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长安入梦来

翻开《全唐诗》，第一篇就是李世民的《帝京篇》。

果然帝王还是有优势的，虽然水平一般，排名却妥妥的第一。《全唐诗》是康熙指定编撰的，我脑中总出现逗趣的一幕：“小玄子”对“李二”说，世民兄，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李二”（李世民，排行老二）写诗属于起步晚，兴趣大的那种。不单让虞世南教他写诗，还让上官仪帮他润色帝王诗的疏漏，对待作品的态度煞是认真。

“李二”在征战四方和处理国事之余，勤奋创作，前后写了一百多首诗，内容很杂，水平参差不齐。虽然读帝王诗是个苦差事，无聊到我百爪挠心，大部分读过就忘了，但偶尔读到一两句惊艳的，还是会牢记在心。

骆宾王后来也作同题的《帝京篇》歌行，享誉京城，是初唐歌行的代表作。论起诗歌的才华，自然是骆宾王更胜一筹，业余跟专业还是没法比。但骆宾王自恃才气，有炫耀才华的嫌疑，《帝京篇》里大量出现典故，过于矫饰的修辞，干扰了感情的表达和顺畅，名气虽大，却相当不好读，而且这首诗滥长，我也就偷懒不引录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李二”的《帝京篇》总体而言也很蹩脚，但开头“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气势宏大，很叫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后面就不行了：“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阕，风烟出绮疏。”——虽然和开头一样壮丽，但显然拼凑而成，虽然华丽雕琢，却空洞无物。

这首诗是无甚可说的了，却不妨就着“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一联来回忆唐时的长安。我思来想去，也就李世民这一句诗，可以衬得起唐时的长安。

不怕西安人看了这文章骂我，我现在去西安，私下里总有种不忍相认的感觉，心想就算沧桑巨变，怎么能够“堕落”成这样！这种感觉大约只有亲眼看见梦中情人变成大妈的悲痛可以勉强比拟。我深信陕西人心中念念不忘的“长安”，亦不是今日的西安，而是古老的长安。

当年的长安，是全世界的焦点，傲立于7世纪亚洲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巅峰，是无可超越、无法企及的典范。

记得《GQ》杂志有一期专辑做得极好，叫作“在日本寻找唐朝”，要看唐时的长安，如今大概只能去日本了。京都和奈良还有些唐时长安的意思，只是规模小得好像儿童乐园。我戏称为“少女长安”，感觉虽然没长开，但意思是对的。是当年的日本遣唐使们震惊于它的宏大和巍峨，默默记下这城池宏伟的样子，待他日回国精心重现，这才为我们保留下一份难得的记忆。

如果能回到彼时的长安，我们一定会惊叹唐时长安城的壮阔和齐整，那真的是“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且容我先化身导游，宣读一下导游词：今天西安城墙以内的地区，是明代的西安，面积只是唐时长安的十分之一，仅仅相当于皇城的位置。可见如今的西安城撑死了也只是昔年的十分之二三。不要气馁，即便恢宏如紫禁城，在大明宫面前也小了一倍不止。

和昔年的北京一样，长安城依据周代宫城“法天象地”的理念营建，上应星宿，下成皇居，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宫城在城正北，以大明宫为主体，为帝后太子所居，皇城在城中部偏北，为皇族所居，亦是文武百官上朝议政的地方。此外唐朝的中央机构，三省六部五监、御史台、翰林院也都集中在这里。皇城以外是外郭城，是官员和百姓居住的地方。

唐时的长安城是个非常规整的城市，采用古老的巷坊制，一共有大大小小108个坊，每个坊都有自己的名字。坊由坊墙和坊门围隔起来，每个坊里还有“曲”，相当于现在的住宅小区。随着商业的发展、生活的要求，坊的功能划分也趋于细致。譬如著名的红灯区“平康坊”，这个坊位于长安城靠北的地方，与聚集了大量政府机关的“皇城”仅隔一个十字路口，如此黄金地段，是为方便官员下班放松休闲，亦方便举子士人来此交际——相当人性化。

长安城横着有十四条大街，纵着有十一条。在南北纵向的十一条大街中，最中间的是长安城的主街，赫赫有名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左右，可以容下八辆马车并驾齐驱，比如今的北京长安街还要宽一倍，而且绝对不会堵车。街道是黄土夯就，绿化得很好，道旁遍植榆树，后来德宗年间的京兆尹觉得榆树容易招虫，改植槐树。春末夏初时绿荫匝地，清凉怡人。

