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说上海
上海不是一日建成的
郭泽宇
打开窗，汽车的鸣笛声纷然响起。不远处，巨型施工器械“隆隆”地响着，在通道蜿蜒交织的地下埋入一条新的轨迹。午后的阳光洒落在高层建筑的玻璃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进步，然而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却是四十年来的奋斗与发展。
四十年前的上海究竟是怎么样，我从未亲眼见过。但从过往岁月留下的文字中，兴许可以略知端倪。1978年的上海，同样是令人欣羡的一线城市。“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诉说着那个年代的繁华。诚然，四十年前的上海是一座“大城市”，但在很多方面也就仅仅限于“大”为止了。副食品奇缺；人们住在狭窄简陋的弄堂里，大雨天常常是水漫金山；自行车的购买并不简单，而上下班，又需要“挤”电车；未开发的人民广场成了足球爱好者们的乐园；在外滩的防浪堤对岸，光秃秃的，不见人烟。这样的上海尽管居于全国的高位，却依然难望发达国家城市的项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开始了。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造就了今日的上海，这样一座熠熠生辉的城市。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我出生于2002年，即便是在我有感受的十几年来，我也能明确地感受到上海的发展。小时候，看课本，看到中国的经济等各方面的指标总是在世界平均水平徘徊。那时候，“争强好胜”的我总是心有不甘。然而，未曾想到，不到十年，数据已然焕然一新，在那节节高升的排名背后，中国的发展跃然纸上。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上海，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自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一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边。“人靠衣装”，小时候从未听闻的衣服品牌，如今已是司空见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依据自己的喜好，追随最新的潮流；外出就餐也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从最高端的宴请，到家常的小菜，都可以在餐厅里享受到，而这，都已显得稀松平常了；小时候，住的是外公家的公房，是单位分配的，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屋子，承载着我童年的回忆，如今，父母的房屋的面积早已翻了一倍不止；从前的上海是“大”而“远”的，外出去好几公里外的目的地是谁也不情愿的，而今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得上海的时空距离前所未有的近，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远不过一两个小时，你便可以到达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我特别关注的，是上海近年来的文化发展。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海作为对外交流的前沿，外来文化潮涌般地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今，我们不仅可以轻松看到国外最新的影片，玩到最热门的游戏，各个国家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也渐渐为我们所熟知，所接受。甚至，在欧美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发展出不同的思考模式，真正地存同求异。
上海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飞速发展的四十年，是日新月异的四十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上海更是如此，在这繁华的背后，是改革开放的号召，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与汗水。上海的明天也会是进步的明天，在2050年前，上海必将会率先实现现代化。而这宏伟的美好未来的蓝图，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安可心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小孩，我经常跟好朋友们说，上海是我的第一故乡，河南和山东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三故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爸爸来自河南，妈妈来自山东。我呢，生于上海，长于上海，这不就有三个故乡啦！
爸爸妈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爸爸妈妈和《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主人公一样，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学习，从农村走进城市，考上大学，留在上海工作，成了新上海人。“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希望你站在父母的肩膀上，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们经常这样跟我说。
什么是更好的平台？我可没有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跟身边的上海小朋友一样，上一样的幼儿园和小学，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有的兴趣班我喜欢，有的我真不喜欢。不过妈妈可不管这些，她认为兴趣班“有用”就好，我有没有“兴趣”不那么重要。“多学学，你就会有兴趣了。”妈妈经常用这个理由说服我，而我每次都信了。
如果说我跟身边土生土长的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搬家比较频繁。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家已经搬过五次了。爸爸妈妈赤手空拳来到上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不仅没能力帮他们，还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俩就拼命攒钱，生活很节俭，从不买奢侈品。就这样，攒啊攒，在我出生那年，他们终于攒够首付，买了一套小小的房子。不过房子太小了，只有一个房间，后来爷爷奶奶到上海照顾我的时候，家里明显不够住了，爸爸妈妈就把小房子租出去，再去租个大点的房子住，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我跟爸爸妈妈住过一楼，有一段时间上海天气不好，潮湿多雨，我住的朝北房间靠门的地方，竟然长出了一朵蘑菇！我当时目瞪口呆，一夜之间，屋子里怎么会长出蘑菇这种生物？我们还住过6楼，要爬高高的楼梯，我年龄小，爬楼梯没关系，爷爷奶奶经常爬得气喘吁吁。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爸爸妈妈的收入都增加了，又攒了一些钱，终于在我8岁那年，卖了小房子，换了一套三房。买房时，妈妈说我长大了，也有主见了，问我对买房有什么意见。我想了想说，要买带电梯的房子，而且不要买一楼。妈妈哈哈大笑，说这个可以满足。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搬家了。
在换房之前，我们家还买了一辆小汽车。爸爸妈妈一直犹豫要不要买车，直到有一次，我发了高烧，他们带我打车去医院，扬招了大半个小时还没叫到车，这件事让他们很受刺激。我病好了后，他们飞速地去买了一辆汽车。我们家一直很庆幸做了这个决定，这辆开了好几年的汽车如今虽然不怎么值钱了，但当年一起买的上海汽车牌照和固定停车位价格却涨了不少。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啦。
对他们说的这个买车理由，最近我有点怀疑：“妈妈，你手机上不是有打车软件吗？叫不到车，为什么不用打车软件呢？”妈妈说：“傻孩子，当年还没有这些打车软件呢。”何止打车软件呢？平时妈妈总喜欢在微信朋友圈秀我的图片，有一天我问她，我刚出生的时候，拍的照片是不是很萌？有多少人点赞？妈妈笑着说，你出生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呢，谁给你点赞？
我以前一直认为，上班上学坐地铁、开汽车，出去旅游坐高铁、游轮、飞机，平时买东西用淘宝，不想走路就骑共享单车，这是生活的日常，但爸爸妈妈说，这在以前是根本想不到的。
时代变化太快了，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普通通通的人只要足够努力，只要不懈奋斗，日子都会越过越好。他们的奋斗故事也许平淡无奇，但是，他们微小而坚定的每一步，都使得这个时代更加闪亮。
我们何其有幸，出生在这个时代！
我们何其有幸，出生在这个国家！
为时代欢呼，为祖国喝彩！
亲切的上海
冯逸婷
北石路街道上的书报亭，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和其他的书报亭不一样，它这里长了许多藤蔓，趴在顶上的，挂在檐上的，缠在门上的，爬向地面的。在周围的小店铺的衬托下，这个小小的书报亭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了。
这是个有生命的书报亭，里面还坐着一位老爷爷，穿着汗背心和大裤衩，手持一把大蒲扇。
来来往往的客人其实蛮多，大多在傍晚，大人们吃完饭出来散步的时候，总会在此驻足停留。拿起一本杂志，抑或一份报纸，借着街上路灯的微光，伴着蝉鸣，悠闲地享受夜晚到来之前的幸福片刻。
有时碰到认识的邻居，总会带着上海方言亲和地聊上几句：
“哎哟，老张，侬吃好晚饭啦？”
“是额啊，侬也出来散步啊！”
而那个老爷爷总是看着来往的行人欣慰地笑着，像看电视剧一样。也许这三三两两的人已经全是老爷爷的“老熟人”了吧。
这是我小时候记忆里的场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住到奶奶家，过了十多年后，我又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
书报亭拆了，周围也都变了样。
我问：“妈，这里的书报亭呢？”
她说：“早拆了，已经破得不得了了，看看周围的店都开得灵伐。”
是啊，原来那些小小的店铺都变了样，一家家店都挂着彩灯，打着广告，从前傍晚借着路灯看报，现在这大晚上的，街上被店铺的灯光打得敞亮，空调的冷气也总会从门店里窜出来。小区门口的街道上热热闹闹，花园里的广场舞也不停歇。购物的购物，夜宵的夜宵，跑步的跑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这是上海的夜生活啊，明明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为一直习惯于当下的生活，让我没有察觉到变化已经有那么大了。
看着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那十年前的书报亭了，想着那些吃完饭的爷爷奶奶出来散步聊天的样子，那段舒适的时光着实让我非常怀念……
“诶，侬吃好饭啦，王阿姨。”
“对额呀，侬看看这的店开得都老灵额喏，方便来。”
那是穿着Polo衫的老头和穿着连衣裙的老太太，脸上的笑容和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与十年前的一模一样。
蝉鸣很响，和街上的音乐一起流淌。
好像也没有变，这座让我会发自内心微笑的城市。
带着那份仍然存在的上海市民的亲切感，这座越来越发达的城市，在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我们的书本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曾提到过，发展的特点是新事物替代旧事物，但是我们在习俗和文化方面却依然保持着传承的思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只经历了十八年，却已经看见了上海显著的改变，上海在发展，在进步，但市民的亲和力却没有随之改变。
这里是我爱的上海啊。
小冰棍，大上海
张诺
炎炎夏日，最少不了的“美味”一定就是冰淇淋了吧！
爸爸对我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三十多年前吧，那时候的冷饮大多是盐水棒冰、赤豆棒冰、奶油雪糕等，偶尔也有冰砖和三色杯。尤其是那些个冰棍，简直是小朋友们眼里的“夏日最爱”了！小贩们用棉被包着冰棍，放在木头箱子里保温，然后背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冷藏箱”，手拿一块小木板一边敲，一边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走街串巷地叫卖……当吆喝声传到孩子们耳中时，便立刻成了“天籁之音”。爸爸告诉我，每每此时，他都会翻箱倒柜急急忙忙拿出零花钱，“噌噌”窜到楼下买支冰棍吃。还会有小伙伴一起，于是大家伙边吃着冰棍边玩各种弄堂游戏，即便是酷热炎炎的夏天，有了冰棍和游戏，也会变得其乐无穷……
而在我小时候，情况便不同了——那时候已经听不到小贩的叫卖了，取而代之的是楼下小卖部中的扩音喇叭，装冰棍的小木箱也早已改成了电冰柜，对于卖冷饮的店主来说，这可比以前边走边叫来得方便多了，冰柜里的冷饮品种也不仅仅是原来的那老几样了。我记忆中吃的第一个冰淇淋，就是当时流行的香草火炬杯，那时还年幼的我们，每天聊天的主题就是冰淇淋的各种口味，有小伙伴买到了好吃的还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叫人直流口水……每当爸爸妈妈买了冷饮回来，我便拼命黏着他们，活像一只叽叽喳喳嗷嗷待哺的小鸟。于是，就这样，我小时候的夏天，就在吃冰淇淋和等吃冰淇淋的交替轮换中过去了……
现在的上海，买冷饮则更不同了——夏天买冰淇淋，我会选择去设有空调的便利店，因为这样能让我花更多时间精心挑选好看又好吃的冰淇淋，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不管哪种挑一根吃就完事儿了。便利店里的冰淇淋种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什么冰棍、冰糕、甜筒、冰淇淋球……还有网友们推荐的“网红”冰淇淋，无一不是既好吃，又好看得叫人喜爱！买冰淇淋也极其方便，手机一扫就可以拿着冰淇淋潇洒离去。跟爸爸的童年相比，早已是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有趣的是，哪怕是现在，在冰柜里还是能找到爸爸说的盐水、赤绿豆棒冰、奶油三色杯，这些老几样依旧被人们喜爱着……
拿着冰淇淋走出便利店，高楼林立的商业街人来人往，穿行在人海中，我并没有体会到大人们口中所说的身处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那种“孤独感”！反而从一支小小的冰淇淋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变化——人们变得富裕了，生活条件更优越了，大伙儿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发现人们在改变的同时，好像也在守护着什么——这些人们一直守护着的“东西”也同样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不让人迷失。就像是我们手里的冰淇淋，虽然口味愈发多了，但记忆里的味道还是没有被人们厌倦，我们依然为此而感到快乐！也许，这个就是所谓的“传承”吧！
小小“冰淇淋”的四十年象征着上海变化的四十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四十年！我们在不断发展求新的同时，那些美好的传统也随之前行……就像是人们依然对单单纯纯的盐水棒冰的那份执着！“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一个创新与传承和谐共存的新时代！
远洋山
周昕怡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爸爸是个很严厉的人。
爸爸是一名海员，我目前人生所走过的日子大可分为两类：爸爸公休在家的日子和爸爸不在家的日子。每次爸爸回来公休，总是嫌我没规矩，觉得妈妈没有调教好我，拿我太皮为借口，总是对我很凶。所以那时在我的印象里，爸爸是既陌生又可怕的人。哦，对了，就凭着他英语不错，还老喜欢盯着我背英语。
但是美好的回忆也有不少。只要爸爸的船停在洋山深水港，妈妈就会按爸爸的要求买好零食、水果和瓜子，带着我一起去爸爸的船上。大人把这事称为“探亲”，我称之为“一日游”。
要去洋山深水港，必经东海大桥。刚上桥时，从起点就可望见整座桥。桥蜿蜒曲折地卧在海面上，而另一端的洋山更是显得遥不可及，就像遥远东方的梦一样。
看了一路的大海、栏杆还有风车，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到处都是集装箱的地方。穿过沿海的车道，远处的巨轮变得越发清晰，港口两旁停靠着一艘又一艘的货船，码头上还有许多用来搬运集装箱的大型人工驾驶机器，是亮橘色的。
车在某座“巨型怪物”旁边停下，那船大概相当于几千个我了吧！小小的我望着它。毕竟，一个集装箱就可以装30顿左右货物呢。船上有楼梯是沿船舷放下的，连接到岸上，也不知是船牵起了岸，还是岸紧攥着船，让我震撼。在其底下分布着看似很结实的网，但那网一直随风飘荡着，感觉要是掉下去它一定会被戳破的。走近楼梯，才发觉它的“独特”——两格阶梯之间的空隙足够我跌倒时滑下了！那时的我死活不敢走，妈妈也无奈，就在岸头等爸爸下船来抱我。
等着等着，终于——爸爸出现了！他身着亮橘色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轻快熟练地走下了楼梯，又带着一副略有些得意的神情来到我们跟前。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很激动，只能说是新奇，虽说有了爸爸，我就可以顺利登船了，但感觉总是有隔阂卡在我和爸爸之间。
我一直以爸爸的职业是一名船员的事实为傲，其实也只是因为我拥有和别人不同的各种经历，无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比如能参观只可在新闻里看到的用来运输的大型船只，还能在里面吃顿饭，睡上一觉。
然而越往后，爸爸的形象才在我心中越发鲜明起来。
上小学时，爸爸每天在车站等我，常常带我去卜蜂莲花。他买肉买菜时我只好装作很有耐心的样子在旁边发呆，而买鱼就不同了，那鱼可是活的，会游来游去的，无论多久我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
我上初中后，叮嘱我背英语的那个爸爸变成了陪我打羽毛球的爸爸。为了和老爸打羽毛球，周五布置的作业在周六我就能完成，腾出时间周日和爸爸一起去和平公园打羽毛球。有一次，爸爸还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只很脏的麻雀幼崽！爸爸泡了米饭，一粒一粒塞给它吃，但就是不让我来喂。听奶奶说，爸爸小时候养过一只仓鼠，奶奶要扔，爸爸舍不得，就晚上拿手电筒照着藏在被窝里头。嘿嘿，原来老爸也曾“傻乎乎”过！和平公园还有个麦芽糖小摊，以前是3块钱一串，后来是5块钱。老爸在船上的日子，我自然没怎么去过，现在听说都涨成10元了。
不知在哪次课堂，政治老师提到了党的十四大提出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后，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要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而洋山深水港正是上海成为航运中心的重要部分，上海港的吞吐量也一直居国内首位。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在2007年以15413.5百万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列世界500强第488位，在2009年世界500强排名第327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在不断地发展着、奋斗着，沿强国之路向前走去。无论是技术领先世界的中国高铁，还是“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质”的飞跃。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完成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愈加雄厚，更是在国际层面上宣告着沉睡的雄狮将不再沉睡，咆哮之际指日可待。此后，地理老师也提到过中国的航运与洋山深水港。
我不禁想到了老爸身着亮橘色工作服的样子。原来老爸的职业并非那么轻松，而是肩负着祖国的殷殷期望。现在，我依然以老爸的职业为傲，却多了几分崇敬和严肃——因为老爸一直为祖国坚守着自己艰苦的事业，而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发展，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为国奋斗的人。能拥有这样的父亲，能见证上海如此巨大的改变，真是万幸。
中秋，老爸的船停靠在大连港，要转到洋山港登船。他事先让妈妈买些日用品，靠港后他回来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我问。“是，第二天清晨他跟你一块儿坐地铁走。”妈妈说，“今天据说也要凌晨才到，你别等了。”
闭起眼，再一睁，就可以和爸爸一块儿上学啦。
第二天早晨，果真家里突然冒出个老爸。妈妈说他回来后一直在理行李，说是一个晚上，其实连半个晚上都没。地铁上，老爸给了我一瓶水，说是大连火车站发的。这水在上海没见着过，来自西藏，纯透纯透的。
爸爸牵着厚实的拉杆箱又启程了，面前仿佛又呈现出一道亮橘色的光彩，映着触手可及的东方的梦……
我与廊下共成长
彭文玺
我生在廊下，长在廊下，在白墙黛瓦里，在绿树野村边，阵阵莲湘声中，我换下了第一颗牙，一笔一画的每一幅农民画都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牙牙学语，我稚气未脱。此时，廊下只是一个小乡镇，中国万千乡镇之一。
我的外婆家在中丰村，在我为数不多的记忆里，外婆一大早就要起床去赶集，她会在头上随意围一块说不清啥颜色的布，骑着自行车经过门前泥泞的路。如果天气不太好，下雨了，那么那条路便会如同沼泽一般，然后外婆就只能穿着套鞋一脚一个泥坑地走去买菜。我和表哥就跟在外婆身后在积起的水洼里抓泥鳅。
后来村里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外婆扛着家里最大的铲子就出了门，后来门前的小路就变成了石子路，虽然不能抓泥鳅，但是我和表哥可以捡门前小路上的石子打水漂儿。
后来，后来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但是我已经回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铺的水泥路，因为那时我早已搬去了大街上的奶奶家。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廊下。我会悄悄想念田里的菜花香，我会记得农家乐的风筝，我会忆起和表哥在泥路上抓泥鳅，弄得灰头土脸，然后回家被妈妈骂。那些幼稚又可贵的青葱岁月，一帧帧、一幕幕都在我的笔尖心上。
廊下是我的家，无论它是怎样的穷乡僻壤，至少它在我的年少懵懂里孕育了理想的种子。
而当我如今回家时，外婆家完全变了个模样。从村委会到我家的大马路旁种满了桂花。秋桂飘香时节，我好似置身百花丛中，伴着蝴蝶的翩跹，那些袅袅娜娜的、数不尽的花朵让我完全看不出曾经这里只是农村的一隅。离我外婆家的不远处，是如今远近闻名的枫叶岛，整片整片的枫叶林使廊下变成了游客常来的旅游景点，不仅促进了廊下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当地村民拥有了额外的收入，也促进了廊下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我不知道我错过了廊下怎样的进步，但是当我在慢慢成长时，廊下也在慢慢发展，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廊下田园小镇的建设实践充分利用了廊下的土地优势，结合生态旅游小镇的理念，在倡导“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今天，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使廊下旧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与祖国共同成长。
即使廊下新农村的实践如今已取得圆满成功，但是领导人依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廊下镇的一员，更要以复兴为己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祖国共同成长。
四十年的春风
王姝雯
四月的春天里，顾村公园的樱花开得正烂漫，远远望去，仿佛一大团一大团柔软的粉色云霞，叫人看了心中不禁欢喜起来；微风吹皱了园中湖的一池春水，鸟语花香、游人们的欢声笑语与波光粼粼的湖面交织成一幅温暖可亲的春景图……我站在顾村公园里，周围春意融融，我的心也一点点地跃动起来。
春光无限好。
行走在明媚的阳光中，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放松。“小菜买好了伐？”“唉，还没，等歇一道去好伐？”“好额呀！”……旁边的阿姨奶奶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菜价，不远处是一群一边在下象棋一边在聊天的大爷们，有的手里还拿着《新民晚报》，当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只听得“经济”、“新闻”几个字，忽然，有一位大爷激动地拍了拍手：“……改革开放真额好啊！”此时，我才反应过来，今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第四十个年头了。
改革开放给全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年间，全国人民如沐春风，它也在点点滴滴地渗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说，提到宝山，许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宝钢。宝钢不仅在钢铁生产方面有着傲人的成绩，在其发展的同时，管理人员也十分重视环保的理念，废气、废水都有专门处理，相关部门每年都在这方面投入巨资，各种环境测试设备24小时监控废弃物的排放，始终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努力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确，作为宝山的代名词，是宝钢带动了宝山的经济发展。在我幼年的印象中，宝山购物的地方很少，去市中心购物还要乘很久的车。现如今，万达广场、宝乐汇、正在建设中的宝龙广场……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商业大楼展示着宝山的新风采。想要去市区也方便了很多，952B公交车直达人民广场，还有距离我家不到百米的三号线地铁站……宝山，真的变了很多啊！
