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说上海
上海不是一日建成的
郭泽宇
打开窗，汽车的鸣笛声纷然响起。不远处，巨型施工器械“隆隆”地响着，在通道蜿蜒交织的地下埋入一条新的轨迹。午后的阳光洒落在高层建筑的玻璃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进步，然而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却是四十年来的奋斗与发展。
四十年前的上海究竟是怎么样，我从未亲眼见过。但从过往岁月留下的文字中，兴许可以略知端倪。1978年的上海，同样是令人欣羡的一线城市。“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诉说着那个年代的繁华。诚然，四十年前的上海是一座“大城市”，但在很多方面也就仅仅限于“大”为止了。副食品奇缺；人们住在狭窄简陋的弄堂里，大雨天常常是水漫金山；自行车的购买并不简单，而上下班，又需要“挤”电车；未开发的人民广场成了足球爱好者们的乐园；在外滩的防浪堤对岸，光秃秃的，不见人烟。这样的上海尽管居于全国的高位，却依然难望发达国家城市的项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开始了。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造就了今日的上海，这样一座熠熠生辉的城市。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我出生于2002年，即便是在我有感受的十几年来，我也能明确地感受到上海的发展。小时候，看课本，看到中国的经济等各方面的指标总是在世界平均水平徘徊。那时候，“争强好胜”的我总是心有不甘。然而，未曾想到，不到十年，数据已然焕然一新，在那节节高升的排名背后，中国的发展跃然纸上。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上海，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自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一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边。“人靠衣装”，小时候从未听闻的衣服品牌，如今已是司空见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依据自己的喜好，追随最新的潮流；外出就餐也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从最高端的宴请，到家常的小菜，都可以在餐厅里享受到，而这，都已显得稀松平常了；小时候，住的是外公家的公房，是单位分配的，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屋子，承载着我童年的回忆，如今，父母的房屋的面积早已翻了一倍不止；从前的上海是“大”而“远”的，外出去好几公里外的目的地是谁也不情愿的，而今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得上海的时空距离前所未有的近，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远不过一两个小时，你便可以到达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我特别关注的，是上海近年来的文化发展。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海作为对外交流的前沿，外来文化潮涌般地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今，我们不仅可以轻松看到国外最新的影片，玩到最热门的游戏，各个国家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也渐渐为我们所熟知，所接受。甚至，在欧美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发展出不同的思考模式，真正地存同求异。
上海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飞速发展的四十年，是日新月异的四十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上海更是如此，在这繁华的背后，是改革开放的号召，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与汗水。上海的明天也会是进步的明天，在2050年前，上海必将会率先实现现代化。而这宏伟的美好未来的蓝图，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安可心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小孩，我经常跟好朋友们说，上海是我的第一故乡，河南和山东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三故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爸爸来自河南，妈妈来自山东。我呢，生于上海，长于上海，这不就有三个故乡啦！
爸爸妈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爸爸妈妈和《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主人公一样，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学习，从农村走进城市，考上大学，留在上海工作，成了新上海人。“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希望你站在父母的肩膀上，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们经常这样跟我说。
什么是更好的平台？我可没有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跟身边的上海小朋友一样，上一样的幼儿园和小学，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有的兴趣班我喜欢，有的我真不喜欢。不过妈妈可不管这些，她认为兴趣班“有用”就好，我有没有“兴趣”不那么重要。“多学学，你就会有兴趣了。”妈妈经常用这个理由说服我，而我每次都信了。
如果说我跟身边土生土长的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搬家比较频繁。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家已经搬过五次了。爸爸妈妈赤手空拳来到上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不仅没能力帮他们，还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俩就拼命攒钱，生活很节俭，从不买奢侈品。就这样，攒啊攒，在我出生那年，他们终于攒够首付，买了一套小小的房子。不过房子太小了，只有一个房间，后来爷爷奶奶到上海照顾我的时候，家里明显不够住了，爸爸妈妈就把小房子租出去，再去租个大点的房子住，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我跟爸爸妈妈住过一楼，有一段时间上海天气不好，潮湿多雨，我住的朝北房间靠门的地方，竟然长出了一朵蘑菇！我当时目瞪口呆，一夜之间，屋子里怎么会长出蘑菇这种生物？我们还住过6楼，要爬高高的楼梯，我年龄小，爬楼梯没关系，爷爷奶奶经常爬得气喘吁吁。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爸爸妈妈的收入都增加了，又攒了一些钱，终于在我8岁那年，卖了小房子，换了一套三房。买房时，妈妈说我长大了，也有主见了，问我对买房有什么意见。我想了想说，要买带电梯的房子，而且不要买一楼。妈妈哈哈大笑，说这个可以满足。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搬家了。
在换房之前，我们家还买了一辆小汽车。爸爸妈妈一直犹豫要不要买车，直到有一次，我发了高烧，他们带我打车去医院，扬招了大半个小时还没叫到车，这件事让他们很受刺激。我病好了后，他们飞速地去买了一辆汽车。我们家一直很庆幸做了这个决定，这辆开了好几年的汽车如今虽然不怎么值钱了，但当年一起买的上海汽车牌照和固定停车位价格却涨了不少。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啦。
对他们说的这个买车理由，最近我有点怀疑：“妈妈，你手机上不是有打车软件吗？叫不到车，为什么不用打车软件呢？”妈妈说：“傻孩子，当年还没有这些打车软件呢。”何止打车软件呢？平时妈妈总喜欢在微信朋友圈秀我的图片，有一天我问她，我刚出生的时候，拍的照片是不是很萌？有多少人点赞？妈妈笑着说，你出生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呢，谁给你点赞？
我以前一直认为，上班上学坐地铁、开汽车，出去旅游坐高铁、游轮、飞机，平时买东西用淘宝，不想走路就骑共享单车，这是生活的日常，但爸爸妈妈说，这在以前是根本想不到的。
时代变化太快了，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普通通通的人只要足够努力，只要不懈奋斗，日子都会越过越好。他们的奋斗故事也许平淡无奇，但是，他们微小而坚定的每一步，都使得这个时代更加闪亮。
我们何其有幸，出生在这个时代！
我们何其有幸，出生在这个国家！
为时代欢呼，为祖国喝彩！
亲切的上海
冯逸婷
北石路街道上的书报亭，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和其他的书报亭不一样，它这里长了许多藤蔓，趴在顶上的，挂在檐上的，缠在门上的，爬向地面的。在周围的小店铺的衬托下，这个小小的书报亭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了。
这是个有生命的书报亭，里面还坐着一位老爷爷，穿着汗背心和大裤衩，手持一把大蒲扇。
来来往往的客人其实蛮多，大多在傍晚，大人们吃完饭出来散步的时候，总会在此驻足停留。拿起一本杂志，抑或一份报纸，借着街上路灯的微光，伴着蝉鸣，悠闲地享受夜晚到来之前的幸福片刻。
有时碰到认识的邻居，总会带着上海方言亲和地聊上几句：
“哎哟，老张，侬吃好晚饭啦？”
“是额啊，侬也出来散步啊！”
而那个老爷爷总是看着来往的行人欣慰地笑着，像看电视剧一样。也许这三三两两的人已经全是老爷爷的“老熟人”了吧。
这是我小时候记忆里的场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住到奶奶家，过了十多年后，我又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
书报亭拆了，周围也都变了样。
我问：“妈，这里的书报亭呢？”
她说：“早拆了，已经破得不得了了，看看周围的店都开得灵伐。”
是啊，原来那些小小的店铺都变了样，一家家店都挂着彩灯，打着广告，从前傍晚借着路灯看报，现在这大晚上的，街上被店铺的灯光打得敞亮，空调的冷气也总会从门店里窜出来。小区门口的街道上热热闹闹，花园里的广场舞也不停歇。购物的购物，夜宵的夜宵，跑步的跑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这是上海的夜生活啊，明明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为一直习惯于当下的生活，让我没有察觉到变化已经有那么大了。
看着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那十年前的书报亭了，想着那些吃完饭的爷爷奶奶出来散步聊天的样子，那段舒适的时光着实让我非常怀念……
“诶，侬吃好饭啦，王阿姨。”
“对额呀，侬看看这的店开得都老灵额喏，方便来。”
那是穿着Polo衫的老头和穿着连衣裙的老太太，脸上的笑容和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与十年前的一模一样。
蝉鸣很响，和街上的音乐一起流淌。
好像也没有变，这座让我会发自内心微笑的城市。
带着那份仍然存在的上海市民的亲切感，这座越来越发达的城市，在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我们的书本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曾提到过，发展的特点是新事物替代旧事物，但是我们在习俗和文化方面却依然保持着传承的思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只经历了十八年，却已经看见了上海显著的改变，上海在发展，在进步，但市民的亲和力却没有随之改变。
这里是我爱的上海啊。
小冰棍，大上海
张诺
炎炎夏日，最少不了的“美味”一定就是冰淇淋了吧！
爸爸对我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三十多年前吧，那时候的冷饮大多是盐水棒冰、赤豆棒冰、奶油雪糕等，偶尔也有冰砖和三色杯。尤其是那些个冰棍，简直是小朋友们眼里的“夏日最爱”了！小贩们用棉被包着冰棍，放在木头箱子里保温，然后背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冷藏箱”，手拿一块小木板一边敲，一边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走街串巷地叫卖……当吆喝声传到孩子们耳中时，便立刻成了“天籁之音”。爸爸告诉我，每每此时，他都会翻箱倒柜急急忙忙拿出零花钱，“噌噌”窜到楼下买支冰棍吃。还会有小伙伴一起，于是大家伙边吃着冰棍边玩各种弄堂游戏，即便是酷热炎炎的夏天，有了冰棍和游戏，也会变得其乐无穷……
而在我小时候，情况便不同了——那时候已经听不到小贩的叫卖了，取而代之的是楼下小卖部中的扩音喇叭，装冰棍的小木箱也早已改成了电冰柜，对于卖冷饮的店主来说，这可比以前边走边叫来得方便多了，冰柜里的冷饮品种也不仅仅是原来的那老几样了。我记忆中吃的第一个冰淇淋，就是当时流行的香草火炬杯，那时还年幼的我们，每天聊天的主题就是冰淇淋的各种口味，有小伙伴买到了好吃的还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叫人直流口水……每当爸爸妈妈买了冷饮回来，我便拼命黏着他们，活像一只叽叽喳喳嗷嗷待哺的小鸟。于是，就这样，我小时候的夏天，就在吃冰淇淋和等吃冰淇淋的交替轮换中过去了……
现在的上海，买冷饮则更不同了——夏天买冰淇淋，我会选择去设有空调的便利店，因为这样能让我花更多时间精心挑选好看又好吃的冰淇淋，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不管哪种挑一根吃就完事儿了。便利店里的冰淇淋种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什么冰棍、冰糕、甜筒、冰淇淋球……还有网友们推荐的“网红”冰淇淋，无一不是既好吃，又好看得叫人喜爱！买冰淇淋也极其方便，手机一扫就可以拿着冰淇淋潇洒离去。跟爸爸的童年相比，早已是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有趣的是，哪怕是现在，在冰柜里还是能找到爸爸说的盐水、赤绿豆棒冰、奶油三色杯，这些老几样依旧被人们喜爱着……
