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日本“后战后”时期的思想空间与村上春树的文学“越位”
村上春树（1949— ）作为日本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自1979年登上文坛以来，创作丰厚，备受瞩目，斩获众多奖项。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且听风吟》获第二十二届日本群像新人奖。1982年，《寻羊冒险记》获第四届野间文艺新人奖。1985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二十一届谷崎润一郎奖。1987年，《挪威的森林》的出版令村上春树一跃而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作家。1996年的《奇鸟行状录》获第四十七届读卖文学奖。1999年，《在约定的场所 地下2》获第二届桑原武夫学艺奖。2006年年初，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入选美国“2005年十大最佳图书”，村上本人获得捷克“
村上纵横文坛三十余年，诚如他所言：“日本文学在蜕变，主流文学逐渐退潮，丧失了实质性的力量。结果我像处于‘越位’的位置，变得十分醒目。”“越位”本是足球和橄榄球的一个术语，均与违例或犯规联系在一起，村上用此词汇多少有些自嘲的意味。而村上文学的这一“越位”，是在复杂性衍变中对以往既成文学和文化的反思和重构，立足村上的创作，我们可以对日本“后战后”时期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变迁管中窥豹。
一
尽管村上春树的文学观、叙事方式以及关注问题的焦点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他以文学来思考当代日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的创作原点并未改变。因此，他被视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后战后作家’”，而他的创作也被誉为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
对于当代日本而言，“战后”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但对于“战后”的具体时间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从1945年8月15日宣布终战投降到21世纪的今日都可笼统地称为“战后”。但实际上经过近七十年间世界风云变幻，日本也早就从战败国成为世界强国，其间出现了很多标志着时代转换的时点。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964年，东京成功举办第十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随着日本政府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较好地协调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收入差距降低；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经济大国地位逐步确立。1968年，日本超过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日本举行，1970年前后，为阻止为期十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动延长，还爆发了试图使政府废除该条约的“七零年安保运动”，东京大学等大学成为运动的主要阵地，运动最终以学生“赤军”失败而告终。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自杀。诸如此类事件的爆发使得“1970年”成为日本历史上颇有意味的一年。
大泽真幸在《战后的思想空间》中说：“虽然作为国际政治制度，美国一直与日本保持同盟关系。然而我们自然而然接受美国、投降于美国而丝毫没有不协调之感的时期，至多是到1970年而已。在那之后，我们觉察到了在美国庇护之下这件事本身怎么看都不协调，并且这种不协调之感日益演变成在思想上应该如何对抗的问题。这样思考的话，在此定义的所谓战后，大体结束于1970年，战后是指1945年至1970年这二十五年。那么，今天思索的便是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即‘后战后’思想的意义。”黑谷一夫则认为“三岛事件”为1945年8月15日为起点的日本“战后”时期画上了一个句号，“‘三岛事件’实际上映衬出了一条日本战后社会蜕变的清晰的轨迹，即日本从贫穷和混乱中迈向‘战后’时期后，由于高度经济成长政策的成功，对各种虚幻价值的幻想逐渐破灭，日本开始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新型帝国主义国家）立足于世界”。从政治上讲，以中曾根康弘为鼻祖的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也是在这个时期致力于摆脱“战后国家体制”，提出了振奋民族精神以及修改现行宪法，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的战略目标。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心态等层面的变化上看，我们可以把“后战后”的发端确定为1970年前后。
“后战后”这一说法的产生显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诺伯特·博尔兹论及“后现代”的“后”时指出：“后现代一词，通过接头语post表示‘在之后’的情感（feeling of ‘being after’）。首先它表示被解放的契机，也就是我们从被称为现代（modern）的不快感中解放出来的契机。不过，后现代这一新的时代并非自我主张‘我是新的’，不可能有以‘后’（post）为名的划定时期的方案。正是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才是好不容易摆脱了先锋派的幸福强制的提示的生活所固有的魅力。所谓后现代，就是对未来的不可想象与讽刺的相互妥协。”“post”在拉丁文中指某物某时之后，英文中表示田径场的终点，文学与文化上的“post”强调与之前有别，后来居上，后现代性便是各种批判、修正、超越现代性的努力。小森阳一在介绍后殖民批评时对其中的“后”做了这样的解读：“从‘后’这一接头辞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有批判指出，这一接头辞将一个事实掩盖了起来，便是新殖民主义仍在统治已经独立的旧殖民地。在诸如此类的论争的影响下，在以文学为主的表象艺术领域，也注意到曾经被殖民统治的区域中产生的各种表现，留意到这些语言表现以及其他表象。批评家对殖民地时代的痕迹如何铭刻在这些表现中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研究，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这便是所谓的‘后殖民批评’。”他强调了“后”与“过去”、“现在”的内在关联，指出“后”不仅源自于“前”的构建，甚或还可能是对“前”的潜在变形。
