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5年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分别致信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他们三人正硝烟弥漫地进行笔战，当时，在旅馆里，胡适读鲁迅的《热风》中的《四十一》。此文最早发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署名唐俟。胡适曾读过，此刻再读，足见胡适的喜爱。特别是对其中“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胡适说“使我很感动”。且说：“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时半农同我说的话。今天再忍不住了，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三位朋友。”胡适进行调停，呼吁消除误解。

这“三位朋友”即鲁迅、周作人和陈源，曾有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论争的是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只因三方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结果原本的朋友间“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更让知识较浅的人，对他们在论争中用的什么“典”，为什么笔战，弄不明白。

信中胡适对这三位朋友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最后，胡适引用了鲁迅《热风》里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人们的大侮蔑”，来劝诫双方。胡适说：“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对三位朋友说：“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这封信，表现了胡适渴望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又喜欢调和，愿意在实践的层面提出建议的个性。

1929年8月末，周作人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有交浅言深之语，来信情谊殷厚。胡适很感动，即《致周作人》信。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离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甚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信中对鲁迅仍怀敬意。相较而言，鲁迅对胡适便有些轻慢。在文字间已有批评嫌恶之意。

胡适对鲁迅的讥讽抨击，从不使只字辩解；相反，对攻讦鲁迅的人，却愤然阻止，并为鲁迅辩诬。

1936年12月14日，胡适致信苏雪林，批评她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并劝她放开胸怀。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适还对“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诬蔑，深恶痛绝，不仅对放出此言的小人张凤举予以痛斥，还据理证实“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胡适还倡议“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篇短文”。

这封《致苏雪林》信，写于鲁迅病逝之后不久。不妨说这是胡适对曾经的战友的深深缅怀。从这封信中，可照见胡适的人格、灵魂。

在新文化运动勃起和发展过程中，胡适与鲁迅“名满天下，谤以随之”；反过来也一样，谤满天下，名亦随之。他们都遭到过新旧两个时代人的误解和曲解。但他们仍在文学之路上探索前进，同样表现出伟大作家学者在艺术上搴纛前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