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在小说边上 - 第一章走在小说边上的杨绛——文坛多面手与小说情意结

第一节学者型或学院派作家兼译作家——人们怎样看待杨绛

一作为文坛多面手的杨绛

1911年出生的女作家兼学者杨绛早自1933年发表散文处女作《收脚印》、193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路路》时起，即已开始了自己长达80年的写作生涯——不但细针密缕地渐次尝试散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相继涉猎文学翻译、文学批评以及小说写译的理论研究。

作为对文学一辈子不离不弃的一位老作家，杨绛的写译活动细水长流、不绝如缕：总量虽然始终说不上很大——所谓“如缕”，但气脉悠长——所谓“不绝”。截至目前，她陆续发表过剧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和《风絮》，文艺述评译作《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流浪汉小说”译作《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吉尔·布拉斯》（Gil Blas）和《堂吉诃德》（Don Quijote），文论集《春泥集》和《关于小说》，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忆与杂写》，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长篇小说《洗澡》，哲学经典译作《斐多》（Phaedo），以及主题散文畅销书《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

一如有的论者所曾总结的，杨绛锱铢累积起来的这些作品既有着别具一格的文学阅读价值，也有着自成一脉的文学史书写价值：“在文学史上，杨绛无疑是一个边缘性的作家……但也许正是这种边缘性，使杨绛具有特殊意义。她的自由主义作家的姿态和努力，使她与同志者一起，在重功利的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一统天地外，创下一片文化气较浓的，更接近文学本真的空间，使文学可能繁荣多样……她的文学语言，更堪称一派典范……正是这种特殊价值使她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贯通1949年前后的现代汉语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杨绛这类作家由于刚好横跨现当代两个时段，可说是实践这一尝试的不可多得的平台和颇具典型性的个案。或至低限度，他们的存在展示了可供这一努力从容发挥的一定可能性。换言之，以在现当代两个时段都一度活跃过、都曾留下过清晰脚踪的杨绛这类作家为个案聚焦和开掘，有助于准确把握整个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在文学语言与体式、文学理念与理论等多个方面演变的历史脉络，有助于增加对这个足够复杂和漫长的文学阶段的感性理解与认知，有助于对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迂曲跌宕的心路历程的切实体悟与感受。

特别是，杨绛早年有过留洋游学经历，通晓英、法和西班牙等数国语言，能写作，善移译，集作家（戏剧家、散文家和小说家）、译作家和文学（小说）研究者于一身，可谓“五四”以降，现代汉语文学史上依然健在的学者型或学院派作家的一个颇具典型性的代表——既实地接触过西方文化，又始终能坚守故国文化情怀；既怀有学院知识分子的真诚、尊严和人文关怀视野，又不乏严谨的理性思考与踏实的敬业操守；既能甘于寂寞，不受名缰利锁所困，又能皓首穷经地字斟句酌，一以贯之地勤力笔耕。这类堪称小众的作家因其特殊的学院色彩或学人气象，较之其他的一般作家往往更具理性自觉，更恬淡自律和冷静自持，更敏于自我反思。其笔下的文学世界乍看之下，虽通常并不如何色彩斑斓、炫人眼目，但却每每因长虑慎思而气脉悠长、耐人寻味，因匠心独运而别辟蹊径、另有洞天。

2005年时，正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刘梅竹曾与杨绛有过通信联系。她们两人之间的如下一段通信对话为本书这里所描述的杨绛自身的一些特征，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感性印证：

刘（梅竹）：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文人大都是学贯中西。而且他们中不少人自认为在国外学习、生活过几年后，反而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更有认同感了。不知您是否有此同感？

杨（绛）：我在国外读书，只是国内上学的继续。我们带出国的书箱里，主要是中国经典。我们夫妇每日读书，不荒疏本国经典。我中学时期，学校偏重数理英语，国文老师数受学生欺负。我的国文根基薄弱，至今还在补习。我发现不懂外文的人，思想往往偏激，或偏左、或迂腐泥古。

作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一位有着别开生面之风的作家，杨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她的写作生命与她的生理生命一样健旺柔韧、宁弯不折：只要条件许可，她便会埋首写作；而条件不许可的时候，她也会采用变通的方式——如通过文学翻译（译作）——练笔、潜忍和修养。

这里所谓“宁弯不折”，是说杨绛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都能做到从容笃定、厚积薄发、细水长流、愈战愈韧、老而弥坚。一句话，杨绛活的不是生命的宽度（或密度）和爆发力，而是生命的长度和柔韧力。她在为追念自己壮年辞世的八妹杨必（1922—1968）而于1990年写成的《记杨必》一文中，就表达过类似的生活与写译态度：“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单就文学创作而言，杨绛的动静虽一直都不是很大，作品也一直都不是很多，但她怀揣着的那颗写作的心却始终是灵醒着的，她手里紧握着的那支笔却始终是行动着的，她的写作状态却始终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她不像绝大多数横跨现当代的知名作家——包括沈从文（1902—1988）、冯至（1905—1993）、施蛰存（1905—2003）、李健吾（1906—1982）、吴组缃（1908—1994）、钱锺书（1910—1998）以及卞之琳（1910—2000）等在内——那样，因客观情势所迫，基本上向与文学创作不甚相干的学术领域靠拢，以学术研究和教书等为业，让自己的写作永远地休眠了下去。

譬如，受郭沫若（1892—1978）文章《斥反动文艺》等的影响和政治压力，出版过逾七十余种作品集的多产作家沈从文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即曾两度自杀未遂并高调封笔（1948年12月31日题有所谓“封笔试纸”），专事历史文物研究；50—60年代虽几经周折和尝试，终未能振作到可以完成一部新小说作品的地步。

杨绛的特点也在于，她自成格局的文学写译实践虽然有别常规，走的是浅斟慢酌、厚积薄发的路数，但她却不惮于文学体裁或体式的尝试，是少数允文允武、各类文学样式（除了新诗）都能均匀上手且写作的水平也都达到了被普遍认可——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代表性作品——的高度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家之一。具体而言，杨绛涉猎过小说、非小说、文学评论、传略、戏剧、散文等多种体裁并均有可观斩获。

杨绛的特点还在于，她是继鼎鼎大名的文学翻译家傅雷（1908—1966）之后，凤毛麟角的几个真正的“文学的翻译”或“翻译的文学”的实践者和坚守者之一。广义或终极而言，文学翻译本身即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写作（文学创作）形态，可简称“译作”——法国文学研究者兼译作家罗新璋曾专门写有《释“译作”》一文：“译作，通常指翻译作品，意即翻译而成的作品。按译法，似有‘译即作’与‘译而作’之区别。”；相应地，文学翻译家也可简称为“译作家”——相比于“文学翻译者”或“文学翻译家”的流行说法，“译作者”或“译作家”这样的称谓能够更充分地揭示出文学翻译活动的文学性、写作性或二度创作价值。

而无论是傅雷还是杨绛，都是货真价实、真正意义上的译作家。拿傅雷来说，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的长篇小说经典《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在所谓语法或逻辑不通的诸般讦难面前，傅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中的一句开篇语“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迄今依旧沛然无俦地“浩荡”不已，岿然不可更易或推翻，主要就在于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是音乐素养和文字功底两皆高绝一时的傅雷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创作，已经因其不朽的创意，将“浩荡”一词内在的铿锵质地与乐感凸显和变通了出来，进而超越语法、逻辑乃至原作者罗曼·罗兰的文本规限，成为文学译作的经典，更成为文学创作的经典。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绛的译作代表作、西班牙小说经典《堂吉诃德》过去30年间累积起来的扎扎实实的读者认知地位，才是迄今为止的其他二十余种《堂吉诃德》中文译本所无法轻易撼动的。说到底，杨绛之外的其他译者虽然大都具备正规的西班牙语专业的教育背景乃至教学经验，但却基本上缺乏与文学写作相关的足够的严格训练、文字修养和写作实践。他们和他们的拥趸固然可以强调其各自的译本相对于杨绛译本的准确与全面（如所谓“全译本”），但尚无法底气十足地充分证明这些译本的文学性的充分与杰出，尚需历经类似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所迎受过的漫长的读者品鉴与阅读考验。

