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

师友襟期 作者:周汝昌,周伦玲整理 著


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

邓之诚先生,号文如居士,名著《中华二千年史》可见其学力之深厚,是中国治史的正统流派之典范。大家习知的则是《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最晚出,只到康熙时为止,未竟之功也。他为《东京梦华录》作注,则受到了海外的批评,认为有所不足;同窗学兄许政扬教授也有意见,有意为之补正。但这是他老晚年率意遣兴痕迹,本非专注之力作——甚至有他人捉刀之处,也未可知。

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清诗纪事》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含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未休”之风,于今为烈)。

今日回想,与邓先生在“研曹”上有许多可纪的往事前尘,而从未直接涉及“考红”一字。这却缘何?只因我窃自揣度,他老是位史家,大约倾向蔡孑民先生的“索隐派”,而此路于我是很不合拍的。假如邓先生真是反对“自传说”,那就会引致话不投机,故此我有意避免谈《红》。

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我问邓先生——

(一)顾赤方(景星)是湖北蕲州诗文家,因康熙十八年召开博学鸿儒特科而征车入都,故曹寅得与结识,诗文交往,但曹何以称顾为“舅氏”?而且顾为曹作诗序,也用舅甥典故——当时旗、汉界限极严,两姓身世大异,焉能有姻婚至戚之谊?此何以解之?

邓先生坦言:实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

(二)曹寅《楝亭诗钞》中人物甚多,皆称字、号而不名,我列了一个大单子请邓老指点。结果他只说“京江相国”是大学士张玉书,其余皆所不知。

(三)曹寅诗屡及丰润族兄曹鈖、曹鈐等为骨肉、雁行,应为同祖无疑。他们亦皆诗家,曾见过遗集吗?

邓先生答云皆不曾见。

从这三问三答看,已不难领略研曹一业,真非易事了。

再叙三点嘉惠——

(一)一次同窗孙铮(正刚,天津人)陪我去拜访邓老,因向我说:早年曾为燕大图书馆购得一部罕见的抄本书,一函四册;四个字的书名,很怪的,难记住。有一条记载:曹寅是康熙帝的小伴读,诗是捷才,最为师辈称赏。除此也许还有别的,记不清了。此书我也想再看,你去找找,定有收获。

我想,书名、作者,皆已忘记,无法查卡片、索引,这可得费大事。因问:是否《桦叶述闻》?答曰:不是。那书已记入《骨董琐记》,如何会忘?太讲不通了。

(二)告诉我:《潜邱札记》有赠曹寅诗。

(三)《永宪录》中有记曹家事的地方。

我高兴极了,回校就到馆搜寻。

这三条,都很重要,而《永宪录》尤为打破“曹学”奥秘的核心要害。必须逐条地讲一讲,方可表明其重要何在,对理解《红楼梦》又有何帮助意义。

所谓“伴读”,并不是一个制度上的正式职衔——皇帝皇子皇女,从师受书听讲,皆有伴读人,大抵是“家里人”,宗室、皇亲、亲近侍者,都是伴读,好比“同班”“同学”之义。当过皇帝伴读的,谁也不能在自署职名时写出一个“南书房伴读”来夹在里头。

我将邓先生所示,如实写入拙著《红楼梦新证》中,说明原委,认为他老胸罗万卷,尤喜说部书,掌故精熟,所言断无臆造之理。

谁知,这却在五十年后为今人“抓住”,当作一则“批评”的辫子,一再以此“证明”我之治学态度大欠谨严——据云曹寅并没当康熙伴读,所以我是“错”的。

他的“论据”是何秘笈呢?

原来,所举不是见了一部书,内记曹寅“不是伴读”,而是——

(1)可能邓之诚记错了;

(2)或许周汝昌听错了;

(3)康熙授业师是熊赐履,退休后居南京,而曹寅从不对熊问候来往(见曹寅奏折所云)——这就可“证”曹寅没曾听过熊讲,即不曾当过伴读,云云。

这太有趣了!