拿着冰淇淋走出便利店，高楼林立的商业街人来人往，穿行在人海中，我并没有体会到大人们口中所说的身处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那种“孤独感”！反而从一支小小的冰淇淋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变化——人们变得富裕了，生活条件更优越了，大伙儿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发现人们在改变的同时，好像也在守护着什么——这些人们一直守护着的“东西”也同样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不让人迷失。就像是我们手里的冰淇淋，虽然口味愈发多了，但记忆里的味道还是没有被人们厌倦，我们依然为此而感到快乐！也许，这个就是所谓的“传承”吧！
小小“冰淇淋”的四十年象征着上海变化的四十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四十年！我们在不断发展求新的同时，那些美好的传统也随之前行……就像是人们依然对单单纯纯的盐水棒冰的那份执着！“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一个创新与传承和谐共存的新时代！
远洋山
周昕怡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爸爸是个很严厉的人。
爸爸是一名海员，我目前人生所走过的日子大可分为两类：爸爸公休在家的日子和爸爸不在家的日子。每次爸爸回来公休，总是嫌我没规矩，觉得妈妈没有调教好我，拿我太皮为借口，总是对我很凶。所以那时在我的印象里，爸爸是既陌生又可怕的人。哦，对了，就凭着他英语不错，还老喜欢盯着我背英语。
但是美好的回忆也有不少。只要爸爸的船停在洋山深水港，妈妈就会按爸爸的要求买好零食、水果和瓜子，带着我一起去爸爸的船上。大人把这事称为“探亲”，我称之为“一日游”。
要去洋山深水港，必经东海大桥。刚上桥时，从起点就可望见整座桥。桥蜿蜒曲折地卧在海面上，而另一端的洋山更是显得遥不可及，就像遥远东方的梦一样。
看了一路的大海、栏杆还有风车，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到处都是集装箱的地方。穿过沿海的车道，远处的巨轮变得越发清晰，港口两旁停靠着一艘又一艘的货船，码头上还有许多用来搬运集装箱的大型人工驾驶机器，是亮橘色的。
车在某座“巨型怪物”旁边停下，那船大概相当于几千个我了吧！小小的我望着它。毕竟，一个集装箱就可以装30顿左右货物呢。船上有楼梯是沿船舷放下的，连接到岸上，也不知是船牵起了岸，还是岸紧攥着船，让我震撼。在其底下分布着看似很结实的网，但那网一直随风飘荡着，感觉要是掉下去它一定会被戳破的。走近楼梯，才发觉它的“独特”——两格阶梯之间的空隙足够我跌倒时滑下了！那时的我死活不敢走，妈妈也无奈，就在岸头等爸爸下船来抱我。
等着等着，终于——爸爸出现了！他身着亮橘色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轻快熟练地走下了楼梯，又带着一副略有些得意的神情来到我们跟前。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很激动，只能说是新奇，虽说有了爸爸，我就可以顺利登船了，但感觉总是有隔阂卡在我和爸爸之间。
我一直以爸爸的职业是一名船员的事实为傲，其实也只是因为我拥有和别人不同的各种经历，无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比如能参观只可在新闻里看到的用来运输的大型船只，还能在里面吃顿饭，睡上一觉。
然而越往后，爸爸的形象才在我心中越发鲜明起来。
上小学时，爸爸每天在车站等我，常常带我去卜蜂莲花。他买肉买菜时我只好装作很有耐心的样子在旁边发呆，而买鱼就不同了，那鱼可是活的，会游来游去的，无论多久我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
我上初中后，叮嘱我背英语的那个爸爸变成了陪我打羽毛球的爸爸。为了和老爸打羽毛球，周五布置的作业在周六我就能完成，腾出时间周日和爸爸一起去和平公园打羽毛球。有一次，爸爸还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只很脏的麻雀幼崽！爸爸泡了米饭，一粒一粒塞给它吃，但就是不让我来喂。听奶奶说，爸爸小时候养过一只仓鼠，奶奶要扔，爸爸舍不得，就晚上拿手电筒照着藏在被窝里头。嘿嘿，原来老爸也曾“傻乎乎”过！和平公园还有个麦芽糖小摊，以前是3块钱一串，后来是5块钱。老爸在船上的日子，我自然没怎么去过，现在听说都涨成10元了。
不知在哪次课堂，政治老师提到了党的十四大提出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后，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要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而洋山深水港正是上海成为航运中心的重要部分，上海港的吞吐量也一直居国内首位。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在2007年以15413.5百万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列世界500强第488位，在2009年世界500强排名第327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在不断地发展着、奋斗着，沿强国之路向前走去。无论是技术领先世界的中国高铁，还是“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质”的飞跃。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完成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愈加雄厚，更是在国际层面上宣告着沉睡的雄狮将不再沉睡，咆哮之际指日可待。此后，地理老师也提到过中国的航运与洋山深水港。
我不禁想到了老爸身着亮橘色工作服的样子。原来老爸的职业并非那么轻松，而是肩负着祖国的殷殷期望。现在，我依然以老爸的职业为傲，却多了几分崇敬和严肃——因为老爸一直为祖国坚守着自己艰苦的事业，而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发展，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为国奋斗的人。能拥有这样的父亲，能见证上海如此巨大的改变，真是万幸。
中秋，老爸的船停靠在大连港，要转到洋山港登船。他事先让妈妈买些日用品，靠港后他回来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我问。“是，第二天清晨他跟你一块儿坐地铁走。”妈妈说，“今天据说也要凌晨才到，你别等了。”
闭起眼，再一睁，就可以和爸爸一块儿上学啦。
第二天早晨，果真家里突然冒出个老爸。妈妈说他回来后一直在理行李，说是一个晚上，其实连半个晚上都没。地铁上，老爸给了我一瓶水，说是大连火车站发的。这水在上海没见着过，来自西藏，纯透纯透的。
爸爸牵着厚实的拉杆箱又启程了，面前仿佛又呈现出一道亮橘色的光彩，映着触手可及的东方的梦……
我与廊下共成长
彭文玺
我生在廊下，长在廊下，在白墙黛瓦里，在绿树野村边，阵阵莲湘声中，我换下了第一颗牙，一笔一画的每一幅农民画都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牙牙学语，我稚气未脱。此时，廊下只是一个小乡镇，中国万千乡镇之一。
我的外婆家在中丰村，在我为数不多的记忆里，外婆一大早就要起床去赶集，她会在头上随意围一块说不清啥颜色的布，骑着自行车经过门前泥泞的路。如果天气不太好，下雨了，那么那条路便会如同沼泽一般，然后外婆就只能穿着套鞋一脚一个泥坑地走去买菜。我和表哥就跟在外婆身后在积起的水洼里抓泥鳅。
后来村里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外婆扛着家里最大的铲子就出了门，后来门前的小路就变成了石子路，虽然不能抓泥鳅，但是我和表哥可以捡门前小路上的石子打水漂儿。
后来，后来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但是我已经回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铺的水泥路，因为那时我早已搬去了大街上的奶奶家。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廊下。我会悄悄想念田里的菜花香，我会记得农家乐的风筝，我会忆起和表哥在泥路上抓泥鳅，弄得灰头土脸，然后回家被妈妈骂。那些幼稚又可贵的青葱岁月，一帧帧、一幕幕都在我的笔尖心上。
廊下是我的家，无论它是怎样的穷乡僻壤，至少它在我的年少懵懂里孕育了理想的种子。
而当我如今回家时，外婆家完全变了个模样。从村委会到我家的大马路旁种满了桂花。秋桂飘香时节，我好似置身百花丛中，伴着蝴蝶的翩跹，那些袅袅娜娜的、数不尽的花朵让我完全看不出曾经这里只是农村的一隅。离我外婆家的不远处，是如今远近闻名的枫叶岛，整片整片的枫叶林使廊下变成了游客常来的旅游景点，不仅促进了廊下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当地村民拥有了额外的收入，也促进了廊下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我不知道我错过了廊下怎样的进步，但是当我在慢慢成长时，廊下也在慢慢发展，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廊下田园小镇的建设实践充分利用了廊下的土地优势，结合生态旅游小镇的理念，在倡导“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今天，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使廊下旧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与祖国共同成长。
即使廊下新农村的实践如今已取得圆满成功，但是领导人依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廊下镇的一员，更要以复兴为己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祖国共同成长。
四十年的春风
王姝雯
四月的春天里，顾村公园的樱花开得正烂漫，远远望去，仿佛一大团一大团柔软的粉色云霞，叫人看了心中不禁欢喜起来；微风吹皱了园中湖的一池春水，鸟语花香、游人们的欢声笑语与波光粼粼的湖面交织成一幅温暖可亲的春景图……我站在顾村公园里，周围春意融融，我的心也一点点地跃动起来。
春光无限好。
行走在明媚的阳光中，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放松。“小菜买好了伐？”“唉，还没，等歇一道去好伐？”“好额呀！”……旁边的阿姨奶奶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菜价，不远处是一群一边在下象棋一边在聊天的大爷们，有的手里还拿着《新民晚报》，当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只听得“经济”、“新闻”几个字，忽然，有一位大爷激动地拍了拍手：“……改革开放真额好啊！”此时，我才反应过来，今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第四十个年头了。
改革开放给全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年间，全国人民如沐春风，它也在点点滴滴地渗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说，提到宝山，许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宝钢。宝钢不仅在钢铁生产方面有着傲人的成绩，在其发展的同时，管理人员也十分重视环保的理念，废气、废水都有专门处理，相关部门每年都在这方面投入巨资，各种环境测试设备24小时监控废弃物的排放，始终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努力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确，作为宝山的代名词，是宝钢带动了宝山的经济发展。在我幼年的印象中，宝山购物的地方很少，去市中心购物还要乘很久的车。现如今，万达广场、宝乐汇、正在建设中的宝龙广场……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商业大楼展示着宝山的新风采。想要去市区也方便了很多，952B公交车直达人民广场，还有距离我家不到百米的三号线地铁站……宝山，真的变了很多啊！
正当我感慨之时，忽然看到一个坐在凉亭里看书的少女，她文静而又亭亭玉立的模样比起身边的樱花也不遑多让，而她的手中，是一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会心一笑，想起了不久前在宝山图书馆借阅的那本相同的《人间词话》。细想起来，宝山图书馆的新馆好像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才正式对外开放的，在此之前，我只去文化宫上面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借过书，但后两者是完全没法与前者相比的。新馆现有藏书约60余万册，读者座位约1200个，采用云计算平台等先进的电子技术，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从前放假时，一个人在家太无聊，我和小伙伴们想要一起出去学习，却都不知道哪里比较安静，最后只能选择放弃，现在有了这个图书馆，当真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学得累了，还可以去图书馆后面体育馆的操场上散散步，或是去体育馆后面的电影院看场电影放松一下心情——学习、休闲两不误啊！
不知不觉间，我已走到了公园的出口处。顾村公园的美景使我深深迷恋，也难怪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我不禁又想起了吴淞那边的炮台湾国家湿地森林公园，那里品种繁多的迁徙水鸟以及郁郁葱葱的参天树木曾一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市委书记李强4月16日在宝山调研时来到此处所说的：“像炮台湾这样的湿地公园，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要在园林规划设计上进一步做精做优，更好凸显生态品质、景观美感，使之成为上海生态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市领导对其寄予如此厚望，由此可见，宝山的公园，也不一般啊！