的确，无论是作为二度创作的文学译作还是原创性的文学写作，一个以向读者大众源源不断地提供自己的作品为基本营生的文学家，说到底，总是要以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深厚扎实的艺术功底和素养、对生活独具只眼的提炼和发现、独特的文学趣味和价值，以及恒久的可阅读性和耐咀嚼性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也就难怪，学者王富仁在评价一代文学大家鲁迅（1881—1936）时，会特意从文学的建设性意义着眼，为其正名和辩诬：

有人说鲁迅只是一个破坏者而不是一个建设者。

我感到很纳罕。

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散文、鲁迅的散文诗、鲁迅的杂文是谁创作出来的呢？

王富仁的意思无非是说，堪称硕果累累的鲁迅的非凡、可感和可敬恰恰在于，他不仅长于破旧，尤其专于立新。换言之，披荆斩棘的鲁迅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世界（旧文学）的“破坏者”，但更是一个满怀建树感与使命感的新世界（新文学）的建设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路“破坏”下来的鲁迅虽然不幸地因病早逝，但又在他那些经受过漫长的阅读考验的不朽作品里获得了永生。或者说，鲁迅主要不是活在了他当初的“破坏者”的声名里，而主要是活在了他极富建设性和经典意义的成果（那些扎扎实实、历久弥新、生命力盎然的作品）里。

倘若以同样的或相类似的视角来观照本书的论说对象杨绛，她在文学的实绩和丰厚度上虽然一时可能无法与鲁迅这样数一数二的大作家相提并论，但最终可堪自证的也仍然只能是她那些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有着稳定而持久的读者群的各具特色的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她那些反响不俗的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方面的、言之有物的论说文字。

二作为当代作家的杨绛

目前，可以从“维普”“万方”和“知网”等数据库中搜索到的与杨绛有关的研究和评说文字计约五百余篇，来源包括各类报刊和期刊等。除去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一稿多投或多刊及一些词条性、说明性、介绍性和报道性的过于简略的文字，共得文章不到四百五十篇。而在这其中，真正学术性的论文所占的比例尚不及三分之二。

这些文章的论题涉及杨绛80年创作生涯里的各式文学体裁尝试，把杨绛当成所谓“当代作家”来研究的占了较大比重。这倒也符合杨绛的写作重心是放在了自己的中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之上的基本情况。

这些评论文字大多以首肯和欣赏为基调或底色。相形之下，反倒使得少数提出问题的置疑性文字变得比较耐人寻味和引人注目。

以杨绛迄今为止发表的唯一一部不算很长的长篇小说《洗澡》为例，孟飞的《从〈洗澡〉说开去——略论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文便明确地表示了不以为然：“杨绛先生以漫画式手法勾勒的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让很多读者以为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几乎尘封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千百年以来，却并无人真能够遮蔽历史的真相，不管是权力话语还是文人之笔，不管是戈培尔还是杨绛。”——在这里，始终自觉地同政治与权力保持适度距离的作家杨绛竟然被人拿来同纳粹德国的强势文人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相提并论，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兼教授施蛰存1989年10月7日写的短评《读杨绛〈洗澡〉》。该文虽然慷慨地将杨绛的《洗澡》这部小说称为“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虽然客气地将杨绛称为当下不可多得的“语文高手”，但它除了颇为细致地指出小说《洗澡》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细节问题（如指出，过去上海的教会大学其实没有外文系，“胃癌”一词1952年尚不存在等）之外，主要还是认为该小说的第三部收束得过于匆忙——所谓“写得太简了”，令小说前两部的积累与铺垫没了着落。

对此，彦强的评论文章《不因同根而护短》也有同感：“我以为最后一部写‘运动中’，好像有点草草收来，不太过瘾。”当然，这篇文章同时又补充道：“把这想法商之于一个年轻人，她却不以为然。她觉得最后确已达到全书的高潮，各个人物的性格在运动中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表现；她说她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接受改造的如实描写。回过头来想我们两类读者的这一歧异，不出在作品本身，作品确已如实地写了当时的人物情事，没有添油加醋，没有把后来才可能有的提前贴到改造者们或被改造者的人物身上。而我在读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实际所想的早已超出书上的描写，而是这些书中人物在尔后近四十年中所会有和必有的表现了。”

然而，与如上两篇文章的看法不尽相同的是，在《学者机智女性心情——谈〈洗澡〉对情节高潮的淡化》一文中，周文萍通过对小说《洗澡》的两条主要线索——许（彦成）姚（宓）恋情和知识分子被“洗澡”——的细读和分析，表达了对情节高潮的这一典型杨绛式“虚写淡化”处理的理解态度，一如陈宇对该文所作的评述：“通过分析小说的两个主要情节即许姚恋情和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者发现，作者将高潮部分都作了淡化处理，虚写带过。这样层层铺垫却又暗转笔锋的情节安排，使全书呈现出温柔恬淡的风格。至于作者杨绛此中的匠心，研究者理解为出于对作品人物的爱护，因而绕过了人们心灵冲突最激烈的时刻。”

此外还值得在此提请注意的，是张立新的《流落民间的“贵族”——论杨绛新时期创作的民间立场》和王燕的《论杨绛的自由写作立场》两篇文章。它们提供了解析杨绛其人其作的一个有价值的角度：所谓民间的或自由的写作立场，就是“在野”，就是立身边缘，就是旁观视角，就是与民一体的姿态，就是“慈航普渡”和人文关怀，就是以良知为准绳的独立判断，就是广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就是对适度的距离或疏离感的一种强调和坚守。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便是专门从这一视角切入，试图有所发挥的。

至于与杨绛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目前能够查找到的计有48篇——包括四篇来自中国台湾的硕士论文（姚金维，1989，辅仁大学；叶含氤，2005，东吴大学；陈家盈，2008，静宜大学；张嘉文，2009，淡江大学）和一篇来自法国汉学界“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Inalco）”的博士论文（刘梅竹，2005）。其中，博士论文两篇——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之外，是于慈江的博士论文《小说杨绛——从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到小说写译》（2012），硕士论文46篇（与杨绛研究直接相关的有31篇，间接相关的有15篇）。

这些学位论文分别针对杨绛作品的题材（对女性、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书写）、体裁（戏剧或喜剧、散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洗澡》）、叙事风格（包括总体风格、艺术风格）和写作姿态（包括人生姿态）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虽然是一名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但采用女性或女权主义叙事视角对其予以观照的却仅有两篇（韩雪，2006；吴嘉慧，2007）。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笔者所感受到的杨绛写作与叙事的中性立场。或者说，女性作家杨绛作为叙事主体，在其创作中对传统的男性视角并不敏感，或并无任何不适之感。

当然，这里所谓的中性叙事立场，不是以一般意义上的性别为区别指标，而是相对于女权主义者的认知立场和行文定位而言。换言之，杨绛的中性叙事立场并不意味着笔法上的不男不女或男腔男调，并不取消她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柔韧笔触和行文敏感度。

