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西厢记》评本概览
清代的《西厢记》评点留在人们头脑中最显著的印象，恐怕就是清初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部著名文学批评家和著名作品结合的评本，就像一股飓风，席卷着神州大地，几乎连王实甫的原本都为之黯然失色。因此，在过去的研究认识中，它的光辉辐射着清代《西厢记》评点的整个天空，似乎三百年就这么一枝独秀。事实上，清代《西厢记》的评点领域并不寂寥，每个阶段都有评本源源不断地出现，聚合出一幅磅礴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评点风貌图。
第一节 清代初期评本
清初的评点者基本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大都接受过包括评点在内的明代《西厢记》传播的熏染，具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他们在晚明纵情任性的世风中长大，又历经政治环境变革带来的思想冲击。在顺治至康熙年间，他们纷纷提笔批书，借《西厢记》阐发文学观念，寄托人生抱负。
一 《详校元本西厢记》
此书为清初刻本。其体系构成颇为简单，正文两卷，眉头镌有评语。书前有不足三百字的评者自序一则，落款为“含章馆主人封岳识”。书后附有带眉批的《会真记》及同样署名为“含章馆主人封岳”的《读会真记》一篇。《读会真记》的内容据其文末所交代的，乃是组合宋代王铚和明代王世贞的评论而成，因这位含章馆主人深以为然，所以辑取之。自序则简略叙述了评书的缘由、成书和刊刻时间，以及评书的体例。其文如下：
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千秋不刊之奇书也。历年既久，或经俗笔增减，迂僻点窜，或伶人便于谐俗，遂至日讹日甚。予留心殆二十年，惟周宪王及李卓吾本差善。崇祯辛巳，乃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三月。其精工可侔宋板，盖不啻获琛宝焉。借校尽五日始毕。拟发刻未遑，而日月逝矣，不永其传，究将湮废。万事已矣，亦复何所事哉！谨寿诸枣梨，期垂久远，俾具真鉴者不为时本所乱，亦大快事。噫！是亦摩诘之所谓空门云尔。有谓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则另分为一本。故周本作五本，本首各有题目正名四句。末以【络丝娘】、【煞尾】结之，为承上接下之词。察每本四折，杂剧体耳。全本或未然。得睹元刻，益悉偏执之隘，故拈出之。凡曲中时本错误字，略注于上，其易鉴别与白中字句不尽及。
含章馆主人封岳识[1]
据此序可知，评者乃是一名叫封岳的人，号含章馆主人。查《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可知，封岳实系明末清初人黄培之号。黄培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康熙八年（1669），字孟坚，山东即墨人。黄培的祖父黄嘉善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名宦，曾官兵部尚书、太子太师等显职。黄培因袭祖荫于明末出任锦衣卫指挥佥使，“秩升大堂，提督街道”[2]，明亡后不复出仕。从清顺治年间开始，至康熙初，黄培曾作诗数百首，并合刻为《含章馆诗集》，其中有不少心怀明朝的内容，因此引发出清代初年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株连者有两百余人，其中不乏顾炎武等学界名流。康熙八年，黄培以“背负本朝，心怀明季”[3]之罪被处死。
黄培虽出身世宦显族之门，但“尤嗜学，持卷寻绎，必得其要领”[4]。其诗“诸体苍厚难名，分席子美，非达夫所能等夷也。至五、七言绝，又与太白、龙标并驱”[5]。他又善古文，“辞造近昌黎堂奥”[6]。对戏曲，他也很是用心，从上面序文可知，他关注《西厢记》剧本近二十年，已形成自己的一套见解。对充斥天下书肆的各种《西厢记》版本，他认为只有周宪王本和李卓吾本还过得去。因此，当他于1641年（崇祯辛巳）偶然在朱成国家中看到元代至正丙戌（1346）三月刊刻的《西厢记》善本时，立刻借回对校，以评点方式揪出通行本与其出入甚大的地方。然而书完稿后不及付梓，明王朝即已灭亡，因此这部《详校元本西厢记》实刻成于清代，从时序上应该被列为清代《西厢记》评本之首。
评本的戏曲文本在总体上分作上下卷，每卷十出。出数的序列号并不因分卷而打断，各自标为“第一出”直至“第二十出”。每出皆为四字标目，其中上卷十出的标目分别是：佛殿奇逢、僧房假寓、墙角联吟、斋坛闹会、白马解围、红娘请宴、夫人停婚、莺莺听琴、锦字传情、妆台窥简。下卷十出的标目则是：乘夜逾墙、倩红问病、月下佳期、堂前巧辩、长亭送别、草桥惊梦、泥金报捷、尺素缄愁、郑恒求配、衣锦荣归。正文中没有题目正名。如此体例与明代徐士范序刻本、起凤馆本、容与堂李卓吾评本等类似，却与凌濛初本分本分折并带题目正名的体例截然不同。
