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从小喜欢读文学作品。上小学时读了《精忠说岳》《水浒传》等，上中学后又读《诗选》《楚辞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中所收的古今中外作品、中华书局编《中华活叶文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的一些作品，见到这几种丛书中的书都买。所以上大学报考了中文系，教学12年之后，又考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我以为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古代社会，了解我们的先辈有过怎样的情感经历，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与教训，一定程度上扩大人的认知范围。当然，在今天来看，一个民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其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微观史，也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我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一直很大。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着一定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哪个方面作出什么贡献。我只是读得认真一些，有不清楚的，会找另外的注本看，得把它弄清楚；有的地方学者们看法不一，也尽自己所知或我所能找到的书，进行对比并加以思考，选择更合理的一说。比如中学时读《楚辞》，关于《湘君》《湘夫人》两篇的抒情主人公，或者说对各句抒情主人公的认识，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同马茂元《楚辞选》不一样，这两本书又同文怀沙《屈原九歌今译》，陆侃如、高亨、黄孝纾的《楚辞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都不一样。我曾按马茂元先生两篇均为对唱的理解，对一些句、段的抒情主人公归属重作划分。但后来觉得文怀沙、高亨、姜亮夫等先生以《湘君》全篇为祭湘君时所演唱，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表示对湘君的思念；《湘夫人》为祭湘夫人所演唱，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表现对湘夫人的思念的看法，较为齐整明了，也合于全篇的人称与句意。马茂元先生将两篇均作湘君、湘夫人的对话处理，显得随意，缺乏依据。郭沫若先生将《湘君》和《湘夫人》都一分为二，一半为男所唱，一半为女所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诗人再创作的性质。后来读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关于这两篇虽然题解中没有明确说，但从对其中“君”“帝子”“佳”“公子”等词语的注来看，也大体与文怀沙、高亨、姜亮夫先生一致。及至上世纪80年代读到金开诚先生的《九歌的体制与读法》一文，以《九歌》中祭天神的五篇除《东皇太一》为群巫所唱以外，《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皆为饰神灵的主巫与群巫对唱。祭地祗人鬼的《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通篇为一人所唱（唯《河伯》中有几句为河伯爱人的唱词），更觉得上述的这种看法可信。我读书就是这样地不断寻找正确的、可以持守的看法，即使一点小问题，虽前后数十年，也在不断寻求正确答案，自己不轻易提什么新说；即使在迷茫之时有过某些想法，见到更可信的前人之说，也会自然地放弃自己的看法，而从前人之说。一旦找到可信的说法，便达到了目的，不再去胡思乱想。

从事了教育工作以后，给学生上古代文学课，我同样坚持将正确的结论教给学生，不猎奇，不随意将自己缺乏有力证明的想法塞给学生。我以为教学必须守正，应在守正中启发学生的思考。我工作的特点和读书的习惯是一致的。

由于上面的原因，我通过读书也了解到一些问题上各家之说的不同与正解的形成过程。如《湘君》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二句，王逸注：“言已乘船，遭天盛寒，举其棹楫，斲斫冰冻，纷然委积而似雪。”历代注本皆据此加以解说，至今连几位大家的注本也是如此。但篇中明明说“令沅湘兮无波”，是水上有波，并非结冰之时。而且篇中说“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用薜荔、蕙草、溪荪装饰船舱及船桨，将兰草拂于木端作为旌旗；又说：“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有杜若可采，皆与冬季景象不合。《湘夫人》篇情节与之相关，其中也写到用荷、荪、紫草、兰、辛夷、芍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蘅等植物作种种装饰。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云：“斲冰者，言刺船之速，破冰而去，如斲冰；水自船舷激而为浪，翻腾如雪之积也。”马茂元先生注云：“‘冰’和‘雪’在这里都不是实指，而是借以形容水光的空明澄澈。”马先生虽以“积”为“击”之借，但认为“‘斲冰积雪’，借指水光中打桨前进”，则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我就取了这一说。我猜想苏东坡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有可能是受此两句的启发而来。后来读胡文英《屈骚指掌》，其注云：“斲冰积雪，形容桂棹兰枻激水之易。”知清人已有相近的看法。

