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适曾充满热情、义正言激地为陈独秀的人格高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进步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声颂扬。如在“随感录”《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里，引用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提去了。”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陈独秀曾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两个巨人在向黑暗进攻时，配合得多么默契，那种朋友加同志的友谊，令人动容。

《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有北大学生办的《新潮》等，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巨流。毛泽东作为当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涌现出的政治新秀，对胡适和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推崇备至。后来他对《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士埃德加·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必然遭到反对新文化阵营的顽固派的仇视和疯狂反击，已蜚声海内外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陈独秀成为他们攻击、围剿的对象。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黄侃于1919年3月办了《国故》杂志，与《新青年》《新潮》分庭抗礼。而攻击新文化运动，咒骂胡适、陈独秀最凶狠的则是林纾(又名琴南)。林纾与人合作，翻译了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对介绍和普及西方文学艺术经典，功不可没，但他对新文化、白话文却恶毒攻击。他不仅写文打击新文化运动，还以小说影射辱骂胡适、陈独秀等人。他甚至抓住陈独秀狎妓、“打场”、大闹八大胡同等私德过失，大做文章，大造舆论，给北大校长施压，力图瓦解革命队伍。

果然，在北大沈尹默、汤尔和等教授的攻讦下，蔡元培不得已做出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的无奈之举。陈独秀以请假为由黯然离校。

陈独秀离校后，言行更加自由，而且可集中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为他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条件。陈独秀思想的左转，即是从离开北大开始的。

陈独秀离开北大，让作为好朋友的胡适大为惋惜，并肩作战的意气风发，共著宏文的击手相庆，仿佛就在昨日，如今人去楼空，让他有些惆怅。更重要的是，在胡适看来，陈独秀倘不离开北大，在充满理性的友人的影响下，他不会急骤地向左转。胡适在1935年12月23日致力主开除陈独秀的汤尔和的信中，还耿耿于怀陈独秀被开除北大一事，他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独秀离开北大之后。”五天后，胡适再致信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此两封致汤尔和的信，指责口气，显而易见，而对陈独秀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道路的惋惜，也跃然纸上。而胡适作为深知陈独秀脾气心性与思想的朋友，想把陈独秀拉回民主科学及自由主义思想圈子的意图，更是毫不掩饰。从他们的相识、相交、相知的经历看，两人尽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有所不同，甚至对立，但他们凭着共有的哲学和友谊，一直相处得颇为和谐，这应该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