踱步走向车站，在乘车回家的路上，看着一栋栋建筑物在我面前闪过——再不是从前那些低矮的平房了，我的心头不禁涌上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欣慰、期盼、激动……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上海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对于未来，我展开了无限的憧憬……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佳话！
我爱宝山！我爱上海！我爱中国！
尘封的记忆在改变
陆领苗
世界以痛吻我，我忍报之以歌。而那些血淋淋的伤口，则见证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茁壮成长。
——题记
我们生活在上海，而当这里的发展、生活条件日益完善时，那些曾经的岁月也随着时间尘封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犹如紫霞在至尊宝心里留下的那滴眼泪，当你讲不清这种淡淡而又莫名的忧伤时，才会恍悟它是你心头的朱砂痣。
你们还记得当年把粮票紧紧握在手中时的紧张吗？你们还记得当年搬着板凳去看露天电影时的欣喜吗？你们还记得当年收到友人来信时的兴奋吗？你们还记得当年看到老板手中拿着大哥大时的羡慕吗？我想，这些有趣的记忆应该早就尘封在每个80年代人的心中了吧。
如今，我们的上海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我们享受着现代化科技的便利。但有一天，我突然不再幻想未来，我扭过头去寻找从前。在这寻找的过程中，我一路上走走停停，像是寻找到了，又像是什么也没寻到。于是我带着满腔的好奇心去询问在上海生活的老一辈人。
我们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如今的2018年已有四十年的时间了。这四十年来，我们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成功地实现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跨越。
老一辈人说在改革开放前，老百姓心中最大的三个困难便是交通、经济和通讯。
“那时，如果家在郊区，想要进市中心的话，必须得很早出发，途中还要转几趟车，麻烦得很。而且那时交通管理不好，路上有自行车，有汽车，有行人，杂得很。还有旅游，在那时根本就是不敢奢望的。”
“对啊，那时我们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不好，但用钱的地方还是特别多。特别是孩子上学的问题，那时的孩子大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不能继续去上高中和大学，这也成为了在那时长大的孩子的一大遗憾啊。”
“嗯……哦，还有那时的通讯也是十分糟糕。基本上大家都是用书信，当然也有公共电话，但是很是舍不得花钱去打一个几分钟的电话，所以我们那时就很羡慕有手机的老板们。”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象着那时的场景，尽管我没有经历过，但通过老一辈人的描述，我能知道那时人们的日子很艰苦，大家都很无奈。“但所幸的是，大家都挺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啊。”这是一位老爷爷的自言自语，但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可不是嘛，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的变化迅猛，而我们上海的变化也大到让世界震惊。
现在的上海有了飞机场，有了地铁站，家家户户也几乎都有一辆私家车，从前要花半天的路程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从前不敢奢望的旅游现在你可以随时开始，从前杂乱的马路现在经过交通大整治后变得井然有序。
上海的经济近年来一直大幅度上升，人均GDP也在直线上升，上海从少数人富有到现在几乎全民小康，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没有文凭了。
现在的上海已经进入了5G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通讯最主要的工具，QQ、微信、微博，一个“发送”键一键搞定。
那些尘封的记忆依旧在持续地改变着。我们有了摩拜单车，我们有了世界第一的深坑酒店，我们有了超便捷的地铁轨道，我们有了迪士尼旅游度假区……
但是你会可惜吗？可惜那些曾经的记忆的暗淡。我想，怀念还是有的。但是如果可惜，这世界上需要可惜的事情太多了。记住：你所喜欢与向往的东西，总有一天会以最好的姿态回馈给你！
尘封的记忆在变，这个城市在变，世界也在变。
或许再过个几年，几十年，这个城市会以另一种全新的面貌迎接后人。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
干一凡
四十年，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四十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四十年，泪珠汗水与坚持不懈，终应了那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四十年，上海转变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四十年前的老上海，弄堂像是一个标志，它像网丝一样遍布了整个儿上海。
老上海的弄堂拥有着别样的韵味，那就是质朴、古老。
弄堂老，老在历史，老在居民，老在斑驳的砖砖瓦瓦。那是被岁月沉淀过的白墙黑檐，那是缠连在一起的整整齐齐的一排老房子，悠长狭窄的过道纵横交错，连接了一户又一户。
弄堂里的老人都还记得那些已经消逝的时光，那是他们对逝去岁月的美好回忆。每每清晨，随着“当啷当啷”的摇铃声，家里的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了，切菜的声音、下锅的声音、出门的声音，总之静谧了一夜的弄堂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活力。出门时邻居的问候，买菜回来时和街边邻里唠唠家常。傍晚，一家烧饭满弄堂的香，一群小孩子能掀翻整条弄堂的顶。饭毕，一家人拿出小板凳开始“乘风凉”，享受着这自然风的清爽。夜半的打更声，清晨的吆喝声……生活好不惬意，弄堂生活也就是如此质朴，古老。
老上海的弄堂就是如此洋溢着和睦的邻里关系，儿时的嬉闹，惬意的生活……这是每个老上海人抹不去的浓重记忆。这些美好的回忆勾勒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弄堂文化，这是历史厚重的沉淀，这是文化相承的血脉。
看今朝旖旎风光秀。
今日的上海，已经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都市，处处显现着她的独特魅力，令人着迷——外滩边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的现代摩天大厦，大教堂圣诗声声，玉佛寺香烟袅袅，大剧院的交响乐、芭蕾舞，老饭店的本帮菜肴，各式各样的精彩。夜幕降临，霓虹闪耀，点缀着整个上海。现在的上海，光荣与梦想在这里汇合，张扬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博情怀。
在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放慢脚步，依旧能体会到这繁华外表下的温馨和美丽。是漆黑的楼道里突然亮起的一束温暖的灯光；是公交车上突然站起来的学生扶着老人坐下；是车辆纷纷向车道边靠拢让出一条宽敞的过道，只因远处传来的救护车的急促的警报声……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愈加繁华，愈加发展。电梯楼房里，老人不必再迈着艰难的步伐；小区花园里百花齐放，青藤椅在轻轻摇摆，蒲扇轻轻摇着，老人和孩子享受着优美的环境；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孩子还在拉动着琴弦，悠扬的小提琴声弥漫在温馨的空气中；主妇们熟练地使用着电饭煲，开始做菜，眼里的宁静和唇角的微笑也静静绽放。
这些新时代的记忆勾勒出一幅发展与繁荣并存的生活图景，这是梦想的开始，这是便捷的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动力。
上海，闪烁在城市上空的阳光，越过高高的大厦，流淌在人们的记忆里。我想我们应当回望过去，遥望未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学会感恩，燃复兴之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鹊桥
唐秋奕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我和外婆相隔两岸，滚滚长江水怒浪涛天，祖孙俩彼此的思念就如断了线的风筝，纵使飞得再高，也会被长江的一袭巨浪拍灭殆尽。
什么时候，这滔滔的长江水上能够凌驾一座鹊桥，把这间断的两岸、遥遥相对的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题记
乌云压得低低的，空中不时响起几声低沉的闷雷，明晃晃的闪电从积压的云层中劈出，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先兆。好似天地合一，融合成一片灰蒙蒙的色调，荒诞而恐怖。
我心里默念着：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无怪乎听见妈妈摇着头叹息：“这种天气，外摆渡怎么开得了呢？这下又去不了外婆家了！”
在当时这种通讯设备简陋的条件下，想见一面外婆，只能穿越这条江。除去恶劣的气候、妈妈的工作日，能够见到外婆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而从市中心出发，途中换车就要换两次，再在摆渡船上颠簸上足足三刻钟，最后还要再乘一班车，兜兜转转，一路上的车马劳顿，最起码也要持续两个半钟头，对于年幼娇贵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往往在打的去郊外港口的路上，我就呕吐得天昏地暗，年轻的妈妈不得不一边照顾我，一边左右手来回交替提好沉甸甸的行李和礼品，同样苦不堪言。
“为什么不去造一座大桥或是隧道呢？像纽带一样紧紧将上海和崇明岛联系在一起。”
摆渡船在长江上乘风破浪，江面上风口浪尖，船舱里难免又是一阵剧烈的晃荡，站立的人稍不留神就会摔倒。我还没从晕车的劲儿中缓过神来，胃里又翻涌起了晕船的苦水。舱里卖的无非是方便面、茶叶蛋这些勉强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举目窗外，满目萧然，皆是一起一伏的黄色波涛，自然是没有什么闲情雅致来享用便当了。
“上海的泥沙太松散了，别说什么隧道了，就是大桥也建不起来啊！”
殊不知，若干年后，在上海和崇明相隔的江面上横空架起了一座“鹊桥”，美观轻盈地在碧空下形成一道雪白的抛物线。白色的栏，墨黑色的道，笔直地通向前方。天好像被洗过一般，阳光很暖，江水静静地流淌，沙鸥在起舞，长江大桥的景色壮观得无以复加。而我们在路上，在通往温暖的路上，在通往亲人怀抱的路上。从此不再遥远，不再有所阻碍——它是近在咫尺的。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路可言，无论是陡峭的高山、干旱的沙漠，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走过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路。再没有什么能阻挡血浓于水的亲情。我高声吟诵起来：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我无疑是生在这个年代的幸运孩子。因为“鹊桥”（上海长江大桥），诞生在属于我的年代，造福着两岸的人民，让爱连接。
总也跟不上的教材修订
张振芝
我从2001年退休时，就一直从事小学《品德与社会》教材的编写工作。人们都说编教材很辛苦、很繁琐，其实辛苦繁琐的不只是编写，而是编好后并非万事大吉，还要不断地修订、修订、再修订。不过，我觉得这种辛苦是快乐的辛苦，这种烦恼是幸福的烦恼。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参与编写的《品德与社会》是一门开放性很强的学科，与社会信息紧密联系。祖国的发展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们的教材要与时俱进，当然也得一年一小改，三年一大改。
就以五年级第一学期《我们走在大路上》一课来说吧。这是一篇反映我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课文。在编写时，我们已经引用了当时能引用的最新资料：高速公路里程2007年达到5万千米，居世界第二位；铁路里程已达9万千米，机车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电力机车，不断更新。但教材的使用是一年一个年级推进的，到了五年级使用教材时，这些数据早就成“老黄历”了。于是我们立即运用最新的发展数据对教材进行修订：把高速公路里程改为13.1万千米，把铁路里程改为12.4万千米，还添加了高速铁路里程6552千米。修订后，我们自己以为很得意，终于让教材与时俱进了。可是到今年一看，与实际又脱了一大截：高速公路里程已占据世界首位，高铁营运里程超过2.5万千米，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于是我们赶快再修订，谁知材料到了老师手里，还是抱怨教材内容滞后，虽然我们已把原来电力机车的照片换成了和谐号动车的照片，可是现在的复兴号动车又比和谐号更先进了。我们再修订教材也来不及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奔月的理想》一课，编写时已运用当时最新信息：杨利伟坐神舟5号飞船上宇宙，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进入载人飞行的新纪元。可是这个信息很快就被新的信息替代：神舟6号、7号、8号等相继成功发射，航天员还出舱行走，还进行天地对话，还实现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我们对教材再怎么修改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速度啊！
再如《开放的中国》一课，编写时已经列举了当时我国融入世界的最新事例：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相继成功，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中国召开……但现在这些事例早已不新鲜，因为前两年就承办了20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有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以跑步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教材再怎么修改也望尘莫及啊！