整体而言，这些论者分别对杨绛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诗性（余艳，2006）、智（知）性（杨靖，2003；宋成艳，2009）、边缘性（李彤，2004）和隐身性（化）（徐静娴，2008；宋成艳，2009）等倾向，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关注。纳入他们视野的，还有杨绛作品的喜剧（幽默）精神（张韡，2006；余萌，2008）、人文精神（尹莹，2008）、美学精神（张希敏，2008）以及宗教情怀（张惠，2010）。此外，有的论者还特意探讨了杨绛写作过程中的选择与得失（夏一雪，2007）、矛盾与统一（周虹，2008）。

从研究方法上看，比较研究相对突出一些。譬如，既有袁昌英（1894—1973）和杨绛的喜剧作品的比较（李克燕，2004），也有杨绛与钱锺书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的比较（郭崚，2007），还有丁西林（1893—1974）、王文显（1886—1968）和杨绛的幽默喜剧的比较（徐念一，2007）。当然，在那些关注杨绛的非学位论文当中，也不乏这类比较研究。如2010年时，范培松、张颖二人就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钱锺书、杨绛散文比较论》一文。

三作为现代作家的杨绛

对现代文学阶段的杨绛（如其早期的戏剧创作）的关注，主要源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孤岛”或沦陷区文学的日益受重视；二是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三是“钱锺书热”的余热或“爱钱及杨”效应。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夏门四大弟子”之一、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东亚中心主任耿德华（Edward M．Gunn，Jr.）所从事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研究。作为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耿德华1980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体现了上述三方面因素的聚合：这部书本身来自海外汉学界，研究的是过去少人问津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又明显受到其师夏志清（1921—2013）《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书的影响——譬如，耿德华对杨绛的“发现”令人没法不想起夏志清对钱锺书的“发现”。纵令不是直接启发，也当是间接提示。

耿德华在自己这本书的第五章（“反浪漫主义”）里，为杨绛专辟了一节，且置于专论钱锺书的一节之前。在这一章的“英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反浪漫主义概念”一节里，耿德华将杨绛的戏剧作品同张爱玲（1920—1995）和钱锺书的散文与小说作品相提并论：“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杨绛的戏剧，钱锺书的散文和小说，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排斥浪漫主义作家的装腔作势和价值观念做出了贡献。”

杨绛早年以戏剧（主要是喜剧）惊鸿一现、中年以译作（主要是小说）驰名一时、晚年以散文（包括小说）允称一绝。耿德华这本书不仅叫响了杨绛现代戏剧家的名头，扩大了她在海外汉学界的影响，还帮助推动了中外现代汉语文学研究界对这位女作家的全面认知——其点醒作用不容轻忽。一个佐证是，在中国外文出版社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华裔美国学者李欧梵曾这样描述道：“关于抗战时期的文学，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杨绛，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杨绛在上海写了许多喜剧，有些喜剧写得非常成功。”当然，由于杨绛迄今仅有四部戏剧作品问世，说她当年“在上海写了许多喜剧”，即便算不上信口开河，也不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杨绛赖以成名的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做了颇为细致精到的剖析之外，耿德华还用不小的篇幅，重点讨论了杨绛自己后来都似乎不愿再提起的悲剧《风絮》。当然，他之所以只是约略地提及了一下杨绛的另外一部喜剧《游戏人间》，主要是因为这部戏“似乎没有发表过，今天显然也无法找到了”。

说起《游戏人间》，不仅其剧本下落成谜——既未发表，亦不知所终，各方所记忆的演出时间似乎也存在着出入。一般人大多认为，该剧是1944年上演。如有人说：“杨绛的第三出戏剧《游戏人间》于1944年夏季由苦干剧团上演，导演是姚克。”又有人说：“不仅有此一剧，而且确也搬上舞台，时间大概是1944年8月间，由姚克导演，若干剧团公演于沪上。”然而，杨绛自己则说：“（1945年）4月1日回上海。《游戏人间》上演，姚克导演，‘苦干剧团’演出。”证诸麦耶（董乐山，1924—1999） 1944年发表的剧评《七夕谈剧·〈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应是杨绛自己记忆有误。

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因“发现”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等作家，进而帮助改变或扩大了后来的现代汉语文学研究格局外，有关中国内地现代汉语文学研究界一定程度上受海外（包括港台地区）汉学研究的影响和推动这一现象，还可以从如下两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来略见一斑。

其一，黄裳（1919—2012）曾写过散文《卞之琳的事》。据文章中披露的卞之琳写于1981年12月11日的一封信，卞之琳20世纪80年代曾应邀专程赶赴荷兰，参加某荷兰人的文学博士学位授予典礼。有意思的是，该博士论文的讨论对象正是卞之琳其人其诗：

我最近去荷兰住了十天（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日），是应邀去参加莱顿（Leyden）大学授予一位荷兰学者（Lloyd Haft）博士学位的隆重典礼。这位博士用英文（他出生美国）写了一本相当厚的专著（现印了一些试行本，修订后将正式出版），题目是我。

当然，卞之琳如上这段文字除了可用来一窥海外汉学界研究现代汉语文学的动向外，还至少可以作为一窥作家心理或心态的一个绝佳样本——在这段乍看毫不起眼的文字中，卞之琳直到末尾，才如封似闭、犹抱琵琶地把关键字“我”作为包袱给抖搂出来，看似轻描淡写、闲闲一笔（无非无巧不巧地以“我”始，亦以“我”终），却寓巧于拙，极耐寻味，远非一个“谦抑”或“淡定”可以了得。

其二，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里，有一篇题为《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的文章，系当时正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刘梅竹2004年12月15日和2005年6月26日通过信件往还采访杨绛的内容摘录——杨绛分别回复于2005年“元月13日”和2005年7月28日，都是约一个月之后。

这些访谈透露了与杨绛相关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极有价值：如杨绛坦然自承，“我不是教徒，也不是无神论者，我信奉上帝”；如与钱锺书古文造诣的高绝一时恰成鲜明反差的是，杨绛一再强调，她自己古文功底着实不高——“都是自习，所以功底不深。很差，很差”；如杨绛明确说明，她自己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喜剧《游戏人间》的底本是自毁自弃，不是意外丢失；如杨绛首次透露，她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清华大学本科读外语系，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系”——足见清华大学（外语系）作为母校之一，在杨绛心目中的至尊地位，但这一“清华情（意）结”或“清华外语系本科情（意）结”对杨绛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她一生的为人为文到底有什么影响，实在颇堪后来者或有心人寻味；如杨绛特意提示，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文集》而言，研究者使用其第三次印刷本十分必要——“最好买第三次印刷，因有修改”，等等。

然而，笔者之所以特意在此提到这篇通信访谈文章，除了是在按部就班地综述杨绛研究的文献，也是想强调一下访谈者刘梅竹的海外学人身份。虽然访谈者在将访谈记录发表时为了凸显杨绛对答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有意略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访谈目的，但从这篇采访录的字里行间，特别是杨绛的回复里仍可以看出，刘梅竹当年从法国越洋访谈杨绛，主要是为了积累第一手资料，以撰写以杨绛其人其作为论题的法文博士学位论文——详见后文。而这一事例至少部分地证明了作家杨绛当前或至今仍为海外汉学界某些人所关注乃至热衷的现状，一如上举卞之琳研究的情形。

总之，美国学者耿德华的杨绛研究无疑不仅填补了空白，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领研究方向——包括引领研究资料的搜求——的作用。譬如，在《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中译本第272页当中的三个脚注里，耿德华引用了20世纪40年代的两位剧评家孟度（钱英郁，1918—）和麦耶发表在《杂志》月刊上的杨绛戏评。这些资料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才陆续被中国内地的学者所引用：1991年出版的《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一书编入了孟度的《关于杨绛的话》；1995年的《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一文引证了麦耶的《〈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其实，也就是耿德华所引证过的麦耶《七夕谈剧》一文的其中一节。而到了1997年，还有人郑重其事地质问：当今的杨绛研究者为什么会忽略20世纪40年代的剧评家麦耶？不仅如此，该论者还特意提到了《杂志》月刊上麦耶另一篇杨绛评论文章《〈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其实，也就是耿德华所引证过的麦耶《十月影剧综评》一文的其中一节——并声称，类似的文章他看到过不下四五篇。