朱雀大街将长安城平剖为二，形成两个长安城重要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东市对内贸易，西市对外，有许多胡商在此经商。远自西域而来的驼队，跨越漫漫风尘，将万里之外的香料、珠宝等各色奇珍带入长安，他们同时带来的，还有西域的服装、乐曲和舞蹈。还有碧目高鼻、肤色白皙、腰肢轻软的胡姬，在酒肆，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翩翩起舞，引弦清歌，这些都成为大唐人爱慕追捧的新鲜时尚。

集市每天中午开市，营业到太阳落山。至今西安仍有很多清真食街，这是当年远道而来的穆斯林留下的文化印记。热闹繁华要持续整个白天，直到太阳落山以后，整个城市才归于表面的平静。

长安城有严格的宵禁制度，入夜就关闭坊门，人们只能在坊内活动，不得到处乱窜。想要夜生活，可以！但只能在坊间活动。想搞特殊化，没门！每天都有一群叫“武侯”的人负责巡夜，四处查探，这些“片警”专门负责抓入夜还四处游逛的人。想晚上在长安城行走闲逛，除非是有特别的公务通行证，或者是赶上每年的元宵节三天放禁，再不然，就是你是昆仑奴，武艺超群能飞檐走壁了。

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点，一更相当于两小时，一点相当于二十四分钟——我数学差，不太会算，只能估个大概，看官见谅。写完这段，夜猫子安默默地汗了！老祖宗们真是睡得早，起得早啊！冬夜五更三点，夏夜五更两点，太极宫正门承天门城楼上，第一声报晓鼓响，唤起沉睡的长安城。报晓鼓响，各条南北向大街上的鼓楼依次跟进，宫城、皇城的各大门，依次开启。与此同时，长安城中大小寺庙也撞响晨钟。

长安的早晨，是红尘与佛地各司其职，我总遥想这钟鼓齐鸣是怎样地庄严浩荡，涤荡人心，如今只能在书中追忆了……对居于坊内的人来说，要等到街鼓声远扬，坊门开启时，才纷纷分头出门，开始一天的忙碌。

官员们会辛苦些，谁让他们是公务员呢？要准时打卡上班。早早地穿戴整齐准备好，等候出门。上朝不是不折腾人的，白居易有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对此描述得很是生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韩愈有次冒着大雨去上朝，出门之后才想起当天放假，自认迷糊之余，赶紧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在所有描写长安市井生活的诗中，我首先隆重推荐白居易先生。如果说，李世民的诗稍显空洞，只可以当作标题来用，其他诗人的诗，又过于艺术化，那么白居易的诗，可以看作长安城生活最生动浅白的注解了。白居易的诗，有时会显得絮叨，然而妙趣横生，很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有点像微博，有点像朋友圈。从他的诗中，可以捕捉到当时生活许多丰富生动的细节，相当于民俗读本。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这家伙写起广告词真是文不加点，声情并茂。他曾认真考证过长安城里哪家胡麻烧饼最好吃，结果发现还是辅兴坊的好。这是当年长安公认的名小吃之一。白先生写诗告诉朋友，一本正经地说，我家也照着做了，虽然味道不如他，但也还可以了，我给你寄点去，你将就着解个馋。这首诗笑得我不行，白先生实在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很多诗人如果穿越到现代未必能活得滋润，因为技能和性格太局限了，单靠一点才华，很难人人买账。白居易却是个例外。白先生这样的人，即使不当官，不写诗，做做专栏记者、生活杂志主编的话，也一定很有市场，很受追捧。他能挖掘出平常生活中的亮点，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又不乏深度，这是很厉害的。以他左右逢源、相时见机的性格，成为社交圈的新宠、时尚达人，乃至于文化名流都不在话下。当真应了他的好名字，居易，乐天。

想要进一步知道，那些长安贵少如何游乐，长安的贵妇如何生活，可以去读卢照邻、李白、王维、杜甫的诗，还有许多不那么知名的诗作……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后面会慢慢提到。

