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

邓之诚先生，号文如居士，名著《中华二千年史》可见其学力之深厚，是中国治史的正统流派之典范。大家习知的则是《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最晚出，只到康熙时为止，未竟之功也。他为《东京梦华录》作注，则受到了海外的批评，认为有所不足；同窗学兄许政扬教授也有意见，有意为之补正。但这是他老晚年率意遣兴痕迹，本非专注之力作——甚至有他人捉刀之处，也未可知。

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清诗纪事》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含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未休”之风，于今为烈）。

今日回想，与邓先生在“研曹”上有许多可纪的往事前尘，而从未直接涉及“考红”一字。这却缘何？只因我窃自揣度，他老是位史家，大约倾向蔡孑民先生的“索隐派”，而此路于我是很不合拍的。假如邓先生真是反对“自传说”，那就会引致话不投机，故此我有意避免谈《红》。

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我问邓先生——

（一）顾赤方（景星）是湖北蕲州诗文家，因康熙十八年召开博学鸿儒特科而征车入都，故曹寅得与结识，诗文交往，但曹何以称顾为“舅氏”？而且顾为曹作诗序，也用舅甥典故——当时旗、汉界限极严，两姓身世大异，焉能有姻婚至戚之谊？此何以解之？

邓先生坦言：实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

（二）曹寅《楝亭诗钞》中人物甚多，皆称字、号而不名，我列了一个大单子请邓老指点。结果他只说“京江相国”是大学士张玉书，其余皆所不知。

（三）曹寅诗屡及丰润族兄曹鈖、曹鈐等为骨肉、雁行，应为同祖无疑。他们亦皆诗家，曾见过遗集吗？

邓先生答云皆不曾见。

从这三问三答看，已不难领略研曹一业，真非易事了。

再叙三点嘉惠——

（一）一次同窗孙铮（正刚，天津人）陪我去拜访邓老，因向我说：早年曾为燕大图书馆购得一部罕见的抄本书，一函四册；四个字的书名，很怪的，难记住。有一条记载：曹寅是康熙帝的小伴读，诗是捷才，最为师辈称赏。除此也许还有别的，记不清了。此书我也想再看，你去找找，定有收获。

我想，书名、作者，皆已忘记，无法查卡片、索引，这可得费大事。因问：是否《桦叶述闻》？答曰：不是。那书已记入《骨董琐记》，如何会忘？太讲不通了。

（二）告诉我：《潜邱札记》有赠曹寅诗。

（三）《永宪录》中有记曹家事的地方。

我高兴极了，回校就到馆搜寻。

这三条，都很重要，而《永宪录》尤为打破“曹学”奥秘的核心要害。必须逐条地讲一讲，方可表明其重要何在，对理解《红楼梦》又有何帮助意义。

所谓“伴读”，并不是一个制度上的正式职衔——皇帝皇子皇女，从师受书听讲，皆有伴读人，大抵是“家里人”，宗室、皇亲、亲近侍者，都是伴读，好比“同班”“同学”之义。当过皇帝伴读的，谁也不能在自署职名时写出一个“南书房伴读”来夹在里头。

我将邓先生所示，如实写入拙著《红楼梦新证》中，说明原委，认为他老胸罗万卷，尤喜说部书，掌故精熟，所言断无臆造之理。

谁知，这却在五十年后为今人“抓住”，当作一则“批评”的辫子，一再以此“证明”我之治学态度大欠谨严——据云曹寅并没当康熙伴读，所以我是“错”的。

他的“论据”是何秘笈呢？

原来，所举不是见了一部书，内记曹寅“不是伴读”，而是——

（1）可能邓之诚记错了；

（2）或许周汝昌听错了；

（3）康熙授业师是熊赐履，退休后居南京，而曹寅从不对熊问候来往（见曹寅奏折所云）——这就可“证”曹寅没曾听过熊讲，即不曾当过伴读，云云。

这太有趣了！

不过，这也不太像“严谨”治学者的“学术对话”。因为：（1）怎么“证明”邓某“记错”了？（2）如何“证明”周某“听错”了——还有孙正刚同“听”的？（3）熊赐履是明珠、索额图两大权臣派系党争中的重要（反覆两党间）的政治人物；更要者，他是废太子胤礽的业师，对胤礽影响极大。此时康熙正为太子伤透脑筋，故想起暗示曹寅了解一下他在南京退居中的“动态”（胤礽的“嬷嬷爹”凌普曾到南京“办事”），故曹寅表明：不敢私自与熊接触——这是钦差官的政治身份与“立场”，万不能含糊的！曹寅只交往文士，艺人，幕客，扬州诗局、书院的助理翰林……他怎敢私交熊大学士？！

那位批评人的学者，看来于清史一无所知，逞臆批人。奉劝这种人还是多读点书补补课，然后先评己、再批人，方为妥当。

其实，《新证》所引顾景星赠曹子清（寅）诗“早入龙楼瀑，还观中秘书”，这已足证幼年伴读的事实；何况郭振基为《楝亭别集》作序也说：“公结发侍内直，暨衔命出使二十三年……未尝一日暂离卷轴……”这是从“总角”小童直到出使江南，都不曾暂释书册——此皆自幼内值伴读的明证。邓先生何尝“错记”之有？在这种地方吹求挑剔，适见其不务实学，有意诬人的作风。

关于大师阎若璩竟赠四首与曹寅的事，也很重要。清人记载，世宗宪皇帝（雍正）在“藩邸”时聘他入府。又有人说，聘他的不是皇四子胤禛，而是皇十四子胤祯。是传讹了。

此乃清史上一个不小的未解之谜。今不拟在此多谈，只是应该说明：曹寅虽受此赠诗，而诗集绝无倡和往来之迹，也许本无，也许删掉——内中似乎隐藏着一段颇有关系的避忌之情。

如今只说一点，阎大师说“又得金泥信，风流第一人”，下注：“阿咸状元。”阿咸乃侄男之代称，于是我问邓先生：这十分奇怪，曹家又出了状元？这不可能，也无记载可证，诗句何来？

邓先生为此，替我费了不小的精力去查进士题名录，不见曹姓状元。对我说无法解疑，或系当时有过误传的谎信。（此一公案，日后方查明是武状元，安徽的曹曰玮。而阎诗又云“沙平新筑马，地近早攀鳞”，几乎令人疑是宰相的等级，也觉可异。）

然后可以说说《永宪录》了。

邓先生当时的话很简单，只言《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就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我将书查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心知邓老腹贮全部廿四史，大小事何止上千上万，对此书也只如此数语，似无大奇，可实际此书太重要了——它如实记录了雍正的政治史迹，鲜为世知！

再看到内中记叙到曹、李两家的大事，简直让我惊骇而又“兴奋”——因为这可真找到了研曹考红的最关键的秘密！

原来，曹寅的母亲是康熙幼年的保母（带养抚育的嬷嬷），而寅妻李氏之兄李煦，与寅至亲而又是同在南方做织造官者，一到雍正窃位，即因“奸党”而两番投入了刑部大狱——他成了雍正政敌胤禩的党羽，先发极边，冻饿而死！

李煦即雪芹笔下的“史侯”家，而曹寅之母孙夫人在《红楼梦》里也以特笔写出过，那就是“贾氏宗祠”对联所载的“兆姓赖保育之恩”一句无人曾解的“密码”！

从此，一切都贯通了，明白了，雪芹几世的家世身份，所遭遇的政治灾难，子孙困厄的命运，穷愁著书的背景……，这才豁然晓然。这是红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

诗曰：

文如居士大师行，史事胸罗巨细详。

堪叹蚍蜉摇大树，天高地厚本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