更振奋人心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宏伟目标的不断丰富、发展和推进。在2006年版教材中，“明天会更好”栏目下是这样表述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党的十九大把这宏伟目标进一步明确、具体，更可操作了。我们就把这一段内容改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有人对我说：“教材又不是报纸、电视，再修改也跟不上形势，何苦呢？”我说：“我乐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修订，因为在修订中，我听到了祖国母亲年轻的心脏在强有力地跳动，听到了中华民族在复兴大路上前行的脚步铿锵作响，看到改革开放的捷报飞满神州的盛世景象。我愿意一次又一次地为她记录，为她点赞！”
沙的眷恋
黄玉昌
岛上的人爱说“沙”。鸭窝沙、金带沙、潘石沙、圆圆沙、瑞丰沙……老辈的人耳熟能详。
沙小，不过一颗尘埃。尘土扬起，漫天黄沙，落归何处，都是道不清的偶然；沙也大，江河之洲即为“沙”。方圆几十里，月寒烟笼，就此成了故土。
沙，“禁锢”了母亲一生。
小时候，母亲说外婆家在很远很远的北沙。一年到头，只在寒冷的冬天，母亲会带着我坐船，坐车，再坐船，一路向北。北到天涯，才到北沙。
记忆中，每年都去北沙。去了北沙，才知道，北沙不是北沙，是江苏海门，只是人们就一直叫它“北沙”。外婆告诉我：“要不是没有米吃，你娘才不去鸭窝沙。”
记忆中，每一次，在鸭窝沙码头，母亲抱着我提个包裹上船时，哥哥总是哭得天昏地暗。母亲赶他回去，母亲不让他去北沙：“那么远，怎么走！”“我去看娘，你去干啥！”“弟弟小，你大！”
记忆中，每一次在青龙港，母亲牵住我的手，提着鼓鼓的包裹上船时，外婆总是泪眼汪汪：“过完节再回吧，啊？”“不了，家里还有三个，不放心……”小姨搀着外婆：“姐，多住两天吧！”母亲背过身子，只管走。外婆缠着小脚，拉着小姨，颤颤地跟在后头。船开出老远，母亲才会回头，定定地出神，任凭风吹泪流。这一路回程，又是天黑走到天黑。
鸭窝沙种水稻，鸭窝沙有米吃。母亲随着一批姐妹到鸭窝沙讨生活。沙尘扬起，只看见母亲在田间稻垄孤独而忙碌的背影，如同散落于四野的一颗尘埃，在苦苦地讨着她们这一辈的生活。早几年，一同前来的姐妹多少有些联络往来。时间久了，各自忙开，能顾上的只剩各自家里大大小小的嘴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母亲逐渐学会了在北沙从未做过的农活，母亲成了彻彻底底的鸭窝沙人。母亲说，做沙上人好，她喜欢沙的性格，随遇而安，不事张扬，不行抱怨，踏踏实实，落地生根。
到我略微懂事的时候，家里几乎很少看见母亲的身影了。
沙上人都在江边。汛期的时候（沙上人叫“大汛”），江潮凶猛，沙的四围堤坝坏得严重，甚至出现决口。汹涌的潮水从天边涌来，“涮”得沙上人家一片狼藉。小汛的时候，还得围圩造田。在江边滩涂上围出一块一块良田，把“沙”与“沙”之间连成一片。沙上人不分日夜，挑泥堵漏，挑泥筑坝。
沙上人家挨家挨户摊派劳力。因着父亲常年在外，哥哥姐姐也小，母亲一副泥络，一根扁担，加入到滚滚的人流中去。你能想见，堤上岸下，几千几万个身影来来回回，几千几万根扁担晃晃悠悠，几千几万声号子轰轰烈烈。滩涂上，一方方青黑色的沙泥，滴着江水，混着汗味，堆积起来，夯实起来，宽宽的，高高的，像城墙般连成蜿蜒曲折的百里大堤。从此，堤外是滔滔的江水，堤内是平安的家园。母亲和许多像她一样的“沙”一般性格和命运的人，硬是用肩膀向老天“讨”成了一个生活！你可以轻视一颗沙土的卑微，但你又怎能忽略，无数颗卑微的生命聚集在一起时，所凝固成的那般无穷力量？这是沙的力量！
“沙”是天然形成的，“圩”是母亲这一辈人向老天“讨”来的。围成一片的“沙”和“圩”形成了一个卧蚕形的绿洲，那便是长兴岛。
长成和母亲一般高时，我和哥哥也挑上了担子，随母亲一起去吴淞卖橘子。以前一直叫的鸭窝沙码头，官方称呼就是马家港码头。候船室内人山人海，到处是出外卖橘子的乡里乡亲。
十年沙洲，田间乡里，宅前屋后，种上的橘树繁茂成荫，终于开花结果。“鸭窝沙”是早已忘记的名字，人们渐渐习惯称之为“橘岛”。当初，村里动员农户改种橘树。在人们犹豫的眼神中，母亲一口气多要了几块地。外婆捎信过来，说，这沙地上橘树能成活吗？橘苗在不结果的头几年，家里怎么活？
母亲说，熬过头几年就会好。母亲学着别人的样，在橘苗边上的空地，种上西瓜、洋萝卜；母亲带着全家种蘑菇，种西红杮；母亲多方打听，一人坐车去常熟摸索着进牛仔裤；母亲成了凤凰街上最早一批摆地摊卖服装的人……母亲的性格变得愈发刚强，说话做事也风风火火起来。
母亲用她顽强的性格和勤劳的双手，为那段艰难的日子打满了幸福的补丁。在这片沙地上滚过生活的人，很少戏沙，也不哭沙。煎熬的岁月里没有赋闲，有的只是印刻在骨子里的沙的情怀：顺势而为，迎难而上；富有韧劲，柔软细腻。待到橘树上硕果累累的时候，母亲的脸上终于也盈满了笑容。
几十年的风雨如沙画般铺开又抹去，我终于可以搀扶母亲的手，陪她静静地望穿斜阳。眼前，万亩的沙地，滋润了一切，静静地美好。
如今，岛上产业结构已然发生巨变，一座现代化的海洋装备岛呈现在世人面前，岛屿地容地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桥南隧，交通变得十分便捷。从岛上去海门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问母亲什么时候去海门看看，她枯瘦的指尖掠过银丝发际，笑容同天边的夕阳一样温和。长兴岛成为沙洲不过百年，老辈人多数来自崇明，来自启东，来自海门……风沙掩不尽他们的乡愁，但是，他们都把自己定格在了这一片生命的绿洲。
只是，再和小辈们谈起厚卜镇，谈起长凤圩，很多都是茫然的表情。新港樊老先生说，记得也罢，淡忘也好，但是，世世代代长兴人骨子里印刻的“沙”的性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但愿如此。应该如此。
一路风景绽墙门
王伟英
70年代时，这还是一条土路，是村里的主干道，南北走向。旁边紧傍着一条又深又宽的垄沟，每逢夏季，沟里灌满了水，成了一条流动的小河，“哗哗”流向无数的水稻田。人走在路上，似乎能听见秧苗“刷刷”长高的声音。
土路周边有许多细细的小路连接着家家户户，也连接着外村，因而每天热热闹闹的，大人到村里办事，学生去村里上学，外村的人在这路上南来北往。
很小我就知道，走亲戚是靠双脚走的。年幼时，牵着奶奶的手，跟她走回娘家，跟她走到干巷乡下的姑妈家；牵着母亲的手走去外婆家，都是沿着这土路走啊走，走得小短腿发胀发酸。虽然这几段路程如今开车不过几分钟，最远的干巷也就十多分钟。
那时，路两边长满野草，放眼四望，周边散落着低矮的平房，灰扑扑的，像个刚从田里结束劳作的老农。地里种着单一的庄稼，应季出现水稻、小麦、油菜或棉花。
土路，因一场连绵的雨，有我难忘的场景。
是小学时，一日午饭后，我穿着套鞋往学校赶。天阴沉着，像课堂上老师严肃的脸。我费力地走着，路上的烂泥像土黄色的漆泼洒开来，铺展开去。踩上去，烂泥像油一样滑，脚总要向前溜一截才停住，然后烂泥紧紧粘在套鞋上。我用力拔着套鞋，只听见咯唧作响，却不见鞋子移动，再用力，“吧嗒”一声，套鞋没拔出来，一只脚却脱离套鞋踩在烂泥里，我气恨。环顾四周，垄沟里的水很浅很静，大路空荡荡没有人影，离学校还有一半路程，黏稠的烂泥一路延伸。想着下午的课要迟到了，心里着急。又狠命地拔另一只脚，越着急越拔不出来，双脚好似都被胶水粘住了。
我站在路上发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从后面赶上来，背起我朝学校走。我委屈地对他说：“爸爸，这路太难走了，往后下雨天该怎么办呀？”
父亲安慰我说：“你可以走田间的小道，上面被野草铺满了，不容易滑。”又说：“不要急，以后要铺成石子路呢。”我的心期待起来。
等待的日子总是飞快，一两年后，工程终于完工了，底下是大石块，中间是大石子，最上面用淡青色的小石子铺洒，石磙压过，路面平整而结实。曾经令人头疼的烂泥，被石子严严实实覆盖了。路两边种上了一米多高的水杉幼苗，精神抖擞像活泼朝气的少先队员，天天目送我开心地上学放学。
十多年一晃而过。因留恋家乡，毕业后我回到镇上的市属单位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又在石子路上南北往返。
多年的雨水冲刷，路面小石子消失不少，裸露着四角嶙峋的大石子，时常戳破自行车轮胎。我中招了多次，好几回大热天里走得满头大汗。结婚后经常带孩子回家，走着走着，有细石粒溜进他的小凉鞋里，硌得他脚疼，他恨恨地跺脚：“外婆家的路太破了。”言犹在耳，路已修筑好，今年春节他乘着汽车直到外婆家门口。
一个柳外莺声碎的午后，我又漫步在这条路上，一路向北。
石子路早已成宽敞整洁的水泥路，路面拓宽了一半，东边一排的树成了中间的隔离带。四十年了，树长得粗壮挺拔，有十多米高，枝叶葳蕤在空中相接，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路面留下斑驳的光影。路灯静默着，每当夜幕降临，就散发柔和的灯光，照亮过往的车和行人。天蓝似水，鸟儿欢快地飞在空中，盘旋，鸣叫。
很多房子已翻建成别墅，造型漂亮，白色栅栏围成小院，里面停着小汽车，“绿杨庭院，暖风帘幕”，一幅春天的写意画。狗懒洋洋地半卧在院子门口。栅栏前，黄瓜、丝瓜、豇豆等各色蔬菜正开着花结着果。高高的南瓜藤架下，放着一盆盆花草。花香味与瓜果味在空气里弥漫着芬芳。
河流蜿蜒而去，仿若一条白色的绸缎镶嵌在田野间。防滑步道顺河而建，不少人在那里散步。岸边是一排高高矮矮的果树，此时正桃花红，杏花白，李花浅白开自好，还有好几棵向日葵生长着。远处，一座小木桥横跨两岸，倒影在清澈的河面上，构成一个满月的圆。更远处，稻花飘香，风吹麦浪阵阵香。
一长溜小汽车停靠在草莓大棚边，不少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在采摘草莓，笑声不断飘到路上。梨园在它斜对面，枝上梨花层层似雪，仿佛鲜果满枝的景象就在面前。梨园南面农耕文化基地一片秀美风光，幽深的木质风雨长廊绰然婉约，幽美的小池塘倒映着雪白的马头墙，两只秀气的白鹭在悠哉嬉水，大小不一的菜地一块连着一块。
我步入一条隐藏在绿荫里的健身道。这片占地10亩的墙门里公园，树木浓郁，花草茵茵，是村里一处休闲娱乐的文化活动场所。树叶扶疏间，两座有江南传统特色的凉亭若隐若现。中心的圆形广场有300多平方米，两边安置了健身器材。入夜，这是村里最欢闹的所在，跳广场舞的、健身的、溜娃的、逗狗的、闲聊的，好似繁华城市的一角。
公交车来了，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俱一脸欢喜。
抬头，“墙门里”古朴拙劲的字映入眼帘，门楼下是小时候常走过的十字路口，是建农路、建谔路、建八路的交汇点，而今路面开阔平整，四通八达，可以去到无限远方。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四十年日新月异，一切还会改变，路将越走越宽，一路风景将更美更好。清风徐来，村景如画，春风从四面八方涌来……
啊，苏州河
陆兴安
苏州河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横贯上海市区，通向苏州。上海开埠后，“苏州河”的名字应运而生。
民间一般认可的苏州河河段是北新泾至外白渡桥河口，流经普陀、闸北、虹口、黄浦四区，河道曲折多变，有急转弯9处。河面上，风格各异、线条流畅的31座桥梁连接起南北城区。
我第一次见识苏州河，是在70年代初。那时我是船长兼驾驶员，为供销社装运西瓜。
接到这张运配单，驳船上的船员听了无不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可以撑开肚皮吃西瓜了，但我却忧心忡忡。为甚？苏州河是一条“吃人”的河啊！来来去去的潮水像放了闸，有一泻千里之势，眨眼之间，水位落差一米开外，潮水汹涌湍急，不亲眼所见，断然不会相信。船只这头进桥洞，那头出不了闷在洞里时有发生，险象环生。苏州河，不知有多少无辜丧生其中。我们公社就有一艘小机船因麻痹大意，船沉苏州河，船老大暴饮臭河水，丢了卿卿性命。我肩负船长使命，一旦发生不测，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不去冒风险，是最明智的。领导见我打退堂鼓，立时瞪眼：“苏州河有啥好怕的？人家手摇船也敢去，你机动船怕什么？记住一条，逆水进顺水出，只要胆大心细，保证没问题。”我没去过苏州河，却只听说苏州河里接二连三的海损事故，心里有点忐忑。苏州河里有手摇船？我不好说什么了，再说就好像我还不够船老大资格呢！
7月初的一天，拖了8船西瓜，一路顺水来到苏州河口收港。正是中午时分，没一丝风儿，大太阳照头顶，河水烫得像刚烧过的，人要热昏了。突然，我眼前一暗，外白渡桥下，滚滚而来的河水如水柏油一样漆黑漆黑，刺鼻的臭气令人窒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传说中的苏州河水。
船靠了码头，吃中饭，因为气温高，船舱里孵勿住，搬到船棚上吃。我喜欢“抿两口”，一边抹汗水，一边龙虾就着烧酒。正吃得有滋有味，我的学徒“哇”一声，喉咙口像坍了坝，翻肠倒肚……吃船上饭，许多不良行为是没有人说你不讲文明的。譬如大小便，历来百无禁忌。大粪船上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滋有味，想清高就不到船上。习惯成自然，人人心照不宣。我的学徒像小姑娘，细皮白肉，胃口浅，吃口细，不晓得他为啥反胃口？过后他对我说，望野眼看见氽过一只死猪猡。天天在水上作业，常与腐烂的浮尸不期而遇，还怕死猪？学徒皱着眉头说，死猪的肚皮里有一肚皮的龙虾在啃……话没说完他又反胃了，不由自主地呕吐起来。
那年可能是西瓜丰收年，待卸的船只从外白渡桥停泊到乍浦路桥，河面上全是西瓜船，我们的船只排了五天五夜还没轮到卸货。气温高，西瓜闷在几十吨的船舱里，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是什么名堂的气味，进一步充当了苏州河臭水的帮凶。
这天黄昏，我们一帮人在船棚上乘凉，忽听上面防汛墙上有个上海口音的女子问：“臭气味格大，啥地方来个呀？”男：“船高头乡下人！走走走！”乡下人有臭气味？我抬手闻了闻。苏州河水这么臭不讲，倒打一耙反说乡下人？吃了三年饱饭，忘了过去讨饭，殊不知自己的老祖宗也是泥腿子出身！
苏州河退潮时，又黑又臭的河水总是源源不断，奔流不息。这臭水是从哪里来的？我弄不明白，问一个管理码头的老师傅。他朝我望一眼，笑了笑，好像我很幼稚，轻蔑地说：“哪来的？厂里呀！”厂里有取之不尽的臭水？我不敢相信。
苏州河地理位置好，得天独厚，工商业者纷纷在苏州河两岸生产经营。可以说，上海因苏州河而繁荣！仅原普陀区内的苏州河河岸线，就集中了纺织、面粉、火柴、印刷、化工、钢铁、啤酒、药品、五金、无线电、石油化工、机械设备等数以千计的工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常年累积，导致苏州河水像废油脚，又浓又黑，臭不可闻。我在队里劳动时，队长派我去化肥厂摇回一船无名氨水，队长过来嗅了嗅：“什么无名氨水，比苏州河的臭水还不如。”苏州河的水胜过无名氨水，厉害不厉害？出口说臭乡下人的“阿拉上海人”，居然朝夕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苏州河是上海的一条知名航道。河水臭气冲天，两岸市民连窗也不敢开，严重影响了国际大都市的声誉。上海市政府于1995年12月正式提出，要把苏州河作为“上海环保重中之重”，全面开展综合治理，让黑水变清水，让鱼虾在苏州河里徜徉。历经十五年，投入数百亿元的财力，取缔重污企业，改造不达标企业，开挖河底淤泥，终使苏州河彻底大变样，那水跟淀山湖的水一样了，蔚蓝清澈明亮，水天一色。
去年七一前夕，党总支组织党员去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行仓库。苏州河边，林荫道上枝条伸展，和风拂面，大胆地亲吻起我的脸庞，清香扑鼻，沁人心脾；举目眺望，尽是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景象。