正当我感慨之时，忽然看到一个坐在凉亭里看书的少女，她文静而又亭亭玉立的模样比起身边的樱花也不遑多让，而她的手中，是一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会心一笑，想起了不久前在宝山图书馆借阅的那本相同的《人间词话》。细想起来，宝山图书馆的新馆好像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才正式对外开放的，在此之前，我只去文化宫上面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借过书，但后两者是完全没法与前者相比的。新馆现有藏书约60余万册，读者座位约1200个，采用云计算平台等先进的电子技术，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从前放假时，一个人在家太无聊，我和小伙伴们想要一起出去学习，却都不知道哪里比较安静，最后只能选择放弃，现在有了这个图书馆，当真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学得累了，还可以去图书馆后面体育馆的操场上散散步，或是去体育馆后面的电影院看场电影放松一下心情——学习、休闲两不误啊！
不知不觉间，我已走到了公园的出口处。顾村公园的美景使我深深迷恋，也难怪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我不禁又想起了吴淞那边的炮台湾国家湿地森林公园，那里品种繁多的迁徙水鸟以及郁郁葱葱的参天树木曾一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市委书记李强4月16日在宝山调研时来到此处所说的：“像炮台湾这样的湿地公园，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要在园林规划设计上进一步做精做优，更好凸显生态品质、景观美感，使之成为上海生态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市领导对其寄予如此厚望，由此可见，宝山的公园，也不一般啊！
踱步走向车站，在乘车回家的路上，看着一栋栋建筑物在我面前闪过——再不是从前那些低矮的平房了，我的心头不禁涌上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欣慰、期盼、激动……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上海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对于未来，我展开了无限的憧憬……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佳话！
我爱宝山！我爱上海！我爱中国！
尘封的记忆在改变
陆领苗
世界以痛吻我，我忍报之以歌。而那些血淋淋的伤口，则见证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茁壮成长。
——题记
我们生活在上海，而当这里的发展、生活条件日益完善时，那些曾经的岁月也随着时间尘封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犹如紫霞在至尊宝心里留下的那滴眼泪，当你讲不清这种淡淡而又莫名的忧伤时，才会恍悟它是你心头的朱砂痣。
你们还记得当年把粮票紧紧握在手中时的紧张吗？你们还记得当年搬着板凳去看露天电影时的欣喜吗？你们还记得当年收到友人来信时的兴奋吗？你们还记得当年看到老板手中拿着大哥大时的羡慕吗？我想，这些有趣的记忆应该早就尘封在每个80年代人的心中了吧。
如今，我们的上海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我们享受着现代化科技的便利。但有一天，我突然不再幻想未来，我扭过头去寻找从前。在这寻找的过程中，我一路上走走停停，像是寻找到了，又像是什么也没寻到。于是我带着满腔的好奇心去询问在上海生活的老一辈人。
我们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如今的2018年已有四十年的时间了。这四十年来，我们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成功地实现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跨越。
老一辈人说在改革开放前，老百姓心中最大的三个困难便是交通、经济和通讯。
“那时，如果家在郊区，想要进市中心的话，必须得很早出发，途中还要转几趟车，麻烦得很。而且那时交通管理不好，路上有自行车，有汽车，有行人，杂得很。还有旅游，在那时根本就是不敢奢望的。”
“对啊，那时我们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不好，但用钱的地方还是特别多。特别是孩子上学的问题，那时的孩子大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不能继续去上高中和大学，这也成为了在那时长大的孩子的一大遗憾啊。”
“嗯……哦，还有那时的通讯也是十分糟糕。基本上大家都是用书信，当然也有公共电话，但是很是舍不得花钱去打一个几分钟的电话，所以我们那时就很羡慕有手机的老板们。”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象着那时的场景，尽管我没有经历过，但通过老一辈人的描述，我能知道那时人们的日子很艰苦，大家都很无奈。“但所幸的是，大家都挺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啊。”这是一位老爷爷的自言自语，但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可不是嘛，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的变化迅猛，而我们上海的变化也大到让世界震惊。
现在的上海有了飞机场，有了地铁站，家家户户也几乎都有一辆私家车，从前要花半天的路程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从前不敢奢望的旅游现在你可以随时开始，从前杂乱的马路现在经过交通大整治后变得井然有序。
上海的经济近年来一直大幅度上升，人均GDP也在直线上升，上海从少数人富有到现在几乎全民小康，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没有文凭了。
现在的上海已经进入了5G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通讯最主要的工具，QQ、微信、微博，一个“发送”键一键搞定。
那些尘封的记忆依旧在持续地改变着。我们有了摩拜单车，我们有了世界第一的深坑酒店，我们有了超便捷的地铁轨道，我们有了迪士尼旅游度假区……
但是你会可惜吗？可惜那些曾经的记忆的暗淡。我想，怀念还是有的。但是如果可惜，这世界上需要可惜的事情太多了。记住：你所喜欢与向往的东西，总有一天会以最好的姿态回馈给你！
尘封的记忆在变，这个城市在变，世界也在变。
或许再过个几年，几十年，这个城市会以另一种全新的面貌迎接后人。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
干一凡
四十年，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四十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四十年，泪珠汗水与坚持不懈，终应了那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四十年，上海转变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四十年前的老上海，弄堂像是一个标志，它像网丝一样遍布了整个儿上海。
老上海的弄堂拥有着别样的韵味，那就是质朴、古老。
弄堂老，老在历史，老在居民，老在斑驳的砖砖瓦瓦。那是被岁月沉淀过的白墙黑檐，那是缠连在一起的整整齐齐的一排老房子，悠长狭窄的过道纵横交错，连接了一户又一户。
弄堂里的老人都还记得那些已经消逝的时光，那是他们对逝去岁月的美好回忆。每每清晨，随着“当啷当啷”的摇铃声，家里的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了，切菜的声音、下锅的声音、出门的声音，总之静谧了一夜的弄堂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活力。出门时邻居的问候，买菜回来时和街边邻里唠唠家常。傍晚，一家烧饭满弄堂的香，一群小孩子能掀翻整条弄堂的顶。饭毕，一家人拿出小板凳开始“乘风凉”，享受着这自然风的清爽。夜半的打更声，清晨的吆喝声……生活好不惬意，弄堂生活也就是如此质朴，古老。
老上海的弄堂就是如此洋溢着和睦的邻里关系，儿时的嬉闹，惬意的生活……这是每个老上海人抹不去的浓重记忆。这些美好的回忆勾勒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弄堂文化，这是历史厚重的沉淀，这是文化相承的血脉。
看今朝旖旎风光秀。
今日的上海，已经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都市，处处显现着她的独特魅力，令人着迷——外滩边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的现代摩天大厦，大教堂圣诗声声，玉佛寺香烟袅袅，大剧院的交响乐、芭蕾舞，老饭店的本帮菜肴，各式各样的精彩。夜幕降临，霓虹闪耀，点缀着整个上海。现在的上海，光荣与梦想在这里汇合，张扬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博情怀。
在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放慢脚步，依旧能体会到这繁华外表下的温馨和美丽。是漆黑的楼道里突然亮起的一束温暖的灯光；是公交车上突然站起来的学生扶着老人坐下；是车辆纷纷向车道边靠拢让出一条宽敞的过道，只因远处传来的救护车的急促的警报声……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愈加繁华，愈加发展。电梯楼房里，老人不必再迈着艰难的步伐；小区花园里百花齐放，青藤椅在轻轻摇摆，蒲扇轻轻摇着，老人和孩子享受着优美的环境；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孩子还在拉动着琴弦，悠扬的小提琴声弥漫在温馨的空气中；主妇们熟练地使用着电饭煲，开始做菜，眼里的宁静和唇角的微笑也静静绽放。
这些新时代的记忆勾勒出一幅发展与繁荣并存的生活图景，这是梦想的开始，这是便捷的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动力。
上海，闪烁在城市上空的阳光，越过高高的大厦，流淌在人们的记忆里。我想我们应当回望过去，遥望未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学会感恩，燃复兴之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鹊桥
唐秋奕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我和外婆相隔两岸，滚滚长江水怒浪涛天，祖孙俩彼此的思念就如断了线的风筝，纵使飞得再高，也会被长江的一袭巨浪拍灭殆尽。
什么时候，这滔滔的长江水上能够凌驾一座鹊桥，把这间断的两岸、遥遥相对的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题记
乌云压得低低的，空中不时响起几声低沉的闷雷，明晃晃的闪电从积压的云层中劈出，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先兆。好似天地合一，融合成一片灰蒙蒙的色调，荒诞而恐怖。
我心里默念着：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无怪乎听见妈妈摇着头叹息：“这种天气，外摆渡怎么开得了呢？这下又去不了外婆家了！”
在当时这种通讯设备简陋的条件下，想见一面外婆，只能穿越这条江。除去恶劣的气候、妈妈的工作日，能够见到外婆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而从市中心出发，途中换车就要换两次，再在摆渡船上颠簸上足足三刻钟，最后还要再乘一班车，兜兜转转，一路上的车马劳顿，最起码也要持续两个半钟头，对于年幼娇贵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往往在打的去郊外港口的路上，我就呕吐得天昏地暗，年轻的妈妈不得不一边照顾我，一边左右手来回交替提好沉甸甸的行李和礼品，同样苦不堪言。
“为什么不去造一座大桥或是隧道呢？像纽带一样紧紧将上海和崇明岛联系在一起。”
摆渡船在长江上乘风破浪，江面上风口浪尖，船舱里难免又是一阵剧烈的晃荡，站立的人稍不留神就会摔倒。我还没从晕车的劲儿中缓过神来，胃里又翻涌起了晕船的苦水。舱里卖的无非是方便面、茶叶蛋这些勉强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举目窗外，满目萧然，皆是一起一伏的黄色波涛，自然是没有什么闲情雅致来享用便当了。
“上海的泥沙太松散了，别说什么隧道了，就是大桥也建不起来啊！”
殊不知，若干年后，在上海和崇明相隔的江面上横空架起了一座“鹊桥”，美观轻盈地在碧空下形成一道雪白的抛物线。白色的栏，墨黑色的道，笔直地通向前方。天好像被洗过一般，阳光很暖，江水静静地流淌，沙鸥在起舞，长江大桥的景色壮观得无以复加。而我们在路上，在通往温暖的路上，在通往亲人怀抱的路上。从此不再遥远，不再有所阻碍——它是近在咫尺的。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路可言，无论是陡峭的高山、干旱的沙漠，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走过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路。再没有什么能阻挡血浓于水的亲情。我高声吟诵起来：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我无疑是生在这个年代的幸运孩子。因为“鹊桥”（上海长江大桥），诞生在属于我的年代，造福着两岸的人民，让爱连接。
总也跟不上的教材修订
张振芝
我从2001年退休时，就一直从事小学《品德与社会》教材的编写工作。人们都说编教材很辛苦、很繁琐，其实辛苦繁琐的不只是编写，而是编好后并非万事大吉，还要不断地修订、修订、再修订。不过，我觉得这种辛苦是快乐的辛苦，这种烦恼是幸福的烦恼。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参与编写的《品德与社会》是一门开放性很强的学科，与社会信息紧密联系。祖国的发展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们的教材要与时俱进，当然也得一年一小改，三年一大改。
就以五年级第一学期《我们走在大路上》一课来说吧。这是一篇反映我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课文。在编写时，我们已经引用了当时能引用的最新资料：高速公路里程2007年达到5万千米，居世界第二位；铁路里程已达9万千米，机车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电力机车，不断更新。但教材的使用是一年一个年级推进的，到了五年级使用教材时，这些数据早就成“老黄历”了。于是我们立即运用最新的发展数据对教材进行修订：把高速公路里程改为13.1万千米，把铁路里程改为12.4万千米，还添加了高速铁路里程6552千米。修订后，我们自己以为很得意，终于让教材与时俱进了。可是到今年一看，与实际又脱了一大截：高速公路里程已占据世界首位，高铁营运里程超过2.5万千米，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于是我们赶快再修订，谁知材料到了老师手里，还是抱怨教材内容滞后，虽然我们已把原来电力机车的照片换成了和谐号动车的照片，可是现在的复兴号动车又比和谐号更先进了。我们再修订教材也来不及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奔月的理想》一课，编写时已运用当时最新信息：杨利伟坐神舟5号飞船上宇宙，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进入载人飞行的新纪元。可是这个信息很快就被新的信息替代：神舟6号、7号、8号等相继成功发射，航天员还出舱行走，还进行天地对话，还实现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我们对教材再怎么修改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速度啊！
再如《开放的中国》一课，编写时已经列举了当时我国融入世界的最新事例：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相继成功，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中国召开……但现在这些事例早已不新鲜，因为前两年就承办了20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有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以跑步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教材再怎么修改也望尘莫及啊！
更振奋人心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宏伟目标的不断丰富、发展和推进。在2006年版教材中，“明天会更好”栏目下是这样表述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党的十九大把这宏伟目标进一步明确、具体，更可操作了。我们就把这一段内容改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有人对我说：“教材又不是报纸、电视，再修改也跟不上形势，何苦呢？”我说：“我乐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修订，因为在修订中，我听到了祖国母亲年轻的心脏在强有力地跳动，听到了中华民族在复兴大路上前行的脚步铿锵作响，看到改革开放的捷报飞满神州的盛世景象。我愿意一次又一次地为她记录，为她点赞！”
沙的眷恋
黄玉昌
岛上的人爱说“沙”。鸭窝沙、金带沙、潘石沙、圆圆沙、瑞丰沙……老辈的人耳熟能详。
沙小，不过一颗尘埃。尘土扬起，漫天黄沙，落归何处，都是道不清的偶然；沙也大，江河之洲即为“沙”。方圆几十里，月寒烟笼，就此成了故土。
沙，“禁锢”了母亲一生。
小时候，母亲说外婆家在很远很远的北沙。一年到头，只在寒冷的冬天，母亲会带着我坐船，坐车，再坐船，一路向北。北到天涯，才到北沙。
记忆中，每年都去北沙。去了北沙，才知道，北沙不是北沙，是江苏海门，只是人们就一直叫它“北沙”。外婆告诉我：“要不是没有米吃，你娘才不去鸭窝沙。”
记忆中，每一次，在鸭窝沙码头，母亲抱着我提个包裹上船时，哥哥总是哭得天昏地暗。母亲赶他回去，母亲不让他去北沙：“那么远，怎么走！”“我去看娘，你去干啥！”“弟弟小，你大！”
记忆中，每一次在青龙港，母亲牵住我的手，提着鼓鼓的包裹上船时，外婆总是泪眼汪汪：“过完节再回吧，啊？”“不了，家里还有三个，不放心……”小姨搀着外婆：“姐，多住两天吧！”母亲背过身子，只管走。外婆缠着小脚，拉着小姨，颤颤地跟在后头。船开出老远，母亲才会回头，定定地出神，任凭风吹泪流。这一路回程，又是天黑走到天黑。
鸭窝沙种水稻，鸭窝沙有米吃。母亲随着一批姐妹到鸭窝沙讨生活。沙尘扬起，只看见母亲在田间稻垄孤独而忙碌的背影，如同散落于四野的一颗尘埃，在苦苦地讨着她们这一辈的生活。早几年，一同前来的姐妹多少有些联络往来。时间久了，各自忙开，能顾上的只剩各自家里大大小小的嘴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母亲逐渐学会了在北沙从未做过的农活，母亲成了彻彻底底的鸭窝沙人。母亲说，做沙上人好，她喜欢沙的性格，随遇而安，不事张扬，不行抱怨，踏踏实实，落地生根。
到我略微懂事的时候，家里几乎很少看见母亲的身影了。
沙上人都在江边。汛期的时候（沙上人叫“大汛”），江潮凶猛，沙的四围堤坝坏得严重，甚至出现决口。汹涌的潮水从天边涌来，“涮”得沙上人家一片狼藉。小汛的时候，还得围圩造田。在江边滩涂上围出一块一块良田，把“沙”与“沙”之间连成一片。沙上人不分日夜，挑泥堵漏，挑泥筑坝。
沙上人家挨家挨户摊派劳力。因着父亲常年在外，哥哥姐姐也小，母亲一副泥络，一根扁担，加入到滚滚的人流中去。你能想见，堤上岸下，几千几万个身影来来回回，几千几万根扁担晃晃悠悠，几千几万声号子轰轰烈烈。滩涂上，一方方青黑色的沙泥，滴着江水，混着汗味，堆积起来，夯实起来，宽宽的，高高的，像城墙般连成蜿蜒曲折的百里大堤。从此，堤外是滔滔的江水，堤内是平安的家园。母亲和许多像她一样的“沙”一般性格和命运的人，硬是用肩膀向老天“讨”成了一个生活！你可以轻视一颗沙土的卑微，但你又怎能忽略，无数颗卑微的生命聚集在一起时，所凝固成的那般无穷力量？这是沙的力量！
“沙”是天然形成的，“圩”是母亲这一辈人向老天“讨”来的。围成一片的“沙”和“圩”形成了一个卧蚕形的绿洲，那便是长兴岛。
长成和母亲一般高时，我和哥哥也挑上了担子，随母亲一起去吴淞卖橘子。以前一直叫的鸭窝沙码头，官方称呼就是马家港码头。候船室内人山人海，到处是出外卖橘子的乡里乡亲。
十年沙洲，田间乡里，宅前屋后，种上的橘树繁茂成荫，终于开花结果。“鸭窝沙”是早已忘记的名字，人们渐渐习惯称之为“橘岛”。当初，村里动员农户改种橘树。在人们犹豫的眼神中，母亲一口气多要了几块地。外婆捎信过来，说，这沙地上橘树能成活吗？橘苗在不结果的头几年，家里怎么活？
母亲说，熬过头几年就会好。母亲学着别人的样，在橘苗边上的空地，种上西瓜、洋萝卜；母亲带着全家种蘑菇，种西红杮；母亲多方打听，一人坐车去常熟摸索着进牛仔裤；母亲成了凤凰街上最早一批摆地摊卖服装的人……母亲的性格变得愈发刚强，说话做事也风风火火起来。
母亲用她顽强的性格和勤劳的双手，为那段艰难的日子打满了幸福的补丁。在这片沙地上滚过生活的人，很少戏沙，也不哭沙。煎熬的岁月里没有赋闲，有的只是印刻在骨子里的沙的情怀：顺势而为，迎难而上；富有韧劲，柔软细腻。待到橘树上硕果累累的时候，母亲的脸上终于也盈满了笑容。
几十年的风雨如沙画般铺开又抹去，我终于可以搀扶母亲的手，陪她静静地望穿斜阳。眼前，万亩的沙地，滋润了一切，静静地美好。
如今，岛上产业结构已然发生巨变，一座现代化的海洋装备岛呈现在世人面前，岛屿地容地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桥南隧，交通变得十分便捷。从岛上去海门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问母亲什么时候去海门看看，她枯瘦的指尖掠过银丝发际，笑容同天边的夕阳一样温和。长兴岛成为沙洲不过百年，老辈人多数来自崇明，来自启东，来自海门……风沙掩不尽他们的乡愁，但是，他们都把自己定格在了这一片生命的绿洲。
只是，再和小辈们谈起厚卜镇，谈起长凤圩，很多都是茫然的表情。新港樊老先生说，记得也罢，淡忘也好，但是，世世代代长兴人骨子里印刻的“沙”的性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但愿如此。应该如此。
一路风景绽墙门
王伟英
70年代时，这还是一条土路，是村里的主干道，南北走向。旁边紧傍着一条又深又宽的垄沟，每逢夏季，沟里灌满了水，成了一条流动的小河，“哗哗”流向无数的水稻田。人走在路上，似乎能听见秧苗“刷刷”长高的声音。
土路周边有许多细细的小路连接着家家户户，也连接着外村，因而每天热热闹闹的，大人到村里办事，学生去村里上学，外村的人在这路上南来北往。
很小我就知道，走亲戚是靠双脚走的。年幼时，牵着奶奶的手，跟她走回娘家，跟她走到干巷乡下的姑妈家；牵着母亲的手走去外婆家，都是沿着这土路走啊走，走得小短腿发胀发酸。虽然这几段路程如今开车不过几分钟，最远的干巷也就十多分钟。
那时，路两边长满野草，放眼四望，周边散落着低矮的平房，灰扑扑的，像个刚从田里结束劳作的老农。地里种着单一的庄稼，应季出现水稻、小麦、油菜或棉花。
土路，因一场连绵的雨，有我难忘的场景。
是小学时，一日午饭后，我穿着套鞋往学校赶。天阴沉着，像课堂上老师严肃的脸。我费力地走着，路上的烂泥像土黄色的漆泼洒开来，铺展开去。踩上去，烂泥像油一样滑，脚总要向前溜一截才停住，然后烂泥紧紧粘在套鞋上。我用力拔着套鞋，只听见咯唧作响，却不见鞋子移动，再用力，“吧嗒”一声，套鞋没拔出来，一只脚却脱离套鞋踩在烂泥里，我气恨。环顾四周，垄沟里的水很浅很静，大路空荡荡没有人影，离学校还有一半路程，黏稠的烂泥一路延伸。想着下午的课要迟到了，心里着急。又狠命地拔另一只脚，越着急越拔不出来，双脚好似都被胶水粘住了。
我站在路上发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从后面赶上来，背起我朝学校走。我委屈地对他说：“爸爸，这路太难走了，往后下雨天该怎么办呀？”
父亲安慰我说：“你可以走田间的小道，上面被野草铺满了，不容易滑。”又说：“不要急，以后要铺成石子路呢。”我的心期待起来。
等待的日子总是飞快，一两年后，工程终于完工了，底下是大石块，中间是大石子，最上面用淡青色的小石子铺洒，石磙压过，路面平整而结实。曾经令人头疼的烂泥，被石子严严实实覆盖了。路两边种上了一米多高的水杉幼苗，精神抖擞像活泼朝气的少先队员，天天目送我开心地上学放学。
十多年一晃而过。因留恋家乡，毕业后我回到镇上的市属单位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又在石子路上南北往返。
多年的雨水冲刷，路面小石子消失不少，裸露着四角嶙峋的大石子，时常戳破自行车轮胎。我中招了多次，好几回大热天里走得满头大汗。结婚后经常带孩子回家，走着走着，有细石粒溜进他的小凉鞋里，硌得他脚疼，他恨恨地跺脚：“外婆家的路太破了。”言犹在耳，路已修筑好，今年春节他乘着汽车直到外婆家门口。
一个柳外莺声碎的午后，我又漫步在这条路上，一路向北。
石子路早已成宽敞整洁的水泥路，路面拓宽了一半，东边一排的树成了中间的隔离带。四十年了，树长得粗壮挺拔，有十多米高，枝叶葳蕤在空中相接，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路面留下斑驳的光影。路灯静默着，每当夜幕降临，就散发柔和的灯光，照亮过往的车和行人。天蓝似水，鸟儿欢快地飞在空中，盘旋，鸣叫。
很多房子已翻建成别墅，造型漂亮，白色栅栏围成小院，里面停着小汽车，“绿杨庭院，暖风帘幕”，一幅春天的写意画。狗懒洋洋地半卧在院子门口。栅栏前，黄瓜、丝瓜、豇豆等各色蔬菜正开着花结着果。高高的南瓜藤架下，放着一盆盆花草。花香味与瓜果味在空气里弥漫着芬芳。
河流蜿蜒而去，仿若一条白色的绸缎镶嵌在田野间。防滑步道顺河而建，不少人在那里散步。岸边是一排高高矮矮的果树，此时正桃花红，杏花白，李花浅白开自好，还有好几棵向日葵生长着。远处，一座小木桥横跨两岸，倒影在清澈的河面上，构成一个满月的圆。更远处，稻花飘香，风吹麦浪阵阵香。
一长溜小汽车停靠在草莓大棚边，不少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在采摘草莓，笑声不断飘到路上。梨园在它斜对面，枝上梨花层层似雪，仿佛鲜果满枝的景象就在面前。梨园南面农耕文化基地一片秀美风光，幽深的木质风雨长廊绰然婉约，幽美的小池塘倒映着雪白的马头墙，两只秀气的白鹭在悠哉嬉水，大小不一的菜地一块连着一块。
我步入一条隐藏在绿荫里的健身道。这片占地10亩的墙门里公园，树木浓郁，花草茵茵，是村里一处休闲娱乐的文化活动场所。树叶扶疏间，两座有江南传统特色的凉亭若隐若现。中心的圆形广场有300多平方米，两边安置了健身器材。入夜，这是村里最欢闹的所在，跳广场舞的、健身的、溜娃的、逗狗的、闲聊的，好似繁华城市的一角。
公交车来了，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俱一脸欢喜。
抬头，“墙门里”古朴拙劲的字映入眼帘，门楼下是小时候常走过的十字路口，是建农路、建谔路、建八路的交汇点，而今路面开阔平整，四通八达，可以去到无限远方。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四十年日新月异，一切还会改变，路将越走越宽，一路风景将更美更好。清风徐来，村景如画，春风从四面八方涌来……
啊，苏州河
陆兴安
苏州河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横贯上海市区，通向苏州。上海开埠后，“苏州河”的名字应运而生。