“后战后”中的“后”（post）首先意味着对“战后”的消解，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变，尤其是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解体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由意识形态的强硬对抗向文化领域的融合迁移，出现了建构世界多极化的可能性，也必然引发世界各国对各自身份认同的危机。针对“战争”仍是日本思想文化界拂之不去的中心话题这一现状，“后”也并不意味着对战争认知与反思的终结，相反，战争时期形成的种种要素在今天仍以各种显在与潜在的方式顽固残存，某种程度上还显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与帝国主义的连贯性。
因此，“后战后”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后战后”实质上意味着对战争和战后问题如何处理的一种文化建构。在这一文化建构的过程中，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日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是必须做出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要面临的便是“身份认同”。“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一词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在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也被称为‘认同’。实际上，identity的这两种含义是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同一性’，即某种事物原本固有的特质、本质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承认‘特质’、‘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么所谓‘认同’就与寻求和确认特质、本质的途径、方法、过程相关联。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不同人群在社会之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我们要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显然，在这一话语空间，自我批判与自我肯定、自我消解与自我重建的冲动互为表里、交织激荡。
身份与认同是流动的，是在形成之中的，那么“后战后”时期的日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变迁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于越战结束后在亚太地区实施战略收缩，苏联却抓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到苏联解体，再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开始提高影响力，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年7月发布的阐述日本官方观点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报告称：日本国防应该实现两个目标——军事安全保障与经济安全保障，为此必须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在亚太地区掌握主导权，从政治上担负起稳定地区的使命。日本积极与亚洲各国交流合作，向邻国输出日本文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文化输出明显增长，如卡拉OK，动漫卡通、电视连续剧等。日本从经济大国，开始寻求“政治大国化”、“文化大国化”，民族意识日渐抬头，日本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改变了世界战略，日美贸易摩擦成为外交问题。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巨额军费，战争结束后又派自卫队海上扫雷艇前往波斯湾扫雷，然而，日本的付出不但没有得到美国等国的充分评价，反而遭到了“支票外交”的批评。1992年之前，日本政府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负有责任等历史问题做出了公开道歉。然而海湾战争的“负面遗产”进一步诱发了90年代日本“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热潮。如果想实现日本主导地区政治的战略设想，那么如何看待二战期间日本国家战略和国家形象问题就成为关键。因经济停滞引发民族焦虑而发出振兴自身民族的呼声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新国家主义在战后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对于日本保守主义来说要清算历史，就是倡导历史修正主义，进而否定侵略战争，为日本开脱侵略战争责任。由此一来，日本和东亚邻国的政治摩擦成为常态，并时有尖锐化之态势。
同样是在1989年，日本过热的“泡沫经济”无情破灭，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的低迷状态。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导致6000余人丧生，10万座建筑物被毁，40万人无家可归。同年3月20日，东京地铁站段突发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5500多人受伤，十余人死亡。如村上所言：“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这两个特大事件短时间内连续发生，虽说事出偶然，但足以令人震惊。而且它的到来正值泡沫经济破灭、一味高速发展态势出现破绽、冷战结构终了、价值基轴以全球性规模大幅摇晃、同时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主干受到严厉质疑这一时期，简直就像早已瞄准了时机了似的。”这一系列事件仿佛正是当下时代混沌性的象征性显现。
