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歌颂我们之再生

——马可和他的1938年日记

第一次读马可的日记是在两年前的春天。那日，北京的天空笼罩在莫名其妙的昏黄中。我待在房间里，打开一本叫做《黄河入海流》的内部发行书。这是有关方面为纪念抗敌演剧队而组织编写的系列史料中的一部，八十多岁的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先生把它连同许多资料一起交给了我，希望我能写下些什么。

我已经弄不清到底看了多少本，我一时无法从过多的材料中理出头绪来，也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能不辜负老人的托付。时代太遥远，材料太繁杂，我弄得有些昏昏然……然而，当我翻开《黄河入海流》时，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这本记载演剧十队历史的集子，占据绝大部分内容的却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马可的日记。日记文笔流畅生动，有些地方却也温馨优美。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信奉基督教的年轻人，在1938年7月到1939年12月这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以每天一篇天天不拉的状态持续着写作，绝不敷衍。并在写作中，毫无保留地坦露着自己在一个非常年代里的热情、挣扎、愤懑和矛盾，让我不能不时时感受到一种猛烈的撞击。

这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音乐家马可吗？那个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熟悉的《南泥湾》、《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的曲作者，那个每到节日人们都会引吭高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曲作者？……我立刻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很快就在那些眼花缭乱的图片和诸多个同名人中捕捉到我要找的信息：

马可，作曲家，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一生写有声乐作品七百多首，还有器乐曲、管弦乐组曲、秧歌剧、歌剧、电影音乐、音乐理论著作等等，他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他的主要作品是民族音乐的经典之作，他为大众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读着马可当年的日记，它总在提醒着我，日记的主人和后来这位成就斐然的音乐家有着多么大的距离！每当我独自面对那些厚厚的史料，我就仿佛看到，一个孤独青涩的马可，穿过漫长的时空，迈着艰难的步伐向我走来。他的脚下，是布满荆棘的路，他的身后，是连绵的烽火和硝烟……

一

最初和马可的女儿海莹联系上是在电话里。或许因为是同时代人，父辈又同有延安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们立刻就变得熟络起来。她告诉我，马可一生留有四十八本日记，而年代最早的正是我所看到的那部始于1938年7月1日的日记（原件已经送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她还热情地把自己撰写的怀念父亲的文章从电脑上发给我，在那些饱含着真情的文字中，我读到了一个女儿对父亲怀有的深深眷恋。不久后，我又在北京实验话剧院的小院里见到了马可的另外两个女儿，她们的讲述，让我更清晰地触摸到马可早期的踪迹。

马可出生于教会家庭，自幼有着良好的教养。操持着牛奶生意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影响下，四个子女从小也信奉基督教。马可是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父亲开明慈爱，母亲善良淳厚，兄弟姐妹相处和睦。周末的时候，全家人会准时去教堂做礼拜。马可坐在大人们中间，尽管很难弄清这个中的道理，但周围人们坦诚的眼神、真心的祈祷、和谐美妙的乐声都在他的心里播下了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和勇于奉献自我的种子。童年的马可还参加了教会唱诗班，在那里不仅熟悉了唱诗音乐，也接触到了民间音乐，或许正是这些经历奠定了他的音乐基础。

可惜，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马可五岁时，父亲中风猝然辞世。经济支柱的倒塌给家庭带来巨大打击。所幸母亲以她的坚强和勤勉重新支撑起这个家庭，而孩子们在母亲的带领下也更加努力。

幼年的马可是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孩子。考上中学后，个人爱好进一步拓展，喜欢体育、文学、音乐等。高中时，一位好老师的出现，使他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当他在实验室里目睹着小小试管里的颜色发生奇妙变化，就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开始把热情投入到化学实验中去，甚至连自己住的小屋也布置成实验室，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待在里面，给姐姐配制雪花膏等。有时候，家人会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就见他跑出来，脸都已经喷黑了……中学时代，马可就开始写日记了，和许多稚气未脱的孩子一样，他突然有了一种要把生活记录下来的强烈渴望。那时候，这个孩子只是想着，写下这些文字，“二十年后翻阅，当意味无穷……”后来，马可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河南大学化学系，他充满热情地相信化学是可以强国的，而他自己就是要做一名伟大的化学家。

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都是难以预料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马可人生的轨迹和许多人一样被战争粗暴打断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先是加入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负责教唱抗战歌曲，很快，这个没有音乐专业知识的化学系学生就开始满怀激情大胆作曲了。

马可手迹，右上图为中学时代的马可在做化学实验

他这样讲述自己音乐生涯的开始：

民国廿五年的秋天，忽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跑到图书馆里借了几本音乐入门之类的书，看完之后居然就想自己作曲！这简直是荒唐！我相信，音乐家如果知道了大约恼的纵不自杀也要三天不吃饭。然而这“终年不闻丝竹声”的老城中，据我所知，所谓“音乐家”恐怕太有限了吧！因此我就不做此杞忧了。

（马可《牙牙集》）

马可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作曲让这个“满身硫化气的人”产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歌声正在唤起这个国家无数人的自救希望，也让年轻的被战争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泄”的通道。从马可投身音乐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和这个时代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然而，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坎坷的路，马可需要付出全部努力，在精神上和许多方面彻底改变才能坚持到底。

1937年的那个秋天，马可的机遇来了。戏剧家洪深、音乐家冼星海率上海抗敌演剧二队来到开封，马可结识了他们，并成为冼星海忠实的学生。那次演出，金山、王莹等大明星的歌声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在当地掀起了一个抗日爱国的热潮。二队走后，开封各个学校纷纷组织起农村服务团下乡宣传。马可担任学联歌咏的总指挥，他整天奔走在学校、部队之间教唱抗战歌曲。九十年代初，他的同学、怒吼歌咏队的队友王麦还在回忆中描述马可当年的样子：“他总是身穿黑色棉袍，提着一个小包，包中放满了花生，匆匆忙忙一边走一边吃着，这就是他的一顿美餐……”很快，二十岁的马可已经是开封的“知名人士”了。