如果有哆啦A梦的时光机和任意门，能回到长安，我一定要像个狗仔一样猫在街坊间多打听打听，一定可以找到很多著名的、我喜欢的诗人。

这个城市，这座城池，有太多的风流人物停留过。这些曾经生活在长安的诗人，都把生命中最澎湃的热情托付给了这座城。这被歌颂了千万次的城池，这消失在历史中，却永远活在唐诗中的城市，才是当之无愧的风华绝代，风情万种。

彼时的长安才是当之无愧的Cosmopolis（国际大都会），这个城市里，商业勃兴，百货云积。店铺林立，街市阜盛，生活着大唐的皇室、官员、普通的百姓、远道而来的游子、士人、遣唐使、胡商等形形色色的人。皇室帝胄、达官显贵熙来熙往，富商巨贾、贩夫走卒、妓女伶人游走其间。和当时的大唐一样，它是五胡乱华之后强劲的少数民族基因注入文弱儒雅的汉文化之后造就的伟大奇迹，朝气蓬勃又气度沉稳。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谁人说？”柳永的这句词，并不仅仅是恋人分离之后的感伤之语，用来追吊那些逝去的辉煌也很好。

没有人，哪有城？一座伟大的、富于传奇性的城市，必然存在过一些有趣的、特别的人，有过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历史，这才是一个城市的生机和灵魂。否则，再恢宏壮丽，都是一座死城，会让人记忆深刻，唏嘘沉默，却不能流连忘返，恨不能投身其中。

有时，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有时，我们会因为一座城，恋上一些人。

我们追忆长安，是流连唐时的人物风流、不拘一格，是怀想那些或渺小或盛大的梦想，是回味那些恒若日月、璨如星辰的故事。

绝好江山看谁取

说句公道话，比起他的表叔隋炀帝，李世民的诗才明显要逊色许多，可以说不是一个级别的。

犹记得当初第一次读到杨广所写的《春江花月夜》时的惊动：“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除了张若虚那首《春江花月夜》，也就是这首《春江花月夜》给我留下的印象深。若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支咏叹调，恢宏而又深情，那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就宛如天人清歌一曲，惊鸿一瞥却不能忘。

平心而论，这该是一个多么有美感的人写的诗。读这首诗，是在郭茂倩所编著的《乐府诗集》里，目光掠过这首诗时，那诗句就似自己有生命，从平板的书卷中绽放开来，活色生香，让人不能移目。

似见一人，独立于春江岸边，静观晚潮。江平如锦缎，那春花开在江岸，似锦上添花。在这静中，又可觉察那生机绚烂自在。再晚一点，月和星都升起来，随着水波摇曳，流水刚刚将月色送走，晚潮又带星辉归来。

写诗最难的，是写这样寻常之景，要写得生动，有情，举轻若重，还要收放自如，举重若轻。稍有差池，就变成了宋人的说理诗，读完了满嘴道学味，漱都漱不干净。

杨广还有许多好诗，以后会陆续谈到。撇开他的所作所为不谈，他的诗真是值得欣赏，将他列为隋唐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并不为过。可惜的是，这个人拥有发现美的能力，却缺乏对美的珍赏之心。身为帝王之尊，他对万事万物的予取予夺之心，霸道到失去控制。

在那个时代，他确实干成了许多大事，隋朝一度国力鼎盛。隋炀帝自视极高，他曾对大臣说：“天下人都说我是继承皇位才能统领四海，但如果让我与满朝的士大夫们比拼才学，我也应成为天子。”

显而易见，他的自负并没有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者，反而促使他成为暴君。他刚愎自用，不听人言，不恤民力。在他眼中，臣子只是执行命令干活的人。这与后来唐太宗广开言路、从谏如流是绝不相同的。

在隋炀帝治下，君臣不以真心相见，大臣们多阿谀奉承。纲纪败坏，动乱四起。即使他才能出众，即使隋文帝开创了大好局面，他也未能守得住。

隋炀帝的故事告诉我们，对才能甚高，自律甚差的人，最好的制约是不要给他至高的权力。

作为一代明君典范，李世民在历史上的风评要好于杨广。“能作大帝”隋炀帝经常“不幸”地成为反面教材，被“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比得一无是处。隋炀帝像个坑爹败家的纨绔子弟，李世民像个品学兼优、举止得体的好孩子。

实质上，这两个人都是富二代，他们的相似之处，还真不是一般地多。

杨广二十岁平定陈朝，李世民十八岁随父自晋阳起兵。两人都是少年英才，弱冠之年就统领兵马，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再者，两人都不是储君，杨广趁父病重时矫诏登基，逼兄自裁，李世民弑兄屠弟，逼父禅位，都不是正途即位。