苏州河水正是平潮时，我伫立在西藏路桥上，注视着平静如镜的水面，即刻回想起四十年前的苏州河，心潮波澜起伏，我们的国家真强大！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
苏州河是城市的血脉，苏州河漂亮了。全长20.50公里的河段上设置了15处水上旅游码头，国内外游客乘游艇尽情一睹苏州河风采，苏州河成了万众瞩目的景观河！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苏州河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蜿蜒绵长的苏州河水，恰似缓慢搏动的历史脉络，记载着上海这颗东方明珠的飞速变迁！
行走的箱子
刘世洁
第一次见到箱子是在我5岁生日，1989年的那个夏天。
晚饭后，父亲从尼龙袋里取出一个黑色粗纹表皮面、带有金属锁扣的箱子，锁扣旁边有精巧的密码转轮锁。父亲弯下腰打开，一条崭新的鲜红色公主裙安静地躺着，不带有一丝皱褶。对于当时的家境来说，买箱子和裙子花的钱足以吃上好几顿肉了。母亲埋怨父亲乱花钱，父亲只是笑笑。后来，那条裙子我一直舍不得穿，父亲也一直舍不得用那箱子，一直用尼龙袋包裹着。
记忆中，我一共搬过三次家。从最初的瓦房到如今的住宅小区。家里除了这个密码箱，行李箱也多了起来，父母的，我的，爱人的，孩子的。
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看上去什么都没变，其实什么都变了。这么多年我们在成长的同时，家里的箱子和生活都在渐渐发生变化。只是这箱子已经伴随我们家二十多年，竟毫无褪色的痕迹。
80年代初期，奉贤县南桥地区住宅以国家统建和单位自建职工住房为主。父亲作为大龄青年，响应“晚婚晚育”，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父亲将尼龙袋里的箱子取了出来，里里外外轻轻擦拭后，放进几本相册、证件和一个装有几张现金的信封，母亲和爷爷奶奶整理全家人的行李，一起动身去了新房子。推开门就看到一套共用的简陋的厨卫设施，重重的液化气瓶就在公用走道里。想到住在这里拥挤，私密空间少，照顾爷爷奶奶也不方便，父亲还是将行李和箱子搬回了老房子。通过申请，考虑到父亲的收入和实际生活现状，单位收回了这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并在后来重新给他分配了一套六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就在现在南桥镇的城乡北路一带。
这一次我们先去看了房子，比上一次的确宽敞了很多，但是距离我就读的南桥小学还是有些路程，不方便接送。父亲又动起了心思——换房。于是，经人介绍在解放新村找到了一套置换房。
父亲又一次提着沉重而硬朗的箱子，走进这个新家，而我也兴奋地穿上已经变小的红纱裙参观了自己的房间。除了家离南桥小学近了，更让母亲高兴的是，当时解放新村使用的是煤气，家里不放液化气瓶让她感觉踏实多了。
我们住在一楼，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院子，父亲在院子里用彩钢板等简易材料搭了一间房间作为他和母亲的卧室，屋子里的两间房分别留给了我和爷爷奶奶。母亲常说我们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建筑面积不大，但这里交通方便，离车站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旁边就是工人俱乐部，每到周日，我都会拿着一元钱去那里坐一趟小火车。
爷爷去世后，奶奶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母亲给我和奶奶都买了一台电风扇，可是狭小暗潮的空间依然让生活有些说不出的压抑。由于解放新村没有停车场和规范的停车位，经常会有车子停在家门前，难免给出行带来各种不便。
1991年，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南桥正式实施。大部分单位职工开始缴纳住房公积金。父母也开始琢磨是不是换一套更大面积、小区公共设施更完善的住房，只是一直拿不定主意。父亲常常将衣橱里久违的箱子拿出来，拉上窗帘关起门，转动密码锁后打开箱子。他和母亲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信封里的现金，最终，母亲摇了摇头。
2004年，随着小院子被拆除还绿，家里可以腾挪的地方更少了。父亲终于决定用公积金贷款购置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通过熟人介绍，最后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贝港南区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这一次，箱子里不再存放信封和相册，而是用报纸扎实包裹的三本房产证，父母亲半辈子的心血。我帮父亲提着他最心爱的箱子和其他行李，推开了新房子的门。两个朝南的卧室，一间面北的小卧室，厨房和卫生间隔开，距离较远，客厅大得可以放下一套沙发、一张茶几，再加一张双人床。红裙子穿不下了，我长大了，生活也更美了。
奶奶非常高兴：“每个楼道都有防盗门铃，楼下就是可以跳舞的广场，垃圾房也近，不错不错。”奶奶自从每天饭后到楼下广场上跳舞和打太极拳后，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结婚后，家里又添了新成员，屋子里热闹起来，却也不再觉得家里挤。
2015年起，奉贤区启动了“绿色账户”进小区，贝港南区也在其中。五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排列，我们家最起劲投放垃圾的是祖孙俩，每次分类投放垃圾后可以给自己的绿色账户积分，线上线下均可兑换礼品，她们一老一小俩宝贝参与其中不亦乐乎，邻居们也都跃跃欲试，自觉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
短短数十年，奉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石板路越来越少，绿化河道越来越干净，车道越来越规范，交通越来越有序，街道越来越热闹，生活越来越美好！
只有箱子，它还裹着一层尼龙袋，一直躺在衣橱顶上，再没有被拿下来。而裙子，也安安静静地躺在箱子里，不带有一丝皱褶，仿佛从没有经历过时光荏苒。
老物件：老屋里的板凳
贾佳
一张旧式小板凳，算得上是王梅华家中上了年份的老物件之一。王梅华是松江叶榭镇堰泾村人，1950年生。丈夫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儿，家里日子过得仔细，不少老物件就这样留到了现在。
王梅华的老屋，就像她的很多老物件一样，也上了年纪，大约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从20多岁嫁过来，就住在这里。”板凳放在一进门的堂屋间，王梅华仍然随手便用。
板凳与日常的家用凳有些不同，是王梅华的丈夫在上世纪70年代自己制作的。凳面约有30公分长，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凳腿儿不一样，像是“踩”上了滑板，多了个平面。但王梅华说，这不稀奇。板凳有个不一样的名字，叫“拔秧凳”。“在70年代，这样的板凳几乎家家有。”王梅华说。
上世纪70年代的松江乡村，还是人民公社生产模式。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小队，王梅华的家就在蒋四房生产小队。直到现在，关于生产小队的说法，还沿用在这里村民的生活中。
拔秧，是那个时期的耕作环节之一。“拿出一块田给水稻集中育苗。下了田，村民就坐在这个凳子上拔秧，再集中插进别的田里。育好的秧苗要全拔光，育苗用的地翻了再种。”王梅华解释，底下的面可以防止板凳陷进泥里，但也会破坏一路的秧苗。
到80年代又不一样了，“拔秧凳”有了改良。改良后的板凳，也算是王梅华家的老物件。“滑板”不见了，多了一双“鞋”。鞋子很有造型感，前面的头是尖的，后面还有个旗状的尾巴，更像是踩了风火轮。
已经记不清是怎样的一股潮流，板凳的样式就发生了改变，很快，新式板凳在村子里流行起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提出了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松江叶榭地区，自1982年开始，推行“统一经营，包产（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及。慢慢地，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耕作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农田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口粮田”，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大约半亩左右自家耕种；一部分是“责任田”，按照劳动力强度和自愿协商的原则，将田分配给农户承包。
承袭了当地农民的智慧，改良后的“拔秧凳”变得更有作业效率。“因为中间留个空当，一路拔秧过去，被压坏的秧苗就很少了。”王梅华说，这个方式叫“抽条留苗”。
土地利用率提高了，留下来的苗在育秧田里继续生长，节省了一整块田的劳作量。“不用重新翻地再种。”王梅华解释道。“鞋”的造型仍然为了拔秧方便，又不至于陷进泥里。
四十年过去了，板凳还是板凳，只是褪去了生产的颜色。
从没离开过土地的王梅华，还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些新鲜的蔬菜。老屋外爬满了绿藤。屋外的农田，已经迎来了现代化作业方式。一台台直播机驶过，千亩绿意，稻苗笔直如线。不变的，水稻，仍然是这里更适合的耕作物。夏播，秋收，机械化作业让农耕不再是份苦差。
传统农耕人的智慧在现代农人身上得到了传承。探索与创新，更多人开动脑筋，发明出新的机械化耕作技术。最近几年，松江农人自己研制的“水田平整埋茬复式作业机”，可高效平整水田，“田埂修筑机”五分钟就能修起了一条垄。
四十年的城乡变迁，有许许多多不被遗忘的模样。这些藏在乡村里的老物件，记录了年月岁时的过往。直到现在，板凳依旧是王梅华家最常用的物件。长期的使用与摩擦，年深日久，表面形成了一层“包浆”，多了几分光泽。如今，常有热衷收藏老物件的人寻上门来，希望向她“回收”。
“多少钱？”
王梅华便笑笑说：“不卖不卖。”
老房子
梁勇
上海人习惯将自己以前住过的居所称作“老房子”。
我在上海待了七十年，原籍故乡已然缥缈远去，唯有长白三村的老房子，儿时的欢乐、邻里间的情深，寄托了我的一份乡愁。
长白三村属于工人新村。
“工人新村”如今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词，当年却是体现“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方针，给上海市政建设留下深深烙印的地标。长白三村是继“一千户”、“两万户”之后，于1958年建成的——其中紧临水丰路的这幢，是我们父辈所在的公安系统家属楼。
这幢青砖青瓦尖顶的三层楼，据说当时是按苏联楼房建筑模式规划设计的，每层三个单元，每单元两三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并配有各三五平方米的卫生间、厨房与阳台——想不到供不应求，结果每间屋子都住了一户人家。虽挤了些，但孩子都小，室内阳光充足，人们依旧觉得满足，每幢楼之间空旷的场地更是我们儿时所爱。
1958年，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我家搬来了。那时，与新村一路之隔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北临一条叫石家浜的小河。河浜水埠边常有人淘米洗菜，小石桥下螺蛳成堆、虾鱼结队，有时还有热闹的拷浜——我常担心鱼儿会被一网打尽，但翌年清澈的河水里依旧鱼虾成群。
河对岸是同名的村落，农村户口，没有抽水马桶，用自来水要到公共给水站，但仅此而已，两岸间相处融洽并无偏见。我的同学尤逸尘，他家的院落由木槿围成，是我们课外学习小组的所在地，同学之谊浓浓。
我们同楼的孩子自然更亲近些——毕竟父辈都是同事。
我年龄略长，不由自主地成了孩子王。尤其在夏天，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板凳，一把蒲扇，大家围拢着听我捉特务、鬼故事地胡吹神侃，声音越来越神秘，圈子越围越紧；也曾躺在搁在空地的床板上望着星空，仿佛人在无边无际的星际飘荡；最热闹的是成群结队到父辈单位看电影，回来时“叽叽喳喳”抢着复述电影情节，群情激昂时甚至一起高歌猛进，结果在楼群里发出的呵斥声中落荒而逃……
1965年我住校读高中，但假期，尤其暑假，每天早晨，随着我的口哨，整幢楼的孩子都会集合在楼前宽阔的空地上，大家排列整齐地做广播操——前后楼的大人或在自家窗口，或散在四周，饶有兴趣地看稀奇。
那时，这幢青砖青瓦尖顶的三层楼仿佛头戴斗笠的敦实壮汉，俯视并保护着我们的一切，它的每个窗棂都洋溢着我们童年由衷的欢乐，散发着少年的活力。
1978年，我家搬离了长白三村。那时，我早上山下乡去了农场，后来返城、成家，因为工作，家搬得越来越远——但父母依然住得离老房子不远，和老邻居常有往来，老房子则是家常话题。
有天夜宿父母处，晚饭后，我顺着靖宇东路信步走向老房子。到水丰路，原本有座住着个尼姑的关帝庙，一度兼作粮店，还有过夜半枪声的惊险，如今了无痕迹了。拐弯南行，一样的楼宇，一样的围墙，昏黄的路灯下，临街那刻骨铭心的大楼茫然不知所在。继而，我恍惚间迷路了，最终靠着路牌的指引才找回父母家。到家讲起，笑谈中为城市的“三年大变样”而惊奇。
后来一年的年初二，也是住父母处，一早，我又去探访老房子。
原本四通八达的新村，被鲜亮的围墙围着。我进入围墙依循记忆寻去，可是，要不是门号牌，我已经完全不能确认我确实找到了它——坡顶的三层楼，加层成了平顶，青砖外墙披着灰白的涂料，楼房前回响过木托板鞋清脆而欢快回音的“弹格路”已被平坦的水泥路替代……
我在门口等了很久，当年孩子奔进奔出的大门始终没个人影，老房子一直用它那黑黢黢的窗洞凝视着我这个凭吊客。后来才知道，改革开放后，各家有了经济实力，随着孩子长大，为改善居住，老邻居差不多都搬离了。
去年，二弟来电说，老邻居们建了个“快乐发小微信群”，并且在筹办老邻居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入群并与大家打招呼。一刹那，声声“大阿哥”混杂着两小无猜、耳鬓厮磨、青梅竹马、赤膊兄弟种种情愫传过来，内心充溢着温暖，情之所至，我一改往日的矜持而放言：我好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
又是最美的四月天，我早早地来到聚会地点。忽然，有个中年人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热情地叫着“大阿哥”，经三弟提示才依稀想起他是小忠申。我们家的人喜欢看书，自然藏书多，那时，小伙伴到我家看书求知，既是最早的启蒙，也是一道风景。小忠申可谓是书痴——到饭时了，再怎么提醒，他也充耳不闻，甚至我们一家人都外出乘凉了，他会依然端坐那里手不释卷。
陆续到来的人或白发苍苍，或豁牙少齿，更有步履蹒跚者，他们一个个叫着“大阿哥”，然后让我猜猜“我是谁”。看到他们间或故作夸张地失望，我心怀些许的羞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或她“应约”索抱的热情，足见大家对老房子时光与亲情的眷恋。
当年的英俊小生，现今80多岁的小唐叔叔代表老一辈在聚会上发了言。