1937年冬，华北战事危及开封。书是无法读下去了，马可和同学们组织的抗敌巡回话剧队在农村开展宣传。这是马可第一次离开学校走进农村。演出在天寒地冻冰雪交加中进行，同学们喊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台上台下的情绪连成一片。马可的创作热情就在这火一样的情绪中一发不可抑制，他创作的《游击队战歌》等很快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

翌年夏天，日本鬼子渡过黄河。马可所在的演剧队经历了将近一年的颠簸，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团队解散，队员们分别到各处，前途一片渺茫。所幸，在洪深的指点下，演剧队和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三厅取得联系，被批准转为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十队，并得到命令在规定的时间赶到武昌参加公演。消息传来，马可非常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多么兴奋的期待着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一处的那一天！”“憧憬着过去可恋忆的生活，极力的盼望着我们这采风之再生”。马可真正的战争生活开始了，他就像是一匹冲出战壕的烈马，变得癫狂起来。为了使已经分散的队员们能在三厅指定的时间赶到武昌奔赴前线，马可和几个同伴立刻分头出发去找人。他的日记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详细地记载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日子里，抗敌演剧第十队的诞生成长和结束，记载了他自己在这一年中精神的苦斗和磨砺，日记不仅堪称抗敌演剧十队的一部队史，也是一个投入战争的知识青年的精神裂变史，更是一位青年音乐家的成长史。

二

2016年5月里的一天，我走进马可曾经就读的徐州五中。那天，细雨蒙蒙，校园内古老的建筑，参天的树木和安放于小路两旁刻有历史典故的座座石碑，都在雨中透露出一种浑厚凝重的大气。回廊下，学生们的读书声阵阵响起。我徘徊在校园里，凝神于马可的画像前，回望往事，久久不忍离去。七十多年前那个教会的乖孩子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人生的记录，那个全身心地沉醉于化学试验的好学生，怎么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梦想走上音乐道路？又怎么会在战火燃起的时候毅然离开学校和家庭走进风雨飘摇的社会，把自己投入到凶险和不可知的未来中去？这需要多少勇气和信心，在他出走之后，又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

或许，没有比战争更能让一个人感觉到孤独无助了。离散，死亡，无处不见。个人的力量在暴力摧残下只能感到加倍的渺小。到哪里去寻找依靠和希望？每一个青年只能苦苦地探寻……马可的日记正是从寻找开始。

那是个酷热的夏季。在家乡的田野上原本应该飘出麦香，学生们的身影原本应该活跃在操场上的时候，马可只身一人踏上寻找同伴们的路途。武昌集合的时间迫在眉睫，队友们还分散在各处联系不上，他知道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把大家聚集到一起，为民族的生存尽青年人的一份力量。他拼力挤上颠簸的汽车，在倾盆大雨中走过那些曾经熟悉的城市，昔日的繁华被战争蹂躏得荒凉而空寂，只能让他感到更加陌生和恐慌。马可深深地品尝到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流浪的凄苦”。偶尔，在雨中的一个小饭铺门口，听到有小女孩在唱他的《游击队战歌》，孤寂的心中才忽然“感到一点亲切和安慰”。

我一个人行走在大街上，前后左右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天下了暴雨，我躲入一个澡堂里，可是我又不习惯于一个人躺在床上像死尸一样的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来消磨时间。走出澡堂再也不知往哪里去，脑中更没有一点在信阳的熟人的印象——就这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两条腿已酸了，不知停在哪里，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流浪对于我这种个性的人真是太不合适了。

（马可日记，1938年7月14日）

更多的时候，马可是步行，那情景有点像“探险小说中的荒蛮地上的旅行”。一个人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土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即便有，也是零散而狼狈的军人，和他以相反的方向而行。从信阳到潢川，他把二百四十里的路程分为六站，每站四十里路。第一站下午三时出发。火毒的太阳照得眼睛直冒金星，两旁没有一丁点树荫，人过之处飞扬的浮土蒙在脸上和汗水混在一起。他嘴里含着防中暑的八卦丹，身上汗如泉涌，四十里的路仅用了三个钟头就走完了。太阳下山时他又赶出十五里路。夜晚，总算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他草草地填饱肚子整个人就瘫倒在两块门板上，身上连一张报纸也没有。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写日记：“这是我生平中稀有的蹩扭的睡眠，我觉得也好，假若人生必定要吃点苦，那么我为什么不应当吃呢？”半夜里他被冻醒，三点钟爬起来踏着月光上路。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半夜出发，“四十里皆山地，开始的几里中，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惟见萤火遍地，树影郁郁，每听见旁边青蛙跳入水塘，心中悸然而动。”……

马可经历着体力和精神上的考验，改变看起来很自然，其实又是极其艰难的。再苦再累莫过于找到同伴的兴奋和欢乐了，在一个荒凉的小镇里，他终于找到了队友老魏的家，新婚的老魏正坐在门口乘凉，马可悄悄地走到他背后，拍拍他的肩膀禁不住唱起来：“我告诉我的同志们，我们聚会在何地……”（《三江好》唱词，马可谱曲）

正在发愣的老魏猛然跳起，“哎”的一声握住马可的手，他们激动得什么都说不出来，马可觉得自己几乎要哭出来了。

在马可等人的努力下，分散的队员们终于按照三厅规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武昌。

1938年8月10日夜晚，湖北武昌昙华林。火一般的太阳缓缓落下，持续了一整天的酷热却迟迟不肯消散，被连日不断的轰炸警报折磨得疲劳不堪的人们在夜幕掩护下总算进入暂时的平静，年轻的马可蜷缩在一间小屋子里，如常地写下这一天的日记：

