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旧时代的最后一位终结者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哲学家杜威高徒。1917年受北京大学之邀归国任教授，参与《新青年》的编辑。最早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领导一代知识青年与前进的思想界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先后出版《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巨著，其在哲学、文学、文学研究诸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

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积极宣传抗战。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再回北京大学，任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又到台湾，1962年病逝。

鲁迅(1881—1936)，思想家，文学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入南京水师学堂、路矿学堂求学。1902年赴日本留学，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爱好拜伦、裴多菲等人诗作，从此致力于文学工作，借以改变国民精神。后受革命影响，参加光复会。1909年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等校任教。1911年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1926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讲师、教授。1918年5月，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为中国白话小说奠定基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1927年，他放弃进化论思想，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进行坚决斗争，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民主革命作出杰出贡献。其一生作品很多。辑录逸书、校订典籍，颇有成绩，有三十三卷《鲁迅大全集》。

匆匆百年过去，胡适和鲁迅早已殂谢，但其流风余韵犹系纸墨之间，每每追念，感慨系之。关于他们的种种纷争，也意味深长。

1917年伊始，陈独秀将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编发在他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作为策应，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二人共同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陈独秀对胡适向旧文化“发难的口号”(郑振铎语)《文学改良刍议》，评价甚高，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文学革命论》)

对此，胡适则很自谦，也很客观地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并说如果没有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坚决态度，“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五十年来中国文学》)。

胡陈二位，虚怀若谷，毫无虚伪的客套，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胸襟已超出一介书生的高尚，而具有“人与文化”的历史内容。

鲁迅虽不是首举义旗者，却是遵“文化革命”、“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文学的乘势英雄。正是有了鲁迅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才从此焕然一新。

鲁迅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死，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表明了倾尽全力与胡适等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造就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批文化巨人。这些巨人的文化人格丰富复杂，文化性格多姿多彩。研究并挖掘这些文化巨人们的精神遗产，关乎国民人格建设，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

从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来看，尽管有个性、见识、气度的差异，但对新文化运动是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坚决彻底的。是向旧文化攻击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可是，时至今日，仍有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未读懂或虽懂胡适与鲁迅者，却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思想资源、文化价值上，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简约化割裂，每每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抉择。特别是对胡适、鲁迅二人，进行平行比较，有着各种说法：什么胡适是渐行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是激进的革命作家；胡适侧重制度建设，鲁迅重在国民批判；胡适作自由之梦，鲁迅发绝望之叹。甚或有人比喻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胡适养花，鲁迅种刺……不一而足。更有人简单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称为“胡文化”与“鲁文化”云云，皆有“类非而是，类是而非”之嫌。这其间的个人好恶，让“是非乱其真”了。

前几天读了一篇关于评论胡适、鲁迅的文章，其中就有以骂与不骂来界定两位文化巨人的宏论。如引用鲁迅“我的杂感常不免骂人”(《意表之外》)，对比胡适“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无益于事”(胡适致钱玄同信)。在“骂”与“不骂”上做文章，强说硬说，世事岂能洞明！

中国人常常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选择，忽略了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化性格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二人相辅而行又相辅相成，共同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生动局面，并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

但胡适与鲁迅的新与旧、中与西、精神与物质、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这些贯穿于中国现代化之命题，将继续困扰我们。呜呼，胡适、鲁迅其价值意义殊非言语能简单道断，其生命底蕴真谛亦非常人所可尽道，这是文化的悲剧，还是我们的悲剧……

(一)

胡适与鲁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过战友的情谊。

鲁迅应该感谢胡适，正是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开创了白话文运动，才成就了鲁迅成为乘时势的英雄。

早在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就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胡适读后称赞其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但命运弄人，《域外小说集》十年之内竟仅卖出二十本，平均一年销两本。究其因，此小说集采用的是文言文译文，而且是硬译。与同时期林纾用一手漂亮桐城古文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的畅销，形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承认，他写白话小说，是为了响应“文学革命”的潮流，其步调是与“前驱者”胡适、陈独秀一致的。鲁迅称自己是遵“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的。他高度评价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使“无声的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临死境”的文化“复活”过来。

乘白话文运动时势，鲁迅创作的《呐喊》《彷徨》等，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正是白话文使周树人成了鲁迅。