这就出现了矛盾，因为黄氏在序言中称善周宪王本和李卓吾本。李卓吾本种类繁多，真假不一，也不知他认同的是哪一种，但从上述文献状态可知，黄本的体例至少与今存的部分李评本类似。然而他认同周宪王本却让人费解。周本现今固已不得见，但凌濛初本则是“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7]。据凌氏言，周宪王本分五本，每本四折，又有题目正名，而黄本正属于被凌氏所指责的“时本从一折直递至二十折”，“妄以南戏律之，概加名目，如‘佛殿奇逢’、‘僧房假寓’之类”。另外，凌氏又称周本中“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俫扮红娘”，而黄本中各角色皆直接署为“夫人”、“张生”、“莺莺”、“红娘”等，这也正是凌氏所指责的“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
按照黄本评语中不断出现的“时本为‘某’”推测，他采用的戏曲底本应该就是那所谓的至正元本。由此，我们很难不对这个元本起疑：究竟该元本是否存在？或者该元本是否是真的元本？这些问题现在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不过黄本作为校本的破绽的确颇多，比如他在评语中时常详引凌濛初本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他读书其实是颇为细致的，但不知为何对他最看重的元本的介绍却仅仅停留在“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三月。其精工可侔宋板”这般含糊其辞的程度；又如，他从未说明校订所用的参校本，即所谓“时本”是什么本子；再如，他的评语中时见“‘某’时本作‘某’，误”之语，主观判断下得如此明确，却从不给出任何理由，从不做出任何说明。因此，从校勘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部高质量的校本。
作为校本的不审慎并不妨碍《详校元本西厢记》作为评本的价值。评点与校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责任者主观意志的渗入。黄本这种不予理由即断正误的做法恰恰使它的许多校勘结论带上了主观评论色彩，而深入考察全书各处的正误断勘，更可以发现，这些频繁出现的“误”、“非”、“大谬”之下，却原来都蕴涵着并不紊乱繁杂的文学艺术准则，显然，它们正是评者文学思想的体现。
黄本所关注的对象偏于琐细，有很多都是一句曲文中的个别字词、一个曲牌或者一个科范等，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音韵调法、体例制度的范畴。比如它在第一出《佛殿奇逢》论【上马娇】之“偏、宜贴翠花钿”时引凌濛初观点云：“偏，一字韵句，所谓曲中短柱。后‘嗤嗤的’，亦上‘嗤’字为句。【上马娇】本调如此，勿认‘偏宜’、‘嗤嗤’连读。”再如第三出《墙角联吟》论【拙鲁速】之“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云：“上‘铁石人’是衬句，非本调，应叠。”而有更多的评语，单纯根据评语字面是很难划分其归属的，也很难获知评者何以断其正误。然而一旦将评者所谓的正确文本和错误文本进行比勘，即可以发现其中蕴涵的文学观点。
例如，第一出其论张生上场白之“贞元十六年二月上旬”云“时本作‘十七年’，误”。乍然一看，似颇突兀，但只要联系宋代王铚关于元稹所作的莺莺传奇事应发生在唐贞元十六年春之说，即可看出黄氏重视本事的文学观。又如，第十八出《尺素缄愁》论【三煞】之“这斑管，曾霜枝栖凤凰，泪点渍胭脂”曰：“俗本多作‘霜枝曾栖凤凰时，因甚泪点渍胭脂’，学究之气熏人。”可见黄氏重视戏曲语言的本色自然。大约因为处于明清交接之时，“本色”观在黄本中体现得颇为明显，不仅如此例者比比皆是，它甚至还多次征引凌濛初的“本色”论，如对于第十出《妆台窥简》张生看信之后的道白“呀，有这场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毕。早知小姐简至，理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小娘子，和你也欢喜”，黄本即引凌本云：“即空主人曰：‘白之酸处，正是元人伎俩处。时本改削之，便失本色。’”“本色”之外，人物塑造和文意贯通也是黄本决勘文本的两个重要文学依据。例如，第二十出《衣锦荣归》中，黄本认为第二支【落梅风】应该由红娘唱，时本让张生唱，是错误的。考察该曲，语词通俗，情感直切明快，它更符合红娘心直口快的性格和不曾读书的身份，黄本此论，显然是以人物性格为衡而发。而第十九出《郑恒求配》论【小桃红】之“洛阳才子善属文”云“‘洛阳’上俗本多‘若不是’三字，谬”，这便是出于文意贯通的考虑，因为此句之后的曲文都是在讲夫人和小姐对张生的欣赏，与此句是顺承关系，一旦增添表示假设转折的“若不是”，文意便晦涩难解。