下午，举行十个队的授旗礼，全副武装，并且都披上武装带——从前有“救亡官”之戏语，现在居然成真了。

授旗后，陈诚训话，看我们的情形他很高兴，说叫我们在此受训一周再出发。

（马可日记，1938年8月10日）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面对音乐家马可留下的四十八本日记（1938—1976）时，1938年8月10日这一天湮没在将近四十年一万三千多个日子里，并不显得特别惊心动魄。然而，这一天，对于年轻的马可和他的队友们，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却注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三厅（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成立了十个抗战演剧队十个宣传队。上千名热血青年聚集在这里接受训练，并在一个月后开赴各个战场。马可的队友晏甬——第十队中共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在多年后整理的十队编年中这样描述：“8月10日，三厅所属十个演剧队接受了政治部主任陈诚的检阅后，举行了授旗仪式，随后又受训一周。十队于9月7日由指导员洪深同志率领乘火车北上，在日机沿途轰炸下和难民一起到达河南洛阳一战区所在地。”

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去接受战争的洗礼。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然而，战胜精神上的孤独并不是几天就可以解决的，在马可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和同伴们所经历的内心波动。

演剧队行至洛阳时，马可在日记中写道：

落雨落雪最易想家，因从前在落雨落雪时大都是在家中逗引安儿等侄辈玩耍，如遇哥姐等在家，则更可想出好多办法来消磨时间：或打扑克，或吃花生，或吃红薯，或围炉煮臭豆腐，事虽平淡，但脑中却留一难忘的印象，如今在流浪中，这些都谈不到了。阴天下雨时，气闷得不能作任何事，只有躺床上眼望屋顶追忆往事而已。这是一个多么苛刻的对比。

（马可日记，1938年9月16日）

这年中秋（10月8日），演剧队排了一天的戏。晚上，团队召开同乐会，大家毫无顾忌地笑闹着，但终于还是有同伴哭了，凄苦的情绪很快就传染给更多的人。这是一群没有家的孩子，他们不知道此刻家里有什么变故，战争的硝烟是否让田园荒芜，爹娘和兄弟姐妹是否安好……这晚的马可异常冷静，前夜油印歌页几乎通宵未眠，加上白天全身心投入排练，此刻阵阵困倦袭来，他不再多想什么，只是睡前默默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另外许多地方，还有多少慈母，梦中见着了她的孩子！”

战争的炮火无法抵挡无处不在的孤独。愈是苦难弥漫，愈会思念和平时的家园。在另外一篇日记中，马可写道：

望着天边白云苍茫，想起战前的和平日子，年末紧张的生活，使我觉得有点疲劳了，不能在家庭间听那愉快的琴声，亦不能在山林听那清泉的幽鸣吗？——不能了，大地正在翻身，一切都不容许我们再有更高的理想。

“以战斗回答战斗！”

话是这样说，而且我们向别人宣传是特别的强调这一点。但人会常有不算苛刻的理想的，谁愿意战斗？谁愿意看那遍地的血光腥火？

（马可日记，1938年11月4日）

在马可内心深处永远为自己的家留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个角落又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的情感和脚步。这年冬天来临时，在演剧队工作的间隙中，身心疲惫的他终于来到西安见到迁居的家人。那或许是让他一生都怀念的温馨日子。他先是找到在圣公会做事的姐姐，在等待和姐姐见面时他几乎不大能控制自己。

在河南大学读书时的马可

与家中每一个人不见都有一年多了，听见门房回答马先生在校时，心中无限的兴奋。我简直说不出在我候姐姐出来时心中的感情是如何。似乎是很高兴，却有点酸酸的，想笑，又有点想哭。

相别余年，除了感到更加亲热外，似乎一切都如往昔。姐弟到了一起没有做作的严肃，没有可憎的虚套。惟有笑语，惟有至情的亲爱，这好像不是在“同志”间和“团体”中所能找到的。

（马可日记，1938年12月16日）

马可丝毫不掩饰亲情与团体同志之间情感的差异。这世上有什么能比血脉亲情更加浓厚纯真呢，更何况是那样一个从来就充满着温馨仁爱的家庭。马可从小生活在哥哥姐姐们的呵护中。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办墙报，举行家庭演出。每当马可拉起自己最喜爱的二胡曲《光明行》、《空山鸟语》时，哥哥姐姐们的眼里总是闪现出欣喜怜爱的光彩，那情景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印入他的心底。从颠沛中回到西安的家，姐姐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他；哥哥待他如父亲——在哥哥面前他是无话不谈的；而每日每夜都想念着他的母亲，见到他的那种惊喜更是让他深深感动。他待在母亲身边，注视着母亲的一举一动，感受着母亲的一颦一笑，连母亲做的豆芽汤吃起来都有种格外不同的味道。一年多没有吃过母亲做的饭食了，他感慨道，即便外面的饭有多么好吃，“我用多少钱才能买来饭中母亲的影子，和我熟知的味儿呢？”

所有的一切都像要留住他的脚步。然而，在这“至情的亲爱”中他更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姐姐慈爱的眼神里有着一种信赖和钦佩，哥哥不舍的话语中充满着对自己有个年轻作曲家弟弟的自豪：“我也矛盾着，一面想叫你留下，一面又觉得这时代太伟大了、蜷伏在后方，对一个有为的青年人是一种损失。”在离开团体的短暂日子里，马可没有被温情弄得迷茫和脆弱起来，相反似乎更加冷静。他知道他必须再次离家。躲开母亲凄然的目光，在落雪的日子里，他走了。他知道“留下不走，只有更加深凄然”。他必须走，“走到更大的母亲的怀抱中去！”

马可回到了团队里，和同伴们一起行军、上前线、演戏、教歌。他常常在深夜写作，在深夜赶印剧本和歌页。他也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保持着饭前祈祷的习惯。即便在团体最忙碌的生活中，在同伴们的嬉戏吵闹声里，他也真诚地祈祷，但那已经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家人，为了故土，为了心中的爱，也为了生活所给予的一切而祈祷。