如果说，贞观年间的君正臣贤，如春风沉醉，百花齐放，那么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就是一场被轻轻抹去的腥风血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铲草除根的狠辣手段，实不逊于杨广。

我不会很道学，指责李世民的不义，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他犹豫不决，心慈手软。皇位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心肠太软的人是不适合参与竞争的。“仁义”这块金字招牌，是胜券在握后才好拿在手里招摇过市，收买人心的。

铁血江山，煌煌霸业。成王败寇，理所当然。既生在帝王家，既心向九五之位，就不要说不得已。上天很公平，它给你多大的机会，就需要你承担多大的风险。它给你多少尊荣，就取走你多少自由。

再比如，作为皇帝，他们都热爱开疆辟土。杨广劳民伤财而无近效，李世民实属好命，他在杨广奋斗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成就霸业英名。

其实都算继承了不错的“家业”，然而两人即位后的表现截然不同。

许多在杨广手上没有完成的事，在李世民治下得以延续完善——比如对后世影响甚巨的科举制度，在隋炀帝时期时开时停，在太宗朝却成了常制。此举吸纳了大量庶族出身的子弟和寒士文人进入官僚系统，参与帝国的管理和统治，效果非常长远，正如后世文人感慨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对文化的垄断，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魏晋南北朝以来，门第决定一切的社会风气开始转向，庶族寒门的子弟有了相对公平的晋身之阶，凭借真才实学，第一次有了叫板公卿的底气。

再如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有制约君权的作用，同样是形成于隋，但正式成为制度，还是在太宗朝。因此，尽管有这么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他们还是不同的。与杨广相比，李世民最大的不同是，懂得克制，以及对民力、民心有敬畏之心。

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为君者并不靠个人才华，有没有诗才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人善任，有克制欲望的能力和广博的胸襟。

用“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来形容唐代隋正好，历史总是潮汐往复。大唐盛世初开，风流人物辈出，正如这繁星漫天。

千古一帝谋盛世

春秋时，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姜小白问策于管仲，如何成就霸业，管仲坐而论道，说得头头是道，听得齐桓公频频点头，信心大增。忽然之间，姜小白同学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有些羞愧有些惶恐地问，我这个人，喜欢吃喝玩乐，这于霸业有碍么？

目光远大的管仲安慰他说，没事的，喜欢吃喝玩乐是人之常情，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成就霸业最主要的，是要能够发现贤人、任用贤人、信任贤人。

姜小白松了一口大气，照管仲的策略执行，果然成就了霸业。和姜小白一样，李世民也是知人善任的人，他的性格比骄纵自大的杨广要讨喜得多。身为君主，李世民的气度要远胜于杨广，甚至是大多数人。虽然屡屡被魏徵烦到想要掐死他，太宗还是次次都接纳了他的意见。

以武创世，以文治国，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这是古来明君都深谙于心的道理。即位之后，李世民曾多次激励大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诏说：“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

他基本做到了言行一致，对着满朝文武苦练“忍字诀”，虽然做不到唾面自干，也做到了“从谏如流”，单就这份心胸已是少见。

世人都知道当明君圣主会流芳百世，当昏君暴君会遗臭万年，可是从三皇五帝到清末，除了上古那几位被尊为圣贤的、神一样的存在，大多数时候，为君为王的还是昏庸寻常的多，能够不过不失已经是阿弥陀佛，间或还有几个作天作地、行为出格的暴君，主动担当了自家王朝掘墓人的重任。

撇开那些人格缺陷不谈，这实在是因为，当个好君王、好皇帝太不容易了，责任重大，举动受限，上有无数礼教规矩压着，下有无数臣子死谏活谏。除了表面的尊荣，实际上的自由少之又少。

只要你放出话去，表态要做一个好皇帝，那完了！处理不完的国家大事，应付不完的礼仪规矩，就等着你了。当明君圣主，哪有当昏君暴君来得潇洒任性？康熙亲政之后常朝不辍，每天早上五点前起，准时坐在乾清宫乾清门下“御门听政”，坚持了十几二十年，除非特殊情况，从未主动给自己放过假。最后是大臣熬不住了，上书劝说，咱们歇两天吧，康熙才改为数日一朝。