2005年的一篇《杨绛研究述评》虽然同时引证了孟度和麦耶发表在《杂志》月刊上的两篇文章，但却在行文时把孟度误写为“杨度”，在注释时把麦耶的《十月影剧综评》误写为“《十月影剧总评》”。类似的笔误也发生在别的论者身上，如台湾东吴大学研究生叶含氤在其硕士论文《杨绛文学创作研究》中，除了也把麦耶的《十月影剧综评》以讹传讹地误写为《十月影剧总评》之外，还把麦耶的《七夕谈剧》误写成《七夕剧谈》。

单就针对杨绛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戏剧作品所展开的研究而言，下面几篇文献值得提请注意：柯灵（1909—2000）的《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庄浩然的《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张静河的《并峙于黑暗王国中的喜剧双峰——论抗战时期李健吾、杨绛的喜剧创作》、黄万华的《杨绛喜剧：学者的“粗俗”创作》、万莲子的《乱世情怀的文化发现——论张爱玲与杨绛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胡德才的《“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论杨绛和她的喜剧创作》、张健的《论杨绛的喜剧——兼谈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世态化》、黄树红和翟大炳的《杨绛世态人情喜剧与意义的重新发现——谈〈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的文学史价值》、马俊山的《重返市民社会建设市民戏剧——论40年代的话剧创作》、敖慧仙的《谈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的高潮设计》，以及杨扬的《杨绛喜剧艺术论》。庄浩然和张静河两人的论文后来还被收入田蕙兰等选编的《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

四综合视角观照下的杨绛

其实，前述两小节所提到的那些杨绛研究学位论文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整体观和综合视角。光是以“杨绛创作论”作为标题或副标题的就有三篇（李晓丽，1999；王燕，2005；徐静娴，2008），其他的还有“论杨绛的文学精神世界”（郭耀庭，1994）、“杨绛文学创作研究”（叶含氤，2005）、“浅论杨绛作品”（余艳，2006）、“杨绛简论”（夏一雪，2007），以及“小说杨绛”（于慈江，2012）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东吴大学叶含氤的《杨绛文学创作研究》这篇硕士论文。该论文虽然尚存在相当明显的就事论事、平铺直叙的简单罗列倾向和被动描摹痕迹，尚存在文化和哲思层面深度抽象和知性提炼的很大空间，但若单论对作家杨绛文学道路的回顾和梳理，却是截至目前最为全面周详的一篇。该论文另外一个较为明显的长处是，对杨绛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不仅大多命意新颖别致、立论确当有据，笔法也不失从容、明晰和细腻。

具体而言，叶含氤的论文《杨绛文学创作研究》以杨绛的文学创作为论题，共计九章，凡203页。全文依照文类呈现杨绛的创作历程，并探讨其文学风格的延续与转变。该论文认为，杨绛的作品有两个显著的特色，即喜剧性笔法与客观再现真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绛逐渐找到了“喜剧夸张”与“客观纪实”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从而实现了其创作生涯的一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讨论杨绛对“家”的描写的重点呈现，该论文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仨》是杨绛积蓄了70年来对于生命的感悟以及创作的力道而酿造的作品，可说是其文学成就的高峰。”

贸然地将《我们仨》一书作为杨绛“文学成就的高峰”固然难免有轻率鲁莽之嫌，固然大有商榷余地——至少，更看重《记钱锺书与〈围城〉》等散文和《“大笑话”》等小说的笔者便不敢苟同，但杨绛的散文写作成就之高和水平之齐整的确有目共睹，也的确至少在总体上是明显凌驾于她本人其他体裁的创作之上的。

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及截至目前（2013年）论及作家杨绛的仅有的两篇博士论文之一——刘梅竹的《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

从该论文的题目、正文、文献与附录（仅最后这一部分，就达90页之多）以及本书前面曾提及的《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一文的相关内容来看，这篇长达405页（正文315页）的法文博士论文显然下了很大功夫（其实，由作者数年间一再地坚持对杨绛进行专门的书面和电话采访一事，即可略见一斑），考察的是杨绛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与刻画——这无疑是打量杨绛其人其作时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视角或主题。当然，这篇博士论文虽然内容宏富，篇幅可观，但行文与命意仍稍嫌粗糙。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仍有待作者再花力气细加磋磨：譬如，把学者董衡巽名字里的“巽”（xùn）字，不无遗憾地误读、误译为“撰”（zhuàn）字；把学者童庆炳名字里的“童”（tóng）字，误看、误写为“董”（dǒng）字；把杨绛电话里所说的英文词the muse（缪斯；诗才，灵感），误听、误记录为the news（新闻）并生拉硬扯、莫名其妙地把后者理解成所谓“小说”。

学位论文之外，综合性的杨绛研究的比重也并不稍轻。例如，林筱芳的《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和胡河清（1960—1994）的《杨绛论》二文虽均发表于小20年前，却都非常值得留意和一读。前者不仅命意精准深切，感受细腻独到，所选取的“边缘”这个切入角度——指向的无论是由钱锺书发轫、杨绛承传的所谓“人生边上”的那一个“边缘”，还是作为杨绛写作姿态的真实写照的这一个“边缘”——也比较恰切和别致。

后者则在杨绛生平和作品的相互印证当中，以颇为老练精到的笔触，诠释作家杨绛的格调——人格和文格。譬如，该文对钱、杨夫妇如下的比喻精妙之至，真正搔到了痒处，让人由不得击节称道：“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当然，胡河清这篇文章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与两年后发表的余杰的《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一文，据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瓜葛或称“勾连”。

在《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一文中，号称历来“口无遮拦”的余杰对杨绛式的“隐身”或“避来避去”（胡河清语）颇不以为然：“在20世纪的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将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更为多灾多难。即使是最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他也应当在完成救出自己后再实施对他人的拯救。在一个危难的世纪里，操作纯粹的知识可以是少数知识分子的选择，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群体逃避义务的借口。仅有‘知’而不‘行’是远远不够的。”余杰所论自有其道理，但难逃严于律他、求全责备之嫌或“站着说话不嫌腰痛”之讥：在特定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历史情境之下，挺身而出的锋芒毕露和大义凛然自是令人激赏，但不动声色的“隐身衣”式坚忍也绝对值得肯定——一如杨绛在其《喜剧二种·后记》中曾经委婉地提示过的那样：

上海虽然沦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我试写了几个剧本，虽然都由进步剧团上演，剧本却缺乏斗争意义。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更何况，余杰此文“对杨绛写作姿态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体认。从《干校六记》，到《将饮茶》，再到《洗澡》，杨绛始终如一地据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写作立场，尤其是其中‘我们’与‘他们’意识的尖锐对立，更深刻地凸现了文革与前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文化处境与精神锋芒”。当然，也必须指出，与本话题不无关联的是，余杰这些颇为激进、张扬的言论亦曾被有人指责为，以钱锺书所曾论及的“反仿”方式，严重地袭用了上举胡河清一文的相关内容。最后尚值得一提的是，与综合性的杨绛研究视角不无相关，截至2012年，对研究和评价杨绛及其作品的学术文献的全面追踪和整体梳理——所谓杨绛研究的研究——亦允称赅备，计有两篇研究综述——陈宇的《近十年杨绛研究综述》和路筠的《近十年（1997—2006）杨绛散文研究综述》，两篇研究述评——刘心力的《杨绛研究述评》和范宇娟的《回黄转绿十年间——杨绛新时期研究述评》，以及一篇研究述略——于慈江的《杨绛研究述略》。