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前后，鲁迅在北京南城的山会邑馆的补树书屋，苦苦地寻觅。常以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是在同乡蔡元培的举荐下，一同来到北京，做了教育部的佥事。教育部派系林立，等级森严。鲁迅消沉，迷上佛经，玩起古董。但这位穿长衫，鼻下留着浓黑口髭的先生，那双清澄深邃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威严的浩然之气。

其实，消沉是对时局的一种无声反抗，并非沉沦。他说最高的轻蔑就是无言，他钻进故纸堆，几乎耗尽精力校勘《嵇康集》，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并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始《会稽禹庙窆石考》的写作。

面对体质和精神都已僵化的国民，他何尝不想站出来发点议论！

机会来自《新青年》和胡适、陈独秀共同鼓吹的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岁首，《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陆续加入的撰稿同人有已与胡适相识的周树人、周作人、张慰慈、刘半农等。在1月4日，周树人《致许寿裳》信中，就有“《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由此可见周树人已对《新青年》予以关注了。但真正支持《新青年》的举动，是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并于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署名是鲁迅。

《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刊出后，在北京大学争相传阅。鲁迅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熟知。胡适给予《狂人日记》的评价甚高。

鲁迅支持胡适、陈独秀办《新青年》，不仅给它撰稿，时不时提些建议，与胡适的关系处理得也很融洽。1918年11月4日，鲁迅在《渡河与引路》(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一文中提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对“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胡适欣然接受并改进。

1920年《新青年》在上海，由陈独秀几乎办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时，胡适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应仍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对此，胡适提出三条办法：一、办一个哲学文学期刊；二、《新青年》从九卷起移回北京编辑，宣言不再谈政治；三、《新青年》停办。就在陈独秀和胡适发生分歧时，鲁迅站在了胡适一边，1921年1月3日，鲁迅致胡适的信中，他和周作人主张按胡适提议的第二条办，并建议“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就好了”。同时，李大钊也表示“我对于收归北京编辑之议，也不反对”。

在这之前，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争时，毛泽东、鲁迅都未予参与。鲁迅的态度，似可从鲁迅致胡适的这封信中，见支持胡适的端倪。

到了1924年，时局已发生变化，但我们从鲁迅与胡适的通信中，窥见二人的关系还很不错。鲁迅读到胡适作《水浒续集两种序》时，赞曰：“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解。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计了。”胡、鲁间的学术交流，映衬出彼此的文胆和见识。

鲁迅在1924年2月9日，致信胡适：有人有一部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板很清楚，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胡适购下，并向鲁迅致谢。但过了几日，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位朋友告诉胡适：“此书是齐某人在黑市上用两元钱买的，你受冤了！”但胡适却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它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胡适《致王重民》)。

从鲁迅5月2日致胡适的信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和胡适走动得还很近。胡适为研究《西游记》，曾向鲁迅借《西游补》，鲁迅能将珍藏的书借给胡适，足见关系不一般。鲁迅还托胡适，请他将友人李秉中的小说书稿《边雪鸿泥记》卖给商务印书馆，也见彼此的信任。

鲁迅5月27日致胡适的信中，表达听了胡适1924年5月8日在协和礼堂的“大论”(致辞)的钦佩之情。胡适在协和礼堂为访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庆祝六十岁生日的大会上，即席发表热情并深刻的讲话。鲁迅还介绍一位“久慕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的友人拜见胡适。

6月6日，鲁迅再致信胡适，内容是关于胡适赠书。“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鲁迅日记》1924年6月2日)。信中还说，“昨日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寓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鲁迅还说，友人出书，非他作序不可。“我没做过序，做起来一定很坏，有《水浒》《红楼》等新序(胡适、陈独秀等人之序)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鲁迅的谦逊，溢于纸上。

这一段时间，是鲁迅与胡适友谊的黄金时期，他们二人性情的真挚、文人磅礴的个性精神，文学表达的形态与价值，培植起高涨于时代的生气，使他们间的友谊，弥漫着一种人文精神。可惜，这一点，被一些人有意地掩盖，甚至歪曲了。硬把鲁迅和胡适政治化成神仙和妖魔，离真人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