民间一般认可的苏州河河段是北新泾至外白渡桥河口，流经普陀、闸北、虹口、黄浦四区，河道曲折多变，有急转弯9处。河面上，风格各异、线条流畅的31座桥梁连接起南北城区。
我第一次见识苏州河，是在70年代初。那时我是船长兼驾驶员，为供销社装运西瓜。
接到这张运配单，驳船上的船员听了无不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可以撑开肚皮吃西瓜了，但我却忧心忡忡。为甚？苏州河是一条“吃人”的河啊！来来去去的潮水像放了闸，有一泻千里之势，眨眼之间，水位落差一米开外，潮水汹涌湍急，不亲眼所见，断然不会相信。船只这头进桥洞，那头出不了闷在洞里时有发生，险象环生。苏州河，不知有多少无辜丧生其中。我们公社就有一艘小机船因麻痹大意，船沉苏州河，船老大暴饮臭河水，丢了卿卿性命。我肩负船长使命，一旦发生不测，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不去冒风险，是最明智的。领导见我打退堂鼓，立时瞪眼：“苏州河有啥好怕的？人家手摇船也敢去，你机动船怕什么？记住一条，逆水进顺水出，只要胆大心细，保证没问题。”我没去过苏州河，却只听说苏州河里接二连三的海损事故，心里有点忐忑。苏州河里有手摇船？我不好说什么了，再说就好像我还不够船老大资格呢！
7月初的一天，拖了8船西瓜，一路顺水来到苏州河口收港。正是中午时分，没一丝风儿，大太阳照头顶，河水烫得像刚烧过的，人要热昏了。突然，我眼前一暗，外白渡桥下，滚滚而来的河水如水柏油一样漆黑漆黑，刺鼻的臭气令人窒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传说中的苏州河水。
船靠了码头，吃中饭，因为气温高，船舱里孵勿住，搬到船棚上吃。我喜欢“抿两口”，一边抹汗水，一边龙虾就着烧酒。正吃得有滋有味，我的学徒“哇”一声，喉咙口像坍了坝，翻肠倒肚……吃船上饭，许多不良行为是没有人说你不讲文明的。譬如大小便，历来百无禁忌。大粪船上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滋有味，想清高就不到船上。习惯成自然，人人心照不宣。我的学徒像小姑娘，细皮白肉，胃口浅，吃口细，不晓得他为啥反胃口？过后他对我说，望野眼看见氽过一只死猪猡。天天在水上作业，常与腐烂的浮尸不期而遇，还怕死猪？学徒皱着眉头说，死猪的肚皮里有一肚皮的龙虾在啃……话没说完他又反胃了，不由自主地呕吐起来。
那年可能是西瓜丰收年，待卸的船只从外白渡桥停泊到乍浦路桥，河面上全是西瓜船，我们的船只排了五天五夜还没轮到卸货。气温高，西瓜闷在几十吨的船舱里，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是什么名堂的气味，进一步充当了苏州河臭水的帮凶。
这天黄昏，我们一帮人在船棚上乘凉，忽听上面防汛墙上有个上海口音的女子问：“臭气味格大，啥地方来个呀？”男：“船高头乡下人！走走走！”乡下人有臭气味？我抬手闻了闻。苏州河水这么臭不讲，倒打一耙反说乡下人？吃了三年饱饭，忘了过去讨饭，殊不知自己的老祖宗也是泥腿子出身！
苏州河退潮时，又黑又臭的河水总是源源不断，奔流不息。这臭水是从哪里来的？我弄不明白，问一个管理码头的老师傅。他朝我望一眼，笑了笑，好像我很幼稚，轻蔑地说：“哪来的？厂里呀！”厂里有取之不尽的臭水？我不敢相信。
苏州河地理位置好，得天独厚，工商业者纷纷在苏州河两岸生产经营。可以说，上海因苏州河而繁荣！仅原普陀区内的苏州河河岸线，就集中了纺织、面粉、火柴、印刷、化工、钢铁、啤酒、药品、五金、无线电、石油化工、机械设备等数以千计的工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常年累积，导致苏州河水像废油脚，又浓又黑，臭不可闻。我在队里劳动时，队长派我去化肥厂摇回一船无名氨水，队长过来嗅了嗅：“什么无名氨水，比苏州河的臭水还不如。”苏州河的水胜过无名氨水，厉害不厉害？出口说臭乡下人的“阿拉上海人”，居然朝夕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苏州河是上海的一条知名航道。河水臭气冲天，两岸市民连窗也不敢开，严重影响了国际大都市的声誉。上海市政府于1995年12月正式提出，要把苏州河作为“上海环保重中之重”，全面开展综合治理，让黑水变清水，让鱼虾在苏州河里徜徉。历经十五年，投入数百亿元的财力，取缔重污企业，改造不达标企业，开挖河底淤泥，终使苏州河彻底大变样，那水跟淀山湖的水一样了，蔚蓝清澈明亮，水天一色。
去年七一前夕，党总支组织党员去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行仓库。苏州河边，林荫道上枝条伸展，和风拂面，大胆地亲吻起我的脸庞，清香扑鼻，沁人心脾；举目眺望，尽是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景象。
苏州河水正是平潮时，我伫立在西藏路桥上，注视着平静如镜的水面，即刻回想起四十年前的苏州河，心潮波澜起伏，我们的国家真强大！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
苏州河是城市的血脉，苏州河漂亮了。全长20.50公里的河段上设置了15处水上旅游码头，国内外游客乘游艇尽情一睹苏州河风采，苏州河成了万众瞩目的景观河！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苏州河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蜿蜒绵长的苏州河水，恰似缓慢搏动的历史脉络，记载着上海这颗东方明珠的飞速变迁！
行走的箱子
刘世洁
第一次见到箱子是在我5岁生日，1989年的那个夏天。
晚饭后，父亲从尼龙袋里取出一个黑色粗纹表皮面、带有金属锁扣的箱子，锁扣旁边有精巧的密码转轮锁。父亲弯下腰打开，一条崭新的鲜红色公主裙安静地躺着，不带有一丝皱褶。对于当时的家境来说，买箱子和裙子花的钱足以吃上好几顿肉了。母亲埋怨父亲乱花钱，父亲只是笑笑。后来，那条裙子我一直舍不得穿，父亲也一直舍不得用那箱子，一直用尼龙袋包裹着。
记忆中，我一共搬过三次家。从最初的瓦房到如今的住宅小区。家里除了这个密码箱，行李箱也多了起来，父母的，我的，爱人的，孩子的。
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看上去什么都没变，其实什么都变了。这么多年我们在成长的同时，家里的箱子和生活都在渐渐发生变化。只是这箱子已经伴随我们家二十多年，竟毫无褪色的痕迹。
80年代初期，奉贤县南桥地区住宅以国家统建和单位自建职工住房为主。父亲作为大龄青年，响应“晚婚晚育”，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父亲将尼龙袋里的箱子取了出来，里里外外轻轻擦拭后，放进几本相册、证件和一个装有几张现金的信封，母亲和爷爷奶奶整理全家人的行李，一起动身去了新房子。推开门就看到一套共用的简陋的厨卫设施，重重的液化气瓶就在公用走道里。想到住在这里拥挤，私密空间少，照顾爷爷奶奶也不方便，父亲还是将行李和箱子搬回了老房子。通过申请，考虑到父亲的收入和实际生活现状，单位收回了这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并在后来重新给他分配了一套六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就在现在南桥镇的城乡北路一带。
这一次我们先去看了房子，比上一次的确宽敞了很多，但是距离我就读的南桥小学还是有些路程，不方便接送。父亲又动起了心思——换房。于是，经人介绍在解放新村找到了一套置换房。
父亲又一次提着沉重而硬朗的箱子，走进这个新家，而我也兴奋地穿上已经变小的红纱裙参观了自己的房间。除了家离南桥小学近了，更让母亲高兴的是，当时解放新村使用的是煤气，家里不放液化气瓶让她感觉踏实多了。
我们住在一楼，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院子，父亲在院子里用彩钢板等简易材料搭了一间房间作为他和母亲的卧室，屋子里的两间房分别留给了我和爷爷奶奶。母亲常说我们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建筑面积不大，但这里交通方便，离车站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旁边就是工人俱乐部，每到周日，我都会拿着一元钱去那里坐一趟小火车。
爷爷去世后，奶奶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母亲给我和奶奶都买了一台电风扇，可是狭小暗潮的空间依然让生活有些说不出的压抑。由于解放新村没有停车场和规范的停车位，经常会有车子停在家门前，难免给出行带来各种不便。
1991年，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南桥正式实施。大部分单位职工开始缴纳住房公积金。父母也开始琢磨是不是换一套更大面积、小区公共设施更完善的住房，只是一直拿不定主意。父亲常常将衣橱里久违的箱子拿出来，拉上窗帘关起门，转动密码锁后打开箱子。他和母亲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信封里的现金，最终，母亲摇了摇头。
2004年，随着小院子被拆除还绿，家里可以腾挪的地方更少了。父亲终于决定用公积金贷款购置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通过熟人介绍，最后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贝港南区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这一次，箱子里不再存放信封和相册，而是用报纸扎实包裹的三本房产证，父母亲半辈子的心血。我帮父亲提着他最心爱的箱子和其他行李，推开了新房子的门。两个朝南的卧室，一间面北的小卧室，厨房和卫生间隔开，距离较远，客厅大得可以放下一套沙发、一张茶几，再加一张双人床。红裙子穿不下了，我长大了，生活也更美了。
奶奶非常高兴：“每个楼道都有防盗门铃，楼下就是可以跳舞的广场，垃圾房也近，不错不错。”奶奶自从每天饭后到楼下广场上跳舞和打太极拳后，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结婚后，家里又添了新成员，屋子里热闹起来，却也不再觉得家里挤。
2015年起，奉贤区启动了“绿色账户”进小区，贝港南区也在其中。五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排列，我们家最起劲投放垃圾的是祖孙俩，每次分类投放垃圾后可以给自己的绿色账户积分，线上线下均可兑换礼品，她们一老一小俩宝贝参与其中不亦乐乎，邻居们也都跃跃欲试，自觉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
短短数十年，奉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石板路越来越少，绿化河道越来越干净，车道越来越规范，交通越来越有序，街道越来越热闹，生活越来越美好！
只有箱子，它还裹着一层尼龙袋，一直躺在衣橱顶上，再没有被拿下来。而裙子，也安安静静地躺在箱子里，不带有一丝皱褶，仿佛从没有经历过时光荏苒。
老物件：老屋里的板凳
贾佳
一张旧式小板凳，算得上是王梅华家中上了年份的老物件之一。王梅华是松江叶榭镇堰泾村人，1950年生。丈夫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儿，家里日子过得仔细，不少老物件就这样留到了现在。
王梅华的老屋，就像她的很多老物件一样，也上了年纪，大约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从20多岁嫁过来，就住在这里。”板凳放在一进门的堂屋间，王梅华仍然随手便用。
板凳与日常的家用凳有些不同，是王梅华的丈夫在上世纪70年代自己制作的。凳面约有30公分长，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凳腿儿不一样，像是“踩”上了滑板，多了个平面。但王梅华说，这不稀奇。板凳有个不一样的名字，叫“拔秧凳”。“在70年代，这样的板凳几乎家家有。”王梅华说。
上世纪70年代的松江乡村，还是人民公社生产模式。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小队，王梅华的家就在蒋四房生产小队。直到现在，关于生产小队的说法，还沿用在这里村民的生活中。
拔秧，是那个时期的耕作环节之一。“拿出一块田给水稻集中育苗。下了田，村民就坐在这个凳子上拔秧，再集中插进别的田里。育好的秧苗要全拔光，育苗用的地翻了再种。”王梅华解释，底下的面可以防止板凳陷进泥里，但也会破坏一路的秧苗。
到80年代又不一样了，“拔秧凳”有了改良。改良后的板凳，也算是王梅华家的老物件。“滑板”不见了，多了一双“鞋”。鞋子很有造型感，前面的头是尖的，后面还有个旗状的尾巴，更像是踩了风火轮。
已经记不清是怎样的一股潮流，板凳的样式就发生了改变，很快，新式板凳在村子里流行起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提出了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松江叶榭地区，自1982年开始，推行“统一经营，包产（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及。慢慢地，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耕作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农田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口粮田”，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大约半亩左右自家耕种；一部分是“责任田”，按照劳动力强度和自愿协商的原则，将田分配给农户承包。
承袭了当地农民的智慧，改良后的“拔秧凳”变得更有作业效率。“因为中间留个空当，一路拔秧过去，被压坏的秧苗就很少了。”王梅华说，这个方式叫“抽条留苗”。
土地利用率提高了，留下来的苗在育秧田里继续生长，节省了一整块田的劳作量。“不用重新翻地再种。”王梅华解释道。“鞋”的造型仍然为了拔秧方便，又不至于陷进泥里。
四十年过去了，板凳还是板凳，只是褪去了生产的颜色。
从没离开过土地的王梅华，还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些新鲜的蔬菜。老屋外爬满了绿藤。屋外的农田，已经迎来了现代化作业方式。一台台直播机驶过，千亩绿意，稻苗笔直如线。不变的，水稻，仍然是这里更适合的耕作物。夏播，秋收，机械化作业让农耕不再是份苦差。
传统农耕人的智慧在现代农人身上得到了传承。探索与创新，更多人开动脑筋，发明出新的机械化耕作技术。最近几年，松江农人自己研制的“水田平整埋茬复式作业机”，可高效平整水田，“田埂修筑机”五分钟就能修起了一条垄。
四十年的城乡变迁，有许许多多不被遗忘的模样。这些藏在乡村里的老物件，记录了年月岁时的过往。直到现在，板凳依旧是王梅华家最常用的物件。长期的使用与摩擦，年深日久，表面形成了一层“包浆”，多了几分光泽。如今，常有热衷收藏老物件的人寻上门来，希望向她“回收”。
“多少钱？”
王梅华便笑笑说：“不卖不卖。”
老房子
梁勇
上海人习惯将自己以前住过的居所称作“老房子”。
我在上海待了七十年，原籍故乡已然缥缈远去，唯有长白三村的老房子，儿时的欢乐、邻里间的情深，寄托了我的一份乡愁。
长白三村属于工人新村。
“工人新村”如今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词，当年却是体现“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方针，给上海市政建设留下深深烙印的地标。长白三村是继“一千户”、“两万户”之后，于1958年建成的——其中紧临水丰路的这幢，是我们父辈所在的公安系统家属楼。
这幢青砖青瓦尖顶的三层楼，据说当时是按苏联楼房建筑模式规划设计的，每层三个单元，每单元两三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并配有各三五平方米的卫生间、厨房与阳台——想不到供不应求，结果每间屋子都住了一户人家。虽挤了些，但孩子都小，室内阳光充足，人们依旧觉得满足，每幢楼之间空旷的场地更是我们儿时所爱。
1958年，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我家搬来了。那时，与新村一路之隔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北临一条叫石家浜的小河。河浜水埠边常有人淘米洗菜，小石桥下螺蛳成堆、虾鱼结队，有时还有热闹的拷浜——我常担心鱼儿会被一网打尽，但翌年清澈的河水里依旧鱼虾成群。
河对岸是同名的村落，农村户口，没有抽水马桶，用自来水要到公共给水站，但仅此而已，两岸间相处融洽并无偏见。我的同学尤逸尘，他家的院落由木槿围成，是我们课外学习小组的所在地，同学之谊浓浓。
我们同楼的孩子自然更亲近些——毕竟父辈都是同事。
我年龄略长，不由自主地成了孩子王。尤其在夏天，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板凳，一把蒲扇，大家围拢着听我捉特务、鬼故事地胡吹神侃，声音越来越神秘，圈子越围越紧；也曾躺在搁在空地的床板上望着星空，仿佛人在无边无际的星际飘荡；最热闹的是成群结队到父辈单位看电影，回来时“叽叽喳喳”抢着复述电影情节，群情激昂时甚至一起高歌猛进，结果在楼群里发出的呵斥声中落荒而逃……
1965年我住校读高中，但假期，尤其暑假，每天早晨，随着我的口哨，整幢楼的孩子都会集合在楼前宽阔的空地上，大家排列整齐地做广播操——前后楼的大人或在自家窗口，或散在四周，饶有兴趣地看稀奇。
那时，这幢青砖青瓦尖顶的三层楼仿佛头戴斗笠的敦实壮汉，俯视并保护着我们的一切，它的每个窗棂都洋溢着我们童年由衷的欢乐，散发着少年的活力。
1978年，我家搬离了长白三村。那时，我早上山下乡去了农场，后来返城、成家，因为工作，家搬得越来越远——但父母依然住得离老房子不远，和老邻居常有往来，老房子则是家常话题。
有天夜宿父母处，晚饭后，我顺着靖宇东路信步走向老房子。到水丰路，原本有座住着个尼姑的关帝庙，一度兼作粮店，还有过夜半枪声的惊险，如今了无痕迹了。拐弯南行，一样的楼宇，一样的围墙，昏黄的路灯下，临街那刻骨铭心的大楼茫然不知所在。继而，我恍惚间迷路了，最终靠着路牌的指引才找回父母家。到家讲起，笑谈中为城市的“三年大变样”而惊奇。
后来一年的年初二，也是住父母处，一早，我又去探访老房子。
原本四通八达的新村，被鲜亮的围墙围着。我进入围墙依循记忆寻去，可是，要不是门号牌，我已经完全不能确认我确实找到了它——坡顶的三层楼，加层成了平顶，青砖外墙披着灰白的涂料，楼房前回响过木托板鞋清脆而欢快回音的“弹格路”已被平坦的水泥路替代……
我在门口等了很久，当年孩子奔进奔出的大门始终没个人影，老房子一直用它那黑黢黢的窗洞凝视着我这个凭吊客。后来才知道，改革开放后，各家有了经济实力，随着孩子长大，为改善居住，老邻居差不多都搬离了。
去年，二弟来电说，老邻居们建了个“快乐发小微信群”，并且在筹办老邻居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入群并与大家打招呼。一刹那，声声“大阿哥”混杂着两小无猜、耳鬓厮磨、青梅竹马、赤膊兄弟种种情愫传过来，内心充溢着温暖，情之所至，我一改往日的矜持而放言：我好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
又是最美的四月天，我早早地来到聚会地点。忽然，有个中年人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热情地叫着“大阿哥”，经三弟提示才依稀想起他是小忠申。我们家的人喜欢看书，自然藏书多，那时，小伙伴到我家看书求知，既是最早的启蒙，也是一道风景。小忠申可谓是书痴——到饭时了，再怎么提醒，他也充耳不闻，甚至我们一家人都外出乘凉了，他会依然端坐那里手不释卷。
陆续到来的人或白发苍苍，或豁牙少齿，更有步履蹒跚者，他们一个个叫着“大阿哥”，然后让我猜猜“我是谁”。看到他们间或故作夸张地失望，我心怀些许的羞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或她“应约”索抱的热情，足见大家对老房子时光与亲情的眷恋。
当年的英俊小生，现今80多岁的小唐叔叔代表老一辈在聚会上发了言。
他说起当初儿子打菱角，一不小心打破了楼下可立的头，血都流出来了。他忙不迭地去可立家打招呼，可立妈却说：“小孩子们一起玩，打破头就打破了，抹抹红药水，一包就可以了。”
我也不由得想起了当初自己与可立妈的一段“恩怨”。
那时，我养了一水缸的金鱼，单单捞鱼虫每天就花费了我不少课余时间。从清明育苗养到夏天，鲜红的虎头、金黄的水泡、乌黑的龙睛、粉白的狮子头……我一放学，它们都摇头摆尾地聚拢到我面前。
这天放学回家发现它们居然都半漂在水里。听到我带着哭腔的惊呼，妈妈告诉我，是可立妈，她抱着最小的孩子毛毛来串门，毛毛要看鱼，她一条一条捞出来摊在手里给毛毛看……
妈妈仿佛自己犯错似的直搓手道，都怪妈，但人家邻居来串门，孩子要看鱼，怎么好拦着别人呢……
我只能无语，只是从此再也没有养过金鱼。
我想，老房子的魅力固然收藏着我们的童年与发小情结，更在于这种邻里相处之道。
聚会后，我们心怀拜谒的神圣感一起去看老房子。搬离四十年了，望着沧桑的大楼，感怀逝去却时刻牵挂的岁月。盼望，盼望能听到当年童年无忧的朗朗笑声的余音；盼望，盼望闻到空气中会飘荡出妈妈烧的饭菜香……不料，遇见的却是“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陌生住户。
走进变窄的走廊，踏上变矮的台阶，经住户热情地邀请，参观了居室。我不由得惊叹，历经整整一个甲子的老房子，托改革开放之福，历经置换改建，居然恢复了一个单元一户人家的规划初心，更宜居了。
人生萍泊，城市变化又是如此日新月异，谁无乡愁？
有人说，乡愁是想而不得，信或不信？
有人说，乡愁就是内心的归属，是或不是？
我奢望，这蕴含无数人乡愁的工人新村外形也能“修旧如旧”，让人们感知城市完整的历史与温度。
走廊上的交响曲
李新根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一直居住在枫泾镇最西端的沪浙交界处的一个叫菖梧的村子里，背靠沪杭铁路，从小听着火车的汽笛声长大的，也曾经为屋后这条建于1909年的清代交通动脉而自豪。
然而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冲破了往日的宁静，这里变成了一片热土，接二连三的工程建设，一下子支起了一条条世界一流的交通设施，把上海通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变成了一条“沪杭交通走廊”。汽笛声、呼啸声、波涛声，奏响了新时代的交响曲。
1986年秋，正在忙“三秋”的我们忽然发现天空中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时高时低，忽左忽右，而且连续数天，大家都不知怎么一回事。直到春节，在走亲访友中，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里要架一条500千伏的高压线，从葛洲坝通往上海，上海城市要大发展了，我们这里的乡镇企业也要大发展了。这消息一下子炸开了锅，村民们纷纷奔走相告。我尽管只有初中文化，但也知道电力对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让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希望。高压线的架设是分段进行的，先是一条，后二条，再三条，我村1至4组的田野上都矗有一座座宏伟的铁塔。工程战线跨越数年，2011年，这一工程又有新的“动作”，就在我村的2组又建造了上海超高压±500千伏枫泾换流站，真正实现了国家电网“西电东送”目标。也正是因为该项工程，我村有32户农户拆迁，85人农转非。
道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若要富，先筑路”的时代召唤下，1996年，上海市第一条高速公路沪杭高速将穿越我村，就建在葛沪高压线下的西侧。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无不欢欣鼓舞。在开工这天，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中年人怀着好奇心，特地骑自行车赶往那里，驻足了约个把小时。当看到约五六十米宽的路基，大家都感到惊讶：这是公路吗？分明是广场。1998年12月29日，沪杭高速公路终于通车了。这一天我白天上班，没法过去，吃好晚饭就迫不及待赶过去，一个人站在铁栏外傻傻看着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原来，高速公路来去道都是分开的，中间有隔离带，还分快车速、慢车道、便道，边上还有绿化带等设施。看到如此宽阔漂亮的公路，我就期待着在这条高速上乘一次车，亲身感受一下速度。高速公路的建成也给我们偏僻乡村平添了一道风景线，有时晚上我们一家人会倚在窗台看来往的车辆，欣赏一闪一闪的灯光。第二年春季，厂里要去浙江桐乡装运一批蚕茧，押车的人安排不过来，我就自告奋勇，才第一次上了高速公路，当然非常兴奋。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桐乡，一看手表才开了三刻钟。原本到桐乡要两个多小时，当天回不来，现在只需一天时间，还绰绰有余。行在高速公路上，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速度。
置身在沪杭交通走廊上，这里的建设远远没有停止，为了给浙江方向车辆进入浦东机场和洋山深水港提供便捷通道，时隔五年后的2003年，A7高速公路亭枫段也规划在我们这里。道路贯穿整个菖梧村，涉及有5个村民小组让地，又有30多户被拆迁，50多人农转非，2006年正式通车。这条高速公路就建在我家前面一百多米远，虽然我家没有拆迁安置，但前有A7后有沪杭，白天车辆如织，晚上灯光闪耀，如同城里一般，也让我们过足了“城市瘾”。
最让人兴奋的是上海市首条高铁——沪杭高速铁路——也建在这条交通走廊上，而且离我家更近，就在屋后百来米处。2009年初，当听说要在我们这里建高铁，而且在沪杭高速公路东侧、亭枫高速公路西侧，一家人首先想到的是我家要拆迁了。第一次测量果不其然，我家列入动迁之内。儿子最高兴，已盘算着能得到多少补偿款，能分到多少安置房。后来工程为了绕过浙江的惠民镇，高铁要在沪浙交界点上跨越沪杭高速公路，铁路向西移了50多米，我家也随之绕过了。房屋没有拆迁，儿子不爽，我倒无所谓，毕竟工程建设我们都无法左右，而且这里是我家世居的地方，也真舍不得离开。
高铁建设说动就动，没几天工程队就进驻了。因为离我家太近了，我每天都能看到施工情况。工程进展速度非常快，只要你几天不留意，就有新的面貌出现。当时我还没有智能手机，就用普通手机隔三差五拍一些照片，记录下一个个建筑场面和工人们挥洒汗水的镜头。高铁施工，分多段进行，上海方由北至南，浙江方由南至北，最后到我们这里合拢。记得合拢的当天傍晚，我和几个老农散步过去，看到合拢处柱墩旁有一个梯子，大家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就悄悄爬了上去，一睹高架铁路尊容。这一重大工程，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建成了，2010年10月26日正式通车。从此，我家与沪杭高铁为邻。每当看着这条悬在空中的飞天长龙日夜驰骋在自家后门，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掐指算算，现在我家的宅前屋后已经有六条国家级线路，它们分别是沪杭高速公路、亭枫高速公路、沪杭铁路、沪杭高铁、葛沪高压线和正在建设中的野米泾泄洪通道（上海市西部防洪工程）。这里一下子从宁静的偏僻乡村变成了热闹非凡的沪杭“交通走廊”，形成了“陆海空”（道路、河道、高压电线）立体型的基础设施群。真可称得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
虽然我们生活在这条越来越拥挤的交通走廊上，而且已被“陆海空”设施所包围了，轰鸣声、呼啸声等噪音不绝于耳，晚上如同白昼，时不时还从窗户上射进一道刺眼的光线。有人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死角里是一种受罪，但我不这么认为。当我听着这些轰鸣声、汽笛声，仿佛聆听到时代发展的步伐，闻到了祖国强大的气息，看到了民族兴旺的希望。再说，国家的建设发展总要有人为之做出牺牲，有人为之承担困难。现在我们的村子里年轻人大多出去了，剩下我们这些退休了的留守老人，权且作为对国家建设的一点贡献吧！
最绚烂的风景在隧道深处
铁舞