范宇娟的《回黄转绿十年间——杨绛新时期研究述评》一文发表于1999年。该文指出，真正的杨绛研究始于“文革”结束后的所谓“新时期”，而新时期的杨绛研究可以以1988年杨绛长篇小说《洗澡》的出版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大有区别的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8）主要针对其散文、短篇小说创作进行，未及达到深入展开，大多只是对其作内容、思想意义及艺术形式上的粗略概括。进入第二阶段后，研究者们的眼光大开，研究角度多有更新，不仅结合创作分析具体作品，而且在微观分析时努力注意了宏观整体把握，解读了作家本人。在此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以片面进化论的眼光判定后必胜于前。由于杨绛的创作量少质高，研究者似乎一时还未能确定一个整体的研究格局，因此，多依其小说、散文、戏剧等进行了个别文体分析。”

该文对它所界定的新时期第二个阶段的杨绛研究的首肯和揄扬，可以从其对文学史家杨义的所谓突破性进展的描述当中窥知一二：

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中，杨绛首次进入了文学专题史的研究轨道。杨义仍以单篇品评的方法，运用崭新的文学方法论，从叙述学的角度结合心理学、纵向比较法出发，对《倒影集》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他推崇《玉人》和《鬼》，认为这两篇“于细致的心理体验中，增浓了风俗习尚的氛围渲染”；尤其他经过本文的解读，指出“这是以高明的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写成的‘反《聊斋》’”，尽管受篇幅限制未及全面论述，却令人耳目一新。并且，他还探讨了一下杨绛缘何被文坛冷淡的原因：未免略嫌清淡。这一评价是相当客观而公允的。可以说，杨义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尚未被《倒影集》的研究者所突破……

其实，不仅仅是小说，杨绛的戏剧创作更是早已进入了现代汉语文学史的“研究轨道”——姑不论是否“专题史”。除了此前列举的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之外，在由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一书的第28章里，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9月）期间的戏剧文学状况时，便有两处提到了杨绛和她的剧本。

其中一处的表述是这样的：“这一时期的剧作中，有相当部分是所谓‘通俗话剧’，其中也有‘雅俗共赏’的作品。杨绛的被称为‘喜剧双璧’的《称心如意》与《弄真成假》即是同时为市民观众与知识界欢迎的代表作。如同她所喜爱的女作家奥斯汀那样，杨绛的这两个剧本都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写表现为世态人情的人物内心’……尤其是《弄真成假》一剧，深入展示了中国都市的‘里弄文化’，剧中的周母是杨绛为现代话剧史贡献的非常有特色的小市民典型……小市民第一次这样立体地、带着全部生动丰富的审美特性出现在文人笔下与舞台上。”

陈宇的《近十年杨绛研究综述》发表于2005年。主要以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喜剧研究和综合研究等为切入点，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跨度将近十年的杨绛研究的各类文献条分缕析。该文除认为未来应将杨绛置于多种关系的对比中进行研究之外，也认为今后应加强文论、译作以及悲剧方面的杨绛研究力度：

杨绛的文学活动涉及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及翻译三个领域，然而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结构明显失衡：创作领域研究者云集，文论及译作部分问津者寥寥。戏剧研究方面也存在上述问题，悲剧《风絮》几乎不被提及。

笔者深以陈宇如上的观察与判断为然，也愿意通过本书的研究与写作，尽最大努力聚焦杨绛与小说相关的文学活动的“文论及译作部分”，从而对当下的杨绛研究在学术增量上有所贡献和推进。

刘心力的《杨绛研究述评》也发表于2005年。按其摘要所说，此文“试图对几十年来杨绛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点探寻”；按其文末的注释所说，此文又“主要探寻有关杨绛文学创作的研究情况，不包括翻译作品和文学评论的研究”。换言之，这篇述评聚焦的是有关杨绛文学作品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全景式扫描或介绍。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这篇述评挂一漏万，不免有些名不副实。它首先极其简略地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杨绛研究的状况，接着按照“杨绛研究在建国后的研究应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理解，依照戏剧、散文、小说以及综合研究这四个类别，浮光掠影地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的杨绛研究的一些文献。

路筠的《近十年（1997—2006）杨绛散文研究综述》发表于2007年。该文具有专题性，专门从有关杨绛散文的研究这一视角切入，并按“题材”“独特价值和意义”“写人手法、反讽修辞和喜剧精神”“作家心态”以及“系列散文《我们仨》研究”等五个指标，对研究杨绛散文的众多文献予以综述和概论。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认为1997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最有创意和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是黄科安的《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和刘思谦的《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该文对今后有待填补的研究空白的认定是：“杨绛传统的文学思想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与束缚；杨绛散文与现代散文、古典散文的承继关系；杨绛与新时期‘老生代’作家群（如巴金、冰心、孙犁、季羡林、张中行、汪曾祺、黄永玉、宗璞等）之比较；杨绛散文的女性视角；钱锺书散文与杨绛散文的比较等。”

于慈江的《杨绛研究述略》发表得最为晚近，是2011年。其主要目的是，对如上四篇文献梳理文字拾遗补阙。鉴于该文的基本内容已在本章中有所体现，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节最难割舍是小说——审视杨绛的绝佳聚光灯

一杨绛文心深处无所不在的小说影像

从对既有文献的初步考察中大略可以看出，对杨绛其人其作的研究至少在以下两个不无联系的方面——都与小说这一体式相关——尚有开拓余地。

一是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和小说译作的历史、格局或层次的整体把握和纵深透视，以及基于这种富于纵深感的把握的抽象、概括与提炼。饶有兴味的是，虽然杨绛涉猎过多种体裁并分别卓有斩获，但她对小说的关注度明显最高。这不仅表现在她尝试过长、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不仅表现在她的小说处女作和散文处女作几乎同时面世，还特别表现在她对小说的研读用力最勤——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便主教英国小说，表现在她的译作主要是小说译作，表现在她的文论的绝大多数都与小说有关，余下的也均能从中窥见小说的影像。

尽管如此，杨绛研究的弱项截至目前也恰与小说相关：一方面，从体裁对比的角度来看，学界对杨绛早期的戏剧（主要是喜剧）创作和中晚期的散文（主要是忆旧怀人散文）创作比对其中晚期的小说创作投入的力道明显要大，论述得也远为充分和彻底；另一方面，单就小说这一体裁而论，不仅有关杨绛小说的文本研究主要是以《洗澡》为主，对其他的中短篇小说相对触及较少，尤其缺少以其全部小说为对象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宏微观相结合的整体性观照。至于针对杨绛的小说译作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几近于无了。

二是对杨绛的文论（绝大多数是与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相关的研究和批评）和译论（主要针对的是小说的翻译）文字的系统归纳和整体解析，以及以这种全面、具体的爬梳为基础展开的对杨绛的文学（小说）写译理念和文学（小说）写译理论的深度探究。既往的杨绛研究更多地着眼于杨绛的具体作品，着眼于就事论事的文本分析，着眼于她的文学姿态、立场或心态的描摹，相对缺乏对杨绛的文学理念、美学追求以及所依奉的文艺理论的系统整理和提炼。

纯就小说这一体裁具体而言，不仅研究杨绛的小说翻译理念与理论的人寥寥可数，对她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的关注也基本暂付阙如，更谈不上将她的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同她的小说写译实践乃至她的整体写作状态与观念格局联系在一起系统地加以考察了。