他说起当初儿子打菱角，一不小心打破了楼下可立的头，血都流出来了。他忙不迭地去可立家打招呼，可立妈却说：“小孩子们一起玩，打破头就打破了，抹抹红药水，一包就可以了。”
我也不由得想起了当初自己与可立妈的一段“恩怨”。
那时，我养了一水缸的金鱼，单单捞鱼虫每天就花费了我不少课余时间。从清明育苗养到夏天，鲜红的虎头、金黄的水泡、乌黑的龙睛、粉白的狮子头……我一放学，它们都摇头摆尾地聚拢到我面前。
这天放学回家发现它们居然都半漂在水里。听到我带着哭腔的惊呼，妈妈告诉我，是可立妈，她抱着最小的孩子毛毛来串门，毛毛要看鱼，她一条一条捞出来摊在手里给毛毛看……
妈妈仿佛自己犯错似的直搓手道，都怪妈，但人家邻居来串门，孩子要看鱼，怎么好拦着别人呢……
我只能无语，只是从此再也没有养过金鱼。
我想，老房子的魅力固然收藏着我们的童年与发小情结，更在于这种邻里相处之道。
聚会后，我们心怀拜谒的神圣感一起去看老房子。搬离四十年了，望着沧桑的大楼，感怀逝去却时刻牵挂的岁月。盼望，盼望能听到当年童年无忧的朗朗笑声的余音；盼望，盼望闻到空气中会飘荡出妈妈烧的饭菜香……不料，遇见的却是“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陌生住户。
走进变窄的走廊，踏上变矮的台阶，经住户热情地邀请，参观了居室。我不由得惊叹，历经整整一个甲子的老房子，托改革开放之福，历经置换改建，居然恢复了一个单元一户人家的规划初心，更宜居了。
人生萍泊，城市变化又是如此日新月异，谁无乡愁？
有人说，乡愁是想而不得，信或不信？
有人说，乡愁就是内心的归属，是或不是？
我奢望，这蕴含无数人乡愁的工人新村外形也能“修旧如旧”，让人们感知城市完整的历史与温度。
走廊上的交响曲
李新根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一直居住在枫泾镇最西端的沪浙交界处的一个叫菖梧的村子里，背靠沪杭铁路，从小听着火车的汽笛声长大的，也曾经为屋后这条建于1909年的清代交通动脉而自豪。
然而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冲破了往日的宁静，这里变成了一片热土，接二连三的工程建设，一下子支起了一条条世界一流的交通设施，把上海通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变成了一条“沪杭交通走廊”。汽笛声、呼啸声、波涛声，奏响了新时代的交响曲。
1986年秋，正在忙“三秋”的我们忽然发现天空中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时高时低，忽左忽右，而且连续数天，大家都不知怎么一回事。直到春节，在走亲访友中，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里要架一条500千伏的高压线，从葛洲坝通往上海，上海城市要大发展了，我们这里的乡镇企业也要大发展了。这消息一下子炸开了锅，村民们纷纷奔走相告。我尽管只有初中文化，但也知道电力对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让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希望。高压线的架设是分段进行的，先是一条，后二条，再三条，我村1至4组的田野上都矗有一座座宏伟的铁塔。工程战线跨越数年，2011年，这一工程又有新的“动作”，就在我村的2组又建造了上海超高压±500千伏枫泾换流站，真正实现了国家电网“西电东送”目标。也正是因为该项工程，我村有32户农户拆迁，85人农转非。
道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若要富，先筑路”的时代召唤下，1996年，上海市第一条高速公路沪杭高速将穿越我村，就建在葛沪高压线下的西侧。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无不欢欣鼓舞。在开工这天，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中年人怀着好奇心，特地骑自行车赶往那里，驻足了约个把小时。当看到约五六十米宽的路基，大家都感到惊讶：这是公路吗？分明是广场。1998年12月29日，沪杭高速公路终于通车了。这一天我白天上班，没法过去，吃好晚饭就迫不及待赶过去，一个人站在铁栏外傻傻看着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原来，高速公路来去道都是分开的，中间有隔离带，还分快车速、慢车道、便道，边上还有绿化带等设施。看到如此宽阔漂亮的公路，我就期待着在这条高速上乘一次车，亲身感受一下速度。高速公路的建成也给我们偏僻乡村平添了一道风景线，有时晚上我们一家人会倚在窗台看来往的车辆，欣赏一闪一闪的灯光。第二年春季，厂里要去浙江桐乡装运一批蚕茧，押车的人安排不过来，我就自告奋勇，才第一次上了高速公路，当然非常兴奋。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桐乡，一看手表才开了三刻钟。原本到桐乡要两个多小时，当天回不来，现在只需一天时间，还绰绰有余。行在高速公路上，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速度。
置身在沪杭交通走廊上，这里的建设远远没有停止，为了给浙江方向车辆进入浦东机场和洋山深水港提供便捷通道，时隔五年后的2003年，A7高速公路亭枫段也规划在我们这里。道路贯穿整个菖梧村，涉及有5个村民小组让地，又有30多户被拆迁，50多人农转非，2006年正式通车。这条高速公路就建在我家前面一百多米远，虽然我家没有拆迁安置，但前有A7后有沪杭，白天车辆如织，晚上灯光闪耀，如同城里一般，也让我们过足了“城市瘾”。
最让人兴奋的是上海市首条高铁——沪杭高速铁路——也建在这条交通走廊上，而且离我家更近，就在屋后百来米处。2009年初，当听说要在我们这里建高铁，而且在沪杭高速公路东侧、亭枫高速公路西侧，一家人首先想到的是我家要拆迁了。第一次测量果不其然，我家列入动迁之内。儿子最高兴，已盘算着能得到多少补偿款，能分到多少安置房。后来工程为了绕过浙江的惠民镇，高铁要在沪浙交界点上跨越沪杭高速公路，铁路向西移了50多米，我家也随之绕过了。房屋没有拆迁，儿子不爽，我倒无所谓，毕竟工程建设我们都无法左右，而且这里是我家世居的地方，也真舍不得离开。
高铁建设说动就动，没几天工程队就进驻了。因为离我家太近了，我每天都能看到施工情况。工程进展速度非常快，只要你几天不留意，就有新的面貌出现。当时我还没有智能手机，就用普通手机隔三差五拍一些照片，记录下一个个建筑场面和工人们挥洒汗水的镜头。高铁施工，分多段进行，上海方由北至南，浙江方由南至北，最后到我们这里合拢。记得合拢的当天傍晚，我和几个老农散步过去，看到合拢处柱墩旁有一个梯子，大家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就悄悄爬了上去，一睹高架铁路尊容。这一重大工程，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建成了，2010年10月26日正式通车。从此，我家与沪杭高铁为邻。每当看着这条悬在空中的飞天长龙日夜驰骋在自家后门，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掐指算算，现在我家的宅前屋后已经有六条国家级线路，它们分别是沪杭高速公路、亭枫高速公路、沪杭铁路、沪杭高铁、葛沪高压线和正在建设中的野米泾泄洪通道（上海市西部防洪工程）。这里一下子从宁静的偏僻乡村变成了热闹非凡的沪杭“交通走廊”，形成了“陆海空”（道路、河道、高压电线）立体型的基础设施群。真可称得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
虽然我们生活在这条越来越拥挤的交通走廊上，而且已被“陆海空”设施所包围了，轰鸣声、呼啸声等噪音不绝于耳，晚上如同白昼，时不时还从窗户上射进一道刺眼的光线。有人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死角里是一种受罪，但我不这么认为。当我听着这些轰鸣声、汽笛声，仿佛聆听到时代发展的步伐，闻到了祖国强大的气息，看到了民族兴旺的希望。再说，国家的建设发展总要有人为之做出牺牲，有人为之承担困难。现在我们的村子里年轻人大多出去了，剩下我们这些退休了的留守老人，权且作为对国家建设的一点贡献吧！
最绚烂的风景在隧道深处
铁舞
我的一篇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凤凰涅槃》得奖啦，是上海市“五一文化奖”金奖。那还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那一天，在戏剧学院一个金色大厅里，总工会组织了一次隆重的授奖会。
我的授奖答词是：你知道吗，这个城市最绚烂的风景在哪里？
事实是：这篇报告文学早在我知道征文之前，就存在了。
公元2007年7月8日，在董家渡路一个储藏大楼的会议室里，我和轨道交通四号线修复工程上的几位技术精英一起闲聊。由于修复工程开工在即，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轻松。轨道交通四号线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凤凰的死而再生。
轨道交通四号线工程的“凤凰涅槃”，也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诗剧。
我的那篇报告文学一开首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想来，这是我离开《市政建设报》社转行到教师岗位后第一次大的采访，原本也只是受建设单位委托写一篇纪实文章而已，这样的任务，做过记者的，谁都会完成的。当然，像我这样去完成的可能比较少，我要把它写成一篇能感染人的文学作品，这需要花大量的采访功夫，仅仅凭着一次介绍、几份书面材料，靠妙笔生花是不行的；也许任务是完成了，但不会是文学作品。报告文学，是报告，但更是文学——用写散文的笔法去写，这是多少年以前一位前辈作家传授给我的一个秘诀，也正是这个秘诀让我第一次写报告文学就得了一个“朝花短镜头”全国征文一等奖——《今晚月圆》，也是写建设者的。那以后，由于一直在市政建设工地采访，建设者一直成为我写作的核心人物。这一回写四号线修复，面对这次机会，我心情很激动，大有重返热土的感觉，又能够抓一把泥土闻一闻了。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好，我这个人的性格里有这么一个倔脾气：挨不上我做的我就不做，挨上我做的就一定要做得最好。
决不是为了文学而写，是为了感动而写。我每写成功一篇报告文学，都因为题材和人物感动了我。
2003年7月1日凌晨，轨道交通四号线浦东南路站至南浦大桥站越江区间隧道联络通道施工过程中，发现开挖面下部有水渗出，施工人员立即用水泥和土包堆压封堵出水点，但水砂仍不断涌出，致使隧道内严重积水，威胁到工人人身安全，施工人员被迫撤离。此时，地面出现土体沉陷及房屋倾斜现象，工程处于紧急状态，以后几天，愈发严重……
告急！
告急！
隧道告急！
轨道交通四号线突发险情犹如强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整个大上海，冲击着整个大上海家家户户的心，更冲击着隧道人，冲击着隧道人高傲的英姿，人们一度认为隧道股份从此以后……
2003年我还没有离开《市政建设报》，我已经把抢险中的事迹写成了一首诗体的叙事报道，为我这次写作打下了基础。在后来的采访过程中，我看了隧道股份宣广部拍摄的抢险专题电视片，相信当时一起看了这个专题片的人，都会心潮涌动、泪流满面的。我当时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的字句：“太阳照射，阵雨如注，/隧道人犹如一个拳击手，站在大地上，/满身的肌肉饱满，目光如炬，/他环顾四周，向山川大河发问：/‘我的对手在哪里？在哪里？’/一个声音从天落下，如盛开的花朵：/‘我的孩子，来，坐在我的怀里，/你的对手你看不见，因为你够强大了！’/隧道人的内心充满了愉悦和静默。/突然，漫天乌云，风雨雷电交加，/又一个巨音响起，如晴空里一个霹雳：/‘孩子，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只要你一骄傲，一疏忽，一条隙缝，/也会引起翻江倒海的弥天大洞，/孩子，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我不敢说这是最好的诗篇，但我已把自己完全融入了“隧道人”的角色里。正是这样一种融入，成了我努力写好《凤凰涅槃》的巨大推力。
最绚烂的风景在深处，隧道人内心深处的风景最绚烂，当我内心的风景也和他们一样绚烂的时候，真正的写作也就开始了。“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残酷的险情，在隧道人面前降伏！/烦乱的险情，在隧道人面前顺伏！/急逼的险情，在隧道人面前制伏！”四号线从抢险到修复，惊心动魄，我耳畔不由得响起郭沫若诗剧里的凤和凰的鸣叫声，只是唱词似乎改了，一时的幻觉，引诱我去把郭沫若的诗剧拿来重新读了一遍。“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新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欠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这一段文字是郭沫若的著名诗剧《凤凰涅槃》的开首说明。在采访的时候，我把想到的这个典故告诉那些隧道的精英们，他们鼓励我大胆地采用象征比拟的结构来叙写他们的事迹。我一边写，一边就听到了一个最坚定的声音：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这是真的。整个一篇报告文学的结构都借用了郭老的诗剧原型：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要不是采写任务的限制，我倒真的想把它写成诗剧的。一个搞编舞的老师感慨地对我说，要是有资金等条件的支持，我们搞一台现代舞剧也不错呀！
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无热情无以成真文。参加颁奖那天，我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短信：“得奖有点偶然，重要的是我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工人，一个城市建设者，保持一颗为自己是一个工人而骄傲的心，然后去写自己的兄弟，也许是最好的。要是给我机会，有充裕的时间，我相信会写出足以让我们建设者骄傲，也让文学骄傲的大作品的。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我，我相信自己。”
河湾春秋
狄火勤
苏东坡在他那篇旷世奇文《前赤壁赋》中，面对永恒的江风山月顿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意思是说：用变化的眼光看，天地连一瞬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是啊，永恒的世界在永恒地变化着。
垂钓是我的至爱。近四十年的河湾春秋，其钓具之换代、钓技之演进、理念之更新，简直是一下子刷新了几百年、几千年古老的中国鱼文化，恰可作为观察社会伟大变革的一个侧影。
史料证明：六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了骨磨的鱼钩，二千年前有了铁鱼钩。那时钓鱼的第一要义是为谋生，“姜太公钓鱼”只是故事，其实是谋政治生存的，谈不上什么乐趣。有点韵味的垂钓在唐诗里，比如：“烟波钓徒”张志和的《渔歌子》中的“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江雪》中的“独钓寒江雪”。志向、心情都融于一湾河水、一竿丝纶中，千年至今仍是巅峰，然而弥漫的却是苦愁寂寞之绪，到底也谈不上什么乐趣。