我的一篇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凤凰涅槃》得奖啦，是上海市“五一文化奖”金奖。那还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那一天，在戏剧学院一个金色大厅里，总工会组织了一次隆重的授奖会。
我的授奖答词是：你知道吗，这个城市最绚烂的风景在哪里？
事实是：这篇报告文学早在我知道征文之前，就存在了。
公元2007年7月8日，在董家渡路一个储藏大楼的会议室里，我和轨道交通四号线修复工程上的几位技术精英一起闲聊。由于修复工程开工在即，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轻松。轨道交通四号线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凤凰的死而再生。
轨道交通四号线工程的“凤凰涅槃”，也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诗剧。
我的那篇报告文学一开首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想来，这是我离开《市政建设报》社转行到教师岗位后第一次大的采访，原本也只是受建设单位委托写一篇纪实文章而已，这样的任务，做过记者的，谁都会完成的。当然，像我这样去完成的可能比较少，我要把它写成一篇能感染人的文学作品，这需要花大量的采访功夫，仅仅凭着一次介绍、几份书面材料，靠妙笔生花是不行的；也许任务是完成了，但不会是文学作品。报告文学，是报告，但更是文学——用写散文的笔法去写，这是多少年以前一位前辈作家传授给我的一个秘诀，也正是这个秘诀让我第一次写报告文学就得了一个“朝花短镜头”全国征文一等奖——《今晚月圆》，也是写建设者的。那以后，由于一直在市政建设工地采访，建设者一直成为我写作的核心人物。这一回写四号线修复，面对这次机会，我心情很激动，大有重返热土的感觉，又能够抓一把泥土闻一闻了。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好，我这个人的性格里有这么一个倔脾气：挨不上我做的我就不做，挨上我做的就一定要做得最好。
决不是为了文学而写，是为了感动而写。我每写成功一篇报告文学，都因为题材和人物感动了我。
2003年7月1日凌晨，轨道交通四号线浦东南路站至南浦大桥站越江区间隧道联络通道施工过程中，发现开挖面下部有水渗出，施工人员立即用水泥和土包堆压封堵出水点，但水砂仍不断涌出，致使隧道内严重积水，威胁到工人人身安全，施工人员被迫撤离。此时，地面出现土体沉陷及房屋倾斜现象，工程处于紧急状态，以后几天，愈发严重……
告急！
告急！
隧道告急！
轨道交通四号线突发险情犹如强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整个大上海，冲击着整个大上海家家户户的心，更冲击着隧道人，冲击着隧道人高傲的英姿，人们一度认为隧道股份从此以后……
2003年我还没有离开《市政建设报》，我已经把抢险中的事迹写成了一首诗体的叙事报道，为我这次写作打下了基础。在后来的采访过程中，我看了隧道股份宣广部拍摄的抢险专题电视片，相信当时一起看了这个专题片的人，都会心潮涌动、泪流满面的。我当时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的字句：“太阳照射，阵雨如注，/隧道人犹如一个拳击手，站在大地上，/满身的肌肉饱满，目光如炬，/他环顾四周，向山川大河发问：/‘我的对手在哪里？在哪里？’/一个声音从天落下，如盛开的花朵：/‘我的孩子，来，坐在我的怀里，/你的对手你看不见，因为你够强大了！’/隧道人的内心充满了愉悦和静默。/突然，漫天乌云，风雨雷电交加，/又一个巨音响起，如晴空里一个霹雳：/‘孩子，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只要你一骄傲，一疏忽，一条隙缝，/也会引起翻江倒海的弥天大洞，/孩子，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我不敢说这是最好的诗篇，但我已把自己完全融入了“隧道人”的角色里。正是这样一种融入，成了我努力写好《凤凰涅槃》的巨大推力。
最绚烂的风景在深处，隧道人内心深处的风景最绚烂，当我内心的风景也和他们一样绚烂的时候，真正的写作也就开始了。“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残酷的险情，在隧道人面前降伏！/烦乱的险情，在隧道人面前顺伏！/急逼的险情，在隧道人面前制伏！”四号线从抢险到修复，惊心动魄，我耳畔不由得响起郭沫若诗剧里的凤和凰的鸣叫声，只是唱词似乎改了，一时的幻觉，引诱我去把郭沫若的诗剧拿来重新读了一遍。“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新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欠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这一段文字是郭沫若的著名诗剧《凤凰涅槃》的开首说明。在采访的时候，我把想到的这个典故告诉那些隧道的精英们，他们鼓励我大胆地采用象征比拟的结构来叙写他们的事迹。我一边写，一边就听到了一个最坚定的声音：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这是真的。整个一篇报告文学的结构都借用了郭老的诗剧原型：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要不是采写任务的限制，我倒真的想把它写成诗剧的。一个搞编舞的老师感慨地对我说，要是有资金等条件的支持，我们搞一台现代舞剧也不错呀！
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无热情无以成真文。参加颁奖那天，我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短信：“得奖有点偶然，重要的是我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工人，一个城市建设者，保持一颗为自己是一个工人而骄傲的心，然后去写自己的兄弟，也许是最好的。要是给我机会，有充裕的时间，我相信会写出足以让我们建设者骄傲，也让文学骄傲的大作品的。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我，我相信自己。”
河湾春秋
狄火勤
苏东坡在他那篇旷世奇文《前赤壁赋》中，面对永恒的江风山月顿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意思是说：用变化的眼光看，天地连一瞬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是啊，永恒的世界在永恒地变化着。
垂钓是我的至爱。近四十年的河湾春秋，其钓具之换代、钓技之演进、理念之更新，简直是一下子刷新了几百年、几千年古老的中国鱼文化，恰可作为观察社会伟大变革的一个侧影。
史料证明：六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了骨磨的鱼钩，二千年前有了铁鱼钩。那时钓鱼的第一要义是为谋生，“姜太公钓鱼”只是故事，其实是谋政治生存的，谈不上什么乐趣。有点韵味的垂钓在唐诗里，比如：“烟波钓徒”张志和的《渔歌子》中的“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江雪》中的“独钓寒江雪”。志向、心情都融于一湾河水、一竿丝纶中，千年至今仍是巅峰，然而弥漫的却是苦愁寂寞之绪，到底也谈不上什么乐趣。
上世纪80年代，我搬往浦东新居。邻居有一位老浦东是老钓迷，就跟着他学上了垂钓。回过头来看那时，古老的传统垂钓从钓具到技法，再到理念，千百年来几乎没什么大变化。从鱼具店买的是四节五米的竹竿，基本就是先辈沿用的那种；浮标是买鹅毛管剪成一段段的；鱼钩是国产铁钩，用一段时间就要磨几下，还会生锈。有点进步的要数钓线了，那时有国产尼龙线，替代了先人的丝线。至于诱饵料，基本是老祖宗的那锅炒麸皮加酒米，钓饵则是养猪场边挖来的红蚯蚓。
我们去合庆乡渔政站买了垂钓年卡，一点不贵。他们每年开春，会往主要河道投放鱼苗，初冬拉网收鱼。那时一星期只休息一天，大多就花在垂钓上了。自行车来回要三小时，夏天凭一顶草帽对抗烈日。河阔鱼稀，多半钓到点小猫鱼，也常常当“空军”。你也许要问为啥乐此不疲？就因为有偶而钓到大鱼的惊喜，有与家人品尝鱼鲜的笑语，更有市郊田园风光的陶醉。我以为垂钓要快乐，起码一要时间有闲，二要心中无忧，古人大约很少有这份快乐的。
90年代，垂钓上的变化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首先是钓具鸟枪换炮了，玻璃钢钓竿拉出去六七米，收回来就一节，方便、轻巧而坚韧，老祖宗的竹钓竿从此就不见了。后来把国外的碳素竿引来了，别看拿在手里轻若无物，任凭大鱼拉得竿弯如弓，绝无脱节断竿之忧。我们喜欢买国外的，性价比高啊，从此玻璃钢竿也不见了。鱼钩是日本钩的天下，那个钢我们还炼不出，市场上什么伊势尼、伊豆，钓多久也不用磨，永远那尖锐劲。价格贵点，但一小袋有得用了。还有北欧的挪威钩也是极不错的。势不可挡的是商品饵的出现，品牌五花八门，厂家各显神通。舌尖上的中国闻名天下，鱼口上的中国自然独领风骚，我们喜欢买国产商品饵，价廉物美呢。至于钓技上的开扩，要数“台钓法”的风靡了，它的竞技性、灵敏度盖过传统钓法。然而传统钓法凭借千年的底蕴，以抗风浪性和钓法多样性更胜一筹。两种钓法至今仍双峰并峙于钓坛，有人尝试将这两种钓法结合起来，取名叫“两岸一家法”吧。
至于钓线新品如陶瓷线、碳素线、隐形线；配具新品如钓鱼伞、保温鱼箱、串钩炸弹钩；钓场新拓如公园钓、水库钓、海钓；杂志新刊如《中国钓鱼》……正如苏东坡所说，没有什么可以保持不变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新生着。
千禧年，21世纪开始。双休日让百姓更有闲，改革开放的红利让百姓更无忧。垂钓时兴自发组团，不再单打独斗了。合租一辆面包车，去市郊，去邻省，凌晨驰骋于高速公路上的，十有七八是上海的垂钓大军。
最深刻的变化要数垂钓理念了。老祖宗以垂钓为生计，也有士大夫以垂钓解忧愁，都是过去式了。今天的垂钓体现的是人向自然的回归，是放飞心情的休闲垂钓，一种真正的快乐垂钓。它不拘泥于结果，更在乎过程。事实上，恰恰是垂钓中的遗憾或失落，让垂钓更具魅力，尤其对老钓迷来说。
河，是大地的文章，写着波光水鸟，写着天地风情。它给人以绿野的悦目、氧气的吐纳、岸柳的蔽日，更以一种古老的宁静守候在河湾，渐渐地，这宁静就会留在你心中，氤氲成一种自在。
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也融洽了人与人的关系。钓友间的信任是那样简单，不需要任何理由，可以一起欢喜，可以一起流泪。不钓鱼的午后，退休了的钓友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社区读报廊前，总有侃不完的钓鱼经，聊不完的天下大事，这时光竟是那样恬静美好。
河湾边最具革命性的理念当推绿色垂钓。急吼吼等鱼入锅的钓鱼人在大上海可以说极少了，反倒是钓到了快产卵的成鱼或50克以下的幼鱼都会自觉地放生。道理也简单：为了明天有鱼可钓，或者说善待河湾。傍晚收竿也会记得把垂钓垃圾顺手带走。自夸一点讲，叫市民素质、钓者风采。
我经常会想：人虽为万物灵长，然而在河湾面前还是要常怀敬畏之心的，它可是从远古流来的呀！习主席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河湾有多幸运啊！造物主最初给予人类的那个水波清澈、钓趣横生的河湾；那个绿野连绵、牛羊炊烟的乡村；还有风雨钓友、守望相助的真情，自当且行且珍重。
变革仍在风雨兼程，愿生态的秩序和天然的逻辑，永远在河湾的春秋里守候。
我们和他们的上海
顾学玮
“欢迎您乘坐轨道交通2号线，本次列车终点站广兰路。The terminal station，Guanglan Road。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下一站江苏路，可换乘地铁11号线，请注意换乘列车的首末班车时间，以免耽误您的出行。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请从左边车门下车。Next stop is JiangSu Road.You can transfer to Line 11．Please get ready to exit from the left side.”
急促的几声“嘟嘟”之后，随着地铁厢门关闭，报站声适时响起。
“哎，你们上海的路怎么还有以咱们省命名的呀？”我的外地朋友听罢报站语音，像突然发现了什么新世界，饶有兴致地研究起上海的路名来，“这么说来，以前还没注意到，上海似乎有挺多路名是以国内其他省市地命名的，南京路是吧，华山路是吧，还有中山路、延安路，淮海路也算吧……还挺有意思，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恰巧我之前也为此事好奇过，的确有所了解。据说，上海初次以全国其他省市名来命名路名是为了规范租界中的道路名称，此后这种命名法沿用了很久，直至解放后大规模发展工业建设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为数百条新路命名。
虽然这种命名方式的源头牵扯到一段不算光彩的历史，但随着历史变迁，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上海居民早就赋予了这些路名新的色彩和意义。时至今日，再看上海地图上各个省市的名称，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命名方式，也恰恰贴合了上海这座城市今日的气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回顾我过去的二十一年，覆盖了浦东改革开放的大半时间的这段人生中，我接触过无数的上海居民，最初还是以本地人为主。小学时，班上就有一些非本地的同学了，其中一个后来成为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我们小升初的阶段，有一天，她很激动地告诉我：“我爸爸拿到引进人才居住证了！”那时候，她父亲刚刚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新手律师。多年以后，我听说她父亲成了上海某事务所的金牌律师，那时候他已经身经百战，在这座城市里处理了上百场大小官司。
中学之后，我遇见了更多外地同学，他们的父母和那个朋友的爸爸一样，都有引进人才居住证。
那时，我对“引进人才”这个词都还没有太大的概念，只当是一个标签，一个我身边外地同学的父母都有的标签。后来我慢慢长大，在地铁、商场、医院等各个场所拥挤的人群中听闻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口音，才开始明白什么是“引进人才”，开始意识到有多少的“引进人才”在参与着上海的发展，意识到不只是拥有居住证的才算“引进人才”，同时也意识到了上海对于外来人才的包容。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开始接触的，是未来的“引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有很多都是为了留在上海打拼才选择了上海的高校，而上海几乎每一所高校，都有半数以上的外地生源，这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上海“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包容力，以及吸纳人才的“开明睿智”、“追求卓越”之举。
最近我在一家外企实习，上海有几万家外企，这是上海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海纳百川”的一处体现。在这几万家外企中，还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员工，和我同一团队的同事、前辈基本都不是本地人，他们都不会过分在意自己和他人都来自哪里，大家同在一个办公室，便自然而然地为同一个项目而熬夜，哪怕加班到凌晨，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已经无法回到自己十几公里外的租处，也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把怨言挂在嘴边，更不会有人轻言放弃。
前不久在培训机构遇到了一个教学水平极高的年轻外语老师，看得出，他备课十分认真，也充满了教学热情，无论是早课还是晚课都一样精彩丰富，每一堂课都让人心服口服。上完最后一堂课时，我问他是否还有别的课。他说没了，他打算离开这个机构了。我按捺不住八卦之心，又问：“那你还留在上海吗？”
“留啊，上海那么好，我为什么要离开？”他说完这句话，望了一眼窗外，窗外的商业区华灯初上，纷繁的灯光投向街道，在路面上映出一个个匆匆的人影。当时已近晚上九点，可许多人才刚结束一天的忙碌，还有一些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仍然亮着灯的写字楼里，在彻夜明亮的马路上，在别人可能不知晓的角落里继续维护着这座城市的“齿轮脉搏”。
曾经有些本地人消极地抱怨外来人口夺走了我们本地人口的教育和就业资源，但这几年，类似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少，本地人逐渐把这种资源竞争所带来的紧迫感转化为拼搏的动力，在和外来人才共事之后，也有很多本地人变得更为平和、宽容，更贴合当代的海派气质。
上海，因为它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所以海纳百川，因为海纳百川，所以永远都有新鲜的血液注入这座城市，为城市的脉搏增添活力。上海，因为其本身巨大的魅力，吸引了数百万外来人口，现如今，这些外地人又协同本地人一起，把上海建设得愈加迷人，未来可期。
“原来2号线连接了上海的东西两头，还能到浦东机场啊。”
朋友的感叹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当下，我抬头看了眼线路图，一时间觉得这有点像是上海近年来的发展路线轴。在这条轴上，在上海近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人，有本地特色的元素，也有外来元素，这种种元素聚集在同一趟车上，从古朴的老镇出发，经过繁华的现在，将要通向更高更远的未来。
漫步殷行
周彭庚
我爱在居住的殷行社区漫步。她或许并不为很多人熟知，但我说出她的另一个名字——中原地区，那知道的人就很多很多了。它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改善市民生活、居住条件而创建的大型居住社区，名闻全上海。她地处杨浦区的东北角，东傍黄浦江，南邻五角场，西接江湾湿地，北通吴淞口，是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二十多年来，居住于此，所见、所闻、所历的事，件件让我牢记，让我感动。
记得搬来的第一天，带着刚从蜗居里走出来的兴奋，抱着能率先入住大型居住社区的自豪和荣耀，透过窗户眺望，只感到天高了，地阔了，一块块深绿的、浅绿的、淡黄的菜畦，一头连着窄窄的街道，一头连着茫茫的原野，挤挤挨挨地一直向远处铺过去。高高低低的白墙红顶的农舍，镶嵌在漫漫的绿色中，穿着各色衣服在田间劳作的人，显得特别醒目，这一派田园风光足以使人陶醉。原先“公交车少”、“买东西不便”、“医院远，看病难”等“偏远”的忧虑，统统都淡化了。而今，不仅曾经的忧虑不复存在，生活的方便和舒适也天天实实在在地感受着。
穿区而过的20多条公交线路，把它和全市各个地方紧紧连接。尤其是轨道8号线的第一站就在中原中心地区，登上地铁，只需三十分钟就到人民广场。现在跟朋友介绍“我家”时，总是把这“三十分钟”挂在嘴边，他们每每总会感叹一句：“多近啊！”记得2010年世博会期间，登上8号线，就能直达世博园，更令多少人羡慕啊。
走在小区内，看着杨浦中心医院分院、市东医院以及殷行社区卫生中心的十多个医疗点熠熠闪光的鲜红“十”字，总会使人心底升腾起一股暖流。走出家门几分钟，就有医疗点，如此便捷，不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健康的守护神时时屹立在身边。
我爱站立在新近落成的市光路人行天桥上眺望。
桥不大，但造型却别具一格。高低有致、色彩鲜亮、跨越铁路和河流的三段桥身连成一体，好似蜻蜓的婀娜身姿；西侧与桥身垂直展开的引桥，又似蜻蜓的两根灵动的触须；而桥身下静静躺卧着的绵延而去的铁轨，恰似蜻蜓的细长翅膀。古诗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春末夏初，蜻蜓袅袅婷婷，翩然翻飞，给大地带来盎然生机。而今天，这只巨大的“蜻蜓”，给人们带来的愉悦、甜蜜和满足，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
人行桥上，既可仰望蓝天白云，又可俯视红花绿草。
东边，隔着车流滚滚的军工路，是绿荫浓郁、花香扑鼻、鸟鸣婉转的共青森林公园；稍远些，是彩练荡漾的黄浦江；西边呢，是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幢幢高楼，居住着近20万居民的生活小区。一桥连通，让乐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小区居民，迈步就进森林公园，直达黄浦江边，徜徉绿树之下，流连花丛之中，吮吸清新空气，那份惬意，那份甜蜜，那份满足，总从心底自然而然流淌出来，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说：“这桥造得太实在了。”几十年来，像这样的“实事”我无法细数。
居住在此的老年人的比例相当大，但人们对生活的“热”，丝毫不逊年轻人。早早晚晚，小区绿地旁、街心花园中、“老年之家”里，总是歌声不断，曲韵连绵，舞姿翩跹。志趣相投的几个人，随时随地，就会拉起一支“队伍”，圈起一块“地盘”，哼哼唱唱，跳跳蹦蹦。他们自己玩得舒心，旁边的人看得开心。
而区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睦邻家园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如果说街心花园里是“游击队”遍地开花，那么这儿就可算是“地方部队”机动灵活作战了，虽比不上“正规军”规模宏大，仍露出因陋就简的痕迹，但歌咏队、舞蹈队、戏剧队、军乐队、鼓号队、武术队、体操队，分门别类，都有了“番号”。定期演出，总是观众满座；下小区演出，更是掌声不断。参加市里、区里的各类比赛，捧回不少奖杯。而上海轻音乐团、淮剧团、评弹团等“正规军”的定期来访和指导，更使居住在此的老老少少感受到顶级享受的欢快。
这边的热闹，并不影响旁边的宁静。
阅览室里，座无虚席，“沙沙”的翻书报声，并不影响旁边人的全神贯注；棋牌室里，“观棋不语”的“真君子”极力忍住了夺口而出的冲动。唯有电脑房里，轻微的键盘声打破了宁静，邻座的人正在轻声交谈，大概在交流上网的心得，或许在研讨学到的新技术吧。
漫步中原，伫立天桥，一幅幅画面接踵闪过，昨天的令人回味，今天的正细细体味，明天的呢，我无法描绘。记得刚搬来时，规划了不少“非分之想”，曾被家人讽为“得寸进尺”。可昨日之“尺”，皆已成今日之“寸”了；今日之“尺”的尺度，又有谁能预测准呢？
漫步中原，伫立天桥，极目远眺，突然感到这看似娇小的“蜻蜓”，正给我无穷之力，似要腾起，“起舞弄清影”，但我心中却清醒，不是“何似在人间”，确确实实“就是在人间”。蓦然，脑际飘过一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既在欣赏风景，也在创造风景，要使风景更美，人人都得尽力，人人也都能尽力。
漫步中原，伫立天桥，油然想起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视察时，热切地希望中原地区成为“多姿多彩”、“其乐融融”的“美丽殷行”。生活在此，深切地感到，我们每一个殷行人正手持画笔，全神贯注地描画着习主席给我们描绘的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中国梦。
想到此，信口吟几句，以表心情：
汗洒浦江为梦圆，朝晖夕照皆乐欢。
多姿多彩日日新，其乐融融住中原。
时代让我追梦
王雅军
我属于“老三届”，“文革”中，一场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席卷到边陲。学业中断，青春成了痛苦的代名词。我一直想奋斗，在北大荒后期，因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作品，被抽调到省农场总局机关。1979年3月，我退掉干部职务，随“知青返城潮”回沪。父母为我高兴，但生我养我的上海反让我觉得陌生了。夜色降临，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繁华的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所有的张灯结彩，所有的市声喧闹，似乎都与我无关。我又落到了社会最底层，被分配到一家“大集体”企业的冲床车间，当一名辅助工，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成天在机器的轰鸣声里与沾满油污的夹板打交道，郁郁寡欢。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百废待兴，国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猛然发觉自己落伍了，没有技能，没有学识，我成了城市的边缘人。正是时代要求的呼唤，激起我奋起直追。企业要我们补文凭，我积极响应，那时上海的大街小巷掀起“文凭热”，到处都有招生广告，有各种各样的复习班，提供一个又一个考场。我的学历实际只有初中一年级，先是通过自学，考出初中双科文凭，然后考出高中文科文凭。1984年，在全市七千余名考生的竞争中，我考入华东师大夜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我用四年读完五年制的中文本科学业，提前拿到了学士学位。
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对我是很大的鞭策。我们知青不能被时代淘汰，我决心向知识的多领域，向文化的广度和深度进发。市、区的图书馆恢复了，我为此兴奋，办理了阅览证。工作之余，特别是国家后来设定了双休日，我经常去图书馆借书读书、浏览报刊。80年代，思想解放带来了我国出版业的空前繁荣，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重见天日，大大满足了我求知的渴望。回想起在北大荒，尝够了“书荒”的枯寂滋味，要读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是多么困难，我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南京路新华书店，福州路文化一条街的诸家书店，包括上海书城、古籍书店，还有以上海文化地标著称的文庙旧书集市，市区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复兴公园、龙华等处举办的书市，每年的“上海书展”，等等，都成了我淘书的好去处。在互联网四通八达的今天，我还可以上网，鼠标一点就能买书。我大量阅读，涉猎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艺术、宗教、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包括传统的、现代的文化典籍、人物传记，一头扎入书堆，像牛吃草。
当国内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我又拿起了笔，投入写作。回沪后，第一篇稿子被《青年报》复刊号采用，虽是短短小文，可对我是多大的激励啊！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邮局，坐在石阶上等开门，当看到我写的文章被白纸黑字登出来，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我天资愚钝，但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一次次向升高的横竿跃跃欲试。我的文章、作品得以在《文艺评论》、《解放日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文学自由谈》、《博览群书》、《美与时代》、《青年一代》、《少女》、《新民晚报》、《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中华读书报》、《藏书报》等报刊上发表。