二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此书为刻本，最早在清顺治年间（大约在1656年后不久）由贯华堂刊刻。[8]后来翻刻和重刻者不计其数，著名者如康熙年间世德堂刻本、四美堂刻本、怀永堂刻本，乾隆年间书业堂刻本、宝淳堂刻本等。它是包括评本在内的所有《西厢记》版本中存世最多的一种。在不断翻刻和重刻的过程中，书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最早的贯华堂刊本为八卷，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卷一（《恸哭古人》和《留赠后人》二序）、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三（《会真记》以及王铚、范摅、王楙、陶宗仪各自的考据文章共4篇，还有元稹、白居易、杜牧、沈亚之、李绅等人的诗词共有20余篇）、卷四（《西廂序》和题目总名、第一之四章）、卷五（第二之四章）、卷六（第三之四章）、卷七（第四之四章）、卷八（续之四章）。后来康熙年间所出的吕世镛怀永堂刻《绘像第六才子书》增添了绘像和《醉心篇》，卷首则另附康熙庚子（1720）吕氏自序。乾隆年间出的邹圣脉《楼外楼订正妥注第六才子书》又增补了戏曲文本的字词典故注解。而下文将要论述的邓汝宁《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活趣》（又名《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释解》或《吴山三妇评笺第六才子书》）和周昂《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以及蓝炳然《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其实也属于《第六才子书》版本的范畴，其中更增添了新的序文和评语等。这些新增添的内容与《第六才子书》原有内容杂汇流传，形成各种各样的《第六才子书》版本。其题名亦五花八门，如《增像第六才子书》、《绣像第六才子书》、《绘图第六才子书》、《绣像全本第六才子书》、《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绘像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等。其分卷也不再完全保持原有的八卷形式，如楼外楼刻邹圣脉汇注本就是六卷外加卷首一卷，将序文、《读法》及《会真记》等内容统统放入卷首，而将戏曲正文放入卷一至卷五，卷六则为《醉心篇》。
《第六才子书》的评者是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其原名为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圣叹是其改名后的字或号。江苏苏州人。明末曾考取秀才，终生未入仕途，以评书衡文为业。他为人狂放不羁，纵气使性。清顺治十八年（1661），他在清世祖丧期与诸生痛哭文庙，并上揭帖请逐贪酷县令任维初，被巡抚朱国治诬为“震惊先帝之灵”[9]和聚众倡乱。朝廷因此大兴狱案，酿成清初震惊江南的“哭庙案”，他则被列为此案主犯处斩。金氏治文，“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10]，又常发惊世骇俗之论。他礼遵儒家道统，却又出入佛、老，故其评论之间，思想驳杂。他著述繁复，据族人金昌叙录，共二十余种，其中很多都属于未完稿。传世者除为人熟知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和《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之外，还有《才子书汇稿》、后人所辑《沉吟楼诗选》等。
“才子书”其实是金氏规划的一个评点系列，除《西厢记》之外，入选的还有另外五部文学经典，即《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遗憾的是，他因罹难只完成了《西厢记》和《水浒》两部书的评点，还有一部《杜诗解》未竣。由此可知，金氏评点《西厢记》并非出于对戏曲的热情和痴迷，而只是构建和阐发其文学观的一种手段，所以不管是戏曲《西厢记》，还是小说《水浒》，抑或杜甫诗歌，在他看来，都只用“一副手眼”评读即可。这一点，他的崇拜者周昂看得非常清楚，周昂曾说：“吾亦不知圣叹于何年月日发愿动手批此一书，留赠后人。一旦洋洋洒洒，下笔不休，实写一番，空写一番。实写者即《西厢》事，即《西厢》语。点之注之，如眼中睛，如颊上毫。空写者，将自己笔墨写自己性灵，抒自己议论，而举《西厢》情节以实之，《西厢》文字以证之。”（《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后候》金氏折批之眉批）