我从开始读古代的诗文作品，就采取这种唯求正解、追根究底的态度。此后也知道了，读书应尽量找校注精良的本子和专家、大家的注本来读。

但也有翻了很多书，却得不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情况。比如《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一句，王逸以来学者们都认为伯庸是屈原的父亲。但遍考有关战国时代的文献，看不到一点伯庸的影子。所以民国初年廖季平认为战国时代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有的日本学者又提出《离骚》同屈原没有关系。我后来根据《世本》佚文、《史记·楚世家》《庄子·庚桑楚》中说的“昭、景、甲”的“甲氏”、《楚辞》中的“三王”“三后”“三闾大夫”等，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对有关问题加以疏解，证明句亶王熊伯庸同屈氏的关系，又引《礼记·祭法》“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之说，说明大夫之家“皇考”指太祖，不同于国君一族“皇考”称父；王逸引《诗经·周颂·雝》中“既右烈考”以证“父死称考”也并不合《雝》诗本义，《毛诗序》和韩鲁二家都说《雝》诗“禘太祖也”。同时，对前人以屈瑕为屈氏受姓之祖的谬误加以论证。这样，“伯庸”为西周末熊渠之长子，为楚三王之一，是屈氏始封君之说便完全成立。我是在1981年看到一些有关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材料以后，才进行研究的。前年南通大学周建忠教授寄来他与学生合写的文章《李嘉言楚辞研究》，其中说到，李嘉言在三十年代作的《离骚丛说》中主张“伯庸为伯阳”（老子字号），闻一多1939年10月9日致李嘉言信中说：“多（闻氏自称）曩据《九叹》‘伊伯庸之末胄’一语，疑伯庸为屈子远祖，今检《楚世家》熊渠长子庸《世本》作庸，为楚先祖之始王者，疑伯庸即此人，苦无他证耳。”故五十年代初李嘉言先生作《离骚简释》（教学讲稿）即取此说，然亦无他证。近年有人说到段熙仲先生在《文史哲》1956年12月号曾刊有《楚辞札记》亦有此说，然亦无他证，不知段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同闻一多先生、李嘉言先生有过交流。总之五十年来楚辞学者书中、文中从未有人提及，可见也是只在札记中提出想法而缺乏论证，故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闻一多先生的信听说已在《闻一多研究动态》，第95期上公布，我因不上网，尚未见到）。我是在以往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将有关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多方面论证，破除了一些历史迷雾，揭示出了一系列历史的真相。

与此相近的有关于《诗经》的成书研究。《诗经》中收有东至今山东、西至今陕甘、北至河北、南至江汉一带之作，它是怎样收集起来、又如何成书的？《汉书·食货志》中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艺文志》中也说“古有采诗之官”。但古代能有那么健全的采诗机构吗？又《史记·孔子世家》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定为三百五篇。这也与先秦有关记载相抵牾。又《小雅》《大雅》的区分，学者们提出种种说法，均显得牵强。还有，《国风》中为什么《周南》《召南》居首，其次为《邶风》《鄘风》《卫风》，而《王风》反居其后？也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我以春秋以前文献中以“小大”论先后，《春秋》以前文献中以“小”“大”区别相同篇名的事例，说明《小雅》《大雅》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先后两次编入，又因篇幅较大，加“小”“大”分为两组以便称说；其内容侧重点上的不同，与作品来源和形成时代有关，而同反映事情的大小、内容、题材、诗体风格、音乐、乐器无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是西周末年召穆公的子孙所编成；《国风》中其他十部分和《大雅》、三《颂》根据有关先秦文献中引诗、赋诗材料和各国历史，以及从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各诸侯国同周天子的关系，可以断定是郑国贵族所增编，具体说应为子展所主持编成。孔子只是调整了《豳风》与《秦风》的顺序，调整了个别篇目的归属，对个别文字有所删改。

1998年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请我去讲有关《诗经》的问题，我就谈了这个问题。当时除中研院各位专家外，还有台湾几所大学的专家和日本、韩国、东南亚及欧洲的学者，我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是刻意要立什么新说、成什么一家之言。但如旧说中有抵牾处，我也不会违心地随大流。

在长期的工作中，我形成了这样的准则：首先，不能骗自己，如果是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我不会把它存留在记忆中。我判断一个结论的正确与否除了就事论事的证据和事理、逻辑关系外，还要联系已有的知识，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来通盘考虑。读书、接受我要尽量作到心安理得。其次，作为一个教师，一定要守正，要将正确的东西教给学生；作为一个学者，也要守正，不能把靠不住的说法写出发表以哗众取宠，扰乱视听。我以为即使是学者间讨论、探索，也要讲证据，凭材料说话。无端指责人，大话欺人，不仅反映了学术素养方面的缺陷，也是人品不端的表现。