记得第一次给《美与时代》杂志投稿，是1989年。我惴惴不安地将《曲线美的精神享受》投于邮筒，不承想，很快就发表于该刊当年第10期。后来，我的美学随笔和论文《大自然面前的自省和畅想》、《审美：思想者的喜悦》、《“毛泽东热”及其思考》、《美与静穆》、《美与忧郁》、《美与柔情》、《美与羞涩》、《审美的自由与无限》等，都相继发表在这家刊物上。1998年底，我收到该刊寄来的贺年卡，巴掌大却精致，画面是戴着花环的一位小姑娘，衣服飘展成两扇翅翼，双手合掌，全身都被花朵环绕着，从花朵的五角形状来看，是报春的梅花，银光四射。内里夹着一封用钢笔写就的信：
敬爱的王雅军先生：
您与《美与时代》相伴度过了1998年，您的作品一直是我刊中最为读者喜爱的篇章。特别是在当今情势下，您不计稿酬高低，源源不断为我刊供稿，更是对我刊最真诚的支持。在此，我刊全体同仁特致以衷心的感谢！祝您和全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美与时代》杂志社
98.12.12
字迹工整，简直是一幅端庄的硬笔书法作品，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情谊，令我感动无比。左上角还印着一首小诗：“这芬芳四溢的花朵是我的心/系在你如画的梦中/像只黄鹂清唱着小夜曲/在你的梦中不断歌唱，飞翔。”左下角是醒目的花篮。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时代让我追梦，得到了幸福。
在企业工作期间，我从车间到办公室，后参加全市国家机关招聘，考入街道，又调到区机关。如今，我发表的文字已有数百万，出版的书有二十种，主编《人生比喻语辞典》，还参与了《论语鉴赏辞典》、《国学名篇鉴赏辞典》、《中国近现代人文名篇鉴赏辞典》等书的撰稿。散文诗多次在国内获奖，入选多种选本。我有十数种书被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在我退休之前，如愿加入了上海作协。四十年沉浮，让我感慨万千，见证了时代，也见证了自己。是时代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舞台，我的微小成绩，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取得的。离开了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个人的进步。
光新路道口看火车
张林凤
儿时，很喜欢到光新路道口观看火车。飞驰而来，呼啸而去的火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神秘诱人、满载精彩的，我时常编织乘火车去向美丽远方的故事……
我家住在志丹路的甘泉新村，志丹路南端与光新路接壤处是东西走向的交通路，与交通路平行的就是沪宁线铁路，毗邻光新足球场；交通路志丹路口还有大丰化工厂。铁轨、马路、足球场、化工厂，“点与线”勾勒出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幅几何图案。
火车是我探秘图案的驱动力，我与小伙伴隔三差五地到光新路道口看火车。客车是由一节节绿皮的有窗口的车厢组成的，我爱在暮色四合中，观看已经减速即将驶进北站的客车，车厢里已泛出橘色的灯光，依窗而坐的旅客从眼前掠过，我心生满满的羡慕：坐在火车上肯定是很惬意有趣的，我何时也能坐上火车看风景呢？而货车则像一条长长的蠕动的黑龙，经过道口时，晃荡晃荡地响动，地面微微地震颤，有些车厢上面还可见到堆放的木材、煤炭等货物，有的则用帆布严实地掩盖，大人们将这种火车叫作“棚车”，我会联想到课本上建设祖国运向四面八方的物资。
每当听到道口值班亭电话铃声响起，告知火车即将过道口时，我们就会看见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人，吹着哨子，挥着旗子，喝令行人止步、车辆停驶。在黑白相间的栏杆徐徐放下时，还是有行人和推自行车的、踏黄鱼车送菜的郊区农民，忙不迭地弓腰穿越栏杆。目睹费力拉车的农民，想着学雷锋做好事的我们，不管不顾地奔去帮着推车，直到从栏杆的另一端钻出。“小赤佬，不要命啦？”没获得铁路工人的称赞，反受到一顿训斥，我迷惑又后怕。
10岁那年，我爸到贵州“支内”。听爸说，火车从北站开出经过光新路道口。在爸每次去贵州时，送他坐上78路公交车后，我就到交通路志丹路口的街面守候，盯视着每列经过的火车，希冀看到窗口里的爸，但我还没来得及眨眼，一个个车窗就闪过啦。凝视着一列列远去的列车，心中荡出深深的失落和惆怅。
上初中后，我送爸到火车站。每次目睹候车室里人山人海，检票时汹涌的人群涌向闸口，我凭站台票进站，背着行李在争先恐后的人群的裹挟中奔向车厢，为的是能将行李“上架”。这一切做妥，喘口气擦把汗后，爸就催我下车。爸在车上，我在车下，随着汽笛声响起，火车缓缓起动了，爸探出窗外，挥手致意我回家。车站送别，我理解了爸为什么抱怨坐火车难受，两夜三天的车程会让腿脚浮肿，并非我从光新路道口看火车窗口里的美好遐想。
直到我上班负责车间技术质量后，才第一次有了乘火车的体验。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同系统的几位技术人员，到南方一带做质量专访。我们从湖南长沙、衡阳、株洲辗转到广东广州、肇庆、佛山等城市。行程一个多月，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在广袤大地上奔驰。祖国已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南方的城市已见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商贸市场呈现一派生机，丰富多彩的夜市尤其令人流连忘返。上海还鲜见的电子表、沙滩鞋、时尚印花套裙等，令我们这些上海人赞叹不已，过了把采购瘾。
所见所闻是令人兴奋的，但路途艰难劳顿也是难忘的。我们从这座城市到下一座城市，因为不是始发站，往往没有座位票，为了赶任务就买站票，挤上火车站立五六小时的滋味不好受。有的旅客甚至将报纸铺在座位低下，钻进去就呼呼大睡，我猜想这些人是“老出差的”。
逐渐地，我的生活中，不仅乘火车是常有的事，乘飞机也已不觉新鲜，不仅国内航班，国际航班也乘过不少。想出国门看看，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可能的。
如今，我就居住在光新路道口附近的延长西路上，经常在交通路上散步，最令我心旷神怡的就是观赏东来西往的“和谐号”。改革开放将国民带进高铁时代，我也有多次乘坐高铁的体验。去年国庆节假期，我与先生乘高铁到他当年插队的安徽青阳县拜访老领导、老朋友。每小时三百多公里时速的高铁，车厢环境整洁有序，座椅间距舒适自在，列车员姑娘的服务温馨细致，旅客从容地欣赏窗外美景。我们从上海到安徽池州，意犹未尽中已然到达。年届耄耋之年的喻晓芳是位革命老战士，自豪地对我们说：“用不了多久，高铁就会从池州建到青阳，下次你们来，直接就到我家啦。”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000年，我与先生第一次到青阳时，坐了八小时绿皮火车到铜陵，再转乘两小时长途车，到青阳时已是人疲腹饥。而此次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就到池州，再坐车半小时就到达青阳了。不久前，“复兴号”的加长版又启跑在京沪线上。“复兴号”的神速，令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如今的光新路道口，是由地下通道、地面铁路、上层立交三层组成，安全便捷。从志丹路到光新路地面路段已在围墙之内，是火车通行的专道；行人与非机动车走地下通道；机动车在立交桥上行驶。随着交通路上一长溜的绿化带，我散步到光新路道口，总会在此驻足逗留片刻：当年的大丰化工厂华丽转身为高层民居；道口的值班岗亭还伫立在原处，似乎要向乘客证明，它才是从绿皮火车到高铁进程中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
爱的距离越来越短
张渊
四十年前，白胡子圣诞老人第一次漂洋过海来中国那会儿，在国人中掀起了两股子热，第一是“贺卡热”。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刚走出禁锢，太需要情感交流了，可那时电话都还属于奢侈品，小小的一张卡片，便承载了太多的情愫。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每年岁末，圣诞贺卡热遍了神州，人人以收到和寄出尽可能多的贺卡为荣，以至于邮递员天天要用麻袋来装邮筒里的函件。除贺卡外，随圣诞老人进入国门的第二股热潮，就是许多企事业单位竞相办交谊舞会。在圣诞夜或到来前的周末晚上，一些单位都会挪开会议室的桌椅，摆上一只双卡四喇叭的录音机，再搞些瓜果茶点，一个交谊舞会的场子就算备妥当了。本单位、本系统里的职工们，男女老少，只要思想新潮点的，都爱来这凑热闹。当时我舅舅风华正茂，是单位的文艺积极分子。在那年的交谊舞会上，他下舞池跳了一曲华尔兹，优雅娴熟，风度翩翩，同事萍萍一见钟情被他迷倒了。可他们的爱只维持了两年，原因是萍萍工作调动去了市郊松江。那时候的交通和信息通讯落后，松江与市区的距离显得非常遥远。“不愿今后长期分居，耽误彼此的幸福”，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笑话的理由，被萍萍郑重其事地写在了分手信上。有意思的是，萍萍是在圣诞前随贺卡寄出的这封信，舅舅却是在“第二年”的头上，也就是新年的元旦日收到的。80年代的人们，信息联络往来主要靠邮递，圣诞前夕的大量贺卡，让这唯一的一条邮路“消化不良”，严重堵塞。
时光之轮转到了90年代，我到了舅舅当年的那个岁数，我也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份缘。在12月24日的前几周，我就开始筹划和她怎样共度相恋以来的第一个圣诞夜。我早早地买好了浦江游览的夜票，精心挑选了礼物，想在灯光璀璨的游船上给她个惊喜。天公不作美，圣诞这天忽然下起雨来，到傍晚风急雨骤，越来越猛。那时，人们常用的通讯手段是“BP机＋公用电话”的组合。临下班时，我就用这个组合方式去通知她，由拷台话务员给她中转留言，让她尽快回电。可我拷了三四次都没有回音。以为她没有收到信息，怕她空等，我顶风冒雨，来到约定的车站等候。车站四面没有遮蔽，风雨交加。在寂寞的等待中，我想到了古代的一个坚守承诺的故事：一位叫尾生的男人与女子相约于桥下，洪水突然暴发淹没了桥梁，他依然不走，以至于“抱梁而死”。平安夜那晚，浑身湿透的我，没等来洪水，也没等来伊人，只能黯然离去。多年后，当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降临，我就想，这下好了，现代人再也不必像尾生那样为守信而“捐躯”了，甚至也不会再有我这样的痴情者了，拨几个号码，就可以马上取消原定的一切了，包括取消种种空耗的无谓投入，即便是海誓山盟。
高科技的信息通讯手段固然会使千金一诺式的经典不再，望穿秋水式的憧憬消逝，但也能造就当世的传奇，诞生一段段放在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情缘。十多年前，我步入“剩男”行列，亲戚朋友们忙着给我安排相亲，其中一位朋友不同于寻常，他没有递过来一张玉照，而是抄给我两串数字，一串是八位数的QQ号，一串是十一位的手机号。两串阿拉伯数字，电脑加手机，这就能够决定我后半生的幸福？我决定试试。将八个数字输入电脑，接通网络，我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异性开始了隔空手谈。两个月后，我借着共庆圣诞的由头，约她出来“见光”。在人民广场的大屏幕下，我掏出手机，摁下了十一个数字。清脆的铃声响起，蓦然回首，于万千人中，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我找寻了三十年的脸。这张脸，永远定格在了我温暖的圣诞记忆里。
后几年的一个平安夜，舅舅来我家玩。他变戏法般从包里掏出一只红袜子，逗弄我的儿子：“送你礼物，快叫舅公公！”儿子伸出小手，口齿不清地喊着“球公公，球公公！”舅舅大笑，从袜子里拿出巧克力糖果塞到宝宝嘴中。舅舅至今未娶，临老了特别喜欢孩子。我外甥小力则在一旁玩手机，他将家里的合家欢照片一一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据悉，他的女朋友就是通过微信“摇一摇”找到的，而且居然还风生水起发展得不错。前年，他与妻子结婚时，还把婚礼的全程直播到了社交媒体上，让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一起分享自己的甜蜜。
呵，这几十年信息化通讯手段的突飞猛进，缩短了好几代人爱的距离，影响了人们的感情发展路径，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幸福！
祖孙三代的“第一次”
熊礼芬
我的儿子现在两岁半了，活动能力超强。他能在健身器材上潇洒地卖弄太空步，能毫不费力地爬上五楼，能健步如飞地走上正在运行的电梯。那天逛街带他走上电梯时，突然想起，我第一次乘坐电梯正是我跨进大学门槛与同学购买生活用品时。我发觉，我的“第一次”与我儿子已经有了很多错位。
当我告别父母到省城求学时，我才第一次乘坐长途客车；当我本科毕业找工作时，我才第一次乘坐火车。这意味着，我人生事业起步之时，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才刚刚接触现代文明；而我儿子，在他生命的一开始，所有这些现代文明要素他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拥有。这是一个多么显著的差别，又是多么迥异的生活环境。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我刚出生时无人看管，未满周岁时，妈妈把我放在摇床睡觉，然后丢下我一人在家，自己到田里干活去了。一觉醒来的我发现周围空无一人，大声啼哭无人应，哭闹中蹬翻了摇床，被扣在摇床里动弹不得，直到父母干完农活回来才把我解救出来。稍微长大一点，妈妈把我送到姥姥家，可是这样就疏于照顾表妹，所以姥姥被舅妈责怪，舅舅只能背着我赶了两个多小时的夜路把我送回家。五六岁时，我一个人看家，看到天下雨，我去地里给父母送伞，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摔成了个泥人。后来表弟过继到我家，我就在家里带孩子，而那时的我也才八九岁……
关于童年生活的种种贫困与苦难，我是从妈妈的讲述中得知的，要不然我也不会相信，我是如此刚强与坚韧。读小学时，每天早上，我骑着高度比我人还高的二八自行车载着弟弟去5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中午还要生火照顾他吃饭。读初中时，周末我带着弟弟到地里摘棉花，困了就以地为席打盹，太阳下山时，父母会赶着车把我们的劳动成果带回家。
我与儿子比童年，永远不可能等量齐观，就像我与母亲比青春，同样不可能同日而语。2013年怀孕时，妈妈千里迢迢乘长途客车来照顾我。50多岁的她才有了第一次乘长途汽车、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乘火车的经历。看见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我感慨良多。三十多年前，她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还在挑重担，第一个孩子就这样流产，这是个男孩；后来有了我。在我两三岁时，妈妈又生了个小弟弟，可惜未满月就夭折在医院里。可能老天真的很眷顾我，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成了这个家庭的希望。
今天的我，工作稳定，生活悠闲，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后，我带着儿子优哉游哉地拿着小饼干到小区的湖边喂鱼；周末可以去逛街，可以载着儿子去海边挖沙，可以到周边小镇去旅游。这种生活，与母亲三十年前的生活相比，又是何等天差地别。她每天早上围着锅碗瓢盆转，伺候好一家的伙食便赶紧去地里干活，弯腰勾背伺弄庄稼，日晒雨淋从不间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有时候我想，像妈妈过的生活，我一天都熬不下去。
所幸，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弟弟初中辍学，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有了自己的洗车店。我和弟弟一起出资给父母盖的三层小楼今年年底可以入住。还记得小时候的土砖屋，下雨时房间里没一块干净的地方。外公看到这样的环境，一再叮嘱妈妈，下雨时不要让小孩待在里面，万一垮塌跑不出来……上小学时，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三间瓦屋；90年代我上初中时，父母在全村率先建了两层楼的楼房。
二十多年的时间，由于供我读书，家里生活条件毫无改善。村里新盖的小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三层、四层、五层的高度，装潢考究的门面，让我家历经时光洗礼的两层小楼越发显得破败。2011年我回家，问他们以后去不去城市居住，爸妈都斩钉截铁地说不去。于是我和弟弟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原来的两层楼推倒重建，盖个三层小楼，里面装修考究一点，把闭路电视、互联网络牵进来。到那时候，爸妈就可以在空调房里过暖冬、度炎夏，第一次用上自己的电脑，通过网络与我面对面地话家常，拉近我们的距离。
在2012年，我的家乡，美丽的江汉平原，终于开通了高铁，圆了我们荆州人百年的火车梦，让我与家的距离，缩短到八个小时之内，我也可以回家过周末了。在此之前，一天一夜的行程，让游子归家的路程写满了疲惫。现在，我翘首盼望着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带着家人，乘坐高铁到家门口，享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惬意与畅快，感受朝发夕至的便捷与舒适，参加我家三层小楼的“竣工仪式”，这也是我第一次出资盖房子，而于我父母，已经是第四次。
每个人的第一次，总是受制于时代，受制于环境。我比我父母幸运，能够拨开云雾见月明，告别农耕生活，褪掉泥腿子上岸；而我儿子肯定会比我更幸运，他的童年将体验不到一丝的贫穷与匮乏，而是拥有一段段快乐成长的经历，我也希望他以后的“第一次”，都是由他自己来创造，这样才更有意义。
三老太讲“吃着住”
（本地韵白板话）
卫家来
三个老太一台戏
专门讲讲“吃着住”
改革开放四十年
越讲心里越欢喜
一
老太婆我叫张小六
今年活仔六十六
出娘肚皮到十六
肚皮一直饿得瘪笃笃
上顿吃粥，下顿吃粥
今朝吃粥，明朝吃粥
大头菜粥，胡萝卜粥，牛皮糠粥
野菜粥，麸皮粥，麦粞粥
要想吃到白米饭来红烧肉
只有过年阿爹才去买斤糟头肉
放了十斤萝卜一锅笃
只看见萝卜勿看见肉
阿大一块肉
阿二一块肉
阿三一块肉
阿四一块肉
阿五一块肉
轮到我小阿六
只有夹着块烂萝卜
妈妈讲小阿六侬勿要哭
肉汤里萝卜也是肉
年夜饭吃过明朝还是粥
所以我长得缩了缩，缩了缩
像场角旁边一根慈孝竹
改革阳光加雨露
四十年来有吃福
今朝吃肉，明朝吃肉
上顿吃肉，下顿吃肉
红烧肉白切肉粉蒸肉乳腐肉走油肉难得萝卜红烧肉
手脚稍微慢一点
吃勿着萝卜只剩下肉
所以
看我胖笃笃
圆滚滚，矮墩墩
膘肥肉厚像只小猪猡
近几年媳妇叫我少吃肉
带我上饭店享享福
啥人晓得端出来一盆粥
咦，哪能又吃粥？
是进口大龙虾烧的粥
如今养生多吃粥
看我身材大变化
阿象山上一棵小毛竹
二
老太婆我叫李小燕
今年活了七十七
出娘肚皮到十七
讲到穿着心里酸
从前是老大着新鲜
老二着旧老三不连牵
轮到我末拖李小燕
脚馒头两只洞望天
屁股头两只洞望天
肩胛头三只洞望天
中间我一只头现勒现
只敢望地怕望天
鞋子上两只大脚趾戳破天
踢踏拖，踢踏拖
春夏秋天到冬天
拖出了一脚硬老茧
姆妈寻出破布和花线
红补屁股绿补肩
蓝补鞋子黄膝盖
隔壁同学眼睛尖
说我五颜六色真鲜艳
姆妈讲焊过迪冬天
明年做身新衣好过年
迪种日脚想想在昨天
过了一年又一年
现在是一年好一年
看看我今朝李小燕
大热天丝裙没脚沿
大冷天短裤套在长裤半
一身服饰要上千
勿是品牌掼一边
年头像只花蝴蝶
年尾老公骂我只老妖精在家变
我还了一句老公笑半天
侬勿去做陈世美
我也勿会做秦香莲
小玄孙讲得更豁边
阿太阿太侬年纪活了七十七
当面看看三十七
背后一看像十七
叫我模特儿猫步走一遍
三
今年八十八老太婆
朝前走来我王小娥
走路从来勿要人扶
手脚清健还能打老虎
吃个着个已讲
我来讲讲住的窝
解放前的房子像狗窝
泥墙壁脚稻柴铺
屋檐上有麻雀窝
泥墙缝里蜜蜂窝
床横头有蚂蚁窝
床下头有蛐蟮污
冷天屋里雪花多
热天雷阵雨霍闪穿堂过
半夜巴泥墙淅沥索罗往下挫
吓得一家老小呒处躲
直到解放以后才好过
三路头五路头七路头青瓦铺
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我住过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小日脚也热乎乎
啥人晓得我活了八十多
碰着改革开放喜事多
凤凰飞出了茅草窠
十八层楼电梯呼呼呼
望望十一号地铁楼下过
白天阳台上日头孵
夜里看到月亮里俏嫦娥
家里电器无法数
装修全是高档货
“吧嗒”一开天然气炒菜省功夫
龙头一拧电热器汰浴方便多
脚下地毯羊毛做
吃吃“来伊份”看看电视沙发坐
想想从前像狗窝
看看现在住金窝
别看我八十多岁老太婆
登的房间连慈禧太后勿住过
看我阿像老佛爷样笑弥陀
三个老太一台戏
专门讲讲“吃着住”
今朝讲得甜味味
明朝日脚喜上加喜。
乘车记
徐德清
那时候，我母亲最钟情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小火轮和拖拉机。
乘小火轮，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只是老照片上的记忆。但于我而言，却是童年随母出行的美好时光。至于那种手扶拖拉机，现在偶尔也可以在乡间的公路上，见到它们落魄孤芳的影子。
故乡在上海的东南角，一个在夏季汛期时可以枕眠听潮的小集镇。它河港密布，水系发达。筑路通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缺乏财力的时候是一件奢事。水上航运便自然地支撑了故乡居民出行的交通方式。
每当豆荚饱满、桃李飘香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忙着打包装袋。一清早，叫醒我，前搭后背地赶往小火轮码头，去坐开往县城里的第一班船。
小火轮在宽阔的河港里缓慢地航行着，两岸房屋和树木逐渐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看到岸边水桥上的婆婆阿姨们在埋头洗菜洗衣，小火轮带起来的水波递次地涌向岸边，有时会打湿了她们的布鞋。
大概过了三个时辰，太阳已高挂头顶上，船也到了县城东门码头了。我比母亲眼尖，嚷嚷地朝码头上夹在人群里的姑妈叫喊。我们急着上岸，姑妈接过母亲手里的重物，顺手递过来我最喜欢的大饼油条。我们一起拐过一条街巷，就看到表妹们在门口“哇哇哇”喊着母亲。
过了一年，公共汽车开始连通到了我们附近的一个乡镇。乡里的人便开始争着改坐汽车进城了。我问母亲我们为啥还坐小火轮，她说不喜欢汽油味，很臭，闻到了会呕吐。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在骗我，因为听坐过汽车的都说没有臭味的。而且坐公共汽车不到一小时就到县城了，多快啊！
就那样，我和母亲还是坐着小火轮进城看亲戚，买东西。不过，感觉客舱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开船的驾驶员也显得没精打采的样子。
果然，到了秋后，小火轮就停开了。我想这回就可以坐上公共汽车了吧。
那年，家里种的红心山芋丰收，母亲说你姑妈最喜欢这个东西了。等我放学后，就带着我准备进城。
出了院门，她没有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而是带着我来到了王叔家里。王叔是我们乡里第一个拖拉机手，那时还被派到县里培训过。
我拉着母亲的衣角，问她为啥不坐汽车。她说你王叔进城买化肥，我们搭个顺风车。我知道坐拖拉机又慢又闹，心里十分不愿意，嘴里“嘀嘀咕咕”地随她坐上了王叔的拖拉机。
一路上，拖拉机的暴吵声淹没了我们的交流，我们只好默默地坐着，我看到母亲是一副很平稳的神态。我只是不停地抽打着车斗里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掉进来的蝼蛄撒气。
到了姑妈家，她见到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就笑开了，表妹们也喊我“花猴子”。姑妈把我拉到自来水龙头边，给我洗脸。我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坐拖拉机来县城了。
终于等到坐公共汽车了。那天，隔壁叔叔家打了很多海鱼海虾，便送给我们不少。母亲又惦记着表妹们喜欢吃海鲜，就答应我赶着最后一班车去姑妈家。我很开心地拿着装鱼虾的篮子在前面跑，生怕赶不上车。母亲跟在后面，手里拽着一个尼龙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给母亲打气，说，阿妈，你别怕，我会看好你的。
到了车站，车正准备启动，我们迅速地上了车。因为是末班车，坐车的人不多。母亲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而且马上把窗子摇了下来，让晚风吹在脸上，我看到车速带起的风，吹散了母亲额上的刘海。
一路上，我沉浸在第一次坐车的快乐之中。我回头看母亲时，看到她脸色凝重，双手紧紧抓住车把。尽管汽车行驶很稳，但母亲的神态好像在波涛汹涌的船上，脸色也一阵白，一阵黄。我有点害怕了，我拉着她的手，湿潮冰凉的。我问她，阿妈你怎么了？她看了我一眼，抿紧嘴不说话，指了指身边的尼龙袋。我拿起袋子给她。她突然对着袋子“哇哇”呕吐起来。一路没有停下来，直到只吐出酸黄水，干打呕。这时候车到站了，母亲吃力地站立起来，下了车。
到了姑妈家，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躺在床上昏睡起来。我感觉这一趟坐车，母亲好像秋茄被恶霜严打了一下，蔫了，完全没有平时那样的利索劲儿。
第二天，母亲还是头晕头疼，卧床不起，只是喝了一点米汤。我问姑妈怎么会这样，姑妈说，你阿妈肚肠短，没有弯弯，所以见到汽车就晕。
当时小学二年级的我还不完全理解姑妈话里的意思。但是，就在那年的春上，41岁的母亲开始学骑自行车。半年后，她索性抛弃了公共汽车，骑着车，带上我，进城去。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到了姑妈家，我的双脚总会麻木得下不了地。
之后的几年，哥哥和姐姐在市区里工作安家了。那时去市里要转三辆车，一个轮渡。车也少，每次转车候车要花两三个小时。母亲实在是惧怕这一点，所以嫂子、姐姐坐月子也无法前去服侍。这个也让她时常愧疚不已。
好在我也长大了，她把这些事就托付给我。西瓜成熟了，就催我坐头班车赶去。她说，到太阳毒辣之前送到，否则西瓜容易坏。冬天将至，我会扛着几条她新打的棉花胎，一路周折，给哥哥姐姐送去。
后来，我也外出读书工作了。母亲也慢慢老了。节假日回老家住上几天，坐在太阳底下，陪陪母亲，那是很温馨的时光。每次回去时，都很想带上母亲去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但她每次都坚决不从。
这几年，城市交通飞速发展，地铁通到了老家的海边。
不久后的一个中秋节，母亲来电话说让我回去一趟。我以为母亲身体不适，便急急忙忙开车赶回老家。
一进院门，看到母亲坐在院子里，身上穿着出门才穿的新衣服，脚边一个旅行袋，还有两个马夹袋里装满了玉米、芝麻、绿豆和蔬菜。我惊讶地问她准备去哪里，母亲咧嘴一笑，说去你家住段时间。真的？我不相信地看着她，只见她一个劲儿点头。
我高兴地拎起东西要往车上搬，被母亲制止住。她说，儿呀，你带我去坐地铁进城吧。周围几个老头老太天天坐着地铁去城里城外逛，还是免费的。他们说没有汽油臭味，很平稳。
那天，我扶着母亲走入地铁，犹如她牵着我登上小火轮。我们坐在明亮的车厢里，母亲的神态是轻松的，脸上带着微笑。我拽着她的手，感觉枯槁而温暖。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我和邬达克建筑的交集
吴时新
都说建筑是一个装满城市记忆的容器，它不言不语，笑看时代变迁，疏而不漏地记下人们在这个城市中的生活点滴以及记忆深处的温情。说起上海的老建筑，不得不提到邬达克，就是那位把所有建筑作品都留给上海后悄然离开的匈牙利建筑师。
我曾经拿着《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按图索骥，蓦然发现，我和很多人一样，跟邬达克的建筑有过很多交集，这种交集，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就出现了。