因此，金氏对作为戏曲剧本的《西厢记》文本，是并不审慎的。首先，他在《读法》中就已明确宣称：“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11]由此可知他和明代的王骥德等人或是后面将要论述的毛西河不一样，对文本是否精准无误，他并不上心。文本于他只是一种借以阐发文学观点的载体，细部的差谬并不会给这个目标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他还窜改王实甫的既有文本，这种窜改绝对是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要为其评语中阐发的文学观点提供证据支持。因此，金本的戏曲文本是很不同于以往的其他任何评本的。
在文本单位的划分上，金本既没有采用北曲“一本四折”的体式，也没有接受南戏化的“出”或“套”，而是径直在第一层次标以“第×之四章”，在第二层次标以“×之×”（“×”代表序列数字），如王本的第一本就被改题为“第一之四章”，其下四折则被标识为“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一之四”，这使得作品看起来已不似剧本而更像小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五本不改作“第五之四章”，而是“续之四章”，其下四章也分别呼之曰“续之一”、“续之二”等。自明以来，第五本是否他人续作之争已成为《西厢记》研究领域的一桩公案，但明代除崇祯年间闵齐伋“会真六幻本”明确将其标为“关汉卿续”之外，绝大部分版本都还是将五本视为一体。金氏在标目上的这种举动，配合他在文本评点中对第五本的诟病，显然是要在出版领域内旺燃闵氏的星星之火，高扬续作拙劣之说，从而开启了整个清代评点领域漠视第五本的主流论调。
在标目上，题目总名“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被置于全剧开头，各本的六言四句题目正名则分别被置于各“第×之四章”之开头，具体为：
第一之四章 老夫人开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之四章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杀人心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之四章 张君瑞寄情诗[12]小红娘递密约
崔莺莺乔坐衙 老夫人问医药
第四之四章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续之四章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干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前十六章又分别拥有两个字的名称，分别是：惊艳、借厢、酬韵、闹斋、寺警、请宴、赖婚、琴心、前候、闹简、赖简、后候、酬简、拷艳、哭宴、惊梦。以二字形式命名虽是承自明代，但明代却没有哪个评本的二字标目与此完全相同，甚至差别极大，而且，“前候”与“后候”、“闹简”、“赖简”与“酬简”这些名目明显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这些名目应该是金氏在参考明本的基础上自己拟定的，其中似刻意在营造一种前后的逻辑性。至于脚色署名，则既不标以杂剧的末、旦、外、净之类，也不标以传奇的生、旦、小旦等，而径直署以张生、莺莺、红娘、夫人等，这使得剧本与一般性叙事作品更加相似。[13]
与他对待王实甫原本的粗糙相比，金氏对自己的评点却是相当细致认真的。仅就文本表现形式而言，其评点组织可谓精密如织。哭前赠后的双序、八十一条读法、正文开篇前之《西厢序》、文本之中各章的折批和节批，使整个文本被评点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像是评点穿插文本，倒像是文本论证评点。一言以蔽之，整部《第六才子书》就是以评点方式构建出的“圣叹自制”《西厢记》。
三 《朱景昭批评西厢记》
此书为抄本，底本原为吴晓铃先生收藏，2004年被影印收录于吴书荫主编的《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全书不分卷，正文前有序言四篇和《读法》六条。序言之中，最后一篇题名为“钟氏原序”，不知何人所作，应该是过录自评本使用的戏曲底本。另外三篇则依次署以易水钱錀季平、龄江张珩楚材、山阴朱璐景昭。《读法》作者亦为朱璐。正文结束后有署“萧山陈正治绮函”的跋语一篇。