度过一个个紧张而劳苦的日子，深夜，每当他仰望繁星，他总是一遍遍地在心里吟咏着：

北方的家乡多好呢？现在正是暑假中，流连于故乡山河中的时候了。但是故乡呢？故乡中的老友呢？啊！归去来兮，田园已荒芜不归。

田园已荒，田园已荒！——故乡的田园啊！谁能让我亲吻你一下呢，哪怕是路边的一堆泥块！

（马可日记，1938年8月2日）

三

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改变一个人对周围事务的看法了，它可以在瞬间把人们原有的观念击得粉碎，再重新粘合起来，就如同将一个人抛弃在荒野中，让他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袭击中，看到一个过去不曾看到的赤裸裸的残酷世界。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到那种感觉的。我曾经在海莹的带领下去拜访王麦，那位年高九旬唯一活着的马可的队友，想从她那里更真切地获知当年他们所感受到的一切。但是那天，我看到的这位老人对遥远的往事已经很难具体述说。当她知道我是为了演剧队而来，为了马可而来的时候，她只是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手传递给我一种温暖和力量。那天，她还慈爱地望着海莹：“你爸爸妈妈死得……太早了……”眼泪慢慢地从她衰老的脸颊上流下来，看得出，她的内心一定涌动着很多波澜，却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离开她时，她仍旧拉着我的手不放，有些恋恋不舍，我有种感觉，她希望我去寻找，可到哪里去寻找呢？我只有一次次地回到马可的日记里。

让马可改变的正是战争的悲惨情景。他的日记中出现许多血雨腥风的场面，描述最多的则是空袭。

演剧队在武昌集训时，空袭成了家常便饭。只要天气晴朗，日本人的飞机随时会出现在头顶进行密集投弹。那伴随着巨响的猛烈轰炸瞬间可以掀翻几条街道，黑烟滚滚笼罩街区，烟散后，出现在眼前的是坍塌的房屋、掩埋在废墟中的尸体和哭喊的人群……

一日，演剧队正在操练，警报响起，马可和同伴们迅速地跑向一座小山。站在山坡上，他们目睹敌机在城里投下一颗颗炸弹，炸弹落地后一柱柱黑烟冲起，然后在顶端开出大朵的花来，下面的地面在咆哮，在翻滚，吐出弥天的浓烟，半边天都改变了颜色。

那情景刀劈斧削般地印刻在马可的心里，他曾在日记中记述恐怖的感受：

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形容当飞机在头顶上时心中的感觉，因为那是没有感觉的，生命像放在针尖上，很可能，在一两秒的瞬间，便了结了自己。在这样紧张的场面下，神经系统已经失去作用，没有惊骇或惧怕，一切都想不起来了。

（马可日记，1938年8月11日）

恐惧折磨着他的心灵，也改变着他对生命的看法。对于马可来说，一个炸弹所给的教训比在课堂上听老师们讲几个小时的理论要深刻得多。

现在，没有别的可说，这一类的惨象我也看够了。战斗，它已经锻炼了我，使我以后再不存什么苟且和偷安的心了。死的和被摧毁的，不是属于别人的，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必定要复仇，从前太看重我自己的生命。现在，在一条生命不如一条蚂蚁的时代，我的生命太不值得什么了……

（马可日记，1938年8月11日）

九月初的湖北，天气仍旧闷热，马可和同伴们躲过阵阵警报来到火车站，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抢占”了一节车厢，开始了奔赴洛阳第一战区的行程。

火车走走停停缓慢地行驶在荒芜的土地上，过确山，在离郾城十二里的一个小站突然停了下来。马可探身窗外，只见天空中有日军“铁鸟”正盘旋而来，旅客们见状慌了手脚纷纷跑下车去，不多时前方掀起阵阵灰烟，紧接着，一架架敌机飞抵火车上空开始投弹。无助的人们奔跑着，有的跌倒葬身在无情的火海里，有的匍匐在田埂下发出哀号和怒骂。过了好一阵，敌机才结束了轰炸盘旋着离去，扶老携幼的人们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向瘫痪在铁轨上的火车。马可看见，一个老太婆嘴里不停地呼着救命，抖着身子向人们叩头哀求，帮助她赶快离开这可怕的地方，那颤抖的身体、衰弱惊恐的眼神、泪流满面的脸颊在马可的心中缠绕着久久挥之不去……目睹着侵略者的种种残暴，感受着劳苦大众的悲凉，也体会着恐怖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创痛，马可的心在流血。“到处都是轰炸，到处都是残破、损伤，日本强盗揭开了人类史中最凶恶的一幕！”

这年年末，年轻的音乐家张曙在轰炸中死去。他口袋里揣着刚刚写好的歌，怀里抱着可爱的小女儿，倒在一片被炸弹摧毁的残墙断壁里。消息传来，马可无限感伤：

心中被意外的不幸消息打动，为之不悦良久。我与张先生虽不过是仅仅相识，但是总还算是一个“同志”，在第三厅时，他的歌声曾打动过好些人……如今他的声音渺矣，英姿也不可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一个“遗憾”，使我心中长出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马可日记，1938年12月29日）

抗敌演剧十队在排练。指挥者马可，前排右起第三人杨蔚，第四人王麦

近距离地目睹苦难的同时，马可也近距离地接触到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普通士兵们。

11月，演剧队渡黄河赴三十八军慰问。隔着奔腾澎湃的河水，对岸茅津镇的人清晰可辨。日本人数次占领那里，只因南岸有着居高临下的天险而未能过河。此刻，距镇子三四十里的地方正经历着一轮轮厮杀，一次次肉搏战，有一只只的渡船从对岸划过来，船上躺着的是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兵……演剧队员们登船过河，踏上山西的土地，行进在层峦叠翠的丛林中。那夜，马可在日记中写道：“战士襟上，血痕尚未干，心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是惭愧，是同情，也是哀伤。”次日凌晨，马可早起，沿河行走，一路吟咏，满腔的激愤似乎喷涌而出，一首《守黄河》就这样一蹴而就。这是他到达第一战区后一直想要创作的一支歌，苦于多日写不出，却在渡河后，在士兵们带血的身影里，在浑浊奔涌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中流淌出来。马可立刻将歌曲印出，当日教唱，当日演出，当歌声在黄河边唱起来的时候，马可凝视着士兵们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孔，感受着那一颗颗淳朴的心，在心中默念着：“保重吧，你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斗士！”