所以，帝王中的大多数选择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有那志向远大、心智毅力过人的，才愿担当起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成为一代明君圣主。古人称皇帝为天子，不带任何偏见地说，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确实可以称得上“天之骄子”。

被后世盛赞的贞观之治有一种清素的情怀，是（相对的）言论自由、君主从谏、君臣互相尊重的典范（当然不乏文臣史家的刻意涂抹和美化），却也是昙花一现的美好，不要说在中国历史上，在唐代也是少见的。这是因为，这种良辰好景，完全是依赖君臣的个人素质而得以偶然实现，缺乏了制度的制约和规范，它不具备被复制和长期实现的可能。

期待明君圣主救世，早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可惜，自古以来还是有人乐此不疲，长梦不醒。

我小时候，不务正业，拉拉杂杂看了许多关于李世民的书和电视剧，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生动而高大。因着对李世民的认可，也因着他特殊的身份，我比读其他人的诗，更留心那些字句之下的心思，想看到一些正史记载中遗漏的细节。

我喜欢《帝京篇》十首以外，他那些散落的诗作。不强调帝王的身份、威仪和荣光，他的自信和直率让他的诗无师自通地拥有了直抒胸臆的好处。

他的诗有朴实而雄健的气象。如果他懂得直抒胸臆的好处，他的诗歌就有了直接盛唐的气象，自然会区别于初唐流行的宫体诗。

他其实不必向他的文学侍臣们学习如何娴熟地运用典故，雕琢字句，让诗句看起来更精美动人。他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且看这一首《过旧宅》：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茄。

园荒一径断，台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过旧宅》

窃以为，在李世民一百多首帝王诗中，这首诗，才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

这首诗，不期然让我想起向秀的《思旧赋》。《思旧赋》的基调是悲伤且无奈的，竹林七贤风流云散，向秀途经故地，闻笛思友，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凄清和感伤；而李世民的《过旧宅》呈现了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的自信，在略显萧瑟的环境下，仍见勃勃的生机。

此诗与彼诗，映照着不同的人生，没有什么好与坏，只是各自的情味不同，适合不同的心境。

有些时候，前路逼仄幽微，微光嶙峋，耐心走过仍有柳暗花明；有的坦途看似远大，却暗藏艰险，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

李世民回归故里之后，对往日的追怀，是欣然，不是感伤唏嘘，他从此拥有了更大的施展能力的天地。这种坐拥四海，意气风发的感觉，一如刘邦回乡所歌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抵这男儿功成名就后的王霸之气，是气势相近，心思相似的。

这允文允武，血脉中交杂了胡人狼性的皇帝，一生弓马不歇，骑着他心爱的“昭陵六骏”，内平动乱，剑指辽东，马踏西域。杀伐决断，整顿乾坤，终缔造了不朽的大唐帝国。

另有两句诗，李世民以同样的笔调写道：“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匹马离去，拥众归来。旌旗猎猎，映日生辉。所有的腥风血雨、心酸惨烈都被淡化为成功后的辉煌。

这种成功令人向往，实则却是难以复制的。屈指算来，历史上也只有极少数的开国君主可以享受到这种极致的辉煌。

四海为家，奔波四方，才是人生的惨淡实相。多少人跋涉在路上，能披荆斩棘，到达终点，如愿以偿的有几人？能在坚持之中，不失本心，始终如一的又有几人？

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赞美成功，同时也要允许失败，这本该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可现实却教会我们现实，认为成功才是唯一的目的。

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李世民登基为帝之后，变得暴虐无道，恐怕后世人就很难对他推崇备至了。

要担当，要坚持，要懂得取舍，没有理所当然的成功，没有不劳而获的人生，还是那八个字说得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无情未必真豪杰

说了这么多，还是要将“能作大帝”和“一代明君”放在一起略做比较的。

杨广热爱女色，骄奢淫逸世所皆知。李世民早年还算克制，晚年却不遑多让。与隋炀帝一样，唐太宗也有无数的女人，许是有游牧民族的血统所致，对汉人的伦理不大在意，不管是弟媳（李元吉的妻子），还是表婶（隋炀帝的皇后萧氏，这朵“桃花”存疑）、表妹（隋炀帝的女儿），他都照单全收。