文学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审美化表达，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动的一次次回溯和反思，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村上总结说：“我个人对近未来的事情几乎不感兴趣。要说感兴趣的，是近过去的事情。所谓近未来，就是想象未来可能是这样。所谓近过去，则是一种回溯性的假设，也就是说尽管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本来有可能是那样的。据此对现在的事实进行改造。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要有趣得多。我以前就有被近过去吸引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可以说《1Q84》就是近过去小说。在我看来，就是重新改写过去。若问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那是因为我希望把自己生活过的时代的精神性的东西置换为另一种形式来加以验证。我不是评论家而是小说家，只能通过这种将现实置换为虚构的手法，对事物进行有效的验证。”“我的作品是寓言，因此目前最感兴趣的便是隐喻与象征的问题。”
总之，将村上文学视为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不只是在探寻文学的发展趋向，并且是要将之视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和文化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伊格尔顿所言“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即在寓言的意义上具体地呈现出完整的生活时代与生命体验的真实图景。
二
村上春树的作品迄今为止被译成四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村上春树现象”被视为消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普遍性现象。在东亚各国更是引发了“村上热”，如韩国一改对日本文学的反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感同身受的是村上文学中的“脱日本式”的高度资本主义消费时代的生存体验；进入21世纪，随着与日本文化的进一步接触，又得出村上文学是“最日本的文化现象”的新结论，乘此东风，日本小说也开始大举占领韩国市场。不仅在韩国如此，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村上热”也引发了日本文学热。20世纪90年代末村上文学继港台之后登陆中国大陆。1999—2005年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中，《挪威的森林》仅次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位居第二位，仅《挪威的森林》从2001年2月到2002年6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已印刷12次，印数高达52.17万册，《读者》、《女友》等时尚杂志频频出现村上春树的名字，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和链接，很多村上fans在专门的网站上交流读书心得，一时间，“村上春树”的名字被视为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性存在，是否阅读过村上文学成为“小资”的认证资格。藤井省三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中归纳说：“自1985年始于台湾的‘村上热’经由香港、上海、北京，然后韩国、新加坡，如此形成了东亚接受村上文学的20年。”
村上春树2006年凭借《海边的卡夫卡》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此奖项历来被视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先声。近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每逢诺奖公布之时，村上春树及其作品都被日本媒体和民众热议。总之，村上被公认为是当代日本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村上作为日本当代文学、文化转型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翻译、理论阐述极其复杂，可谓对以往的文学批评范式、包括文学自身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村上文学由早期的断片式叙事转向物语的故事性，进而明确“综合小说”的创作方向，他在《1Q84》出版后接受采访时说：“我喜欢巴尔扎克的世俗小说，我想写一部自我流的‘综合小说’，来立体地刻画这个时代的世态。我想超越纯文学体裁，以各种观点，大量素材，描绘这个时代的芸芸众生。”与叙事方式的转换相应的便是作家思想意识也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超然”转型至90年代的“介入”，即从所谓的“detachment”转向“commitment”。“detachment”就人的态度而言，是“超然”、远离社会之意，就事物而言，是“拆解、分离”之意；“commitment”既是参与、介入，对社会的关注，也有事物关联之意。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创作中，村上以名言警句式的断片书写了理想破灭后不得不在现世继续生活下去的无奈，疏离社会、独自一人品味种种“丧失”之后的伤痛。20世纪90年代世界和日本时代语境的变迁以及海外经历均促使他回望“日本”，直面日本社会，在诸多故事有层次的关联中、在人与人的参与与关联中深挖种种伤痛的根源。因此，从“detachment”到“commitment”，二者既是小说的写法问题，也是作者及其主人公对待社会的态度问题。但二者之间并非突然之间的“转向”，所谓“超然”实则是以疏离姿态的某种“参与”，所谓“参与”中还保存着一种淡淡的“超然”。从“超然”到“介入”，是作家面对时代变迁的一种自然的创作深化。
究其实质，村上紧扣时代脉搏，运用各种流行文化样式或故事框架来讲述属于自己的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性故事。村上的小说表面上以侦探、科幻、爱情、冒险、悬疑小说以及口语日语为外壳，而内里结构错综、意象纷繁，在充满相互指涉和隐喻的关系中制造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村上寻求与读者“物语的共谋”，不同年龄、职业、区域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各自的关注点和感同身受，都可以“重写”文本，使得自己由一个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生产者。所以既有读者将村上文学视为恋爱、冒险、侦探等大众通俗小说，也有众多批评者对之展开深入的学理批评，二者并行不悖。总体而言，阐释多元，受众广泛。