在三十八军十七师，马可认识了许多普通士兵。他们大都是陕西农民，没有文化，但学习很努力，闲时不少人趴在地上学画识字，慢慢地有的还能自己写壁报了。演剧队演出前，都要先进行对话，士兵们总是情绪高昂热情配合。他们很喜欢学唱歌。当马可问他们想学什么歌，他们会举着拳头回答：“打回东北去！”当问及他们的状况时，他们质朴地笑着答道：“怎么不好呢？饷是按月发，精神上也舒服得很，后方的情形也很放心，前些时我们接到好多慰劳信呢。”当演剧队给他们拍照时，他们则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就连一个酒后醉醺醺地拉着他们喋喋不休的团长，也显得没有那么讨厌，他的话中虽有牢骚不满，但也有种坚韧和力量：“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派，什么主义，只知道这个，哪，打日本！你们说，对不对？哪，该不该？……”在马可眼里，这些过去类似土匪的人，今天却显示了他们的英勇。即便明天就会死去，他们依然平静地吃饭，起劲地唱歌，大声地笑闹。几封慰问信，几次演出，就能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快慰。马可深深地感动着：“多么伟大的力量！”从小受着老师的赞扬，家人的夸奖，曾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现在才发现自己非常渺小；从小受基督教影响知道要“爱人如己”，现在才知道自己应该爱的人是什么样子……入夜，马可编印着歌集《守黄河》，在封面后面一字一句地用力写下：

献给三十八军英勇的战士。

四

如果说战争改变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政治的丑陋、官员的腐败则更容易使年轻人的心受到伤害。马可和他的同伴们面临着更多磨难。演剧队深入前线后，受国民党军队领导，所处环境异常复杂，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也让他们备感苦闷。

马可日记中有这样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清晨，三点半起床，四点升旗。升旗后，迎着天边刚刚泛起的一道亮光，马可指挥政治部干训队的官兵们例行唱歌。无端地，突然有个教育长出来对他加以训斥。马可知道是故意找碴便不予理睬。孰料，那长官不肯罢休，冲他瞪着眼睛问：“你知道我是谁吗？”马可停下指挥，看看那家伙肩上的中将领章又看看他的脸说：“我不认识你。”那长官愈发觉着没面子就吼叫起来，马可心中的怒火和委屈几乎要喷涌而出，一场激烈的冲突眼看就会爆发，但一瞬间，他想到为了工作必须忍耐。终于，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面双脚靠拢向那长官敬礼报告，一面心中难过得几乎要流下泪来。

类似的摩擦接连不断。黑暗考验着他们的抗战热情，使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碰撞。当他们甚至无法拒绝为司令长官举办祝寿堂会之类的命令时，他们的心就被一种痛苦和恼怒压抑得几乎扭曲起来。

除此之外，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也使演剧队的境遇更加恶劣。国民党对演剧队的进步青年从心存芥蒂、提防发展为盯梢、迫害。演剧队在面对战争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因党派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麻烦和困扰。到了1939年3月，总部不仅派来一个指导员监督他们，还要演剧队脱离三厅正式编入第一战区。冲突越来越激烈，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发生了同伴被捕事件。马可很郁闷，“难道我们坦坦白白而且牺牲自己的家庭和学校，跑出来做点工作，就该横受猜忌、监督、指挥、检查、限制甚至压迫么？”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我们之中者，真有几个老练的布尔什维克，倒也足以应付这些而有余了。正是因为没有这种人，正是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热心青年，正是因为我们是具有着顽强的小布尔根性的脆弱分子，所以我们就有些禁不住这种打击了。

大部分的同志灰心丧志，因而就悲观消极。抗战开始时的空气所培养出的一些工作热情，经过年来在工作上的折磨和现在的打击，就都悲观了，消极了。

（马可日记，1939年4月27日）

演剧队员们茫然了，有的想要脱离团队回家上学或教书，而从三厅那里传来的指示却是要求大家“顾全大局”“委曲求全”“保住第十队”。何去何从，问题严峻地摆在大家面前。

“我岂当消极呢？”“我得冷静一点”，马可这样对自己说。经过思考，他对同伴们摆出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大家既然牺牲了学业和家庭，跑了出来，就该牺牲到底，想一想看，第一战区政治部加给我们的，比之日本人加给我们的如何呢？……第三厅交给我们第十队这一块阵地，我们要好好的防守着，甚至死守着，绝不可受了一些小刺激便将这地方放弃了。”同时，他又难过地在日记中写道：

这都是使人痛心又痛心的，国共中下层的摩擦愈来愈厉害了，这也是不能讳言的可怕的事实。

好多人在这种战局和政局的新苦闷中悲观了，消极了，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把握不住了。

呜呼！……

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要就此夭折么？

这揪心的双重痛苦！

这揪心的双重的痛苦啊！

（马可日记，1939年4月30日）

他的孤独和苦闷更加重了。听着天空中敌机隆隆的轰炸声，想着一年来的磨难和渺茫的前景，马可常感到透不过气来，就像做梦时把手放在了胸口，有种难忍的窒息。一次，在演剧队和军方特务排排长再次发生激烈冲突之后，这个一向坚强而乐观的年轻人终于哭了，他放声大哭，“这真是一个吃人的世界！一切是压迫！一切是蛮横无理！”“我用什么办法抑制下这满腔的激昂！杀了我吧！谁？再不然让我杀一些人！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事实上，在演剧十队中始终存在共产党组织，他们暗中领导着这支队伍，也遵照上级指示严格保守着组织秘密。最初，马可这个基督教徒，这个始终想要坚持独立自由的年轻人对党派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凭良心说，我对于任何主义，任何党派，都没有恶感，同样也没有好感。”“中国的民族革命，共产党建立了很大功勋，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参加革命的人，又岂非都得是共产党员不可呢？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一个工作者只要有‘不做亡国奴，不做汉奸’的‘政治认识’足矣，工作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也不是懂得马克思的人可垄断的。”

