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于慈江的归去来

给慈江兄的著作写读后本是我乐意的事，但我却一直在推辞。慈江兄则一直在催讨，且催讨得理直气壮。

我知道自己欠了债，欠了一笔感情债，理想债，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80年代北大，以及80年代为理想、为文学志业、为精神志趣而焦灼、痛苦，而耗费生命来上下内外求索的一代人的。

这是80年代的时代精神和北大校园文化合力塑造的一代人。

在“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们迎接晨曦，朝日一般喷薄而出，铺洒着阳光，浸润着知识的雨露；他们仰望夜空，敬仰满天星斗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暗夜思索，追寻宇宙、社会、人生的疑踪，不断问难自我和自然；他们神往于创造，在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战场策马跃兵，躲闪拼杀，于万千军中取真理的首级；他们汇集了批判的能源，聚光一束，照亮因改革深入而日渐昏沉黯淡的夜空。他们后来陆续毕业星散了，有的光芒消散，有的与世浮沉，有的将理想化为信念和意志，凝结为人性，遇社会冷热，依然有所感觉，给人温暖。

我说的是80年代毕业的几乎所有北大学生，中国所有的大学生。

而慈江兄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80年代北大记忆中，慈江兄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人。

当年他似专为体现青春的意志而来，高大、阳光、帅气，热爱诗歌和演戏，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和纯粹的文艺气质。未名湖畔、办公楼礼堂，经常回荡着诗歌的吟哦；教室听课、宿舍卧谈，往往都是精神的飨宴；楼道梦游、食堂舌战，宛然伴留爱情的风味；球场游戏，水房高歌，无论内外心神俱可一醉；林下信步、雪地留踪，恍如浪漫主义的骑士作风。

我们一起参与过校园诗歌朗诵会、校园文学奖的评选以及一些学术论坛的组织。我至今记得他主持北大校园诗歌朗诵会的神采。

我们一起在宿舍交流、辩论、探讨。我至今对他借用音乐剧理论探讨诗歌叙事节奏的论文（《新诗的一种宣叙调》）记忆尤深。

我还记得当年腹诽过的他戏剧化的传记写作，感怀于他对文学自我的专注和提升。

但印象最深的，是他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及之后的出走去国。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慈江兄似是怀着国事和“家事”的双重失落而出走美国的。我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薛涌夫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伍晓明先生的去国也在几乎同时。他们都是我尊敬和钦佩的朋友，道义与情义之交。

那是夹杂着感时、感伤、感奋情绪的一种出走，是一代优秀人才的出走，是一个时代、一种价值观的出走。

然而出走又如何呢？中国依然在曲折前行，出走远方的朋友却断绝了消息。

有一次看电影，发现里面有个演员很像慈江兄。张欣说，好多出国的同学沉一段后总会浮上来，可于慈江呢，好像一沉十几年都没人知道他的去处了。

有时和当年出走的同学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相遇，我往往会感慨他们和当今中国的隔膜。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好像永远停留在80年代了。

虽不知道慈江兄是否怀沙自沉，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永远停留在80年代的北大校园了。

就像慈江兄的突然消失一样，他的出现似也令人措手不及。

那是在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的会上，散会时我突然看到慈江兄和老大哥李雪勤向我走来。后来，才知慈江兄在美国拿到国际管理方向的MBA并从事国际贸易实务多年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拿下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方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先生那里攻读文学博士。

20多年以后，慈江兄终于又浮出了水面，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慈江兄的回来具有重要意义。说是一代人的回归，一个时代的回归，一种价值观的回归，也许并不为过。

最重要的，是把当年的理想主义，对文学志业的献身，对精神志趣的关切——一句话，是把80年代的“魂”，把时代精神带回来了。

这体现在他的文学博士学位的攻读，论文对象的选定，以及对选题的深入研究和雅致写作上。

本来，慈江兄已有国际贸易的博士学位加身，按常理已无须再另读一个博士学位。但他去国改行20多年，诗歌梦依然，文学梦依然，精神提升的追求依然——“停在了80年代”，以这样一种积极的形态出现在当下，80年代文化以这样一种充实的内容回归，北大校园精神以这样一种进取的形式显现，对于当今社会和文化极度功利化的风气，或许已具针砭之用？

我突然发现，对照90年代去国的朋友们，对中国的认识“停留在80年代”或许别具意义，或许另有一个时代、另具一种价值等待我们去接续。

杨绛先生，作为慈江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前辈，作为才华不输、学识超越张爱玲的学养深厚、文字典雅、精神高贵的一流文学家，其翻译、研究、创作的相互关系如何促进和作用于她的写作，确实颇有发掘的意义。

杨绛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知识人高贵品质的代表者之一，依自不依他，凭智慧、才华和专业知识，献身于中外文学之义理、辞章的翻译和研究，致力于中国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小说、戏剧、批评、翻译、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和钱锺书先生一起，实乃现代中国人文之“魂”。

而慈江兄深合对象文脉肌理的会心、理解和发掘，不仅映带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梦”，而且可以回溯到50年代、40年代、30年代的“中国梦”，映照着杨绛先生一直持之以恒、行胜于言、或许植根于清华校园文化精神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慈江兄之归去来的人生轨迹如此，他的著作或许可当别一形式的“归去来辞”？

是为并非为读书，而是为阅人的“序”。

高远东

201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