日本学界的村上研究与作家的创作同步发展。自1979年作家登上文坛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就有高桥丁未子的《HAPPY JACK 鼠的心——村上春树的研究读本》（北宋社，1984年）、铃村和成的《还未开始·已经开始——村上春树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洋泉社，1985年）、青铜社编《寻找与发现·村上春树》（1986年）、川本三郎《都市的感受性》（筑摩书房，1988年）、松泽正博的《春树、芭娜娜、源一郎——三位感受时代信息的标识性作家》（青弓社，1989年）、黑古一夫的《村上春树——失去的世界》（六兴出版社，1989年）等在内的总计八本研究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今井清人的《村上春树——OFF感觉》（国研出版社，1990年）和黑古一夫的《村上春树和同时代的文学》（河合出版社，1990年）为发端，加藤典洋出版了《黄页村上春树》（荒地出版社，1996年），吉田春生推出了《转向的村上春树》（彩流社，1997年），栗坪良树和柘植光彦编辑了五卷本《村上春树研究》（若草书房，1999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村上春树的专著总计近40部，是80年代的四五倍之多，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村上春树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村上的学术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多元发展的态势，专著多达百余部之多。尽管内田树说日本的批评家们对村上春树存在着某种“集体憎恶”，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当代众多知名学者如柄谷行人、小森阳一、川村凑、黑古一夫、加藤典洋、河合隼雄等都曾密切关注村上春树文学和村上春树现象，与之相关的国际研讨会也在不断举行，这些都标志着村上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日本学界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在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中，着重剖析村上创作和翻译与美国文化、日本文学的关系及其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响问题；关注村上对高度资本主义都市化感受的描绘；从后现代主义文艺批评视角考察村上小说中所涉及的语言、文本性、身体性、他者性等问题；在话语结构中对战争、记忆、暴力、精神创伤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针对村上小说中的种种超现实因素、潜意识的具象化等特点，对作品做寓言式的解读或进行精神分析；从文体特征、叙事策略的角度展示村上“综合小说”的创新性。同时，对作家的定位也由早期公认的青春小说家向国民作家转型。其研究可谓盛况空前，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村上文学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关注不够，几乎没有研究者对村上从文学的角度对日本社会种种病象的思索这一始终如一的内在文脉做全面的梳理和剖析。
自198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后，村上作品被逐渐介绍到中国大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起开始出版村上春树文集，目前已出版了包括小说、随笔集在内的40余部作品。中国大陆出版的与村上文学相关的评论性图书有：稻草人编著《遇见100%的村上春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苏静、江江编著《嗨，村上春树》（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雷世文主编《相约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世界》（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岑朗天著《村上春树与后虚无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林少华著《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为了灵魂的自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杨永良著《并非自由的强盗：村上春树〈袭击面包店〉及其续篇的哲学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并非偶然的寻羊冒险：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的哲学解读》（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版）、《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哲学解读》（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版）。译著有：美国杰·鲁宾著，冯涛译《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日本小森阳一著，秦刚译《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黑古一夫著，秦刚、王海蓝译，《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内田树著，杨伟、蒋葳译《当心村上春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河出书房新社编辑部汇编，侯为、魏大海译《1Q84纵横谈》（山东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而国内相关评论，期刊、重要报纸、优秀硕博论文全文数据库1990年至2012年已收论文千余篇，相关博硕论文40余篇，2001年之后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解读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文学核心期刊中，中国学者对村上的学术研究真正全面展开。目前已有四篇有关村上的博士论文问世，其中杨炳菁博士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尚一鸥博士的《村上春树的小说艺术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已出版。有关村上春树的研究还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