他以独立的信念支持着自己。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最终使他有了改变。派到演剧队的那个手上戴着三个金戒指的指导员，是个一心只想升官、发财、娶太太的人，他给演剧队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困扰和麻烦；军队和政府中的一些高级官员即便在战争中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日本人从舞阳、桐柏进攻南阳、新野、唐河……邓县失守，南阳、镇平危在旦夕，政治部里的长官们谈起抗战都很悲观，他们谈论的最得意的却是怎么好好地收拾了一个“反动分子”，而那个“反动分子”又曾如何攻击过他们……现实的黑暗如此尖利地撕扯着一个爱国青年的心，让马可痛感“当艺术家是小事，不懂得政治是大事”。他用最坚韧的意志抵御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只有想到自己这一年来写作的歌曲怎样在民间传唱，想到那些歌曲给士兵和老百姓带来鼓舞和希望，他才觉得自己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他最终选择了去延安鲁艺，他的老师冼星海在那里，且一直在写信召唤他。想到能够在星师身边“做理论上的充实”，他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虽然他知道，在那里“我们这种人，一定要把‘自由人’的意识截根除掉”，但是为了坚持抗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好走。

在延安，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受到过严厉的审查。和他同队的晏甬——那个队里唯一的共产党负责人，有整整两年时间都被当作“特务”关在监狱里接受审查。但最终，他们都坚持下来了。1947年，马可加入共产党。

从1938年投身于战争烽火，马可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少困难和波折，又有多少种理由可以使他中途离开。精神上的孤独，战争的残酷，政治的丑陋……就连团体同伴们之间也需要磨合和相互体谅。性格不同，信仰不同，并非一个“同志”就能够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马可有时候觉得自己和大家“格格不入”，“他们是惟‘实’论，惟‘物’论，我是惟‘心’论者的一个基督徒”。也有人不认同他“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有时候，同志间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争吵。马可苦恼过，矛盾过，但他对自己比对别人更严苛，“我过去的生活太偏重自己了，心目中就没有别人的存在……我将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必须不能再继续着这样下去。”改变是极其艰难的，然而面对整个民族的灾难，马可想到的是：“多少人遭受损害，遭受比我能忍受的更大的创伤！”“大时代和非常的生活，应该使我陶冶成一个真正的战斗士”，“不怨天，不求人……是汉子，就该自己创造自己！”他检讨自己的性格缺陷，要求自己要“先做好”。他批评自己有时对人过于苛求，因为一点事情看不顺眼就“不放松的争吵”。他就这样在历练中成熟起来，越来越多地爱着那些争吵后又好起来的伙伴们，也离不开和自己一起经历着生死考验的战友们。在延安，马可终于不再祈祷，也彻底放弃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几年前，当他离开学校走向战场时，曾经在日记中抒发豪情：“我们歌颂我们之再生”。如今，他知道，经过时代的冲刷，他已经不是旧时的自己。然而这永无止境的再生之路，每一步都有着滴血的艰辛。

很多年后，因着马可的日记，我和马可的三个女儿坐在一间她们称之为“马可工作室”的房子里。屋内的摆设很简单，除了书，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柜橱上摆着的大幅马可照片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马可。我凝望着他，黑白照片中的人鬓染风霜，笑容凝重，深邃的目光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凝视着远方。正午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在照片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使我不能不眯起眼睛……这是那个日记中的马可吗？这是另一个马可，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功成名就的马可，只是在他那双眼睛里，我还是看到了没有燃尽的热情……那天的谈话十分热烈，马可的女儿们告诉我，虽然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后来又相继进入音乐领域，从事着和父亲同样的事业，但对父亲的真正理解却是近些年，当她们为了出版父亲的全集，开始整理父亲的文章和日记的时候。和我一样，她们同样为马可的年轻时代而惊叹和感动，同样敬佩他那种不屈不挠的热情和力量，这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呢？在我发出询问之后，她们其中的一位拿出马可的《言志》读给我听。

这是一篇真诚地表述自己理想的文章，写于1939年6月至8月间，那正是马可和伙伴们经历着硝烟弥漫的炮火，处于最艰难最动荡最矛盾的一段日子，马可这样写道：

算来，东漂西荡，也就快两年了。

有好多朋友替我惋惜，说我不该抛掉用功的好学生不做，居然唱了两年戏……我十分明白这个，而且我也承认，这两年之间不独我没有一点学业上的进步，反而忘掉了许多，我和从前的同班比，是落伍了，退步了，可是我更明白，这两年我毕竟不是白跑了的，我有一件重要的收获，这收获足以补偿这两年的损失而有余，那就是——

我认识了那些真正的国家主人翁，但同时却是被压榨着的劳苦大众。

（马可《言志》）

五

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马可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些充满阳光的人，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感情和智慧的光芒给马可黯淡的生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937年秋天，刚从法国回国一年的冼星海率上海演剧二队来到开封，住在河南大学礼堂里。此时，十九岁的马可只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化学系大学生，他担任指挥的河大“怒吼歌咏队”正高唱着冼星海创作的《救国军歌》、《热血》、《青年进行曲》投入到抗日宣传的洪流中。可以想象，以冼星海、洪深为首的艺术家们的到来，给这座“终年不闻丝竹声”的老城和年轻的大学生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很多年后，马可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冼星海时的兴奋心情。