一个例证是，学者白草曾写过一篇《杨绛的小说理论》，可说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篇全面探讨杨绛铢积寸累的小说研究成果的文章。然而，这篇堪称填补空白的文字在行文上却远不够严谨，缺乏必要的提炼——譬如，它大量地使用了杨绛文章中的原始表述和用语，却又并未严格地、公允地将其处理成直接引语。此外，这篇文章不但基本上没有联系杨绛本人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译作实践来讨论杨绛的小说理论问题，尤其非常可惜地也并没有触及杨绛的文论删节稿《斐尔丁的小说理论》的母稿——原刊发于《文学研究》季刊1957年第2期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不消说，这篇文章更没有涉及杨绛的小说翻译理论。

除了如上所指出的相对缺乏从作家的文学写译心理、文学写译理念与理论着眼的探索这一点之外，截至目前的杨绛研究也相对缺乏更为宏观的视角的观照。因之，比较缺乏统领性，缺乏深度感，也缺乏足够的新意和启悟。对此，有的论者颇有同感：“但总体上看，对杨绛创作的综合研究始终没有充分展开，缺少整体观照和全面梳理，大多是局部评论和研究。目前，只有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和罗银胜的《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五)，相对兼顾全面。”当然，在此必须厘清的是，单就综合性或整体观而言，面向普通读者的传记作品同规范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原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要把这部杨绛研究论著的论说重心定位为从“小说”这个关键词或出发点切入，全面探究杨绛的小说写译理念与小说写译实践，主要就是为了拾遗补阙，以便对当前的杨绛研究有所推动和贡献。一如前文所简述过的，除了一两种传记（包括评传）和数量并不是很多的评论文章（包括若干篇博硕士论文）外，迄今尚没有一本全面论述杨绛的文学写译实践的学术著作，更没有专门针对她的文学写译心理、文学写译理念与理论所展开的深度研究。本书虽不敢以开风气之先妄称，但的确有将杨绛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一点企图。

这里所说的“拾遗补阙”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以前的杨绛研究的一些补充性推进；二是对以前暂付阙如的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如杨绛的译作和文论同其文学理念与写作实践的内在联系，等等；三是要力戒无原则地拔高所论作家历史地位的思维定势，努力探求杨绛在揭示“艺术与克服困难”的秘奥的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心态、状况和局限性，并进行有一定深度的、言之有物的评析和生发。

譬如，对于杨绛的小说文论篇什的探究，要有针对性地考察它们对杨绛的小说写作态度和行文习惯的影响；更进一步地说，要探讨它们与杨绛的小说写译心理、小说写译理念以及小说写译理论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

再譬如，与专业的翻译家傅雷、草婴乃至许渊冲把翻译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工作方式与立言手段大为不同的是，杨绛的译作很大程度上只是她所倾心的文学写作的一种变通形式或过渡手段。一俟气候适宜，她便会转向专门的写作。换句话说，无论外部情势有多恶劣，也无论一向讲究缄默图存的自己在做人的姿态上多么谨小慎微、如封似闭，杨绛都能做到一本初衷，坚持写作的“贼”心不改。说到“贼”字，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杨绛对于写作的贯彻始终的“惦记”或死心塌地让人由不得不印象深刻。这种对艺术、对写作的始终不渝当然堪称坚贞，也值得敬重，可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为文态度和文学理念在支撑着杨绛呢？这正是本书的关注重心之所在。

本书书名中的“走在小说边上”一语自然是化自杨绛亲自编定的钱锺书早年第一本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题目，也与杨绛晚年的幽思冥想录《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标题不无渊源。刚到而立之年的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这一语境中，把人生比作一本神奇的大书，自谦自己的文字结晶不过是这部大书边角空白处的小小眉批或零星点缀，故以之为名。而人生在杨绛的眼底，无需额外的转喻或引申，就是实打实的生活或生存本身：以接近百龄之身感慨自己的人生之旅行将走到边缘或尽头，进而究诘生、死、灵魂乃至上帝并反思人生价值。由于对小说的全情关注与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杨绛精神层面上最重要也最具使命感的人生内容或追求，本书书名以“小说”置换“人生”可说顺理成章，并不突兀。总之，虽然“走在小说边上”这一片语得自钱、杨二人文字的启发，不无修辞意味或人为痕迹，以之作为书名亦可能不免有讨巧之嫌，但它毕竟把本书的论说对象杨绛同小说之间那种既一见倾心又不免履薄临深、既念兹在兹又似乎若即若离、既有宏大愿心朝圣又好像老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毕生的复杂纠结，做了最精准也最形象化的表达或提示。

若暂时撇开这一提示不论，那么，以“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一表述作为书名，无非是要突出“杨绛”与“小说”这两个主体性关键词及其动态关系，无非既是点明本书是要借小说这一视角来观照杨绛，包括她的艺术追求和人生追求，也是用以明确本书的研究旨趣和重心是小说，特别是杨绛的小说世界——包括她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乃至她所信奉的小说写译理念与理论，包括她与小说这一文体形式的种种瓜葛或渊源。

说到底，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既是进入杨绛的人格世界和作品世界的一个重要基点，也是体察她整体的文学写译理念与理论的最为关键的介入角度之一。

二以小说打量杨绛的具体方式与路径

本书的基本写作态度是，以杨绛这样一位虽不无争议但又绝对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作家作为观照对象，以对该作家写作心理、为文态度和文学理念的细致剖析带动作品——主要是杨绛的小说作品和小说译作——的讨论来展开具体论证。或换言之，作品和作家本人两不偏废、相互印证，用杨绛的小说写译作品来验证她自己写译的姿态和方式、心理和理念，进而检讨她小说写译的成败得失和她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甘苦与矛盾。

具体而言，本书将以文献钩稽、版本对比、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为基本手段，紧扣杨绛的学院派或学者型小说家兼小说译作家这一双重身份，在文本（小说写译文本与文论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展开细致探究，力避简单描摹作家生平或平铺直叙作品情节与故事内容。

譬如，要荡开来立体地观照作家兼译作家杨绛，要将她置于与国内外其他作家［如英国小说家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和译作家（如翻译家傅雷和董燕生）的对比之中来把握；要谈杨荫杭（1878—1945）、钱锺书等家人对杨绛的评价、影响和衬托（家族与家庭环境因素）——以钱锺书为例，他作为不世出的才子型学者兼作家，自是高才硕学、惊才绝艳、睥睨物表、妙绝时人，而作为他的另一半的杨绛在风格上则恰恰相反，是深耕细作、浅斟慢酌，是不以才炫、不以学耀；要深入剖析杨绛对萨克雷（William M．Thackeray，1811—1863）、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等欧美小说家和文论家的小说作品及文学理论与理念的解读（杨绛原本就是一名从事欧美文学特别是欧美小说研究的知名专家），等等。

再譬如，在本着杨绛自己的“艺术是克服困难”这一理念对杨绛纠结和挣扎于“写作”与“写作的困难”这一两难境地的矛盾与复杂心态进行剖析与探究的过程中，既要依托杨绛的知识修养与人文素养，联系她的学术与语文造诣，也要考虑她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与学者心态。

在本书有限的篇幅内，以上粗粗罗列的几个方面或视角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得以充分体现，但作为讨论杨绛其人其作的参照系或坐标轴，它们会时不时对笔者予以提醒，有助于整个论证的精简、集中和深化。

作为引论，本书第一章的主体内容是，以杨绛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解析为基石与脉络，以世人如何看待和评析杨绛其人其作为出发点与切入点，全面回顾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状况、个性特点与存在价值，进而自然而然地引入“小说”这一研究视点，并概略总结以作家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作为讨论重心的意义与必要性。