那个被称作“红房子”的著名妇产科医院就是邬达克在南市地界唯一的设计作品——西门外妇孺医院，我妈妈在那里生下了我，我又在那里生下了我儿子。那些尖尖顶圆拱门青砖红窗的小楼，在南市成堆的石库门和棚户区里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但是，似乎没人在意它的美丽。我妈妈当时跟我形容——走廊那个长呀，生完了躺在推车里，好像要被推到生命的尽头。我猜想，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安装电梯，靠斜坡上下楼的？她说，我不记得了。
我倒是还记得一些，十多年前，我生儿子也是在同一幢楼，晚上去的医院，进门后那满眼的破败，真叫一个心灰意冷啊！到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斑斑驳驳，凄凄惨惨。至今还记得，一个人独自踏在油漆都被踩秃了的长条木地板上，听到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家人被隔在外面，那时心里的害怕甚至淹没了阵痛，那种绝望仿佛就像妈妈说的要被推到生命的尽头。邬达克的设计里一定没有那扇铁门，我想。
现在，在地图标注的地方，新大楼取代了青砖老楼，房子拆了，一切都成了纸上的历史。
差一点被拆掉的，还有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第一家电影院。电！影！院！——我童年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有在浙江电影院工作的父亲，以及在大光明电影院工作的外婆。巧的是，这两家名气差距颇大的电影院都是邬达克的作品。
现在我才知道，浙江电影院正是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第一家电影院。这个小小的电影院是他戏院设计的起点，也是我父亲的电影梦开始的地方——他在部队放映了五年电影，回到地方后被分配到浙江电影院做放映员，从此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浙江电影院是那么不起眼，挤在一堆清真饮食店的中间，在狭小而嘈杂的浙江路上，它曾经是高挑的建筑，也曾经高朋满座，而今，它老了，手写的复古排片表再也无法招揽年轻观众。值得庆幸的是，它还在！还在放映电影！现在60多岁仍在电影圈发光发热的父亲回忆起四十年前分配到浙江电影院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没等我多问，他就“刷刷”地在纸上画起了平面草图。
“侬看哦，这里是进门，这里是票房间，旁边是U型楼梯直通二楼。侬晓得伐？老早的电影院都是有楼座的，哪里像现在的电影院嘎小一朵朵；看，这里就是放映大厅的进门，侬晓得伐？老早电影院里没有空调的，就在进门处放一只大竹筐，里面是啥晓得伐？是蒲扇，观众进来自己拿，热了就扇扇风。有时候，电影散场字幕还没放完，就有观众站起来了，只要有一个发发疯往空中扔扇子，马上就扇子漫天飞，放映机无奈地把扇子们的投影混在字幕里一起打在硕大的电影银幕上，这种场景侬想象得出伐？侬看，这里有个小房间，放杂物和工具的，侬晓得伐？老早的电影院海报都是纯手绘，哪像现在什么电脑喷绘，不存在的，都是美工爬着梯子自己画，难度老高额，他们个个都是大画家；喏，这里一个转角是磨石子立面，侬晓得伐？老早对电影院的维修都是我们职工自己动手干的，我还跟着师傅去磨过这个磨石子墙面呢，水泥加红浆加白石子，一定要等到不软不硬、似干非干的时候去磨才来赛……
“正面三楼那个长长的阳台老灵额，侬晓得伐？里面就是放映间，玻璃都涂得墨墨黑，放电影院的时候绝对不能开，要防止干扰光。只有散场间隙，阿拉才开开门，通风透气，非常惬意。有时场与场的间隙，阿拉就趴在阳台栏杆上‘望佯眼’解解厌气。
“放映间门口还有个楼梯再往上跑，是个非常大的顶楼露台，侬晓得伐？有段时间流行多种经营，这个露台上搭了交关房子，开了只招待所，现在勿晓得拆特了伐，侬真应该实地去跑一趟，看一看。”
父亲还在滔滔不绝老里八早的事情，我忍不住打断他——这个电影院是啥人设计的晓得伐？他一顿，说，晓得额，是个外国人，现在老有名来，人家设计过国际饭店额，叫啥来着？邬达克，我说。对对对，就是伊！就是伊！他的语气就好像想起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阿爸，侬了浙江电影院期间，印象最深额是啥事体？”我问。他又来劲了：“侬晓得伐？电影院里本来是没有地下室额，特殊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就在观众厅底下挖了一只防空洞，防空洞的入口就是观众厅的观众席中间的走道，直接和散场太平门连在一起的。某天有人清理维修防空洞，大概是弄到一半，就没把盖子盖好。偏巧不巧，那天我们的财务骑着自行车来上班，看到太平门开着，就想抄近路，直接骑进放映厅。他哪里知道中间的防空洞是打开的，外面光线锃锃亮，一骑进去墨赤乌黑啥都看不出，就直接摔进了防空洞，嘎聪明嘎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唉！”说到这里，父亲难掩伤感。
在邬达克的“成绩单”里，浙江电影院常常是被人忽略的，跟它的落寞相比，大光明电影院可谓名声鹤立。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如人民大会堂般气势宏伟的放映厅天花板，不是双侧超宽的大理石直梯，也不是铜把手上的“邬达克密码”，而是那条贴着人民饭店超级狭窄超级长的散场通道。
那是一条比红房子医院走廊更长的通道，依着电影院三角形的尴尬地形从南京路进，贯穿南京路的店面、工作间、贵宾室、观众休息区、放映大厅、后勤锅炉房、员工食堂，一路通到北面的凤阳路店面。我记忆中北面那扇门很少开的，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一条“死胡同”。这条通道的南半段是观众散场通道，北半段是员工通道，我经常走北半段，因为走到底，就可以看见辛苦工作的外婆。
外婆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大光明电影院做后勤服务工作，她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她会贴心地算好大家午休轮流吃饭的时间，把铝制饭盒提前一会儿拿出来，妥帖地放到餐桌上，省去了他们在热气逼人的蒸饭桶里找饭盒的麻烦。当年职工饮用水都是自己提着热水瓶到锅炉房去灌的，冲开水的当间，大家就会找外婆聊天，外婆是大家的“消息站”、“调解委员会”，谁有点什么事儿都愿意找她说一说。锅炉房又闷又热，但外婆很享受那些“嘎三胡”的欢乐时光。我也沾了外婆的光，小时候经常“刷脸入场”看电影。印象很深的是《超人》，这么帅的外国人，而且还会飞，太厉害了呀！
这条狭长通道是除了正门之外，唯一可以进入贵宾室的路，无数明星都别无选择地跟通道里形形色色的垃圾桶擦肩而过，秘密入场。还记得二十五年前的《唐伯虎点秋香》首映，那时的周星驰还不是星爷，第一次来上海做宣传，普通话很搭僵，非常紧张，整个人缩在风衣里，躲在贵宾室一角，一边冒汗，一边深呼吸。他完全没有料到，半小时后，通过观众席走廊走上台是多么危险，左右观众的热情简直爆棚，争相要和他握手，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有自拍，观众们就想摸他拉他来表达自己的喜爱，可把星爷吓坏了。
同样吓坏的还有张国荣。1993年7月26日下午，《霸王别姬》首映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粉丝们的热情大大超出预期，原本留给主创人员通过红地毯步入大厅的通道，在张国荣下车的瞬间被挤成羊肠小道，大门的厚玻璃被挤碎，张国荣被簇拥着“逃”进舞台旁的小休息间后才发现，一身白色西服上的扣子全被拉光了。活动结束时，不得不改从那条狭长的通道往凤阳路“撤退”。
那天下午，我跟一个狂热的“哥哥迷”说起扣子的事情，她追问：“那扣子呢？”“扣子么被服务员扫掉倒到垃圾桶里去了呀。”“那垃圾桶呢？”“垃圾桶？”“一直待在那个长长的通道里呀。”后来，那个女生真的跑去翻那些垃圾桶，是真爱！
《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中那许多建筑至今伫立在上海街头，看着它们，我脑中常闪现对应的国外经典建筑的影子——雅典帕特农神庙和爱神花园、巴黎圣母院和沐恩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和华东医院、纽约熨斗大厦和武康大楼、纽约布莱恩特酒店和国际饭店。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会喜欢上海，一定是上海租界时期的那些建筑，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家乡，心里充满暖意。
说到国际饭店，一直有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头，各种高大上，而对于我来说，国际饭店只让我想起一个人。
那个人是青年画家，非常帅，非常有才，非常聪明。他自学国画和油画，短短数年，成绩斐然，其作品经常出现在朵云轩。他很随和又很幽默，抚琴弄文，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动手能力极强，修个水龙头、装个半导体什么的不在话下，甚至还曾经买齐零件装配了一辆自行车。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人是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就像当年我在大光明黑暗的电影厅里看到的银幕上那个会飞的外国人，拿到今天来说，就是男神！
那个人是我的三叔。
为什么说到国际饭店会让我想起他？因为，1981年，他和他美丽的妻子就是在国际饭店的宴会厅里举行的婚礼，那是我见过的最赏心悦目的组合。
我对那场婚礼的印象已经很淡薄，只记得大家都在吃吃喝喝，满桌子都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好吃的，全鸡全鸭蹄髈八宝饭水果羹……盘子叠盘子，杯子撞杯子，大人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小孩们闷头大吃。宴席结束，大家都拿出钢精锅子装吃剩的菜肴，拿回家还能改善两天伙食，想想这差不多就是现在倡导的“光盘”行动。我父母无数次提起那场婚礼，50块钱一桌，还能带钢精锅子装满了回来，那是多么划算的年代啊！（不过那个时候，一个学徒三年满师的月工资也就36元，这样算起来，50元已然是奢侈的价格，到底是国际饭店呀！）
宴席中可能会有王唯铭老师吧？就是最近写了《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的那位作家，他是三叔的大学同学，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要不是那场医疗事故，相信这两位男神级的人物现在还会经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写作，谈谈艺术。三叔最灿烂的人生在他36岁那年戛然而止，自己欢笑着走进手术室大门，却插着呼吸机被推出来，做了七年植物人，终于还是没有发生奇迹，就在他43岁生日前夕，生命被画上了沉重的句号。我还记得那一天——1995年的中秋节！
国际饭店之于我，是一个伤感的符号。继续翻看《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仿佛打开了记忆闸门，把我的思绪从遥远而伤感的那些年拉了回来，因为我看见了爱神花园！现在是上海作家协会的所在地。看到二楼超大的阳台，无限感慨，就是在正中间那个大房间的壁炉前，曾经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属于我。虽然已经过去十多年，但每每想起那个堆满了稿子和书籍的豪华壁炉，以及同样被各类纸张塞满的壁橱，心中仍然充满了敬仰之情。
还记得第一次进入这幢大宅时的莫名紧张，进了门厅看到黑白格子的大理石地面上摆着一张古董梳妆台，吓了一跳，这种办公家具不管在恒梅泰还是陆家嘴都不可能看到。成捆的杂志堆在梳妆台前后，仿佛在说，嘿，别傻愣了，这里是杂志社呀。
华丽的旋转楼梯、炫目的水晶灯、古老的彩绘玻璃、“吱吱呀呀”的木地板走廊、繁复雕花的石膏板顶棚，以及无处不在的小天使雕像，让人目眩神迷。
每次在爱神花园进进出出看到那些大作家，感觉自己渺小得像尘埃，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发现他们都是很随和的人——那时二楼是《萌芽》和《海上文坛》，三楼是《上海文学》和《收获》，从来没上过三楼，不知道日后凭那本很上海的《繁花》大红大紫的金宇澄老师何许人也，擦肩而过也只当是路人甲。当时主持《海上文坛》的马尚龙老师很喜欢给年轻人鼓励，现在偶尔会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他，点评一向是字字玑珠。那时《萌芽》的主编赵长天老师还在，他是个超级好脾气的人，有年轻编辑“大王、大王”地叫他，他也乐呵地答应着，从来不知道他生气是什么样子。
爱神花园里有著名的普绪赫雕像，和邬达克一样传奇而幸运地躲过了各种浩劫，今天还骄傲地矗立在楼前，经常有人来拍照。而我却遗憾地没有留下任何一张和这个建筑在一起的照片。按图索骥的最后一站是番禺路的邬达克自宅，现在底层是邬达克纪念馆。站在这幢都铎复兴风格的建筑前，我可以想象邬达克站在窗口看鸽子或振翅或踱步或停驻在屋顶和烟囱上的情形；可以想象他的孩子们在整个打通的假三层阁楼上嬉耍奔跑的场面；甚至可以想象邬达克坐在书桌前画图纸，却听到弟弟和妻子在客厅里有说有笑时的愤怒……这是邬达克在上海的家！一个跨越世纪和他隔空对话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他对上海的眷恋在1947年决绝离开时是否已经消失殆尽。为什么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没有人知道，之后他在梵蒂冈参与考古时，在瑞士为自己造那没有一颗钉子的房子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病逝时，他的脑中是否有闪过一丝上海那浮华的剪影，而在我们心里，希望是有过的。
用一个“网红”建筑师邬达克留在上海的宝贵财富——老建筑——做串连，串起的是一个普通上海人四十多年的成长记忆，以及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变迁。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深热爱。
三进上海滩和三看上海新面貌
胡林森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个春秋，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岁月。我是金山区朱泾群众文化人，在已进入天命之年的时候迎来了一位陌生客人，他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胡华老师。他说经领导同意，邀请我与吴仲川两人去上海写电影文学剧本。我惊呆了，一个写小故事的作者，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怎敢进大城市去写大型的文学剧本。胡华老师见我犹豫，马上说：“上海电影人励精图治，也要奋起直追，让上海电影显示出它的色彩和神韵。”我茅塞顿开，改革开放给每个人以发展的机遇，顷刻，我像吃了豹子胆，当场应允，尽情把我心中两个小故事叙述出来：一个是“儿子、孙子和种子”科学种田；一个是应邀赴美国访问的金山农民画女作者“飞来的女婿”两个素材。我有声有色地介绍完成后，谁知胡华老师听得眉飞色舞，他说这是改革开放后的新鲜事，当场拍板要带我们去上海永福路52号上海电影创作编辑部。就这样，我第一次进了上海市里。
上海电影创作编辑部可是上海滩上大文豪云集的地方。我作为一个农村作者，颇受感动，在杨时文、边震遐等专家们精心指点培育下，经过两年日日夜夜的奋斗，这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完成了，终于在1983年先后搬上了银幕，在全国影院上映。
第一次进上海滩，我领了七千元稿酬。我对老师说：“我想去上海外滩观光啊，乡下人进城哪有不去上海外滩的！”老师马上赞同，并送我上了公交车。他再三叮嘱：“注意安全。”我双手紧紧捂着口袋，连连点头。那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评论文章，弘扬“万元户”。我想我离富人仅一步之遥了，而沾沾自喜。当公交车开过的街边出现一条十分醒目的大红横幅，上面写着“预付一万元，住三室一厅新房”的大字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不由一阵心动，预付一万元就能住上新房了呀！那时的上海滩，隧道正在建设，站在浦西的我，隔江相望浦东，新起的东方明珠塔令人向往，黄浦江里的海轮，汽笛阵阵，川流不息。我心潮澎湃，心想外滩也正在与日俱变呀！
第二次进上海滩是在新纪元伊始，从中央到地方都把目光投向中华大地上几千年积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开展民间文艺、民间故事、民间歌谣遗存的搜集整理。难忘啊，从1984年起，我带领一批作者，在县政府领导下，风雨无阻，日夜奋战，把散落在金山城乡的民间文化做了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我们这些搜集骨干从“青青子衿”到完成，都已变成了“白发老翁”了。2003年，最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金山卷》。作为主编的我，荣幸地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并赴上海领奖。陪同的领导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脱口而出：“参观东方明珠！”因为这是我盼望多年的心愿，东方明珠是上海的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之一，视域可覆盖半径80公里啊。当我走过259米的悬空观光廊的时候，我像孩子一样激动，竟然在“花瓣”状钢化透光玻璃组成的地板蹦了几下。最后，还到电视塔最高层观光。我作为金山朱泾文化人大开眼界，深感自豪！自豪，来自上海人民的伟大创造；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三进上海滩，我已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了。在上海市民文化节举办期间，由市有关部门和杨浦区政府共同策划组织了“倾听上海——首届上海市故事大赛”，反映上海市民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的生活，展示上海发展的精神风貌，我不服老又参与了。金山区文化馆两位领导开专车带我们作者去参加会议，全市作者欢聚一堂。我创作的故事《活财神》荣获了金奖。领奖兴奋之余，又去感受了一次上海滩的巨大变化。
高楼林立的上海滩，我乘坐地铁2号线到了位于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它是一座超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我十分惊讶地看到其高度超过附近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结构高度为580米啊！我站在大楼第118层的“上海之巅”，向东北方向倾身一看，哇！我第二次进上海滩时看到的上海标志性的十大景观之一的东方明珠塔怎么在“半山腰”呀！顷刻，全身涌上了一股暖流，惊叹：上海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启航新时代，如今的上海已成为海、陆、空枢纽，通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回顾四十年上海滩的变化与发展，令人振奋。我在心底里呼喊：变化太大了，美丽的上海！变化太大了，幸福的上海！变化太大了，三进上海滩，三看上海新面貌，深深祝福繁荣昌盛的祖国！
一位老放映员眼中的电影放映发展史
浦兴慈
我是70年代初入伍后，就当上了电影放映员，我的放映生涯至今已经走过了四十七个年头了，电影放映的发展，我历历在目。
想当初在部队刚学会电影放映时，部队只有一台流动的16毫米放映机，每日晚上都是赶着马车驮着放映机下连队放映，而且放映用的都是胶片，一部影片总要四五卷胶片，由于单机放映，放一场电影中间停机换片子三四次，放映时片子抖动，清晰度又差，时常有断片现象，士兵们看场电影很吃力。有一次，我们到海边营地码头放《智取威虎山》，放到杨子荣打虎上山时断了片，场灯一亮，士兵们不约而同地“哇”地一声叫了起来，弄得我措手不及，满头大汗。可想当时放映电影的条件差，质量差，而且影片内容简单，不尽如人意。
70年代中期，我回到地方上，继续从事放映工作。我们镇上有一家70年代造的电影院，虽然放映机已是双机放映，中间不间断了，可这放映设备是市区某电影院淘汰的30年代外国放映机，因为放映中间常出毛病，所以被当地人称作“老坦克”，放映质量别提，机器隔三差五出故障，而且零部件难配到，看电影的观众吃力，坐在影院里不是享受，而是一种担心，担心机器出故障。记得有次七一党的生日前夕，镇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一部反映革命历史时期的影片《洪湖赤卫队》。镇上组织的近千名党员干部已早早集坐在电影院里，准备上午九时开映。放映前，组织部门的领导来到放映室再三关照：今天的放映一定要保证质量，否则影响这次活动就不好了。我认真检查了整个机器，但心里总是不踏实。电影开映后，更是提心吊胆，希望能正常到底。但放映设备陈旧，竟难以预料，正所谓要争气，气不争，电影放到第五卷影片洪湖赤卫队长韩英精彩的唱腔“盼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时，停机了，全场“哗然”。领导急匆匆奔进放映室，说：“怎么搞的，关键时刻出洋相，快！快修！”我顿时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修理放映机急得头上汗水发注。这次放映不但受到领导批评，也影响了千名党员干部受教育的情绪，这又能怪谁呢，我实在想不通。
80年代初，虽然电影节目多了，可放影片源紧张，一部新影片要轮流几家影院放映，就只能跑片。我们枫泾镇要与相距近18公里的朱泾镇跑片放映，朱泾镇提前半小时放映，而枫泾镇延迟三刻钟放映，两个放映员靠骑自行车来回跑片，马不停蹄，路上顺利还好，碰到车来人往有事就急煞人了，胶片在半路，影院里已衔接不上，观众起哄，叫声连篇，我与其他放映员也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放映一部新片《泰坦尼克号》与朱泾跑片，我另一个影院的同事负责跑片，一开始蛮顺利，后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骑自行车拿到了影片，眼看快要到枫泾了，在沪杭铁路道口处，一列很长的火车拦住了去路，只好停下来等了五六分钟，电影放映又衔接不上。想想当时的情景，真是放电影难，看电影更难。
进入新世纪后，一直围绕放电影难、看电影难的局面打开了，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人们一直渴望着享受电影艺术的春天到来了。
科技的发展，电影从烦琐的胶片放映进入了数字化放映。2006年起，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镇23个村逐步建起了数字电影院。如今放电影一台服务器，一只功放，一块银幕，一只高清投影机，两只音响。放映员在服务器里自由选择影片节目，手指一拨开关，清晰如画的电影节目展现在观众面前。村里建起了数字电影院，使村民们足不出村，能在自己家门口看到精彩的电影。村民们做梦都没想到，农村也有了电影院。新元村一名70多岁的老人范根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他告诉儿孙们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想不到影院竟建在咱村里，实在是社会大进步啊。”现在村里放电影，他每场必到，还逢人就讲，电影好看又清爽。新春村一对老夫妻，自村里建了电影院，看电影着了迷，老夫妻同进同出，看电影兴趣十足。村民们为村里有了电影院高兴得笑开颜。
再说镇上的电影院，因破旧被拆后，市民经申请，也建起了数字电影院，并与市里数字院线连接。全国放映的档期影片，他们也第一时间能放映，博得诸多观众青睐。民营影院建起后，看电影还能在网上订票，一部部新片映入眼帘。如今不但影片节目精彩可看，还有3D、5D立体动感的影片欣赏，使观众看电影身临其境。我们文体中心数字电影放映队，政府买单，也每月在广场上免费为市民放映数十部电影片，市民们想看就看，欣赏各种主旋律娱乐的电影。市民们感叹，现在的娱乐生活真丰富。
我仍旧在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每当拨动开关，放出热情动感的电影，就会想起往日放电影的艰辛，看电影的难处。是啊，四十年电影放映的变迁，使我已是位老人的放映员，又重振精神。看着络绎不绝的观众，听到他们的笑声，我更是赞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幸福啊！
看见
疏雨梧桐
江流澹澹，水声潺潺，站在黄浦江畔，俯瞰这座城市在江水的冲蚀中繁衍开花，时光的流转在水的褶皱中忽然变得清晰可见，而这座城市的记忆却与水的那一头无声相连。
这座城市，名叫上海。
与黄浦江仅一席之遥的便是海派建筑群——石库门，高墙红砖，天井、客堂、厢房，中式木质结构呈现出自然亲近的柔和感，西方大气的建筑风格又为石库门增添一抹欧式风情，看那黑色的大门里封存着时代的印迹；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上海的弄堂，如果说石库门是位端庄优雅的大家闺秀，那么弄堂便是个活泼可爱的邻家姑娘，它带着生活气息灵动地穿梭在一座又一座石库门中，也穿梭在每个上海人的记忆里。
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自70年代开始，石库门已是多家人家共同居住了，有很多公共空间，因此这样的居住环境也常被上海人戏称为“七十二家房客”。如果不是住的人太多，看上去倒还整齐。石库门的建筑并不高，仅有三层楼，为了增加居住面积，人们便会把房顶上那块面积利用起来，还开了扇窗，那便是“老虎窗”了。阳光斜照在老虎窗上，甚是宁静，静得可以听到不知从哪家飘出的悠扬音乐，温暖整个午后。不过从底楼抬头望去，哪怕天晴也看不到太阳，因为还有数不清的衣架，人们会把一家人的被子床单晾在外面，仔细看还会有当下时髦的女装，上面飘着淡淡的花香。弄堂是狭小的，门口有一个横排标着这里的名称，弄堂的名称也很有趣，寄予了人们对生活、对自我的坚守，比如“厚德里”、“同心里”等。弄堂的地面不似现在那么平坦，有一些小的凹凸，每逢下雨，地面上便会积起小的水坑，要是有自行车经过或是顽皮的孩子路过，还会将水溅得老高。门口永远有一群大叔在抽烟聊天，还有个老人家，为人和善也很爱说话，他总是把收音机开得很响，佝偻着背坐在竹椅上，然后很随意地翘个二郎腿，看上去很是享受。傍晚，应该是弄堂里最热闹的时刻，小孩子放学，大人下班，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孩子们则兴奋地在弄堂里穿来穿去，散去一天学习的疲惫，然后在各自母亲的呼唤声中回家吃饭。夜晚，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围炉夜话，把酒言欢。
若要说四季中这里最富生机的季节，那非夏天莫属。说起夏天，自少不了西瓜，只要一家人买西瓜，便会向周围邻居分发，或是请人家到家里坐坐，吃个饭，说说话。那时，家里普遍人多地方小，人们便把会客室从家里搬到了弄堂，只要一到夏天，家家门口都会放把躺椅、一把扇子，甚至有的把小桌子也放在了外面。弄堂里多了不少欢声笑语，直至半夜，人们方才慢慢散去，弄堂也渐渐安静了下来，而这寂静中又弥漫着一股汗水的味道……
这一切，在我高中那年戛然而止。那年，我们那块地方由于商业开发利用，自然就划入了动迁的行列之中，三个月内，弄堂的人们完成了选房和搬迁的工作，各自在叙邻里旧情后便高兴地奔向新的地方，结束蜗居大半辈子的弄堂生活，也远离了那些因条件简陋而被迫待在弄堂乘凉的欢快而又无奈的时光。后来，我们也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那条承载我童年的地方。
岁月总在不经意间溜走，一晃就是二十年，江流依旧，可光阴已进入了下一个年轮。