1937年9月冼星海和“怒吼歌咏队”合影。前坐者为冼星海，一排右起第五人为马可

他是什么样子？头发很长么？身上背着竖琴么？……我们早就等待着见到这位大音乐家的到来。但见到他时，一切竟是这样出人意外：他不过是个和我们差不多的普通青年人。只是从黑红的脸孔和眼角的皱纹显示出比我们多经受过一些生活的磨炼。他用平易的语言对我们讲音乐，讲作曲，顺手拣起一根柴棒来教我们怎样指挥歌咏队。短短五天相处，我们和他已是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了。他走了，他的歌曲像春风野火般地燃烧起来。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马可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充满激情地写歌，几乎每天一首，并编辑了自己的第一部歌集《牙牙集》——寓意牙牙学语的意思。然而，动荡的社会现实，对音乐的粗浅理解和渴望都使他在探索中感到茫然，处在混沌状态中的他太需要有人给予点拨。冼星海的到来无疑为马可的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篇章。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马可听星海讲音乐，在星海的指导下学习指挥和创作，把自己的习作送给星海并向星海述说自己的苦闷和追求……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满怀崇敬地称冼星海为“星师”，而冼星海也记住了这个对音乐有着超常天分又异常勤奋的青年。

冼星海走后，马可带着从星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开始了漂泊。第二年夏末，当十个抗敌演剧队聚集于武汉时，他再次见到星师。马可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两次过江到政治部找冼星海，请他为演剧队讲授音乐知识的情景。长江畔的短暂相遇，经过一年磨砺的马可开始变得沉稳起来，他悉心阅读了冼星海的《声乐研究法》，在音乐理论方面有了明显的长进。冼星海的授课依然生动有趣，看似随意讲出来的创作经验在马可听来“字字珠玑”。马可知道，星师的生动活泼来源于他的知识渊博和各方面的素养陶冶。他越发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他发觉原来上帝对自己是如此厚爱，在这样一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却有这么一个好老师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他不能不感慨：“多么好的时代，多么好的环境”，自己必须牢牢地抓住！

此后，马可一直和冼星海保持着联系。冼星海去了延安，时常有信来。他在信中指点马可音乐方面的问题，鼓励马可继续努力。他关注着马可的每一点成绩，希望马可到延安鲁艺去，那里会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事实上，马可人还没有到延安，他的作品已经被冼星海以“鲁艺音乐丛刊”的方式在延安出版了。冼星海还亲自为专辑写了序言，表达了对马可的器重：“虽然不是专门音乐家，但比许多专门家或许更能负起救国的责任。而且在他工作经验当中不断学习，已经巩固了他自己的音乐修养了。他的作风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他的歌词也能配合现阶段的环境。因此我愿意诚恳地介绍给全国的抗战勇士和音乐工作者，希望他们也可以同样努力给大众写歌曲。”

1939年年末，马可终于到达延安。此时，冼星海这个众人眼里的“奇人”“怪人”正处在创作的巅峰时期。马可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星师：“很难用一句话说出我当时对他的印象”。

他变了，但又没有变。没有变的是两年前初见他时那种蓬勃朝气，那种只争朝夕的工作干劲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但他又大大变了，不仅是穿着草鞋和质朴的延安干部服，而是更成熟了，更深刻了……

（马可《冼星海传》）

马可深深地为冼星海旺盛的创作力和优秀的音乐作品所折服，并不负老师所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鲁艺音乐系，被系主任冼星海直接分配到鲁艺音乐室。此后，马可和冼星海有了整整四个月的朝夕相处。或许正是这四个月的相伴相随深入骨髓地影响了马可的一生。如果说，此前的马可对自己的化学梦还怀着那么一些难舍和期盼的话，冼星海彻底地为他的梦想画了一个句号。他告诉二十二岁的马可，只有音乐才是你的前途。在冼星海耳提面命的引领下，马可这个曾经只是抱定救国之心开始创作抗战歌曲的大学生，义无反顾地确立了终生追求中国民间音乐和民族歌剧的艺术方向，并为之做出了辉煌的成绩。

让马可痛心的是，自己的老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马可对冼星海始终怀着深沉的敬爱，自1955年纪念冼星海逝世十周年起，他每隔几年便写作一篇文章纪念冼星海，后又亲自动笔撰写《冼星海传》。由于“文革”的原因，马可生命的最后十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却写下了唯一的一篇怀念冼星海的文章。逆境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有人摒弃冼星海、聂耳的愤怒：“这是令人多么难过多么寒心的事。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中国革命人民的。他们永远是我们的！什么势力也夺不走他们！”尽管经历多年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马可依然葆有青年时代的单纯和豪气，更无法抑制自己内心追求创作自由的渴望和对导师的深切怀念，文章在他去世后一年多才得以发表。

在马可1938年的日记中，还有一位经常出现的人物，这就是被称为一代戏剧宗师的洪深。此时，洪深正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工作。由于他的作用，马可所在的演剧队被编为三厅属下的抗敌演剧队第十队，洪深还亲自率队，带领十队从武汉出发开赴第一战区。缘此，马可和洪深有了最近距离的接触。

日记对洪深的描述非常生动。这位戏剧家是严苛的。在武汉，无论是当集合时间已到，而马可所在的演剧队人员还没有聚齐，还是到达后的首次演出都受到洪深毫不客气的批评。这给马可们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到达一战区后，洪深对这个新组建的队伍在工作上出现的问题更是备感焦虑，曾经禁不住大发脾气说：“上海演剧队来洛时，停十天，演了八天戏，而现在你们三四天了，还没有让人见到消息！”马可很委屈，他们毕竟是一支新组建的队伍，怎能和上海的明星队相比？但马可也知道，洪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绝不会因为宣传工作的特殊性而降低艺术水准的要求。为了演出，他可以钻进道具柜里给年轻人提词，也可以毫不客气地指责挑剔，对这种深藏在严苛中的期望和厚爱，他们只能以加倍的努力给予回报。洪深不仅在艺术上高标准，对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更有着自己的道德准则：“我可以不学做戏，但我一定要学做人。”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演剧队员们，青年人投入抗战不是唱唱歌演演戏就算完了，要躬身实践。他说自己在一次演讲时曾遇到农民站起来责问：“你们从汉口来，吃得舒服，穿得好，凭着两片嘴唇，就想说得叫我们都去上前线送死吗？”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确不好答复，唯有亲自上前线参加实际工作，才能说得过去。正是这个原因，四十五岁的洪深在各方面都身先士卒，他指导队员们排戏，给大家上课，为民众讲演，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指挥若定，即便重病在身也坚持工作……这让年轻的队员们既感动又担心。马可耳闻目染深感受益，他在日记中写道：