根据杨绛自己的一些零散叙述和追忆，小说写作一直是她的写作情（意）结或文学梦想的重心之所在：“我当初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而杨绛的第一篇小说《路路》（现名《璐璐，不用愁！》）早在1934年即已写成，发表于1935年，与其首篇散文《收脚印》的发表（1933年）仅隔两年。“文革”以后，杨绛又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韧力和精神，写作并发表了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包括修改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个短篇《小阳春》和《ROMANESQUE》）以及引起了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洗澡》。与此同时，杨绛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主业上，也是以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陆续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小说理论批评与研究文字。

因此，要探讨杨绛的文学写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总结她的文学写作经验和教训，首先和终极就必须落实到对其与小说相关的理念与理论的考察上来。而要考察杨绛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就不能不首先爬梳、整理和提炼杨绛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小说研究文字。顺理成章，这便构成了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主体内容。

同理，由于杨绛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的“一半是翻译”，而她又曾结合自己的译作实践，陆续发表过一些颇具实用性或操作性的译论——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论，本书接下来将用第四章的全部篇幅，研讨杨绛以小说翻译为重心的文学翻译理论。

本书后续的第五章则将以前四章的铺垫为基础和骨架，理论联系实际地集中讨论杨绛的小说写作和小说译作。

所有这些方面的探讨，自然不会忽略杨绛自己的《关于小说》等文论结集。

虽然如前所述，杨绛毕生都有着强烈而旺盛的写作冲动、意愿乃至意志，但她从未把写作这件事看得很功利。一方面，她总是刻意强调自己并非学者——实际上是个如假包换的学者却又从不以学者自居，在在凸显了杨绛对自己的写作生涯和作者身份的更加看重：“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另一方面，她又总是不忘随时随地提醒大家（自然也包括她自己）：“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在这一点上，杨绛其实很像比她年长七岁的另一位百岁作家巴金（1904—2005）——作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他和杨绛曾分别被冠以“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称号。的确，与杨绛的情形相仿佛，毕生勤奋笔耕的巴金也曾明确地一再否认自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譬如，1980年，巴金曾在日本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强调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巴金和杨绛对文学家或作家身份的警惕或“排斥”无疑相当郑重其事。这一态度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谦虚、故弄玄虚或乃至不自信。那么，“作家”或“文学家”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无论是巴金还是杨绛都避之唯恐不及？更进一步地，为什么杨绛会特意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会明确认同“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的观点？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究竟何谓写作的“困难”，何谓“困难的克服”？这些话题将开启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

本书的第六章作为尾论和综论，将从前几章分别以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为主体内容所展开的个案性讨论，过渡到有关百龄作家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性省思与论说。从本书的初衷出发，本章无意对有着整整80年漫长写作经历的作家杨绛以浮泛评说和笼统锁定的方式盖棺论定；相反，将力图在开放的文学与历史视野下，还原作家杨绛文心的丰富与纠结，还原她在应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困难或限度的过程中，所体验的艰辛、困扰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