在平时读书中，发现有的问题本来已成定论，但因为相关论证不是很清楚，所以仍有人提出种种新说。有些较大的学术问题，也会引起我的兴趣，去加以探究。如《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已是常识，但也有人提出其他说法，甚至认为其内容也不是依据曹家写的。而当今就专书而言，所拥有的读者和专家最多的是《红楼梦》，关于其内容、主题，结构及其与作者关系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我研究的结果，《红楼梦》就是以曹家为蓝本来写的，其成书同曹雪芹的生平及曹家的变故并不矛盾。书中贾家的“贾”，是据“曹”字巧妙改装的，也算是找到曹贾关系的一个密码；其中的“甄家”是将“贾”谐言为“假”而生发出来的，谐音“真”，以便将曹家历史上几件大的事情借其写出，免得全集中在贾家，因贾、曹对应关系过于明显而获罪。太虚幻境中“假是真来真亦假”正是其注脚。书名本作“石头记”，因当时曹家本在南京，即古之石头城，这个书名正说明《红楼梦》是以曹家在金陵时的事情为蓝本的，“金陵十二钗”之名也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什么女娲补天所剩一块石头及“通灵宝玉”的情节等，不过是为借机发挥、迷人眼目的勾当，不少学者在这些上面大做文章，乃是舍本逐末。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构思、结构、主题、思想内容，各人有各人的体会是正常的，但对作者、素材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只能有一个答案，不能永远各言其是。我因为读书总抱着一种“要弄明白”的想法，所以在这些方面花工夫较大。

读书中产生的有些心得，因为关系太大不能自信而放置之，以便进一步搜集材料，是我常用的一种办法。如文革中读《乐府诗集》，见其所载《巾舞歌诗》未作标点，便参照同卷所载《齐公莫舞辞》和《铎舞歌》的《圣人制礼乐篇》，加以对照排比，析出其中的声词和舞蹈术语，加以标点，然后对有关内容的一些问题加以研究，认为它是描写一个青年与父母相别去从军，和三年后回家与母亲相见情节的三场歌舞剧，从音乐上说分为二十解。只是因王国维认为中国的戏剧开始于南宋时代，这期间差一千多年，似乎自己的看法太冒失，因此成稿后放着，而着力在汉至唐之间文献中寻找有关戏剧的其他资料，也写过一点小文和笔记。后看到杨公骥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认为是歌舞剧，但他只将他所分五节中第五节八句每句开头的“母”字或“子”字独立出来，其后加了冒号，看作代言体的标志，其他四节未说明为代言体；关于其中一些字句的解释、校勘及其内容主题的看法，也与我的不同。我即将拙文加以修改，肯定杨文与我意见相同处，而对杨文未论述到及意见不同者重点加以论述，也寄《中华文史论丛》刊出，后又将关于该剧背景的部分加以修改刊出，从开始研读至此十多年。其他论文也有因为有的相关书尚未见到而放置十来年才交付发表的。知道此前其他人已有研究，如其中有应引述者未能引述，会感到很遗憾。因为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该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当然，毕竟个人读书范围有限，有些在其他书中附带谈到或札记之类中说到而自己未能注意到的情况也有。

我的论文，大体都是这样完成的。我读书一直抱着多读书以充实自己和“求得正解”的想法，所以除文学方面阅读面较宽，也读一些小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书，不是十分专一。但也有一个好处，便是往往可以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如屈原《橘颂》，虽然当代几位大家都认为是屈原青年时代之作，但都只从风格、情调方面为说，没有较有力的证据，所以至近年中仍有学者撰文主张为中年以后之作，甚至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笔。我在《仪礼·士冠礼》中看到八首冠辞和《孔子家语》中所载《冠颂》与《橘颂》有诸多相同处，于是确定《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冠礼时之作。这样看与《橘颂》的内容也十分切合，如此则不但《橘颂》作于屈原青年时代可以肯定，而且根据屈原生年，其创作的具体年代也可以确定。所以说，我的论文都是学习中的心得，而从产生一些想法到最终形成，都是在守正原则下探索的结果。

本书选了我三十多年的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20篇，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关于古代神话和春秋以前文学的，第二辑为关于屈原与楚辞的，第三辑为关于诸子、史传、歌舞辞和小说的。希望得到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傅璇琮先生、黄霖先生的关照与指点，也感谢罗剑波、杜怡顺同志为此书的编定费心。

赵逵夫

2015年3月15日于西北师范大学滋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