那天，我因工作的需要重新走回那里，而那里已不复当年的模样：石库门和弄堂被高楼所取代，明亮整齐如同搭出来的积木；中间是一条极为宽敞平坦的马路，房子外面围绕着欧式铁艺，围墙外是人行道，只是就算白天也没有多少人，偶尔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妇人，还有遛狗的阿姨，背着书包的孩子步履匆忙，只有退休的老人三两成群讨论着今天的菜谱；人行道上还种了不少树，枝繁叶茂，绵延数里，俨然一副新时代的城市图景。
得益于那次乔迁，我们也住进了这样的高楼，我也有了自己的房间，再也不用经过因塞满杂物而凌乱不堪的幽长楼梯，也不用在别人烧饭的时候紧闭家门防止油烟，更不需要生怕别人听见而压低声音。可以说，我们解放了、摆脱了因拥挤产生的窒息感，因狭小而形成的混乱环境。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为何总是怀念那时的岁月？开始怀念那条狭小陡峭还时不时发出“吱吱”响的木头楼梯；怀念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每家人家在弄堂乘凉的情景；怀念放学回家走过厨房闻到的红烧肉的香味；怀念去上学时在弄堂里碰到的叔叔阿姨……这些熟悉的画面因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变得苍白不见，它也将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钢筋水泥将人们的距离拉得很远，或许在人们逐渐分离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温情。高楼房子确实不错，然而冰冷的墙无法替代木头质感的温度，牢固的地基也无法营造石库门里的人情和烟火气。人和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一个点，只因在相互的关怀中，生命和生命在相互扶持间连成了一条线。历经岁月的雕琢，这些独特的线条描摹着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帧帧的故事，一个个片段，诉说着城市变迁中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诠释了繁华上海的另一面。也正是因为故事的堆砌，石库门才会在岁月的洗礼中沉淀出历久弥新的光泽。原来，故事，不仅是时代的颂歌，是人们茶余饭后回想起来的标记，它更应是建筑的灵魂和魅力。石库门和弄堂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产生故事的人们也丰盈着石库门的记忆和内涵。当人们在不断拓展城市新的空间并与之对话的时候，石库门和弄堂将会悄无声息地诉说这座城市它的历史和根基，它们总是默默地守候这座城市的文脉，绵延它曾经的繁华，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前世和今生。
穿过马路，还有一大片待拆迁的弄堂，墙面上还留有民国的石刻，石刻两边有精致的雕花，上面的字被石灰掩盖，不过还能依稀辨认。这里还有几户人家，不过大部分已经搬迁，留下空荡荡的弄堂。正想着，高耸围墙下有个修鞋的师傅，穿着绿色布衣，戴着老人的帽子，低着头坐在板凳上，手里是双断裂开的皮鞋，他正帮着缝好。周围有几个阿姨，说着现在鞋子的质量真差，他也低声应和着，另一只手时不时地变换着工具。
弄堂的不远处便是黄浦江，夕阳下，片片菱花连缀成一条长长的金线，与天的那一头，相接。
计划大米
孟繁强
如今走进超市或街头小店，产自各地包装精美的袋装大米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店家时不时地还会来一下促销。望着这番景象，常常感慨诸多，一些和大米供应有关的往事便会浮现在眼前。
80年代中期，按政策，我从工作的皖赣铁路单位调回上海。正像朋友戏说的那样被“乱点鸳鸯谱”，分配到了粮食局工作。想到自下乡以来在外地工作了十多年，能够调回上海已经很不错了，“民以食为天”，干一行爱一行，做好这“天”大的事吧。虽说与我原来在铁路局所干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但原来干无损探伤工作养成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延续了下来，具体就表现在对工作的认真和严格执行粮食供应的规定。那个时候，市政府为解决许多职工上下班路途远的问题，正在着力为有实际困难的职工将单位远调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上班的粮店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住家的附近。上班倒是近了，但是来购粮的顾客中熟人多，由此带来的尴尬也多。
不久前中学同学聚会，大家纷纷回忆起往事。一个男同学突然就说到了一次到店里买大米时让我多卖点给他，而我却一本正经，没有多卖给他，一点儿也不讲同学情面。怪不得许多年没见面，刚才碰到与他打招呼时，其脸部表情略显僵硬。原来当年没有违反供应计划回绝了他的要求，他还一直耿耿于怀着呢。自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以后，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口粮尽管也是定量的，但一般来说都是够吃的了。但是上海人习惯吃大米。上海人口中所称的大米，其实专指粳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取消粮票前，上海市民购买大米每个月每人都是按计划供应的。最多的时候，每个月每人可购买8斤，而最少的时候只有3斤。由于粳米口感好于籼米，这么点计划定量难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一些居民大费周章想办法从外地购买的也有，托亲戚从乡下带大米的也有，用大米掺着籼米吃的也有。总之，这么点大米大部分家庭是不够吃的。正由于这个原因，有时候如果粮店来了口感略次于粳米、价格每斤0.157元的晚籼米，只要一家知道，便纷纷奔走相告于邻居和熟人。尽管那时候没有手机微信那么快捷的通讯手段，但这个消息传播的速度却出奇地快。不一会儿，粮店就会排起长队。一卡车的晚籼米，往往一个半天就卖完了。
记得有一次，根据上级的要求，粮管所长让我前往住在粮店辖区内的谈家桢家，了解并询问一下谈先生家对粮食的供应有没有困难和要求，以便帮助解决。当时谈老的夫人邱女士告诉我，家中的保姆没有上海的粮油关系，因此计划大米确实不够吃。望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桃李满天下的著名科学家满屋子挂着的名人字画，我的心里十分感慨：如此名扬国内外的、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竟然也与我们普通市民一样按计划购买大米，科学家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想象，只要稍微走一下后门，再大的事都不难解决的，何况买大米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我告诉谈夫人正是为解决问题而来的时候，她连声表示感谢。还有一次，一个已在国外定居的朋友的母亲来到粮店，口中说着路过这里来看看我，却较长时间没有离开的迹象。总觉得她有什么事欲言又止。潜意识里想起会不会要让我放计划卖大米给她？我试探了一问，果然是这么回事。她连声说实在不好意思，家人有胃病，能不能帮一下忙？这可真的让我为了难。无奈之下，忽然想起身边带着自家的购粮证，本月的计划还没有用掉，便当着她的面扣了我们家购粮证内的大米计划，称了20斤大米卖给了她。以后她再也没好意思来过。家里因为兄弟所在的单位经常从外地购来大米分售给职工，我们家大米还是够吃的。粮店离家不远，来购粮的熟人也多，但是应该说大家的规则意识还是很强的，但开口让我放大米计划的也是有的。当我告知他们要违反规定多卖大米是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往往失望中带着不悦，因此少不了得罪了一些熟人，上述同学也算一个吧。当我说了以上的事例，他转而笑着对我说，多少年的事了，和你说着玩的。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二十多年前，随着粮食的放开，粮票的取消，曾经至关重要的粮油关系也成为了历史。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餐桌上的主食和副食不仅数量充足，而且品种丰富。人们健康理念增强，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五谷杂粮纷纷走上了人们的餐桌。毫无疑问，没有改革开放，哪有粮食放开？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上海市民不太爱吃的籼米，如今要想买到也并不容易，曾听到有顾客埋怨怎么买不到籼米，有时候仅在少数超市偶然能见到。如今人们随意就能买到足够的大米，就连在计划经济年代逢年及过端午节时每人只供应2斤的糯米或糯米粉，也可随意买到，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其中一个小小缩影吧。没经历过当年物质匮乏年代的青年人，对上海买大米曾经要限量计划供应的情况，既新鲜又感到不可思议，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正在迈向小康生活的年代。但是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观念必须牢牢树立，不能暴殄天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不少人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呢。
新“沪上八景”诞生记
朱亚夫
沪上美景何其多，最美不过新八景。这新“沪上八景”，是上海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生事物，是新世纪上海滩最值得游览的景观。正如原上海副市长赵雯所指出的，沪上八景是“新时代大上海的象征”。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退休后能促成新“沪上八景”的问世，我感到十分骄傲，无比欣慰。
新“沪上八景”是指哪八景呢？它们是外滩晨钟、豫园雅韵、摩天览胜（陆家嘴区域）、旧里新辉（石库门）、十里霓虹（南京路）、佘山拾翠、枫泾寻画、淀湖环秀（环淀山湖旅游区）。
那是2010年上海要举办世博会前，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心想应当为世博会出一份力。可是具体又如何出力呢？正踌躇间，2008年10月，报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眼球：本市举办“2008年老凤祥杯上海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褰”，大赛除设计奖外，尚设“金点子奖”。于是我灵机一动，提了一个点子：世博会举行在即，不妨评选上海最美景点（“沪上八景”），再据此设计成旅游纪念品，肯定会受到中外游客青睐。不想短短二三百字的建议竟荣获大赛“金点子三等奖”。这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我想自己身为上海作家、上海市老年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不如利用我熟悉上海旅游资源情况，用自己手中之笔，将建议写成文章，向社会呼吁一下。于是我将原来的建议稿，加工润色为一篇杂感《该是重新评选“沪上八景”的时候了》，于同年12月18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呼吁：全国人民期盼的上海世博会正在向我们走来，届时为了让7000万海内外游客，在参观世博会之余，能游览上海最美的景点，使他们带着对上海的美好印象返回家园，我们的有关部门应该抓紧评选新“沪上八景”。
众所周知，上海是全国21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做了些调查，发现单文物保护单位而言，上海便有近400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19处，市级文保单位136处，还有文化遗址、纪念馆、各类博物馆、名人故居、公园、寺庙、陵园，再加上近年来建造的各种度假村、标志性建筑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总数约有一千多个游览胜地。这么多灿如繁星、艳似百花的景点，如果让来访的中外客人自行挑选，还不挑花了眼？而且，这也决非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如果让景点自行推介，那就难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因此，我提议评选上海最美的景点——新的“沪上八景”！
我国历史上名城素有评定“八景”的传统，如“长安八景”、“燕（北）京八景”、“潮州八景”、“羊城八景”等。我们上海早在明代就有“沪城八景”之说，清代“沪城八景”据乾隆年间沪人李行南在《申江竹枝词》中所记为：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凤楼远眺和江皋霁雪。在上海豫园旅游区内，古色古香的上海老饭店中，至今还存有《沪城八景图》，可一窥其貌。我也曾经按图索骥，寻找八景，但是经过几百年的岁月沧桑，上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遗址已今非昔比。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借“迎世博”的东风，重新评选“沪城八景”！
当时，我将此文贴在《雅虎网》论坛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9年1月9日，《上海旅游网》以《上海作协会员提议评选新“沪上八景”》为题，在醒目位置报道了我的呼吁；同日，《东方网》“评论频道”全文刊发了我的文章。2009年2月1日，《上海老年旅游》报在创刊号上，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新“沪上八景”何日问世》为题再次呼吁。这引起了市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反复论证，紧张筹备，2009年6月16日，“迎世博，新沪上八景”评选活动在上海老码头休闲创意园正式拉开帷幕。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赵雯在活动仪式上宣布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我作为新“沪上八景”评选活动的倡议人，在启动仪式上做了发言。会后，上海各大媒体均做了报道。在启动仪式会场的贵宾室内，上海旅游局领导热情地对我说：“谢谢您，为我们出了个好主意！”我说：“倡议能够如愿，这当然令人高兴，但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为上海世博会，为故乡上海旅游业，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以后经过三个阶段自下而上的评选，在100多万市民的热情参与下，最后新“沪上八景”于2009年上海旅游节前终于脱颖而出。现在，新“沪上八景”已成为上海新时代的旅游胜地，上海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文化名片。我也应《今日上海》杂志之约，先后实地采写了新“沪上八景”，对新八景逐一详细介绍，将今日上海之美奉献给读者。前不久，此书已结集出版。为此，我荣获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有所为新贡献奖”。
是啊，新“沪上八景”的诞生，在向中外游客充分展示今日上海最新最美的画面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上海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不要忘记郑家宅的乡愁
翟笃钧
郑家宅坐落在岚皋路桥东侧，那是一个村的名字，人们还是习惯把村委会称为“伲大队”。就是上世纪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生产大队，村民将其简称了。将郑家宅称为“伲宅里”，算是爱称吧！
农村城镇化了，可人们还是愿意这么说“伲大队”。离市区那么近的郑家宅，日子过得越来越称心。就拿住房来讲，每家都有一幢自建的“别墅”，烧饭炒菜用的沼气不用自己掏钱，就地取材。把猪粪和菜的边皮等一起搅在砖头砌的水泥大池里，任其腐烂发酵，生成的沼气接到村民家中。那大池子有很多功效，把沼气用完了将池子内的腐触物取上来，还可以当作田里的有机肥料。嗨！那种出来的蔬菜还特别鲜嫩，拿到菜市场成了抢手货。村里的农户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大家都乐开了花。
郑家宅距内环不远，孩子们上学并不受农村户口影响。只是孩子刚来学校时操着一口浓重的本地口音说话，村里的孩子忠厚老实，许是农民的本色吧。记得当年有一次同学们在一起复习功课，只听得一个来自郑家宅的同学，突然冒出一句话：“唔要放屁台。”其他同学还没理解这句话是啥意思，就听见“呜”的一声，此时同学们恍然大悟，纷纷捏着鼻子说臭。这个同学竟坦然地说：“勿要牢鼻头，响屁勿臭，伲姆妈讲格。”“哈哈哈”引来一片笑声。这件事多少年后同学相聚，还作为经典的回忆。慢慢地这些郑家宅学生的本地口音被同学们的上海话所同化。后来同学间交流全是普通话，再后来与父母说话也是普通话，上海话反而讲得生硬起来很不标准。普通话推广很有成效，上海话却生疏了，顾此失彼岂非跛哉！
改革巨浪冲到了距郑家宅一路之隔的管弄路和中山北路附近的朱家湾。那里的简棚陋屋拆除了，在拆平了的热土和农田上造起了新式小区。距郑家宅一路之遥的管弄新村，以全新的面貌矗立在人们面前。学校、医院、商铺、菜场一应齐全。可郑家宅还是郑家宅，村民们还是种着有机蔬菜，烧着免费的沼气，只是多了私家车。
不多久郑家宅似乎成了孤村，前后左右都成了规范的小区。那些多少代人居住在这的村民明白，郑家宅离拆迁改造不远了。总不能一直保留这个城市里的村庄吧！
郑家宅要拆了，包括自建的“别墅”、菜田、沼气池等，要造高档住宅小区。村民们没感到一丝惊奇，这是瓜熟蒂落、必然趋势，到该拆旧造新、重新规划的时候了。当地政府政策制定的很人性化，考虑到村民赖以生存的农田、居住宽敞的老屋和宅基地、自留地等，可以原拆原还并且安排就业。政策安排合理，补贴得当。不久以后，在郑家宅的平地上，品尊国际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成为岚皋路桥边的标志性建筑。郑家宅的村民大多成了品尊国际的居民，他们欣喜地感叹，若不是改革开放，世代务农的村民做梦都不会想到会住进如此高档的公寓里。好多村民成了品尊国际商务楼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有一技之长者则在物业公司发挥自己的专长。而那些长者，有的在小区绿化区散步或在凉亭里喝茶聊天；有的在居委会文化室看报阅书，活动室锻练；有的在咖啡屋品味咖啡，用小匙悠悠然地饮着。这一切的改变按村民的说法：“伲做梦阿要笑出声来！享受过去大资本家的生活，谢好格。”
那位当年报告放屁的同学，他与改革开放同龄，由于他的忠厚老实肯干，如今成了物业公司的经理，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很有条理地安排工作。他的三房一厅居室，装潢豪华，厅内长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不要忘本”。
他深有感叹地说：“我如今住的房，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都感逊色。宽敞舒适，现代化配置装饰的厅室，卫生间的淋浴器是全喷式的，抽水马桶是电控的，方便后一按钮温水就喷射出来，坐垫能调节温度，过去皇帝也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真是换了人间。”
可不是嘛！小区内的街心花园，葡萄架上形如枯色弯曲的藤，绿色的宽叶间挂着一串串如翡翠珍珠般的果实，那山石叠起的假山，时不时喷出一缕清泉，水池内各色金鱼纷纷逆水游弋戏耍。广場上那些人一招一式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拳，穿着白色中式宽松的上衣，黑色大裤腿裤子，加上慢节奏的音乐和人造的“山水”，遍地绿化及适时盛开的花，还有老藤上的青葡萄，形成了一道优美和谐的人文风景线。
不远处，那位物业经理正在和一位女士说话，不一会只见他打招呼说道：“不好意思有个电话。”他在几步之遥的小树丛边，没见他拿出手机，好像看到他臀部撅了一下。噢！他大概又要放屁了，这次没有报告而是礼貌地退让，待那股气放掉。老实的本性并且懂得尊重人，他长大了，与改革开放齐头并进，时势摧人进啊。
昨日的郑家宅，只留在相册和人们记忆里。今日的郑家宅，不！品尊国际如此灿烂夺目。那里的长者聚在一起偶尔会谈起郑家宅的往事，话语中透着深深的眷恋以及乡愁。但我相信郑家宅的人们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影集里的游子
蒋卓俪
我们家的影集里，有着这样一组特别的照片，记录家庭成员走出国门的生活。
第一张：1989年摄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照片上，我的小阿姨身穿白色T恤和浅蓝色牛仔裙，脸上的笑容比佛州阳光更加灿烂。她是我们家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
1976年，刚毕业的小阿姨成为了一名酒店客房服务员，她每天重复着枯燥、繁重的体力活，翻床，擦马桶，打扫卫生。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午休时间同事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扑克，她却抱定“要趁年轻多学一点”的信念，一个人躲到角落对着录音机学英语。有一天，单位公开选派人员到美国实习，她放弃休息学习的英语，成为最无争议的“通行证”。在同事朋友的羡慕中，她只身来到了美国，却没有像很多人所劝说的那样想方设法扎根于此，反而在实习结束后选择回到上海工作。
小阿姨给我带来的礼物让我欢欣不已——一叠精美的贴纸，有的在阳光下闪耀点点光泽，有的卡通人物画工精细，有的边缘剪裁平整，真是稀奇！我总是带着骄傲向小伙伴展示我的珍藏：“这是我阿姨从美国带来的！”在我的想象中，“美国”是一个如贴纸般绚丽的国度。
多年后，小阿姨谈起她在奥兰多的日子，虽然在美国的这段经历为她的职业生涯增光不少，但回忆里竟是孤独多于欢乐。身处这个被誉为“童话的世界、欢乐的海洋”的地方，她从未好好玩过一次，每周工作六天以外，常为了多挣些加班费放弃周日休闲时光。她最期盼的是收到国内来信，小小的信纸承载了多少喜悦与哀愁，在信封中夹上一张照片，聊以慰藉日益浓烈的思念之情。
我从未料想，在照片上灿烂笑容的背后，深深隐藏着身体的劳累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
第二张：1999年摄于虹桥机场。
1997年初，爸爸获得了到澳大利亚悉尼公派两年的机会，我们全家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爷爷的骨癌已经到了晚期，出发前的日子，爸爸日夜陪伴在爷爷床榻边，三餐喂饭，早晚擦身，尽上最后的一点孝心。
送爸爸去机场前，我特意带上了手绢。爷爷见了，说：“你爸爸出国是好事，不要哭，要高高兴兴地送他。”两年，对十多岁的我而言，就像“永远”那么漫长，看不到尽头；而爸爸更是不舍，这一走，与爷爷就是永别。两个多月后，爷爷走了，临终前最挂念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爸爸。
两年里，爸爸没有回来过一次，我常对着月亮想爸爸。每个月他会给我们打一通国际长途，按照他在信中约好的时间，妈妈带我早早地守候在公用电话亭旁。每次铃声响起，我们都期待管理员一声“喂”之后，把话筒递给我们。听筒里爸爸的声音总是很平静，对话内容常常是一些不重要的家长里短，却也是我最期盼的时刻。
1999年，爸爸终于回来了，我日思夜想的爸爸和我记忆中的大不相同了——他又黑又瘦，还用“hello”和我打招呼。他在国外拍的照片很少，因此，妈妈和我特意带了相机，拍了照片欢迎爸爸回家。
长大后，我才知道爸爸这种出国叫“劳务输出”，他在悉尼做了很多苦活，工作之余还经常到海鲜加工厂打工，为别人割草坪挣钱。两年里，他不是不想回来，尤其爷爷离开的时候，他一定心如刀绞，可是那时回来一次是多么不易。
第三张：2009年摄于韩国金海仁济大学校园。
大三那年，我争取到了去韩国交流一年的机会。在接受了两个月的短期语言培训后，就踏上了异国的土地。虽然语言不通，也是第一次离家，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发达的网络和通讯手段，让我随时可以和家里联系。每天学习之余，我都用视频软件和家里联系，经常把我在韩国的学习和生活照片发给爸妈。
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在于学习语言，了解文化。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在于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强大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重要意义。我和学汉语的韩国学生组成了“学习语伴”。每当问起韩国学生“你为什么学汉语”，他们会很诚实地回答“因为好找工作”、“因为想和中国人做生意”。
随着语言学习的逐渐深入，我和“语伴”阿朗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邀请我去她家住一晚，体会地道的韩国生活。当我好奇地问起她：“为什么韩国大学生服兵役的这么多？”她说：“韩国是面积很小的国家，而周围有很多很大的国家，我们很害怕。”这一刻，我猛然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国家安全感”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国民都能享受的！
是啊，我们国家富强了，才会有如此多的人想要学汉语，才会有如此多的国际交流机会惠及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我才会在这里被礼貌客气地奉为上宾。
在韩国交流的一年时光很快过去。此后，我曾带朋友两次去韩国旅游，本想凭借我的语言优势带他们好好领略下邻国的风土人情，没想到他们把我计划中的景点改成了购物点，买起东西来一点都没有语言障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家庭，亲眼见证了国门的步步敞开。如今，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出国、回国越来越容易；国内外的联系交流畅通便捷，身处国外的游子再也不必忍受思乡之苦；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防力量的增强，使外国民众对华人的看法渐渐从“低端劳动力”转变为“强大的购买力”。
今年儿子3岁了，我的年度小目标之一，就是带一家老小走出国门去看看大千世界，照一张美满的全家福。万分庆幸，我生在中国，热切期盼，祖国繁荣昌盛！
海滩上的城
孙振明
一
大金山岛原本连着陆地的，是真正的山。据说原本叫作钊山，山名取自周康王姬钊的钊字。山下的海滩上原本有城。先是周康王在这里筑“康城”以镇大海，而后南朝梁武帝萧衍在故城一带筑起“前京”城。再后来，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又在前京城的废墟上重新筑城，这时叫作金山城了。12世纪80年代后期（北宋淳熙与绍熙年间），由于地陷，海滩上所有的旧墟新城连同坐落的鹦鹉洲一并沉入大海。从此，繁华落尽，“登临认遗迹，林莽暮黄昏”的景致（宋朝诗人许尚《华亭百咏·前京城》）便只在许尚的诗里了。从此，大金山成为孤耸海上的大金山岛。从此，盐碱滩上只剩下芦苇年年生而黄绿。
千百年来，或许只有清晨的滩涂稍稍有些热闹：有人挽着裤脚赶海，有人摇着木船驶向退潮后的罟网……
二