上世纪80年代，我搬往浦东新居。邻居有一位老浦东是老钓迷，就跟着他学上了垂钓。回过头来看那时，古老的传统垂钓从钓具到技法，再到理念，千百年来几乎没什么大变化。从鱼具店买的是四节五米的竹竿，基本就是先辈沿用的那种；浮标是买鹅毛管剪成一段段的；鱼钩是国产铁钩，用一段时间就要磨几下，还会生锈。有点进步的要数钓线了，那时有国产尼龙线，替代了先人的丝线。至于诱饵料，基本是老祖宗的那锅炒麸皮加酒米，钓饵则是养猪场边挖来的红蚯蚓。
我们去合庆乡渔政站买了垂钓年卡，一点不贵。他们每年开春，会往主要河道投放鱼苗，初冬拉网收鱼。那时一星期只休息一天，大多就花在垂钓上了。自行车来回要三小时，夏天凭一顶草帽对抗烈日。河阔鱼稀，多半钓到点小猫鱼，也常常当“空军”。你也许要问为啥乐此不疲？就因为有偶而钓到大鱼的惊喜，有与家人品尝鱼鲜的笑语，更有市郊田园风光的陶醉。我以为垂钓要快乐，起码一要时间有闲，二要心中无忧，古人大约很少有这份快乐的。
90年代，垂钓上的变化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首先是钓具鸟枪换炮了，玻璃钢钓竿拉出去六七米，收回来就一节，方便、轻巧而坚韧，老祖宗的竹钓竿从此就不见了。后来把国外的碳素竿引来了，别看拿在手里轻若无物，任凭大鱼拉得竿弯如弓，绝无脱节断竿之忧。我们喜欢买国外的，性价比高啊，从此玻璃钢竿也不见了。鱼钩是日本钩的天下，那个钢我们还炼不出，市场上什么伊势尼、伊豆，钓多久也不用磨，永远那尖锐劲。价格贵点，但一小袋有得用了。还有北欧的挪威钩也是极不错的。势不可挡的是商品饵的出现，品牌五花八门，厂家各显神通。舌尖上的中国闻名天下，鱼口上的中国自然独领风骚，我们喜欢买国产商品饵，价廉物美呢。至于钓技上的开扩，要数“台钓法”的风靡了，它的竞技性、灵敏度盖过传统钓法。然而传统钓法凭借千年的底蕴，以抗风浪性和钓法多样性更胜一筹。两种钓法至今仍双峰并峙于钓坛，有人尝试将这两种钓法结合起来，取名叫“两岸一家法”吧。
至于钓线新品如陶瓷线、碳素线、隐形线；配具新品如钓鱼伞、保温鱼箱、串钩炸弹钩；钓场新拓如公园钓、水库钓、海钓；杂志新刊如《中国钓鱼》……正如苏东坡所说，没有什么可以保持不变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新生着。
千禧年，21世纪开始。双休日让百姓更有闲，改革开放的红利让百姓更无忧。垂钓时兴自发组团，不再单打独斗了。合租一辆面包车，去市郊，去邻省，凌晨驰骋于高速公路上的，十有七八是上海的垂钓大军。
最深刻的变化要数垂钓理念了。老祖宗以垂钓为生计，也有士大夫以垂钓解忧愁，都是过去式了。今天的垂钓体现的是人向自然的回归，是放飞心情的休闲垂钓，一种真正的快乐垂钓。它不拘泥于结果，更在乎过程。事实上，恰恰是垂钓中的遗憾或失落，让垂钓更具魅力，尤其对老钓迷来说。
河，是大地的文章，写着波光水鸟，写着天地风情。它给人以绿野的悦目、氧气的吐纳、岸柳的蔽日，更以一种古老的宁静守候在河湾，渐渐地，这宁静就会留在你心中，氤氲成一种自在。
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也融洽了人与人的关系。钓友间的信任是那样简单，不需要任何理由，可以一起欢喜，可以一起流泪。不钓鱼的午后，退休了的钓友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社区读报廊前，总有侃不完的钓鱼经，聊不完的天下大事，这时光竟是那样恬静美好。
河湾边最具革命性的理念当推绿色垂钓。急吼吼等鱼入锅的钓鱼人在大上海可以说极少了，反倒是钓到了快产卵的成鱼或50克以下的幼鱼都会自觉地放生。道理也简单：为了明天有鱼可钓，或者说善待河湾。傍晚收竿也会记得把垂钓垃圾顺手带走。自夸一点讲，叫市民素质、钓者风采。
我经常会想：人虽为万物灵长，然而在河湾面前还是要常怀敬畏之心的，它可是从远古流来的呀！习主席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河湾有多幸运啊！造物主最初给予人类的那个水波清澈、钓趣横生的河湾；那个绿野连绵、牛羊炊烟的乡村；还有风雨钓友、守望相助的真情，自当且行且珍重。
变革仍在风雨兼程，愿生态的秩序和天然的逻辑，永远在河湾的春秋里守候。
我们和他们的上海
顾学玮
“欢迎您乘坐轨道交通2号线，本次列车终点站广兰路。The terminal station，Guanglan Road。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下一站江苏路，可换乘地铁11号线，请注意换乘列车的首末班车时间，以免耽误您的出行。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请从左边车门下车。Next stop is JiangSu Road.You can transfer to Line 11．Please get ready to exit from the left side.”
急促的几声“嘟嘟”之后，随着地铁厢门关闭，报站声适时响起。
“哎，你们上海的路怎么还有以咱们省命名的呀？”我的外地朋友听罢报站语音，像突然发现了什么新世界，饶有兴致地研究起上海的路名来，“这么说来，以前还没注意到，上海似乎有挺多路名是以国内其他省市地命名的，南京路是吧，华山路是吧，还有中山路、延安路，淮海路也算吧……还挺有意思，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恰巧我之前也为此事好奇过，的确有所了解。据说，上海初次以全国其他省市名来命名路名是为了规范租界中的道路名称，此后这种命名法沿用了很久，直至解放后大规模发展工业建设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为数百条新路命名。
虽然这种命名方式的源头牵扯到一段不算光彩的历史，但随着历史变迁，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上海居民早就赋予了这些路名新的色彩和意义。时至今日，再看上海地图上各个省市的名称，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命名方式，也恰恰贴合了上海这座城市今日的气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回顾我过去的二十一年，覆盖了浦东改革开放的大半时间的这段人生中，我接触过无数的上海居民，最初还是以本地人为主。小学时，班上就有一些非本地的同学了，其中一个后来成为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我们小升初的阶段，有一天，她很激动地告诉我：“我爸爸拿到引进人才居住证了！”那时候，她父亲刚刚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新手律师。多年以后，我听说她父亲成了上海某事务所的金牌律师，那时候他已经身经百战，在这座城市里处理了上百场大小官司。
中学之后，我遇见了更多外地同学，他们的父母和那个朋友的爸爸一样，都有引进人才居住证。
那时，我对“引进人才”这个词都还没有太大的概念，只当是一个标签，一个我身边外地同学的父母都有的标签。后来我慢慢长大，在地铁、商场、医院等各个场所拥挤的人群中听闻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口音，才开始明白什么是“引进人才”，开始意识到有多少的“引进人才”在参与着上海的发展，意识到不只是拥有居住证的才算“引进人才”，同时也意识到了上海对于外来人才的包容。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开始接触的，是未来的“引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有很多都是为了留在上海打拼才选择了上海的高校，而上海几乎每一所高校，都有半数以上的外地生源，这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上海“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包容力，以及吸纳人才的“开明睿智”、“追求卓越”之举。
最近我在一家外企实习，上海有几万家外企，这是上海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海纳百川”的一处体现。在这几万家外企中，还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员工，和我同一团队的同事、前辈基本都不是本地人，他们都不会过分在意自己和他人都来自哪里，大家同在一个办公室，便自然而然地为同一个项目而熬夜，哪怕加班到凌晨，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已经无法回到自己十几公里外的租处，也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把怨言挂在嘴边，更不会有人轻言放弃。
前不久在培训机构遇到了一个教学水平极高的年轻外语老师，看得出，他备课十分认真，也充满了教学热情，无论是早课还是晚课都一样精彩丰富，每一堂课都让人心服口服。上完最后一堂课时，我问他是否还有别的课。他说没了，他打算离开这个机构了。我按捺不住八卦之心，又问：“那你还留在上海吗？”
“留啊，上海那么好，我为什么要离开？”他说完这句话，望了一眼窗外，窗外的商业区华灯初上，纷繁的灯光投向街道，在路面上映出一个个匆匆的人影。当时已近晚上九点，可许多人才刚结束一天的忙碌，还有一些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仍然亮着灯的写字楼里，在彻夜明亮的马路上，在别人可能不知晓的角落里继续维护着这座城市的“齿轮脉搏”。
曾经有些本地人消极地抱怨外来人口夺走了我们本地人口的教育和就业资源，但这几年，类似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少，本地人逐渐把这种资源竞争所带来的紧迫感转化为拼搏的动力，在和外来人才共事之后，也有很多本地人变得更为平和、宽容，更贴合当代的海派气质。
上海，因为它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所以海纳百川，因为海纳百川，所以永远都有新鲜的血液注入这座城市，为城市的脉搏增添活力。上海，因为其本身巨大的魅力，吸引了数百万外来人口，现如今，这些外地人又协同本地人一起，把上海建设得愈加迷人，未来可期。
“原来2号线连接了上海的东西两头，还能到浦东机场啊。”
朋友的感叹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当下，我抬头看了眼线路图，一时间觉得这有点像是上海近年来的发展路线轴。在这条轴上，在上海近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人，有本地特色的元素，也有外来元素，这种种元素聚集在同一趟车上，从古朴的老镇出发，经过繁华的现在，将要通向更高更远的未来。
漫步殷行
周彭庚
我爱在居住的殷行社区漫步。她或许并不为很多人熟知，但我说出她的另一个名字——中原地区，那知道的人就很多很多了。它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改善市民生活、居住条件而创建的大型居住社区，名闻全上海。她地处杨浦区的东北角，东傍黄浦江，南邻五角场，西接江湾湿地，北通吴淞口，是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二十多年来，居住于此，所见、所闻、所历的事，件件让我牢记，让我感动。
记得搬来的第一天，带着刚从蜗居里走出来的兴奋，抱着能率先入住大型居住社区的自豪和荣耀，透过窗户眺望，只感到天高了，地阔了，一块块深绿的、浅绿的、淡黄的菜畦，一头连着窄窄的街道，一头连着茫茫的原野，挤挤挨挨地一直向远处铺过去。高高低低的白墙红顶的农舍，镶嵌在漫漫的绿色中，穿着各色衣服在田间劳作的人，显得特别醒目，这一派田园风光足以使人陶醉。原先“公交车少”、“买东西不便”、“医院远，看病难”等“偏远”的忧虑，统统都淡化了。而今，不仅曾经的忧虑不复存在，生活的方便和舒适也天天实实在在地感受着。
穿区而过的20多条公交线路，把它和全市各个地方紧紧连接。尤其是轨道8号线的第一站就在中原中心地区，登上地铁，只需三十分钟就到人民广场。现在跟朋友介绍“我家”时，总是把这“三十分钟”挂在嘴边，他们每每总会感叹一句：“多近啊！”记得2010年世博会期间，登上8号线，就能直达世博园，更令多少人羡慕啊。
走在小区内，看着杨浦中心医院分院、市东医院以及殷行社区卫生中心的十多个医疗点熠熠闪光的鲜红“十”字，总会使人心底升腾起一股暖流。走出家门几分钟，就有医疗点，如此便捷，不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健康的守护神时时屹立在身边。
我爱站立在新近落成的市光路人行天桥上眺望。
桥不大，但造型却别具一格。高低有致、色彩鲜亮、跨越铁路和河流的三段桥身连成一体，好似蜻蜓的婀娜身姿；西侧与桥身垂直展开的引桥，又似蜻蜓的两根灵动的触须；而桥身下静静躺卧着的绵延而去的铁轨，恰似蜻蜓的细长翅膀。古诗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春末夏初，蜻蜓袅袅婷婷，翩然翻飞，给大地带来盎然生机。而今天，这只巨大的“蜻蜓”，给人们带来的愉悦、甜蜜和满足，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
人行桥上，既可仰望蓝天白云，又可俯视红花绿草。
东边，隔着车流滚滚的军工路，是绿荫浓郁、花香扑鼻、鸟鸣婉转的共青森林公园；稍远些，是彩练荡漾的黄浦江；西边呢，是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幢幢高楼，居住着近20万居民的生活小区。一桥连通，让乐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小区居民，迈步就进森林公园，直达黄浦江边，徜徉绿树之下，流连花丛之中，吮吸清新空气，那份惬意，那份甜蜜，那份满足，总从心底自然而然流淌出来，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说：“这桥造得太实在了。”几十年来，像这样的“实事”我无法细数。
居住在此的老年人的比例相当大，但人们对生活的“热”，丝毫不逊年轻人。早早晚晚，小区绿地旁、街心花园中、“老年之家”里，总是歌声不断，曲韵连绵，舞姿翩跹。志趣相投的几个人，随时随地，就会拉起一支“队伍”，圈起一块“地盘”，哼哼唱唱，跳跳蹦蹦。他们自己玩得舒心，旁边的人看得开心。
而区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睦邻家园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如果说街心花园里是“游击队”遍地开花，那么这儿就可算是“地方部队”机动灵活作战了，虽比不上“正规军”规模宏大，仍露出因陋就简的痕迹，但歌咏队、舞蹈队、戏剧队、军乐队、鼓号队、武术队、体操队，分门别类，都有了“番号”。定期演出，总是观众满座；下小区演出，更是掌声不断。参加市里、区里的各类比赛，捧回不少奖杯。而上海轻音乐团、淮剧团、评弹团等“正规军”的定期来访和指导，更使居住在此的老老少少感受到顶级享受的欢快。
这边的热闹，并不影响旁边的宁静。
阅览室里，座无虚席，“沙沙”的翻书报声，并不影响旁边人的全神贯注；棋牌室里，“观棋不语”的“真君子”极力忍住了夺口而出的冲动。唯有电脑房里，轻微的键盘声打破了宁静，邻座的人正在轻声交谈，大概在交流上网的心得，或许在研讨学到的新技术吧。
