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炼

1938年11月13日，长沙。

即便是七十多年后，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一行字的时候，我的手还会禁不住颤抖，我的心仍会被悲哀包裹着紧缩在一起，渐渐漫上来的泪水使视力变得模糊起来……

12日那天，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尽管一个月前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武汉，整座长沙城开始陷入战争的混乱和恐慌之中，一些地方还是仓促地举办了纪念活动。晚上，在市长的带领下甚至还举行了人数不多的火炬游行。那一支支点亮的火把穿过城市的黑暗，给忙乱和焦虑中的人们带来了些许的温暖和希望。然而，这一点点希望很快就被更大的恐惧所打破。

入夜，城市终于陷入一片寂静中。凌晨两点，南门方向突然燃起大火，紧接着，整个长沙都开始起火。无数条火舌腾空而起，冲向夜空，很快就把大地照得通亮，并在顷刻间吞灭了一排排的房屋楼阁，使得这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人们在睡梦中惊醒仓皇而逃，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便葬身于浓烟烈火之中。跑出来的人奔上街头，争先恐后地拥向湘江边，企图渡江逃命。然而，江面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人们推搡着大呼小叫地爬上船，有的被挤到江里，有的随超重的船只一起卷入汹涌的漩涡，很快，江面上便漂浮起一具具尸体……几十年后，老人们述说起发生在这座古老城市里惨烈的一幕幕，听者还会被昔日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从大火中惊醒，无路可逃，只好跳进一个大水缸里，结果熊熊烈火使得缸里的冷水变成开水，老人被煮死了；

一个伤兵收容所，十多名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在大火中钻进了一口废弃的井里，结果一堵高墙倒塌将枯井填埋，枯井成了他们的坟墓；

一列待发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急着疏散和转移的人们把站台和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当严重超载的列车开出车站后，一股巨大的火焰横扫过来，列车出轨，许多人被抛了出来……

关于这一天，时任长沙市长的席楚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

在长沙失陷的情况下将全城焚毁，是蒋介石“焦土抗战”思想指导下预定的军事计划。所谓“免资敌用”。史料披露，此举事前已有具体部署，且明确“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再开始行动”。然而，十三日凌晨的大火，却是在平江汨罗以北阵线稳固、老百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发的灾变。很多年后，人们仍在各执己见地讨论着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火。对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疯狂侵略和敌我之间悬殊的兵力所采取的焦土策略毁誉不一；对计划执行中因误信谣言导致的重大失误愤慨不已；对那个不解的谜团——第一把火究竟是怎么点起来的更有着种种分析和推测……在这纷纷的议论和猜测中，最使人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仍旧是那场大火带给长沙无数老百姓的灾难、痛苦和伤害。

我是在整理抗敌演剧队的材料时重新翻开这沉重的一页。那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厅领导下的十个演剧队刚刚成立两个多月，年轻的演剧队员们结束了在武昌的短期集训即将奔赴各个战区。有的演剧队已经启程远赴前线，有的队就活动在长沙附近，也有的队随三厅从武汉撤到长沙在形势的逼迫下正准备再次撤离。

大火燃起时，周恩来和叶剑英刚从武汉抵达长沙不久。那夜，周恩来才入睡就被叫醒，他和叶剑英跟着警卫员冲出燃烧的房屋，踏过残墙断壁跑到街上，又沿湘江向南，直到走上通往湘潭的路，才搭上三厅的车到达湘潭下摄司。第二天，周恩来在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说：“昨夜长沙火起，全城一炬，仓促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

当夜，担任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也在长沙。大火起前，他正和三厅的同志们把档案和行李装在车上开始撤离，一行人随卡车冲出火海，跌跌撞撞地走了大半夜，才在天亮时开到湘江边。后来他在《洪波曲》中写道：“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喇叭不断地在叫，车子不断地在撞，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

13日下午，冲出大火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返回长沙。城是进不去了，他们站在城外高处向里瞭望，只见全城一片火海，火势随风蔓延。周恩来当即做出决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组织救灾。隔日，周恩来再次冒险进入城里，并向三厅发出命令：“调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出队和抗宣一队等到长沙救灾……”就这样，几支刚刚撤离这座城市的抗敌演剧队，在第一时间里返回火城，迅速投入到救灾工作中，他们成为历史上这场巨大灾难的见证者。那场熊熊烈火也成了对这些刚刚走出校门、走向战场的年轻