沉寂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的12月25日，上海金山和浙江平湖15个乡镇的5万多名农民工拿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锹来到这盐碱滩上。海风猎猎，红旗招展。他们要围海造堤，他们要夺回被大海吞噬的海滩，他们要在海滩上筑一座全中国最大的现代石油化工化纤城。不再用来镇海，不再用来御敌，而是肩负一个更为神圣的8亿人民穿衣问题的使命。
大概在两三年后，正值壮年的父亲加入“金山工程”，他由徐汇区商业部门的一名会计，成为海滩上筑城大军的一员。三四年后，我随母亲探亲。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海滩上的城，第一次在海滩上眺望大金山岛。记得在回去后的作文里，我第一次使用“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等词汇描述我的见闻。其实，那时的城很小，很简陋，但父亲的女徒弟年轻而又漂亮。她们从宿舍床头的饼干铁盒里拿出水果硬糖塞到我的嘴里。她们笑我的羞涩，笑得明艳，笑得如花枝在颤抖……
三
父亲在1991年的7月退休，我接续他成为这座城里的一员。距离当初的筑城过去将近二十年，那些漂亮的女徒弟已经成为年轻的妈妈，楼下的雪松还有法国梧桐都已经郁郁地高过四楼的窗口。
我沿着最繁华的纬零路往南走，永乐商场，海峰点心店，然后是石化百货大楼。此处右拐就是繁华的经一路了，依次是新华书店、清真饭店和父亲工作过的石化食品商店。百货大楼斜对面是海滨电影院，再往南就是第一期围海的大堤了。不过，那时的大堤已经完成降坡，成为宽阔的大堤路。路边黑色的大理石碑记录着这座城市第一次向大海讨还沙滩的分界线。继续往南走，一路经过驿宾楼、十一村、体育场和海滨公园，然后是新的大堤。堤下便是滩涂、大海和远远地浮在海上的金山三岛了。
堤下的芦苇在海风里招展，招潮蟹、滩涂鱼仍然是海滩的定居者，跟那些年轻妈妈和带来的孩子玩捉迷藏的游戏。热闹是在夏天，在塑料厂东侧的U形海湾里。简陋的水泥台阶，简陋的淋浴房，同样简陋的绿皮火车把上海的游客从长宁火车站送来，浑浊的海水把海滩组合成远近闻名的石化海滨浴场。
四
同宿舍的小余跟涤纶厂的一位姑娘谈恋爱了，他们在里间悄悄私语。我经常走出宿舍，去海峰点心店吃杯菠萝味的刨冰，或去海滨电影院看午夜场的电影。更多时候，我骑车去海边，坐在大堤或者更远的丁字坝上，看海，看远方的大金山岛。
小余工作努力，他是上海石化总厂的新长征突击手。他分到一室半的房子，他要跟涤纶厂的姑娘结婚了。在三十二铺小商品市场，我选购一幅装饰画作为礼物送给他。画面是一枝鲜红欲滴的郁金香，象征小余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父亲让我向小余学习。我不担心。我在劳资科、文秘和共青团岗位上的工作都很出色。我参加财贸系统的合唱团，我参加总厂演讲比赛……很快，我就告诉父亲：我是新长征突击手了。父亲说：很好。
是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上海石化上市了，海滩上的城在长大，我读书努力并尝试写作，竟然很快收到《新金山报》的稿费了。稿费用来买书，书慢慢地堆满了我的床头。
五
1997年5月，金山撤县建区了。城市的名字定位叫作石化街道。不过，我仍然喜欢当年给同学写信时的非标准落款：海上石化。
那一年，我买房了，结婚了，扬扬在21世纪的第一年夏天出生了。他日长夜大，就像这个花园一样的城市沿着最初的经纬在不断生长。马路、大厦、居民区、公园、商业区……海峰点心店拆除了，石化食品商店转租了，石化百货也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万达、百联这样的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海滨浴场变成风情万种的城市沙滩：金色的沙，蔚蓝的水，棕榈长廊，沙滩排球和音乐盛会……“鹦鹉洲”却回来了，成为原来U形海湾里漂亮的湿地公园。“前京”回来了，用来命名一条崭新的林荫道。“康城”也回来了，是一个居民小区的名字。假如追溯，小区居民里是否会有当年跟随周王筑城的子民后裔？
只有大金山岛仍然保留原始的模样，它再次目睹海滩四十年多来沧海桑田的变迁，会惊诧吗？如果知道这变迁最初是从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养殖场的猪棚开始，会更惊诧吗？
父亲的徒弟们都已经退休，小余也快变成老余了。我指着照片对17岁的扬扬说：猪棚是这座城市最初的筹建指挥部，现在尊称“猪公馆”。
在扬扬听来，爷爷、爸爸和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就像一个梦幻般的传奇。
年的街
曹瑞冬
海安其实那么小，从南到北、由西往东走个四五公里，也就走遍了全镇。城区东西方向有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三条欠缺宽敞的马路，但南北方向却有数条特别宽敞的未名大道。尽管路总会朝着郊区或农村的方向远去，但走南北一定比走东西要快，要短，要错过许多风景。我始终不明白，政府近年来一直顺着南北拓宽街道、兴建高楼、修缮桥梁，唯独留下东西小街及两侧旧楼点缀其中，衬出海安的“小气”。
我们都有关于创造的梦想，只不过其前奏——毁灭——终归太难受。这小小的不舍竟让时间不忍前行，最终将走回出发的原点。
路只有一条，但却有四个红绿灯互相明确着街道之间的限界，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由此而生。我们非得在相同的路上突出街的不同，然后迅速表明对个性的偏爱或忽视，对不公你我只能顺从。我住在东大街，自然也就无法理解中大街的“灯红酒绿”，它夺走了璀璨光芒，占据了有利地形，攫取了优渥财富，更无法用“属于”来约束它的“任性”。这么自私的一条街，在我眼中却是完美的，无论如何，我曾一度以和它一公里的距离为耻。
请原谅我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中大街的繁华，这是生活态度使然。的确，世上有许多人爱着我，但我却只爱着自己，想着念着的全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让自己活得快快乐乐。后来，这些幼稚的希望伴着学习和工作的进入渐渐黯淡，我最烦心的不是“天真”的丧失，而是我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信任。第一次逛中大街，第一次过年，第一次任性，种种“初次”让我陷入狂热，我那时没有理智，只知道幸福是需要顶礼膜拜的。而甘愿为之陨身的幸福大致会在不变的时节如期而至，我记得那是春天的故事，万物生长的起源，和我的成长大略相似。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是不是过年就只剩下陌生了。
不管怎样，我年复一年地按照惯例重复，活生生地把春节过成了平凡的模样。“年”不再是儿时高高在上的节日，而是我们这辈子逃不开的一道道来回。很久以前，春节就教会了我要有忍耐的毅力和等待的决心，更让我懂得一切美好的事都值得等待。我苦苦等待，只为将一年的幸福系于此处，多少岁月，无怨无悔！许是佳肴太诱人，或是亲情太感动，更是活着太喜悦，不一样的是春节热衷于呈现美，突出情，拥有完完整整的随心所欲。
童年唯有幸福一信仰，让世界变得简单纯粹，却也最易随风而逝，随生而死。最后，我还是要回归到生活的前进中。
忽然想到，作为人间的漂泊者，我俨然已有许多个“家”。经过悠长岁月和山水沧桑，故乡在我心里还有几多分量，我不晓得，仅剩下不能拼凑的记忆片段。难不成我的生活已堕落为平凡，只能凭着年少轻狂的一点回忆让自己清醒。幸福稍纵即逝，这是我于岁岁年年中领悟的人生哲学。一次次漂泊，一次次归来，故乡越美，就越模糊，越陌生。我得到了当年渴望的接近完美的海安，却又忍不住反思与悔恨。很快，中大街等街名也会伴着城镇建设遗失，我该怎样向下一代讲述这种集体式的落幕呢？如果过去终敌不过未来，总归还得抱一点希望，我们的故乡也许会在小小的信仰中重生。凤凰重生于灰烬，人自然也可重来于新年，不管家乡如何变迁，一丝春节的明媚阳光定会照亮永恒的心，照见又一条温柔的中大街。
我生于倾城雪花的冬至，而我生平的入世缘于满城烟花的除夕夜。我隐约记得，似有浅浅的、闪闪的、亮亮的未知物，拨开我渐渐习惯的混沌。当我开始记事，我便被父母牵着信步在中大街上，顺着节日气氛一步步走向街的终点。那时我把征服这条漫长的路当作超越自己的新年目标，但不知何时，我的脚板宽了，气力大了，便抛弃了这无意义的目标，后来发现这条街根本不是尽头，街外有街，路外有路，我一生一世也走不完这大地。再往后，中大街于我的意义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路，而我也无须牵着大手逛这些烂熟于心的商店。到最后，旧屋拆的拆，高楼建的建，亲人死的死，好友走的走，行走于窄窄的街道，仰望浅浅的路灯，宛如在外滩一遍遍寻访陌生的上海。所谓过年，就是在化简为繁中继续那些老掉牙的故事。
如果这年初一没有去中大街观看那场唤作《西游·伏妖篇》的电影，我也许还会在被窝里昏睡着度过浑浑噩噩的一天。自踏入这条许久不见的年街开始，平生的酸甜苦辣全部系于心灵，许多被忽略的问题就此浮现。其实年街从未忘记初心，相反地，却是我无法回到那些揣摩幸福的天真年代。
中大街还在努力，努力守住海安春节的集体记忆。话说中大街竟是一片繁华，春节不过是将它潜伏的热烈因素激发出来。当我们逐渐习惯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我们不由得想为某些日子挂上超越平庸的色彩，因而春节等一揽子传统节日慢慢步入人类世界。不管我们过往如何虔诚地祭奠声明，今天的年街只需要让流连的人儿暂忘痛苦，纵情声色。极乐之路怎能用长短衡量，年街根本不懂得重生的意义，它只会在红尘中来回翻滚，永无止境。影院大了，就把它分成小小的；商场少了，就把它建得多多的；人情淡了，就把它抓得紧紧的。走完这一程还有下一程，不是我们厌倦“重来”，而是我的路从未完结。
从这点来看，“新年”与“旧年”不过是我们祈祷重生的心理映射，难道除夕与正月初一的更迭真就是新与旧的代谢？我默默凝望着忙碌的身影，远去的背影和孤单的倒影，想着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需不需要在中大街也留下我关于过年的声音。我目光所及之处有一排排烧烤摊，成为烟雾缭绕、人头攒动、吆喝唱卖的街市奇观，这不过是城管“疏于管理”而出现的临时现象，却足足让大半个海安人围绕其中，品味，畅谈，叫卖，制作，久久不肯散去。眼前的街道完全由人占满，倘若进入，必会深受人群拥挤之苦，但好想好想抵达那人情氤氲处，哪怕一次就好，就当作年轻时短暂的迷茫。
我正准备进入时，下意识地捏紧了袋中的手机，却又差点被地上的塑料袋绊倒。刚回过神来，炭火烧烤的阵阵浓烟向我袭来，苦不堪言。我真不明白，儿时为何会对同样的糗事如此痴迷。或许，我已为自己佩戴上有色眼镜，对人、对自己乃至对食物都会做出价值评估，失去了那份勇往直前的无敌天真，反而变得和红尘俗世一般精于世故。长大成人就不可爱了，但生命里有些味道可以让我动情，让我犯错，让我拼了命要得到。或许是春节的任性感染了我，又或许是日常生活的一板一眼征服了我，我辗转于各个烧烤摊却做出不买不问不动摇的表情。最终还是没有能逃开墨守成规的春节，我向摊贩买到了我想要的肉串、炸鸡和鱿鱼，但当我掏出一根肉串吃掉它时，却发现周围尽是鄙夷的目光，果然在公众场合，过年是须注重仪表的。不管想不想，在此后的人生中，我的权利都必须在责任中表达。如此这般也好，可在相似的春节里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虽不能“万事如意”，终归是自由在呐喊。
“有过痛苦，方知众生痛苦。有过执着，放下执着；放下执着，了无牵挂。”这是刚刚的电影台词，这会儿又突然想起。这须臾数年，年街最终还是从神话变成故事，信仰还是先于梦想破灭。过年止于幸福也就够了，谁曾想我的一丝善良，竟让我看清了我的快乐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我若在此街游戏十年八载，这些摊贩自然也会陪我十年八载。虽然我不记得摊贩的模样，但他们各自的位置宛如十几年前的那般。我们是匆匆过客，他们是临时暂住；我们一味索取，他们有偿提供，谁也不比谁高贵，但这世界的确亏欠了他们人生该有的春节。他们才是和中大街并肩作战的人，看透了世态炎凉，也分得清善恶，所谓痛苦与遗憾，俱是过年的往事，生活的常态。和活着的痛苦相比，活着的喜悦无瑕又干净，是世上最不完美的。
我曾被“完美”耽误过数载，却也不后悔这些不羁岁月。但一年年的长大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真相摆在我面前，而是我无能为力，连说一句“对不起”的勇气都没有。年街会让我良心不安的，有多少幸福，就会有多少无名的罪孽。这时，我只想逃离，逃离这个爱恨不能的中大街，却又差点被塑料袋再次绊倒。我弯下腰，却望见地上都是五花八门的塑料袋，毫无办法，只得悻悻离去。世人总不愿意弯腰，他们眼中只有街上的新鲜玩意儿，却忘记了自己一直踩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过年总归要比走路有趣得多。
跨界耕耘十五载，史海钩沉上海滩
周新民
笔者年已古稀，对上海史学完全是“门外汉”，退休回沪后，却痴迷于城市记忆拾遗，与我们的城市记忆结下了不解之缘。
草根的城市记忆之“旅”有些不寻常，此“旅”不是休闲，不是娱乐，是为解开自己身边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之谜，执着于拾遗考据，退休十余年，“键”耕不辍，而乐此不疲。
城市记忆之“旅”有些漫长，其中，对老城厢的旧址、遗址留意关注要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笔者还是老城厢的一名小学生。而史料考据资料积累也有近二十年历史，那时，笔者还是一名未退休的船舶工程师。
城市记忆之“旅”有些艰难，有时为了寥寥几个字的蛛丝马迹，可能要不懈努力，寻觅数年。图书馆、档案馆、老城厢的街巷有我一次次的足迹，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年迈师长是我要寻访的对象。
城市记忆之“旅”有些与众不同，太执着，对个别上海史学专家的某些“论断”也会探根究底，寻踪历史真相。尽管有老同事善意奉劝我“别太认真，容易得罪人”，但，我一如既往，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力争事事有据，勿揣测想当然，痴迷地写自己的城市记忆之“旅”。
城市记忆之“旅”可谓“十年磨一剑”，近年才小有收获，开始发端于报刊。然而，文章虽小，其投稿历程却不轻松，多则数年，少则数月，或“石沉大海”，或“本刊影响面太小”而婉拒，都习以为常。当然，也会偶遇慧眼识珠的责任编辑，令人欣慰。以《二战时期的峨眉路400号》一稿为例，2013年8月5日从电子信箱发出稿件，8月8日就收到他的答复——将被采用。文章刊发后，责编又来信：“我的版面基本上是一个供专业学者刊登文章的平台，受限于此，很难海纳百川，也基本不刊发一般作者的文章，所以在操作您文章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诸多严苛的要求，也删去了很多饱含您心血的考证过程描述，我也觉得很遗憾，致歉，同时也相信您是理解的。”真是一个令草根作者难忘、令草根作者感动的尽责的责任编辑。借此机会，向他说一声：谢谢侬——《文汇报》文汇学人版任思蕴责编！
一介草民在开启城市记忆之“旅”的同时不经意间认识了多位学界的名家，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请教，还真颇有收获，使我晚年生活愈发精彩。
如，《二战期间的峨眉路400号》、《军直营慰安所寻踪纪实》的发表，不但得到时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导、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的肯定，还多次应邀出席相关活动。
如，在寻踪“大公职业学校”校史的过程中，我不但发现了“军直营慰安所”线索，还与解放后上海“大公职校”首任校长，中国近代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孔另境先生的长女，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知名作家孔海珠取得联系。在档案馆收集的孔另境先生自传和工作汇报手迹，堪称珍贵，是六十多年来的首次完整披露和情况介绍。
如，在《蛮有福相个五福弄》（《新民晚报》上海闲话版，2013年2月6日）写作过程中，老城厢遗址寻访中的副产品是，有幸结识了启蒙学校84岁高龄的夏学长。
这些都是发生在篇篇小文背后的值得回味的有意义的事情。
城市记忆之“旅”，起点在西姚家弄48号，诸多城市记忆拾遗在这里发现线索。鲜为人知的是西姚家弄小学遗址，以前是朱氏家祠、老城厢思敬园、私立思敬小学。令人意外的是，上海首家民族绢丝实业家朱节香——中孚绢丝厂创办者，在办实业前却是文人——私立思敬小学的创办者、首任校长、上海朱氏家谱第六版的修谱人。
近十多年来，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在西姚家弄之说广为流传，不断被上海文史专家著书立说采用，还被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采用，影响甚广。2013年，《上海地方志》刊登了拙作《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究竟在何处？》，对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的诸多文史专家说法，首次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草根管见。但，四年来，“恐有不当或疏漏，权作商榷，恳请当今上海文史专家指正”的希望也没有出现。上海开埠通商已逾一百七十多年，似乎没有必要探讨清楚？令人有些遗憾。
老城厢里的思敬园，地方志、园林志、园林史上的不知何时何因的“废园”，仅有园名、园主等寥寥十余字。作为在思敬园旧址读过书的学子，愣是在故纸堆里寻觅到思敬园建园时的线描图和八十余年前的园景照片，通过在上海档案馆找到的线索，还找到了多位尚健在的九旬以上的素昧平生的老教师，有的甚至指证了大量假山山石和太湖石的去向。《寻觅思敬园》一文，是我们师生对六十年前校园遗址的共同回忆，也完整地展现了几乎被世人忘却的一座老上海江南古典私园的面貌。
本书对已发表的每篇文章重新进行了整理，增添了相当多的罕见的历史文献图文资料，为申城记忆拾遗提供了翔实的考据。特别是原汁原味地增加了作者觅得的思敬园相当完整的几乎失传的资料照，为上海园林史拾遗“添砖加瓦”，奉献了笔者的一份不懈努力。
本书也有尚未公开发表的多篇新作，如，《扑朔迷离的上海民族绢丝大亨》缘起于在寻绎启蒙学校校史时得到的线索，寻觅、搜集资料，考证，撰稿，前前后后已有近十年时间，而且，截止到本书稿即将交付三审时，上海首家民族绢丝实业的唯一承继企业——江苏苏丝集团与民族绢丝大亨的后裔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发酵着，甚至通宵达旦地探讨厂史展览中出现的重大“失真”甚至“作假”问题，而笔者也“有幸”被“卷入”其中。那么，谁提供的图文史料没有“瑕疵”，经得起历史检验呢？文中已做了比较好的介绍。而《民国“海军上海医院”始末》、《民国“海军军官学校”在沪创办始末》（即今中国台湾左雄海军军官学校）之文，则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后，经诸多媒体广泛报道，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修缮保留的历史建筑中有“四十年代末的国民党的海军司令部”，而2018年1月27日初公布的我国工业遗产目录中，江南造船厂也榜上有名，“主要遗存：翻译馆、2号船坞、飞机库、江南总办公厅、海军司令部、红楼、黄楼等9处旧建筑”。以讹传讹的“海军司令部”，竟然成为“既成事实”！令笔者不解的是，十年来，哪家媒体都不愿接收一介草民的这两篇小稿，哪个部门也不愿意纠正这一影响广泛的“既成事实”的“历史建筑”“正解”。是非曲直，当由广大读者做出评判。又如，曾闻名中外的福建船政学堂是清末设立的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而在上世纪初开始的北迁过程中，其在上海的传承与发展却鲜为人知。它还涉及笔者的母校上海船舶工业学校（今江苏科技大学前身）的专业溯源和组建历史。本书的《新中国第一所船舶工业学校组建始末与发展》一文，详细介绍了自2003年以来的十五年间，笔者对母校校史的考证情况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敬佩现任学校领导的魄力，尊重历史史实，实事求是，正本清源，2017年初，在学校官网上正式颁布了新修改的学校简史和沿革；也是间接地向社会公众宣告，江苏科技大学源自“1933年的私立大公”的校史已被纠正，为恢复始自1953年的建校史奠定了基调，这在全国高校中是非常少见的举措，必将对我国有类似情况的高校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一名老年人，如果知道某些历史线索，甚至有可能被以讹传讹的所谓的“史实”，不去考据事实真相，不向社会披露，今后很少会有人再有兴趣，再有机会关注你所知道的历史线索，那将会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那将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草根上海史关注者的信念，也是近年来我在申城记忆拾遗调查中的深切体会。
申城记忆拾遗、公众历史研究需要更多知情老人的参与，特别是亟待高龄老人的参与，抢救我们身边的历史刻不容缓！
让历史恢复它本来面貌，让志书中的不实、史著中的误读甚至以讹传讹尽早得到厘清，是各方的历史责任。
感谢笔者的启蒙老师、学长们，感谢热心的老市民，没有你们帮助，诸多身边的历史线索是难以寻觅，难以考究的。
感谢“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多年来对古稀老人的支持，珍贵的文献史料为笔者的史实调查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深深地感谢苏智良教授，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草根的申城记忆拾遗之作恐怕难成正果。
笔者毕竟史学知识肤浅，城市记忆拾遗调查文集恐有不当或疏漏，恳请当今上海文史专家指正和广大读者谅解。
2018年1月21日
后记：
本文选自书稿《思敬园：上海城市记忆拾遗》中的“跋”，该书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作序：“可贵的探索，不惜的追求。”本书获2017年第二期上海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计划在2018年8月全国书展上推出。
1998年左右，笔者有个出书梦想，打算将已发表的数十篇舰船方面的专业文章结集出版，五年之后，也未能实现，最终只能将这些原版期刊文章装订成集，自娱自乐了。令老同事、老同学都颇感意外的是，退休后的笔者跨界耕耘收获颇丰，且能获得出版基金资助结集出版，终于实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出书梦想。
2018年6月21日
上海好嗲
卞怡恒
好嗲！是我们崇明人对姑妈的称呼。
70年代末起，我的好嗲在上海。
好嗲从上海回崇明，是童年美好又骄傲的回忆。华夫饼干是印象最深刻的零食，好嗲回来我才能吃得到的好东西。华夫饼干有五层，我会一层一层剥开来，先闻再舔再含，便软软地在嘴里化了。“咔嚓咔嚓”咬着吃，是一种“不做人家”的吃法，绝不提倡。
母亲把饼干放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饼干铁桶里，让我省着点吃，但还是很快就没有了。我天天眼巴巴地望着铁桶，期待好嗲再回来。
那美味啊深深地根植在脑海最底一层，永远不会抹去，将陪伴我一生。
童年中最重大、最开心的事就是去上海好嗲处，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那是一段很长的旅行。
崇明南门到吴淞一天有两班船，上午十点半与下午五点各一班。我们会选择上午的船。提前一天到村委会寒暄好一阵，打两个电话，让南门的亲戚预先买好票，告诉好嗲我们乘几点的船。
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从家走五百米农村机耕路到车站，等上好久的公交车，来到南门候船室大门口等到亲戚拿好票，悠闲地去候船，这样的感觉真不错。如果到了码头再去买票，是件让人心焦又可怕的事，买票窗口排队会挤满了人，大多是年富力强的插队者，踩在栏杆上，紧贴玻璃窗，数不清的拽着毛票的手强行伸进售票窗口，叫嚷着“三张、三张十点半的”，让我很小就领会了什么是“社会”。
候船室里是一片黑压压的旅客，嘈杂声中夹杂着一股臭味，长长的座位横七竖八坐着携带大包小包的人，也有些空位没有人，是因为踩满了脚印或者堆着垃圾。
开始检票了，个个都争先恐后，生怕船早开了。在船上找座位是个本事活，父亲是个“上海精”，可以径直找到我们的座位。先找着当然可以先坐，可以将自己的行李放在随身显眼处。落座好一会儿了，还会看见一些拿着船票的人见一个问一个：“我这是几号？”我很奇怪，一个成年人怎么会不识阿拉伯数字？
船到吴淞将有两个半小时航程，会有几个人翻书看报打发时间；也总有几处在打牌，大声喧哗；还有几个是抽烟聊天的；大多数是打瞌睡的，环境再吵也吵不走他们的瞌睡虫；最无拘束的是一上船就开始吃崇明特产甜芦黍的人，可以把皮和渣吐一地。
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会晕船，刚上船是开心的，胃里一有感觉，就紧闭双眼，默默忍受。记忆里在船上呕吐有过几回吧。说来也怪，一上岸人就舒坦了。到岸已是下午一点，先找饭店吃碗馄饨，一直听父亲说他去上海最爱吃“阳春面”，却从来没有请我吃过一回，长了很大后才知道“阳春面”为何物。
上海好嗲家在徐汇，吴淞过去要换两部车，51路和41路。51路基本上是在郊区开，哪像现在高楼林立，轨交3号线早已通车多年。进入大柏树才高楼渐多。顺利的话一个半小时可以到达终点站宝昌路，下来后要走三里路，穿过老北站来到康乐路41终点站。父亲一直考我：一个人去好嗲家认识路吗？我一直被难倒在这三里路上。
41路要穿越整个上海市中心，所以很堵，何况我会晕车。在这条线路上我是必吐无疑的，手里的纸袋子是早就准备好了。
车子将要经过苏州河的时候，会有人拉警报，让大家捂起鼻子。车子往往还会堵在恒丰路桥上，那奇臭无比岂是捂鼻子捂得住的？手里的纸袋子就派上用场了。
那时的苏州河是上海的“骄傲”，河有多臭，就表明上海有多发达。现在的苏州河已是今非昔比，两岸在河里钓鱼的人不在少数。徜徉在苏州河旁的林荫大道，是一种别样情怀。
41路到达华容路终点站时基本上要吃晚饭了，好嗲早已在车站候着，询问家里几点出发，船开了几个小时，然后大家一起算总共花多少小时。反正这一天时间都耗在路上了，虽然旅途辛苦，但心里还是充满快乐。
如今我要从崇明去上海好嗲家，开车只需两个小时。经过长江隧桥，穿过翔殷路隧道，进入中环，车子奔驰在南北高架上，两旁是无比繁华的都市盛景，心情飞扬。转入内环，宛平南路下闸口即到好嗲家。
我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自小在乡村的泥巴田埂上长大，华夫饼干是心中的最美味，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会在大上海的宝山拥有自己的房子。从宝山去好嗲家，不开车也再不会转乘公交线路了，轨交直接到达，一小时多。
只是好嗲，今年5月24日去世了！
交通方便了，好嗲却不在了。
年迈的父亲从崇明出来奔丧，在都市交通里找不着方向，心急火燎又万分悲痛，一路老泪横洒。
上海好嗲没了，崇明父亲老了，我也进入了中年，然而上海这座城市却越来越年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上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大家的生活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当年旅途中父亲不给我吃阳春面是因为疼爱我，毕竟是没有多少营养的，填饱肚子而已，如今我们也吃阳春面，那是因为怀旧，忆苦思甜吧。
更重要的是这四十年来，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了，在公共场合中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少了，像旅途中发生的插队买票、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的少了，船舱、车厢里抽烟的完全杜绝了，再也不会遇到不认识阿拉伯数字找不到座位的文盲了。
上海好嗲！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