在中国大陆，普通读者将村上视为小资情调的畅销作家而大加追捧，学界对村上文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解析“村上春树现象”，探讨西方当代文化和文学与村上创作的关系，比较视域下研究村上的创作特色，阐发村上文学的艺术魅力。相关学术研究尽管热闹，但仍存在一些盲点和偏向。国内学者或将之视为畅销小说家；或用陈旧的批评方法，出现言不对题的尴尬；或为村上文学贴上“青春小说”、“都市小说”、“后现代小说”的标签，用某种普遍范式按图索骥；或一厢情愿地寻找村上文学对“中国”的亲切感。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村上文学在东亚的影响和接受、村上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战争记忆等问题开始成为中国学界村上文学研究的亮点。
三
1970年是日本“后战后”时期的发端，也是村上文学世界中的时间发端，而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度资本主义都市生活中精神与身体的磨难应该说是村上的文学发端。由此出发，作为日本作家，要创作怎样的承载民族精神史的“文学”，在全球化和东亚区域化之间实现集体文化认同，让东西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交融？回首日本的现代性进程，如何面对日本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殖民与侵略扩张的历史，在引起战争的那些基本要素至今仍未被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战争记忆？与战争记忆密切相关的，便是在对“日本”这一民族身份认同中如何面对“中国”他者。在天灾人祸频仍的今天，怎样使灾难叙事成为民族乃至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民族精神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又发生着怎样的裂变？这每一个问题都与我们中国当下的文坛、学界息息相关。毋庸置疑，日本文学对于同处在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当代文坛的建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独特的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替代的。
本书的着眼点是：置身于日本“后战后”的历史语境，以身份/认同（identity）这一场域作为出发点，展示村上春树对种种时代重大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关注和思考，呈现作家以怎样的姿态将时代课题编织进文本，尤其对始终压抑日本人心灵的战争记忆问题进行了怎样的书写，并剖析其内在动因。
本书主要围绕着六个问题展开论述：
1.村上作为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团块世代”，其集体记忆是消费文化迅速扩展，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人们放弃了偏执的信仰和绝对的社会目标，不愿再承担政治家、哲学家的重任，形成了多元的生活准则。价值的变异，自由的变态，各种解放运动的风行，全球范围的分裂和派系倾轧，恐怖主义肆意嚣张，加之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交织构成的媒介话语肆意横行，共同构成了一幅没有权威、丧失中心、处于分解状态的世界图景。日本虽然步入了“高度资本主义”的“后战后”时代，但物质上的丰富并未带来精神的丰盈。行走于现代都市，人们感受到的是无处不在的丧失感、空虚感。村上作为“全共斗”时代的亲历者，他在《舞！舞！舞！》《挪威的森林》等小说中书写了这种“高度资本主义神话”背后的种种“丧失”，将都市化社会中个体存在的精神危机诸如孤独、异化、无根、莫名的不安等各种感受写进小说，这种情感体验亦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出现“村上热”不可或缺的土壤。
2.当代日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仍然是如何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交融，使得本民族文化能健康发展，村上在创作中颇有创意地提出了“中间地点”论，即在和异域文化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关注的焦点不仅是他者文化，也不仅仅是自身文化，而是二者在一个言语的中间地点的互动与交流。村上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西方他者首先成为他建构自我形象的重要因素，他有意识地选择远离日本居留西方，在与自身文化的“审美距离”中重新理解文化身份，转而自觉地将本土传统文化与日本社会的当下问题作为创作的原动力。村上在“中间地点”的创设中上承夏目漱石，下承大江健三郎，这成为日本从战后到21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中再寻文化坐标的一个尝试，也改变了世界对日本文学原有的认知程式。
3.“记忆”是人类建构并确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后战后”时期怎样反思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如何面对集体记忆、如何进行战争叙事是日本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村上从20世纪80年代的《寻羊冒险记》开始，追寻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寓言的方式描写了二战老兵主动交出记忆和思想，无“心”地苟活。90年代的《奇鸟行状录》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建构历史记忆，并提出了战后责任问题，表示即使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也必须反思父辈实施暴行的根源。