漫步中原，伫立天桥，一幅幅画面接踵闪过，昨天的令人回味，今天的正细细体味，明天的呢，我无法描绘。记得刚搬来时，规划了不少“非分之想”，曾被家人讽为“得寸进尺”。可昨日之“尺”，皆已成今日之“寸”了；今日之“尺”的尺度，又有谁能预测准呢？
漫步中原，伫立天桥，极目远眺，突然感到这看似娇小的“蜻蜓”，正给我无穷之力，似要腾起，“起舞弄清影”，但我心中却清醒，不是“何似在人间”，确确实实“就是在人间”。蓦然，脑际飘过一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既在欣赏风景，也在创造风景，要使风景更美，人人都得尽力，人人也都能尽力。
漫步中原，伫立天桥，油然想起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视察时，热切地希望中原地区成为“多姿多彩”、“其乐融融”的“美丽殷行”。生活在此，深切地感到，我们每一个殷行人正手持画笔，全神贯注地描画着习主席给我们描绘的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中国梦。
想到此，信口吟几句，以表心情：
汗洒浦江为梦圆，朝晖夕照皆乐欢。
多姿多彩日日新，其乐融融住中原。
时代让我追梦
王雅军
我属于“老三届”，“文革”中，一场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席卷到边陲。学业中断，青春成了痛苦的代名词。我一直想奋斗，在北大荒后期，因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作品，被抽调到省农场总局机关。1979年3月，我退掉干部职务，随“知青返城潮”回沪。父母为我高兴，但生我养我的上海反让我觉得陌生了。夜色降临，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繁华的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所有的张灯结彩，所有的市声喧闹，似乎都与我无关。我又落到了社会最底层，被分配到一家“大集体”企业的冲床车间，当一名辅助工，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成天在机器的轰鸣声里与沾满油污的夹板打交道，郁郁寡欢。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百废待兴，国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猛然发觉自己落伍了，没有技能，没有学识，我成了城市的边缘人。正是时代要求的呼唤，激起我奋起直追。企业要我们补文凭，我积极响应，那时上海的大街小巷掀起“文凭热”，到处都有招生广告，有各种各样的复习班，提供一个又一个考场。我的学历实际只有初中一年级，先是通过自学，考出初中双科文凭，然后考出高中文科文凭。1984年，在全市七千余名考生的竞争中，我考入华东师大夜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我用四年读完五年制的中文本科学业，提前拿到了学士学位。
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对我是很大的鞭策。我们知青不能被时代淘汰，我决心向知识的多领域，向文化的广度和深度进发。市、区的图书馆恢复了，我为此兴奋，办理了阅览证。工作之余，特别是国家后来设定了双休日，我经常去图书馆借书读书、浏览报刊。80年代，思想解放带来了我国出版业的空前繁荣，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重见天日，大大满足了我求知的渴望。回想起在北大荒，尝够了“书荒”的枯寂滋味，要读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是多么困难，我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南京路新华书店，福州路文化一条街的诸家书店，包括上海书城、古籍书店，还有以上海文化地标著称的文庙旧书集市，市区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复兴公园、龙华等处举办的书市，每年的“上海书展”，等等，都成了我淘书的好去处。在互联网四通八达的今天，我还可以上网，鼠标一点就能买书。我大量阅读，涉猎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艺术、宗教、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包括传统的、现代的文化典籍、人物传记，一头扎入书堆，像牛吃草。
当国内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我又拿起了笔，投入写作。回沪后，第一篇稿子被《青年报》复刊号采用，虽是短短小文，可对我是多大的激励啊！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邮局，坐在石阶上等开门，当看到我写的文章被白纸黑字登出来，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我天资愚钝，但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一次次向升高的横竿跃跃欲试。我的文章、作品得以在《文艺评论》、《解放日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文学自由谈》、《博览群书》、《美与时代》、《青年一代》、《少女》、《新民晚报》、《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中华读书报》、《藏书报》等报刊上发表。
记得第一次给《美与时代》杂志投稿，是1989年。我惴惴不安地将《曲线美的精神享受》投于邮筒，不承想，很快就发表于该刊当年第10期。后来，我的美学随笔和论文《大自然面前的自省和畅想》、《审美：思想者的喜悦》、《“毛泽东热”及其思考》、《美与静穆》、《美与忧郁》、《美与柔情》、《美与羞涩》、《审美的自由与无限》等，都相继发表在这家刊物上。1998年底，我收到该刊寄来的贺年卡，巴掌大却精致，画面是戴着花环的一位小姑娘，衣服飘展成两扇翅翼，双手合掌，全身都被花朵环绕着，从花朵的五角形状来看，是报春的梅花，银光四射。内里夹着一封用钢笔写就的信：
敬爱的王雅军先生：
您与《美与时代》相伴度过了1998年，您的作品一直是我刊中最为读者喜爱的篇章。特别是在当今情势下，您不计稿酬高低，源源不断为我刊供稿，更是对我刊最真诚的支持。在此，我刊全体同仁特致以衷心的感谢！祝您和全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美与时代》杂志社
98.12.12
字迹工整，简直是一幅端庄的硬笔书法作品，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情谊，令我感动无比。左上角还印着一首小诗：“这芬芳四溢的花朵是我的心/系在你如画的梦中/像只黄鹂清唱着小夜曲/在你的梦中不断歌唱，飞翔。”左下角是醒目的花篮。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时代让我追梦，得到了幸福。
在企业工作期间，我从车间到办公室，后参加全市国家机关招聘，考入街道，又调到区机关。如今，我发表的文字已有数百万，出版的书有二十种，主编《人生比喻语辞典》，还参与了《论语鉴赏辞典》、《国学名篇鉴赏辞典》、《中国近现代人文名篇鉴赏辞典》等书的撰稿。散文诗多次在国内获奖，入选多种选本。我有十数种书被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在我退休之前，如愿加入了上海作协。四十年沉浮，让我感慨万千，见证了时代，也见证了自己。是时代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舞台，我的微小成绩，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取得的。离开了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个人的进步。
光新路道口看火车
张林凤
儿时，很喜欢到光新路道口观看火车。飞驰而来，呼啸而去的火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神秘诱人、满载精彩的，我时常编织乘火车去向美丽远方的故事……
我家住在志丹路的甘泉新村，志丹路南端与光新路接壤处是东西走向的交通路，与交通路平行的就是沪宁线铁路，毗邻光新足球场；交通路志丹路口还有大丰化工厂。铁轨、马路、足球场、化工厂，“点与线”勾勒出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幅几何图案。
火车是我探秘图案的驱动力，我与小伙伴隔三差五地到光新路道口看火车。客车是由一节节绿皮的有窗口的车厢组成的，我爱在暮色四合中，观看已经减速即将驶进北站的客车，车厢里已泛出橘色的灯光，依窗而坐的旅客从眼前掠过，我心生满满的羡慕：坐在火车上肯定是很惬意有趣的，我何时也能坐上火车看风景呢？而货车则像一条长长的蠕动的黑龙，经过道口时，晃荡晃荡地响动，地面微微地震颤，有些车厢上面还可见到堆放的木材、煤炭等货物，有的则用帆布严实地掩盖，大人们将这种火车叫作“棚车”，我会联想到课本上建设祖国运向四面八方的物资。
每当听到道口值班亭电话铃声响起，告知火车即将过道口时，我们就会看见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人，吹着哨子，挥着旗子，喝令行人止步、车辆停驶。在黑白相间的栏杆徐徐放下时，还是有行人和推自行车的、踏黄鱼车送菜的郊区农民，忙不迭地弓腰穿越栏杆。目睹费力拉车的农民，想着学雷锋做好事的我们，不管不顾地奔去帮着推车，直到从栏杆的另一端钻出。“小赤佬，不要命啦？”没获得铁路工人的称赞，反受到一顿训斥，我迷惑又后怕。
10岁那年，我爸到贵州“支内”。听爸说，火车从北站开出经过光新路道口。在爸每次去贵州时，送他坐上78路公交车后，我就到交通路志丹路口的街面守候，盯视着每列经过的火车，希冀看到窗口里的爸，但我还没来得及眨眼，一个个车窗就闪过啦。凝视着一列列远去的列车，心中荡出深深的失落和惆怅。
上初中后，我送爸到火车站。每次目睹候车室里人山人海，检票时汹涌的人群涌向闸口，我凭站台票进站，背着行李在争先恐后的人群的裹挟中奔向车厢，为的是能将行李“上架”。这一切做妥，喘口气擦把汗后，爸就催我下车。爸在车上，我在车下，随着汽笛声响起，火车缓缓起动了，爸探出窗外，挥手致意我回家。车站送别，我理解了爸为什么抱怨坐火车难受，两夜三天的车程会让腿脚浮肿，并非我从光新路道口看火车窗口里的美好遐想。
直到我上班负责车间技术质量后，才第一次有了乘火车的体验。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同系统的几位技术人员，到南方一带做质量专访。我们从湖南长沙、衡阳、株洲辗转到广东广州、肇庆、佛山等城市。行程一个多月，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在广袤大地上奔驰。祖国已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南方的城市已见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商贸市场呈现一派生机，丰富多彩的夜市尤其令人流连忘返。上海还鲜见的电子表、沙滩鞋、时尚印花套裙等，令我们这些上海人赞叹不已，过了把采购瘾。
所见所闻是令人兴奋的，但路途艰难劳顿也是难忘的。我们从这座城市到下一座城市，因为不是始发站，往往没有座位票，为了赶任务就买站票，挤上火车站立五六小时的滋味不好受。有的旅客甚至将报纸铺在座位低下，钻进去就呼呼大睡，我猜想这些人是“老出差的”。
逐渐地，我的生活中，不仅乘火车是常有的事，乘飞机也已不觉新鲜，不仅国内航班，国际航班也乘过不少。想出国门看看，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可能的。
如今，我就居住在光新路道口附近的延长西路上，经常在交通路上散步，最令我心旷神怡的就是观赏东来西往的“和谐号”。改革开放将国民带进高铁时代，我也有多次乘坐高铁的体验。去年国庆节假期，我与先生乘高铁到他当年插队的安徽青阳县拜访老领导、老朋友。每小时三百多公里时速的高铁，车厢环境整洁有序，座椅间距舒适自在，列车员姑娘的服务温馨细致，旅客从容地欣赏窗外美景。我们从上海到安徽池州，意犹未尽中已然到达。年届耄耋之年的喻晓芳是位革命老战士，自豪地对我们说：“用不了多久，高铁就会从池州建到青阳，下次你们来，直接就到我家啦。”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000年，我与先生第一次到青阳时，坐了八小时绿皮火车到铜陵，再转乘两小时长途车，到青阳时已是人疲腹饥。而此次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就到池州，再坐车半小时就到达青阳了。不久前，“复兴号”的加长版又启跑在京沪线上。“复兴号”的神速，令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如今的光新路道口，是由地下通道、地面铁路、上层立交三层组成，安全便捷。从志丹路到光新路地面路段已在围墙之内，是火车通行的专道；行人与非机动车走地下通道；机动车在立交桥上行驶。随着交通路上一长溜的绿化带，我散步到光新路道口，总会在此驻足逗留片刻：当年的大丰化工厂华丽转身为高层民居；道口的值班岗亭还伫立在原处，似乎要向乘客证明，它才是从绿皮火车到高铁进程中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
爱的距离越来越短
张渊
四十年前，白胡子圣诞老人第一次漂洋过海来中国那会儿，在国人中掀起了两股子热，第一是“贺卡热”。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刚走出禁锢，太需要情感交流了，可那时电话都还属于奢侈品，小小的一张卡片，便承载了太多的情愫。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每年岁末，圣诞贺卡热遍了神州，人人以收到和寄出尽可能多的贺卡为荣，以至于邮递员天天要用麻袋来装邮筒里的函件。除贺卡外，随圣诞老人进入国门的第二股热潮，就是许多企事业单位竞相办交谊舞会。在圣诞夜或到来前的周末晚上，一些单位都会挪开会议室的桌椅，摆上一只双卡四喇叭的录音机，再搞些瓜果茶点，一个交谊舞会的场子就算备妥当了。本单位、本系统里的职工们，男女老少，只要思想新潮点的，都爱来这凑热闹。当时我舅舅风华正茂，是单位的文艺积极分子。在那年的交谊舞会上，他下舞池跳了一曲华尔兹，优雅娴熟，风度翩翩，同事萍萍一见钟情被他迷倒了。可他们的爱只维持了两年，原因是萍萍工作调动去了市郊松江。那时候的交通和信息通讯落后，松江与市区的距离显得非常遥远。“不愿今后长期分居，耽误彼此的幸福”，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笑话的理由，被萍萍郑重其事地写在了分手信上。有意思的是，萍萍是在圣诞前随贺卡寄出的这封信，舅舅却是在“第二年”的头上，也就是新年的元旦日收到的。80年代的人们，信息联络往来主要靠邮递，圣诞前夕的大量贺卡，让这唯一的一条邮路“消化不良”，严重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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