不瞒您说,雪芹像是我久藏珍秘,从不示人——如何您在蒋家墙上见了?!我听了此言,更是骇然!就要求看画。

李君答应了,珍重取出——看时,却是一轴横卷,根本不是立幅(俗名“挑山”“挑子”“挑幅”)。

看这横幅,画面与蒋家所见相同,无大差别——

说着,他又以铅笔绘出第二张草图。

“这件事太奇怪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是我记糊涂了,错记了在蒋家所见的,必是另一种画。我说那不对了:如果我在蒋家所见不是雪芹像,我凭空里怎么想出这么一个题目,而且逢人便提念它?不提念它,如何引出李君说出自己的秘藏本来?况且那时我年不老,眼不花,怎么说得通?

“还有更奇的:因我总放不下这桩奇事,就又到蒋家去,蒋君闻言,面现惊异之色,说:‘我从未收藏过曹雪芹的画像!你怎么会在我这儿见过?!这是不会有的事!’

“此一经历,我至今难忘,也至今难解。我绝不承认我在蒋家见的是什么别的画,也绝不承认我是在别处见的而错记了是蒋家!”

这一席话,简直让我听入了神,也入了迷。陶先生的铅笔草图,我多年保存,可惜笔迹已太淡,无法制版了。

我将这段秘闻奇事记入了《红楼梦新证》。此书1953年秋天问世后,引起了朱南铣、周绍良以及社科院文研所的人先后赴沪找寻李君求见此画。大约60年代初,此画的小照片已然传到北京,见者以为珍秘,采作了封面、插图的就有好几本书。无人怀疑。其后的情形容我下文再叙,此处须接写陶先生。

——讲完了芹像的奇事,话题很快转入了《红楼梦》的古抄本。我把去年暑假借抄胡适先生所藏“甲戌本”之经过告诉了他,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即求一观。正巧我这重抄本携在身边,就出示于他。他如获至宝,不言不语,急翻一过,首尾不遗。

当此之时,我很自然地提念说:可惜“庚辰本”还无法见到——我立志要将“甲戌”“庚辰”“有正(戚序)”三真本作出一部校定新本,恢复雪芹真面,扫荡程高伪本的“烟埃”(鲁迅语)。

至此,他方说出一席令我惊喜万分的秘谈:

“‘庚辰本’是徐星曙所藏,如今不明下落如何;唯我幸得照相本,一字不差,从无人知。当时照相,只有两份,另一部由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得去了。此外世无副本。”

这是我们初会的情景。此后,一再晤谈,双方这才互吐请借所藏交换以开眼界的大愿。我在旧纸中还翻检发现了他向我借阅“甲戌本”的手柬,字迹潇洒,笔墨高超。

不知是哪一次,他又透露:“我还藏有半部‘己卯本’。”

“己卯本?”我吃了一惊,真是闻所未闻!己卯比庚辰又早了一年。不知其本何似?这使我梦寐思念不置。

再后来,将“甲戌本”抄本借与了他,我也求到了他的“庚辰本”照相本。及至我再向他求借“己卯本”时,他说:“已然讲妥,要卖与公家(文化部),不好再借出了。”

1949年1月,陶心如初晤著者时手绘其所见曹雪芹小像示意图之一

以后得知,此本归为北京图书馆了。

等到我因撰文评介“脂批”时,向陶先生索回了“甲戌”重抄本,则发现他用蓝色笔在眉批之间作了些改动——又非严格的校勘,体例难明。这一点,外人不明,我告知过王毓林,我有了顾虑,更不愿将此本借与人“研究”,免生麻烦。后王毓林著书果然颇有批评。

至于“己卯本”,因各种“运动”迭起,早已顾不上寻看它。过了一个时期,就出来新生红学家去问津,视为奇货可居——凡遇此等情形,我总退避一旁,不愿去打扰人家。

再回来说芹像。

《新证》问世后,境外盗版盛行,书商发了财。胡适之先生见我书中叙及此事,便撰文指出说:小像是个翰林,不是曹雪芹,第一受骗的是陶心如,第二个便是周汝昌!

可是,胡先生从李氏所见之横卷,既无“壬午三月……”之题记,更无陶先生所绘简图示意的书案与坐姿,全然不合。这一要点,却无人揭疑,而只是纷纷人云亦云:“小像是假的!”

1980年夏,赴美参加国际红会途次广州,同行之陈君忽然出示了三张小照片,是李氏所藏“小像”卷中剪割而出的题跋文字。

细察时,果然像“翰林”身份,方知胡先生眼亮——但问题是:李氏出示的横幅,绝非陶先生所见,这是分明的,而且初见于蒋家壁上的,还是一个立幅。

我相信:陶先生书画造诣甚高,他懂得比常人多得多,他能把一张作伪的假画或什么别人的画像当作曹雪芹?而且惊喜异常,逢人便说?事情有如此之简单可笑吗?

1949年1月,陶心如初晤著者时手绘其所见曹雪芹小像示意图之二

恐怕不然。

李氏出示者,我也撰文讨论过(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那是另一个人。陶先生所说的,并非此物,我们需要审辨复杂的真情,不可以不去细察,即随声附和,对陶先生轻加讥讽。弄错的到底是谁?正待水落石出。

诗曰:

笔墨精能画艺高,感君曾为我挥毫。

亲见雪芹小像异,莫凭王绘妄讥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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