但是，小说通过历史记忆的有意选择以及将日本人置于被害者地位等设置表明作家并未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20世纪90年代，村上在与河合隼雄两次对谈后发生了思想转向，在2002年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中，主人公将创伤记忆悬置一边实现自我治愈，其中隐含着抹杀集体记忆和国家历史的倾向。村上在2009年出版的《1Q84》中再次提及对历史记忆的篡改问题，尽管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更多显现为叙事背景的意味，但作家借人物之口指出：“剥夺正确的历史，就是剥夺人格的一部分。这是犯罪”，“我们的记忆，是由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加在一起构成的”，“这两者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历史就是集体记忆，一旦它被剥夺，或者被改写，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正当的人格”。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在重叙历史时的艰难探索和复杂衍变。
4.“中国”依然是横亘于“后战后”日本社会的巨大“他者”，我们试图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视角透视村上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由于“中国”这一形象承载着日本近代以来历史记忆的创伤，村上文学既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怀有负罪、渴望直面中国似乎又无法面对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又具有希望通过中国他者反思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思路，但同时也无意识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某种优越感。而支撑这种优越感的是作家未能摆脱的近代以来形成的日本式东方学色彩。
5.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事件、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以及震动国际社会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给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村上面对时代危机与灾难选择了“介入”现实生活的姿态，以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为题材的非虚构文学《地下》和《在约定的场所 地下2》展示了日本因为始终没有对战争事实和历史问题彻底清算，所以暴力通过某种方式继续残留在日本当代社会中，乃至与“光辉灿烂”的1984形成鲜明对照的“1Q84”依然是暴力横行的世界。面对精神困境，人们渴望得救，“疗愈”（癒し）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日本的国民性话题，“创伤与疗愈”也随之成为村上重要的文学主题。然而是直面危机还是以怎样便利的方式游戏化地消解记忆从而得到疗愈，始终是村上在叙事中摇摆不定的救赎之道。换言之，“亚文化”仿佛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村上汲取亚文化滋养消解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鸿沟”，解构了正统的“文学”观念，但另一方面有意无意间也消解了作家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考深度。
6.立足于“后战后”，反思日本现代性，必然涉及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村上文学的主人公们不是别人，正是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力图从福柯的系谱学视角出发，揭示村上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纷争和纠结。以所谓“知识性态度”处理一切思想资源已成为“后战后”日本思想界的痼疾，如有学者执着地追究南京大屠杀的确切人数，即使我们承认其动机是纯粹学术的，但它毕竟把讨论的目标从南京大屠杀的残忍性转移到统计学上来了。村上在系列作品和对谈中着力塑造和批判的正是这类技术官僚型知识分子，他剖析了战时前往满洲的技术官僚与现代日本社会的技术精英以及奥姆真理教中的骨干分子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内在一致性：将知识蜕变为谋生的手段，没有任何自我反省的能力，本身也成为作恶者。但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往往将战争罪责和战后责任推衍到技术知识分子身上，却对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众多痼疾的根源——天皇制并未涉及。及至《1Q84》，村上凸显小说家作为知识分子对现存社会的质疑与批判的力量，意图从审美和叙事维度寻找突破口。村上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设想物语式思维时代已经到来，坚信物语的力量，乃至小说家将成为理想国的“王”，这也体现了村上作为作家的雄心与野心。恐怕这也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一次努力吧。
村上从创作伊始，就与时代精神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村上文学研究，已经超出了单纯研究一位作家作品的范围，涉及了当代日本思想文化中许多重大问题，故而在何种程度上如何把握这些问题成为本书的一大难点。另一难点是怎样对村上的创作做全面客观的把握。不仅要全方位把握日本的先行研究，而且由于村上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及当今世界的哲学动向密切相关，所以评论村上必须熟悉西方当代批评话语，把握他的前沿性，否则无法真正进入村上的文学世界。另外，村上文学只有置于日本、东亚以及世界文学互动对话的网络中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国际上的村上研究也必然纳入我们的视域。作为具有浓厚后现代特色的村上文学，仿佛多棱镜，折射着缤纷色彩，指向各种事物。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前日本文化厅长官河合隼雄盛赞《海边的卡夫卡》是一部“伟大的物语小说”，而左翼批评家小森阳一则揭示了该作品所隐含的抹杀历史的话语结构。