不过,这也不太像“严谨”治学者的“学术对话”。因为:(1)怎么“证明”邓某“记错”了?(2)如何“证明”周某“听错”了——还有孙正刚同“听”的?(3)熊赐履是明珠、索额图两大权臣派系党争中的重要(反覆两党间)的政治人物;更要者,他是废太子胤礽的业师,对胤礽影响极大。此时康熙正为太子伤透脑筋,故想起暗示曹寅了解一下他在南京退居中的“动态”(胤礽的“嬷嬷爹”凌普曾到南京“办事”),故曹寅表明:不敢私自与熊接触——这是钦差官的政治身份与“立场”,万不能含糊的!曹寅只交往文士,艺人,幕客,扬州诗局、书院的助理翰林……他怎敢私交熊大学士?!

那位批评人的学者,看来于清史一无所知,逞臆批人。奉劝这种人还是多读点书补补课,然后先评己、再批人,方为妥当。

其实,《新证》所引顾景星赠曹子清(寅)诗“早入龙楼瀑,还观中秘书”,这已足证幼年伴读的事实;何况郭振基为《楝亭别集》作序也说:“公结发侍内直,暨衔命出使二十三年……未尝一日暂离卷轴……”这是从“总角”小童直到出使江南,都不曾暂释书册——此皆自幼内值伴读的明证。邓先生何尝“错记”之有?在这种地方吹求挑剔,适见其不务实学,有意诬人的作风。

关于大师阎若璩竟赠四首与曹寅的事,也很重要。清人记载,世宗宪皇帝(雍正)在“藩邸”时聘他入府。又有人说,聘他的不是皇四子胤禛,而是皇十四子胤祯。是传讹了。

此乃清史上一个不小的未解之谜。今不拟在此多谈,只是应该说明:曹寅虽受此赠诗,而诗集绝无倡和往来之迹,也许本无,也许删掉——内中似乎隐藏着一段颇有关系的避忌之情。

如今只说一点,阎大师说“又得金泥信,风流第一人”,下注:“阿咸状元。”阿咸乃侄男之代称,于是我问邓先生:这十分奇怪,曹家又出了状元?这不可能,也无记载可证,诗句何来?

邓先生为此,替我费了不小的精力去查进士题名录,不见曹姓状元。对我说无法解疑,或系当时有过误传的谎信。(此一公案,日后方查明是武状元,安徽的曹曰玮。而阎诗又云“沙平新筑马,地近早攀鳞”,几乎令人疑是宰相的等级,也觉可异。)

然后可以说说《永宪录》了。

邓先生当时的话很简单,只言《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就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我将书查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心知邓老腹贮全部廿四史,大小事何止上千上万,对此书也只如此数语,似无大奇,可实际此书太重要了——它如实记录了雍正的政治史迹,鲜为世知!

再看到内中记叙到曹、李两家的大事,简直让我惊骇而又“兴奋”——因为这可真找到了研曹考红的最关键的秘密!

原来,曹寅的母亲是康熙幼年的保母(带养抚育的嬷嬷),而寅妻李氏之兄李煦,与寅至亲而又是同在南方做织造官者,一到雍正窃位,即因“奸党”而两番投入了刑部大狱——他成了雍正政敌胤禩的党羽,先发极边,冻饿而死!

李煦即雪芹笔下的“史侯”家,而曹寅之母孙夫人在《红楼梦》里也以特笔写出过,那就是“贾氏宗祠”对联所载的“兆姓赖保育之恩”一句无人曾解的“密码”!

从此,一切都贯通了,明白了,雪芹几世的家世身份,所遭遇的政治灾难,子孙困厄的命运,穷愁著书的背景……,这才豁然晓然。这是红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

诗曰:

文如居士大师行,史事胸罗巨细详。

堪叹蚍蜉摇大树,天高地厚本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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