演剧队员们的严酷考验，成为他们人生路途上的一所大课堂。

一

南方的初冬，阴冷。

身着将军服的田汉率领着三厅二百多人的撤离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嘈杂的街市上。他们过天心阁，出浏阳门，走上通往湘潭方向的公路。

两天前，岳阳失守，三厅接到城防部门要求三厅及所属团体紧急撤退衡阳的通知。市面上已经一片混乱，谣言纷纷，政府和老百姓都忙着转移撤离，街上连警察也不见了踪影，时而有军车飞驰而过，有士兵从车上甩下来，死在街心，也无人理会。整个长沙城就好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的破船，摇摇欲坠。12日，三厅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接着，周恩来给撤离的各队做了动员。国民党方面答应拨给三厅的火车汽车全部落空，周恩来要求除了公物和一部分行李集中在仅有的几部汽车上，其余人员一律开动自己的“十一号汽车”撤离：“红军能走二万五千里，我们就走不到湘潭？我们要学习红军，脚磨起泡也要坚持走下去！”会上，周恩来还宣布了田汉为撤离总指挥。

岁月无痕，即便多年后人们对逝去的往事都变得淡漠起来，经历了那场大火的演剧队员们还是能清晰地记起撤离时田汉的样子：“戎装齐整，武装带、马靴、白手套、佩戴少将军衔领章，俨然一个将军的形象。”这位生于长沙，长于长沙，早年留学日本的诗人、戏剧家此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厅六处处长，负责文艺宣传。这个时期，他戎装不离身。我曾在一张照片上看到他英武的样子。魁梧的身材，肩上挎着武装带和手枪，腰间紧紧地束着一条宽皮带，脚上的马靴锃亮。对他的这套装束，有些人不以为然——似乎有吸引人眼球之嫌，但一向有着真性情的田汉却很洒脱。抗日的烽火激发了他无限的勇敢和热情，四年前，他在上海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经聂耳谱曲后迅速轰动全国。当千千万万的人们唱着“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时，田汉内心的激动更是不可抑制，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每一滴热血都洒在为祖国而战的疆场上。然而，战争的失利摧残着每一个人的心，武汉弃守，长沙危在旦夕……所有的一切，都使田汉对历史赋予自己的新角色有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责任感。在他看来，在这紧急的时刻，即便是通过一身将军服也能传递给人们一种力量的信息。此外，他也有着不便示人的隐情，除了这身衣服，他早已穷得没有钱去买其他衣服了。更何况穿上这套衣服，当遇到麻烦和军方交涉时，也就有了最好的保护屏障，他必须好好地穿着它。

那天下午，田汉率领的撤离队伍一出城便遇到了麻烦。路上，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蜂拥急奔，大人叫孩子哭，很快就和这支由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组成的队伍裹挟在一起，把他们冲得零零散散。到了黄昏时分，阴云密布，寒风阵阵袭来，队伍已经前前后后拉开了十几里路。原本情绪高昂地走在前面的田汉也因为脚上那双锃亮的马靴吃尽了苦头。他的双脚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只能强忍着疼痛，瘸着腿跑前跑后，尽管费劲气力一时也很难召集起队伍。好不容易到了夜色降临时，路上逃难的人群渐渐散去，演剧队的队伍却仍然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寒风里，大家的心情分外压抑。无奈，田汉也只能决定由各队自行解决住宿了。

演剧一队行走在通往湘潭的路上。夜晚，他们终于在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两间可以落脚的房子。可是，放下行李谁也没有困意。这支队伍的前身是明星云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他们曾经在左翼戏剧运动中演出过轰动整个社会的戏剧。“八一三”事变后，他们乘小木船离开上海，深入农村、工厂和乡镇，开展抗日宣传。陈鲤庭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这个时期创作并很快成为演遍全国的街头剧。几经颠簸，他们终于集合在三厅的麾下，希望能为抗战宣传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眼下，每个人都不能不为长沙的局势而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