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巧合的是，陈独秀、胡适都没有亲自领导和参加那天的游行集会，但是，他们都是“五四”的精神领袖。是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直以来，有些人有意识地篡改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对其精神领袖陈独秀、胡适轻描淡写。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陈独秀因在城南“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被官厅逮捕。据《胡适口述自传》，说1919年6月12日(有误，应为11日夜)，“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个安徽老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步兵统领王怀庆。王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

又据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除高一涵外，还有邓初。

陈独秀散发的传单，名曰“北京市民宣言”，共六条要求，如“取消欧战期内一切中日秘约”等，词锋锐利。传单还附有英译，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

陈独秀被捕，胡适气愤之余，即刻组织北京各界积极营救。同时接办《每周评论》，当夜写诗《权威》，“奴隶们同心协力”，“权威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发出正义的怒吼。经胡适等营救，在监狱关了三个月的陈独秀取得释放，但被严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化装成乡下人，坐着布篷骡车，逃出北京，再从天津乘外国轮船到上海。

陈独秀到上海后，仍担任《新青年》编辑。后在陈独秀的要求下，同人们同意《新青年》移上海由他负责编辑出版。不久，便发表他的《谈政治》一文，标志着《新青年》进入了以宣传政治为主的新阶段。再后来实际变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此，胡适写信劝陈独秀，《新青年》还是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政治色彩太浓，为此，他提出三条办法：一，另办一哲学文学杂志；二，《新青年》仍到北京办，宣言不再谈政治；三，《新青年》停办。后，胡适坚持二条，放弃一、三条。陈独秀拒绝，同人的意见也分歧很大，1921年1月《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查禁。在《新青年》移广州出版同时，陈独秀致信北京同人，《新青年》与他们再无组织关系，赞同他们另办一刊物。

陈独秀的信，流露出歧路分手的意思，令胡适很不安，又无可奈何。陈独秀与胡适虽有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两个人的友谊，却似乎并未受大影响。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还写信给胡适，托他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信中说：“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又要求胡适，将胡适主办的《努力》杂志“每期赐赠一份”。

1924年4月9日，陈独秀又致信胡适，要他为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专号写文章。因泰戈尔访华时，大赞东方文明，陈独秀不以为然，曾著文骂泰戈尔。又在他的提议下，《中国青年》杂志拟出批泰戈尔专号。陈独秀在信上说，批泰之“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此时，陈独秀还是把胡适视为党的文化宣传上的战友。而令他颇为遗憾的是，多次做工作胡适也没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边”。陈独秀这样感慨道：“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妄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

1925年11月29日，因群众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说话的《晨报》，而放火将《晨报》馆焚为灰烬。胡适与陈独秀都在上海。对此事的发生，两个人产生针锋相对的分歧。陈独秀声明“该烧”，又将胡适一军：“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沉默了许久，以长信作答。“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是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陈独秀当然不会忘记，1919年他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

陈独秀当然有容异己的胸襟，这便是他与严格恪守自由主义者信念的胡适一直作为朋友的原因之一。

从胡适的这封信中，我们已看出在思想舆论上，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已相当严重。但值得深思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上发生激烈冲突之时，在党内极有影响的李大钊、毛泽东始终没有参与进来。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言行，只代表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