怎样充分呈现村上文学的复杂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村上春树在创作中对自身国家历史的认识所表现出的悖论状态，也让我们警醒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巨大差距，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对话空间的形成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也是本课题着力探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解读村上文学，首先必须立足于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用文本说话，可以采用多种批评方法，但尽量避免将他的创作硬塞进某种自明的批评范式中。其次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解读村上文学不能脱离具体语境，既要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思考，也要洞察作家创作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群体标记”。第三，在认真吸收中日两国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围绕着文本、作者、批评和历史语境展开互动和对话，争取说出我们作为中国学人的独到见解。
将村上文学与日本的精神史相结合来进行研究是一种尝试。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村上文学显然很难承载“后战后”时期精神史这样一个巨大的话题，而“‘后战后’时期精神史寓言”也只是村上研究的一个层面而已，村上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当代日本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变驳杂，以及中日两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史，都使得我们的研究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有些尚需思考的问题仍在酝酿之中，我们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
小森陽一：「日本的近代をはねのけて：大江健三郎の文学と〈日本〉」，『小说と批评』，世織書房1996年版，第237—238頁。
〔日〕村上春树、松家仁之：《村上春树三天两夜长访谈》，张乐风译，安妮宝贝主编：《大方 NO.1》，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美〕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大澤真幸：『戦後の思想空間』，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188頁。
〔日〕黑谷一夫：《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秦刚、王海蓝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参见李秀石：《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ノルベルト·ボルツ（Norbert Bolz）：「アンチ·モダン プロ·モダン ポスト·モダン」（Antimodern-promodern-postmodern），三島憲一訳，『岩波講座 現代思想14 近代／反近代』，岩波書店1994年版，第15頁。
〔日〕小森阳一：《后现代与后殖民：当代东西方话语空间的历史性展开》，陈多友、逍遥译，顾也力、陈多友主编：《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2005年广州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阎嘉：《身份/认同（Identity）》，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日〕村上春树：《“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林少华译，《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日〕村上春树、松家仁之：《村上春树三天两夜长访谈》，张乐风译，安妮宝贝主编：《大方 NO.1》，第56页。
村上春樹：「ヤボなことはかかない」，『朝日新聞』1980年5月17日夕刊。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藤井省三：「東アジア読む村上春樹」，『文学界』 2009年1月号，第220頁。
〔日〕村上春树、尾崎真理子（访）：《通往〈1Q84〉的30年—村上春树访谈》，王煜婷、陈世华译，《译林》2010年第4期，第214页。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ロング·インタビュー『アフタ-ダ-ク』をめぐって」，『文学界』2005年4月号，第174頁。
参见〔日〕内田树：《当心村上春树》，杨伟、蒋葳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参见刘研：《村上春树作家作品论》，孟庆枢等著：《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批评》，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374页。
参见刘研：《国内村上春树研究概况及走向》，《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2期。
如围绕战争记忆，中国学者发表了系列文章展开商榷，其中有：林少华：《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刘研：《村上春树可以作为东亚的“斗士”吗？》，《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由同来：《试论村上春树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逻辑方法》，《国外文学》2010年第4期；尚一鸥：《村上春树的伪满题材创作与历史诉求》，《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赵晓玉：《再议村上春树—以其对战争和体制的认识为中心》，《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团块世代”：指1947—1949年高生育期出生的人们。
〔日〕村上春树：《1Q84 BOOK1 4月～6月》，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23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