他的大胆，无形中也影响了他的后代，无论是高宗李治，还是玄宗李隆基，对违背伦常的纳娶，都没有太大心理负担。值得玩味的是，唐代深受儒家观念影响的臣子们，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抵触，反而掉转笔头，或深或浅地歌颂其帝王的爱情。

普通男人有妻妾，帝王有嫔妃。女人、财富、权位是男人功成名就后的奖励，这是心照不宣、无须避讳的事，不然努力奋斗个啥！只为理想而奋斗的圣人，不是没有，但屈指算来，寥寥可数。

太宗的女人中，有一位大众深感兴趣，不得不提的女人——武则天。

在唐太宗的晚年，他宠幸了选秀进入宫闱的山西武家的女儿，封为“才人”，赐号“媚娘”。即使如此，后来的女帝，当时的媚娘亦没有独占三千春色。她在太宗的后宫中无足轻重（跟热播的玛丽苏电视剧《武媚娘传奇》不一样）。作为年老的男人，李世民所需要的，仅仅是年轻女孩的娇媚可人，带来的青春刺激。

即使是后来在武则天自己编撰的降服烈马故事里，太宗也不见得真心欣赏武媚娘的智慧和魄力。面对这个女孩无意间流露的咄咄逼人，他隐约感到不适，对这个外表娇媚的女孩有了警惕心，随后疏远了武媚娘。

若非如此，武媚娘也许会沉溺于他的宠爱之中，不会有危机感，不会转移目标，与太子李治眉目传情，暗度陈仓。

武媚娘和李治，才是偷情的典范啊，激情与真心并进，事业爱情两不误。最绝的，是夫妻二人都成了皇帝。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还是不要折腾，老老实实做良家妇女（男）。

太宗的一生，有很多女人，与他深情不渝的也有好几位，除却史书刻意略过，不好评价不愿多提的那几位，最确凿无疑的是长孙皇后和徐贤妃。

《武媚娘传奇》剧情再无稽，关于长孙皇后的评价倒是切中要害，说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古往今来的皇后有几个不可怜呢？那表面的荣光之下掩藏着无所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和长夜孤灯、夜夜难眠的心酸。

作为正妻，长孙皇后凭着自己的出身高贵、深明大义而获得太宗的终身尊重，在她殁后让他追思不已。而徐惠，作为出身寻常的后起之秀，能够在太宗晚年的宫闱里独树一帜，凭借的是美貌与才华。

温婉懂事的徐惠与唐太宗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味的低眉顺眼，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某次唐太宗诏她去见面时，她迟迟未至，太宗问她原因，她回答得很巧妙：“千金始一笑，一诏讵能来？”太宗闻言大悦，不再怪罪。

男女之间的识情解意是值得欣赏和体味的。

与武媚娘的审时度势一心二用不同，徐惠真心爱慕着这个比自己年长、举世无双的男人。幸运的是，在李世民那里，她也得到类似爱情的回馈。对于一个单纯的女人而言，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徐惠哀慕成疾，不肯进药，终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病逝，年仅二十四岁。殁后被高宗追封为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长孙皇后和徐贤妃无疑符合男人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在他创业之初，他需要一个家世显赫、贤良大度的女人作为助力；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他就更需要温柔体贴，又不失聪慧有趣的小女人作为心理补偿。

当读到太宗的《咏烛》时，我不禁洋溢着八卦之心：

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

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

——《咏烛》

“长安月下，一壶清酒，一树桃花，心如烛光，渴望在幻想中点亮。”每次听到这首“长相守”我都会想起太宗的这首小诗。

尘世间，有多少人守望着心中这分小小的暖意。有所思，有所念。情之一字，最是让人欲罢不能。即使贵为帝王，也免不了有一点相思。

每个人，都有寂寞的时候。心有微澜，莫不是因为你？迫不及待，似乎春意已经到来。那流下的烛泪，无非是因为心（芯）有思念……

不知这首诗是他有感而发，意有所指，还是随意写就。我在知与不知之间徘徊，就这样意犹未尽，有一点点留白想象刚刚好。

无情未必真豪杰，帝王的小情诗，千载之下，读来仍让我等小民兴致勃勃啊！

红尘千殇，你来我往，免不了相互欺哄，彼此辜负，却一定会有值得珍赏的感情存在，只看你有没有那分沙里淘金的坚定。有了这分坚定坦然，就不怕付出，无惧失望。

纵然良辰短少，依旧有花好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