杨季康：《收脚印》，《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9期，1933年12月30日。
季康：《路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6期，1935年8月25日。由于小说《路路》末尾注明的写作日期“9月19日”已经超过了发表日期，揆情度理，当是小说发表前一年（1934年）的9月19日。
杨绛：《称心如意》，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初版。
杨绛：《弄真成假》，上海：世界书局，1945年初版。
杨绛：《风絮》，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
［英］约翰·黑瓦德：《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杨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
［西班牙］佚名：《小癞子》，杨绛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初版。
［法］阿阑·瑞内·勒萨日：《吉尔·布拉斯》，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初版。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
杨绛：《春泥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初版。
杨绛：《关于小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初版。
杨绛：《干校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
杨绛：《将饮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初版。
杨绛：《杂忆与杂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初版。
杨绛：《倒影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
杨绛：《洗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
杨绛：《我们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初版。
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02—103页。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2页。
据杨绛原稿的影印件推测（原稿字迹模糊），“数”字似应是“颇”字。详见2005年7月28日杨绛致刘梅竹信，载于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Meizhu Liu，La Figure de l’intellectuel chez Yang Jiang，Paris：Inalco，2005），第376页。
据杨绛原稿的影印件判断，“负”字应是“侮”字。详见2005年7月28日杨绛致刘梅竹信，载于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376页。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2页。
杨绛：《记杨必》，《杂忆与杂写（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5页。
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第19—22页。
参见汪曾祺：《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载于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此文亦见于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范用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于继增：《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书屋》2005年第8期，第66—71页；包丽敏：《沈从文：作家“死”了》，《文化博览》2006年第3期，第36—37页。
罗新璋：《释“译作”》，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38页。
质疑主要在于：江水固然可以浩荡（水大貌），江声却如何浩荡得起来？但若不从诗意或创意上来理解文学创作，而只一味地纠缠于语法或逻辑，文学便可以休矣；而所谓“通感”、所谓“虚拟”，也便都成了镜花水月。
王富仁：《呓语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这种现象其实挺严重，有的一稿多至四五投或四五刊：如舒展的《古驿道上悟道者——读杨绛新作〈我们仨〉》一文，便分别载于《检察日报》（2003年7月25日）、《社会科学报》（2003年8月14日）、《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4期）和《科技文萃》（2003年第11期）；再如，杜胜韩的《杨绛小说中的贤妻良母形象》分别载于《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1第2期）。造成这一学术不严谨现象的原因大概既来自作者方面，也来自报刊杂志方面。
孟飞：《从〈洗澡〉说开去——略论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孟飞文集》，载于“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2/69424.html。
杨绛对施蛰存的这些细节性质疑一直未见回应，也未做相应的文本订正。可能是并未看到施蛰存的评论，也可能是认为虚构作品容许这类历史性细节不真实的情形存在。
详见施蛰存：《读杨绛〈洗澡〉》，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21—723页。
彦强：《不因同根而护短》，《读书》1989年第11期，第179页。
彦强：《不因同根而护短》，《读书》1989年第11期，第179—180页。
周文萍：《学者机智女性心情——谈〈洗澡〉对情节高潮的淡化》，《名作欣赏》1996年第1期，第72—75页。
陈宇：《近十年杨绛研究综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6页。
张立新：《流落民间的“贵族”——论杨绛新时期创作的民间立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第102—110页。
王燕：《论杨绛的自由写作立场》，《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第67—70、90页。
刘梅竹的《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以法文写作，完成于2005年。该博士论文的中文题目为笔者根据刘梅竹（Meizhu Liu）自己提供的法文、英文题目——La Figure de l’intellectuel chez Yang Jiang（The Intellectual in the Work of Yang Jiang）——综合译出。该论文的指导教授系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另译：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Inalco）的伊莎贝尔·拉比（Isabelle Rabut）。可参见Liu Meizhu，《Interviews with Yang Jiang》，China Perspectives [Online]，65 | May - June 2006，Online since 21 December 2006，connection on 25 May 2014．URL：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636。
详见范培松、张颖：《钱锺书、杨绛散文比较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第189—194页。
“夏门”系指已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夏志清（Chihtsing Hsia或C.T．Hsia）门下。夏志清称门生Edward Gunn为管德华。详见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一书的英文全名是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年版。其中文译本由北京的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译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张泉。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6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年二版；1999年的第三版改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U Press）出版。繁体字译本有刘绍铭等翻译的中国香港版（2008年中文大学出版社版）和中国台湾版（1979年友联版）。该译本的简体中文版目前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详见［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77页。除钱、杨夫妇外，该章另外讨论的两位作家是吴兴华（1921—1966）和张爱玲。
此处的“他”字似应为“它”字——因为所引此句的主语明显不是张爱玲、杨绛和钱锺书三位作者，而是他们的作品。
［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指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一书。
李欧梵：《美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编译参考》1980年第8期，第63—64页。
杨绛后来只把《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合在一起称《喜剧两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收入《杨绛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绛散文戏剧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杨绛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也只是这两种。
［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另据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页）记载，杨绛自己曾表示：“此剧是名导演姚克导演，但剧本无足取。所以我自己毁了，不要了，没有了。”
［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显系笔讹或印刷错误，“若”应是“苦”字。
陈学勇：《杨绛的第三部喜剧与麦耶的评论》，《博览群书》1997年第7期，第42页。
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据查考并证诸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麦耶即后来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学者董乐山（1924—1999）。详见陈学勇：《杨绛的第三部喜剧与麦耶的评论》，《博览群书》1997年第7期，第43页。
麦耶：《七夕谈剧·〈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杂志》，（1944年9月）第13卷第6期。
黄裳：《珠还记幸》（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89页。
详见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92页。
杨绛的回复日期系根据杨绛的亲笔信的影印件判断——其中2005年元月的“元”字相当模糊，但肯定不是阿拉伯数字的1—5。详见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374—376页。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页。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2页。
详见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页。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页。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页。据刘梅竹法文博士论文附录的杨绛的亲笔回复，杨绛2005年“元月13日”提到的其实是《杨绛文集》的二刷本：“得买第二次印刷，第一版错太多。”（引自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374页）刘梅竹之所以会在发表时将其改成“最好买第三次印刷，因有修改”，是因为杨绛于2005年9月30日写信说：“第二页（）内的两句，可改为（最好买第三次印刷，因有修改）。”（引自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2页）杨绛这一嘱咐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最新的印刷本当然改进得最为彻底；二是为了语气的委婉，给出版社留面子。但实际上，《杨绛文集》的三刷本要到2009年6月才印行。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要么是杨绛在如上提到的最后一封信里，把“第二次印刷”误写成了“第三次印刷”（当然，也可能是刘梅竹抄错了杨绛的原信）；要么是同2005年1月时的情形相比，杨绛2005年9月份时已把将用于第三次印刷的改动完成，虽然要到将近四年之后才能付梓面世。
详见孟度：《关于杨绛的话》，载于《杂志》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第110—112页。
详见麦耶：《十月影剧综评·〈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杂志》第12卷第2期（1943年11月），第172—173页（亦可参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七夕谈剧·〈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杂志》第13卷第6期（1944年9月），第164—165页（亦可参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1页）。
详见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97—103页。
详见麦耶：《七夕谈剧·〈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杂志》第13卷第6期（1944年9月），第164—165页（亦可参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1页）。
详见陈学勇：《杨绛的第三部喜剧与麦耶的评论》，《博览群书》1997年第7期，第42—43页。
详见刘心力：《杨绛研究述评》，《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4—45页。
详见叶含氤：《杨绛文学创作研究》（指导教授：何寄澎、沈谦），（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202页。
柯灵：《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庄浩然：《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张静河：《并峙于黑暗王国中的喜剧双峰——论抗战时期李健吾、杨绛的喜剧创作》，《戏剧》1988年秋季号（总第49期）。
黄万华：《杨绛喜剧：学者的“粗俗”创作》，《新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万莲子：《乱世情怀的文化发现——论张爱玲与杨绛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
胡德才：《“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论杨绛和她的喜剧创作》，《湖北三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张健：《论杨绛的喜剧——兼谈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世态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黄树红、翟大炳：《杨绛世态人情喜剧与意义的重新发现——谈〈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的文学史价值》，《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马俊山：《重返市民社会建设市民戏剧——论40年代的话剧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敖慧仙：《谈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的高潮设计》，《戏剧文学》2006年第12期。
杨扬：《杨绛喜剧艺术论》（导师：王文彬、王宗法、张器友、王达敏），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参见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详见叶含氤：《杨绛文学创作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引文引自该硕士论文的中文“摘要”。
有论者持类似看法，将杨绛的《我们仨》看作“中国式的‘追忆逝水年华’”，“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详见牛运清：《杨绛的散文艺术》，《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127—128页。
详见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5页注释1。
详见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360页。
如据刘梅竹记录的2002年7月18日与杨绛的电话对话稿，杨绛曾说：“钱锺书总说the news（笔者注：小说。此处，杨先生用的是英语）喜欢年轻人，不喜欢老人。但是我不服，我总想试，哪怕只试一次，就写一个故事。”（引文引自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391页）。刘梅竹将其译为“Qian Zhongshu disait toujours que le news (roman) [pronouncè en anglais] prèfèrait les jeunes et non les vieux……”（引文引自刘梅竹的法文博士论文，第383页）。
参见胡河清：《杨绛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第40—48页；收入胡河清：《灵地的缅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据《钱锺书集》，钱锺书不仅有文《写在人生边上》，还有《人生边上的边上》；而杨绛则有《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胡河清：《杨绛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第42页。
详见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当代文坛》1995年第5期，第40—43页。
详见李江峰：《余杰的疏误》，《书屋》2000年第9期，第34—35页。
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当代文坛》1995年第5期，第41页。
有关“隐身衣”的说法和辨析，详见杨绛：《隐身衣》，《将饮茶（校定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11页。
杨绛：《〈喜剧两种〉一九八二年版后记》，《杨绛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9年第3次印刷），第192页。
李江峰：《余杰的疏误》，《书屋》2000年第9期，第35页。
详见李江峰：《余杰的疏误》，《书屋》2000年第9期，第34—35页。
参见陈宇：《近十年杨绛研究综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6—70页。
参见路筠：《近十年（1997—2006）杨绛散文研究综述》，《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4期，第33—36页。
参见刘心力：《杨绛研究述评》，《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4—45页。
参见范宇娟：《回黄转绿十年间——杨绛新时期研究述评》，《学术论丛》1999年第2期，第51—55页。
参见于慈江：《杨绛研究述略》，《东岳论丛》2011年第5期，第118—123页。
范宇娟：《回黄转绿十年间——杨绛新时期研究述评》，《学术论丛》1999年第2期，第51页。
《玉人》应是《“玉人”》。
范宇娟：《回黄转绿十年间——杨绛新时期研究述评》，《学术论丛》1999年第2期，第53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04年第17刷），第643—644页。
陈宇：《近十年杨绛研究综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9页。
刘心力：《杨绛研究述评》，《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4页。
刘心力：《杨绛研究述评》，《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5页。
刘心力：《杨绛研究述评》，《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4页。
路筠：《近十年（1997—2006）杨绛散文研究综述》，《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4期，第36页。
“1949年8月24日，杨绛和锺书带着女儿登上火车，两天后到达母校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按照清华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兼职教授，授《英国小说选读》……”引自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7、241页。
详见白草：《杨绛的小说理论》，《朔方》2001年第Z1期，第145—152页。
详见杨绛：《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春泥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66—96页。杨绛这里使用的译名“斐尔丁”，现在一般译为“菲尔丁”。
详见杨绛：《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第107—147页。
王燕：《杨绛的寂寞与高贵》，《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第172页。
参见杨绛：《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春泥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97—105页。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繁体字版）。此书系钱锺书第一本集子，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初版。
参见杨绛：《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第110—115页。
杨绛：《作者自序》，《杨绛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9年第3次印刷），第2页。
杨绛：《作者自序》，《杨绛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9年第3次印刷），第2页。
张者：《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红岩》2001年第4期，第111页。
杨绛：《作者自序》，《杨绛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详见冰文：《二〇〇三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揭晓》，《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月9日，第5版。《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亦有相关报道。
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王毅钢选编《写作生活的回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详见杨绛：《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