建国初期的马可与杨蔚

我们真荣幸。得和这一代戏剧宗师共同生活。当然，一个戏剧家的成就不仅止是限于“戏剧”这狭小的一面。戏剧家懂得人生，也知道人生中各部门的学问，……每句话对我们都是一种新的知识。这样一个活的“百科全书”，一部活的“做人辞典”跟着我们，怎么不使人觉得荣幸呢？

（马可日记，1938年9月3日）

马可得到的还不止这些，他恋爱了。那个脸蛋红扑扑的女孩杨蔚出现在演剧队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戴着花围巾，骑着小毛驴，一路询问，风尘仆仆地追赶了八九百里路才找到大家。演剧队员们正在向老百姓宣传，她摘下围巾喝了两口水便教起歌来。她以自己的出色表现成功地加入了演剧队。开始，大家戏称她“小豆子”，后来叫她“山里红”。她歌唱得好，嗓子亮，且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几乎不费力就能把所有演出剧目的台词背下来。她还喜欢跟在马可身旁当帮手。夜深人静的时候，马可刻蜡版杨蔚油印歌页，一口气可以印几百页。行军的时候，马可帮生病的杨蔚背东西。演出的时候，杨蔚独唱，马可二胡伴奏，两人配合默契情琴交融……爱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马可的日记中没有对爱情的详细描写。相反，这个一向严于律己的人，最初对个人感情是排斥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来对于恋爱是那样的不感兴趣，原因是我参加战斗了。战斗会把一个柔软的人磨炼成钢铁。

很难得，我能够在刚脱离风花雪月时代遇见这伟大的战斗，我要在战斗中养成一个强壮的斗士，却不愿在花月中养成一个贾宝玉，真正爱我的，必能知我谅我，我何必痛惜以往，又何必急切期待将来。

（马可日记，1938年10月2日）

然而，即便在最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年轻的心也充满浪漫，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马可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抒情：“倦倦地走上归途，翻山越岭，转一个圈又一个圈，朦胧月斜挂在枝芽上，泉声淙淙，树啸嘘嘘，原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夜呢。”演剧队员王麦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场景：“在那迷人的初夏，麦子已经拔穗，发出幽香，月光如银，遍撒大地。我们走着、走着，忽然前面麦田里飘来像‘仙乐’一样悠扬的二胡声。原来是马可早已奔到前面在奏乐迎接我们呢！”对这样一个魁梧健壮的青年，一个对生活和艺术充满热爱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人生出爱意，他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了爱情的袭击。杨蔚单纯炙热的爱打动着他。杨蔚面对父亲的阻拦毫不犹豫，终又流下眼泪让马可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一往情深的杨蔚终于赢得了马可的感情。这个出身“世代书香”的小姑娘最终和马可结成夫妻，并在此后人生的各种关口坚定地站在马可身边，支持呵护着马可。新中国成立后，马可走上领导岗位。“文革”期间他被关押批斗，再次因为演剧队的历史被认定为“特务”而饱受摧残，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同样担任着领导工作的杨蔚，“文革”中也受到迫害，终于身染重病瘫痪在床基本失去了意识。1976年，五十八岁的马可凄然离世。对于父亲的死，孩子们谁都没有在杨蔚的病床前说起过。可是有一天，迷迷糊糊的杨蔚突然睁开了眼，她哆哆嗦嗦地大声嚷道：“海星，爸爸去世的事情……告诉我！”女儿惊呆了，她抱住母亲，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禁不住嚎啕大哭。

我常想，一个人在生命中付出多少爱就会得到多少回报。马可的战友们爱他，当年他们在延安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伙伴们纷纷解囊相助，哪怕谁有一件花衣服也要改给孩子穿。马可的小家成了同伴们聚会的地方。后来，晏甬和王麦也结成夫妻，他们和马可、杨蔚成为终生好友，两家的孩子对大人互以舅舅姑姑相称，即便在人人难以自保的“文革”中他们也彼此拥有信任和支持。马可的学生们爱他。他们唱着他谱写的歌，在他的教诲下成长，他们对他的感情就像当年马可对自己的星师一样，在他们的灿烂成就中，马可也收获着更多的喜悦和欣慰。

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可的日记都放在我的手边。在清晨，在无眠的寂静夜里，我一次次地翻看，一次次地放下又拿起。在发黄翻卷的纸页行间，我看见那个曾经不喜欢什么主义，也不会为了一些漂亮口号而激动的年轻人，在炸弹落下房屋坍塌烟尘弥漫的街区上悲恸；在巍峨的太行咆哮的黄河边激情澎湃；在新年来临之时，被战争折磨得无比冷落的街头，迎着那些打着国旗提上灯笼去过可能是最后一个新年的人群而泪流满面……这就是那个举着队旗大步奔跑在行军路上的马可，那个挥舞着拳头高声吟咏“守黄河”的马可，那个在黎明与黑暗之间顽强地唱响自己的生命之歌的马可。有时候，我觉得离他很近很近；有时候，我又觉得离他很远，很渺茫……

往事苍茫，岁月悠悠，如今，当我真的想要走近马可，叩响他心灵的窗户时，却发现那扇青春的窗户已然默默关闭，陪伴着我们的只有这尘封的日记。

然而，当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歌声唱起的时候，我知道，马可就活在那些歌里，活在永远不会消逝的岁月中，永远……

2015冬至2016夏，写于宁波定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