此书大约完成于1656～1671年间，评者正如书题所揭示的那样，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朱景昭，“璐”应该是其名。此人生平难见于史料，经笔者考证，其为清初一无功名文人。[14]在评者自序中，朱氏对自己评点《西厢记》的背景有所交代：“近阅吴中改本一帙，逐段注解，逐篇评论，立意命词，大都宗南华、御寇，而才分有未逮焉者。使得良师友磨砻陶铸之，几登作者之坛。惜其任以己意，尽将原本割裂改涂，每一展看，肠欲为呕，目欲为眩。……然其一番评注苦心，议论风生，煞有可观，不容泯没。予因特检原本，取其评注之得当者，另录一编，间有缺略散漫者，附以臆见，稍为增损。……又取明季诸先正各本，凡评论之有裨于文艺者，汇录焉。”[15]考察评本的具体情形，可知此“吴中改本”即金圣叹评本。由此可知，朱本并非是纯原创性质的，而是以“原本”《西厢记》为戏曲底本，摘录前人评本特别是金圣叹评本中的评语，经过自己的组织，并辅之以自己的见解构建的评本。
当然，朱璐自以为的“原本”其实离杂剧《西厢记》的原貌还有相当距离，只能算作未经圣叹改动的文本。它的体例并非“一本四折”，又无题目正名，而是以“套”为单位，将全剧分作十六套。值得注意的是，张生草桥梦莺莺之后的内容已被彻底删去，这令它成为《西厢记》出版史上第一部彻底抛弃原本第五本的版本。其标目也是二字形式，分别是：遇艳、投禅、联诗、附荐、解围、请宴、寒盟、琴心、传书、省简、逾墙、订约、就欢、巧辩、伤离、旅梦。这些标目有些与明本如王骥德本、李廷谟刊徐渭评本等相似，但有些标目如“琴心”，在此之前却仅见于金圣叹本，因此，它们应该是朱璐在广泛参考明本和金圣叹本之后进行加工的结果。总目和题目正名已完全不见，脚色标署亦同金本一般，直接标作张生、莺莺、红娘、老夫人等。由此可见，该戏曲底本仍然为一传奇化的剧本。文本中有少量单圈标示，至于评语，则被置于两种位置：一是眉头，用以批评该页文本之中的相应内容；一是每套末尾，对该套之中评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阐述。
评语的来源，除去少部分朱璐自身的见解外，其余部分主要来自金圣叹本，另外还有徐渭和王思任等一些明人的评语。经比较，可知徐评多出于《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此不赘谈。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王思任评语。
这是一个很值得学界重视的问题，因为今存王思任关于《西厢记》的评论文字仅两篇，一为《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之王序，一为《王实甫西厢记序》（见《王季重十种》）。至于是否有过“王思任《西厢记》评本”，却已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等重要书目都将它列出，但也都无法提供文献证据。蒋星煜先生因而认为它“并不存在，王思任尝为《三先生合评本北西厢记》作过一篇短序，因此书流传不广，后人以讹传讹，王思任‘作序’本竟成为王思任‘评本’了”[16]。但是，作为王氏身后不远的同乡，朱璐却在评本中录有几条并不见于上述两序的王氏评语。兹列于下：
登峰造极，俱在第一层尖上取舌。此书成后，千古人学问尽呆，资质俱钝。（《朱璐自序》）
此篇胡珠乱撒，但闻清贵错落之声。（《琴心》套批）
填词至此，鬼神欲泣，真宰必售。一日一唱，一唱一叹。谁得而猒射之。（《伤离》套批）
情理所极，几与圣经贤传同一，不可思议。（《伤离》套批）
第一条引自王氏《西厢记序》（据朱璐言），后三条针对曲章而发。如此看来，王氏对《西厢记》不仅有专序，似乎更有曲文评点。当然，事情真相如何，还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佐证。
四 《论定西厢记》
此书现存清康熙十五年（1676）学者堂刻本及民国间武进董氏诵芬室石印重刊本。评者毛西河即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毛奇龄，其生平参见下编第三章。全书正文五卷，首尾各附一卷。其卷首内容为：康熙丙辰仲春延陵兴祚伯成氏序、毛氏自撰之《论定西厢记自序》、《西厢记杂论》十则、莺莺图像一幅、莺莺图像跋、《会真记》（附《辩证》）、余杭陆进谨《后跋》、《考实》。卷末内容为：《西厢记卷末》、元稹《莺莺诗》及《春晓诗》、杨巨源《崔娘诗》、李绅《莺莺歌》、沈亚之《酬元微之春词》、王涣《惆怅词》、杜牧《题会真诗三十韵》、毛甡与张杉及金敬《敷联续会真诗三十韵》、秦观《调笑令词》、毛滂《续调笑令词》、赵令畤《蝶恋花词十二首》（有题序）、杨慎《黄莺儿词》。正文五卷则是对《西厢记》文本展开的具体论定。[17]
《论定西厢记》的戏曲底本，据毛氏自序所言，乃是偶得于兰溪方记室家的元至正旧本之明永乐十三年重刻本，毛氏认为该本“曲白皦鬯，与元词准”，因此“以兰溪本为准，矢不更一字，宁为曲解，定无添易”。毛氏述此兰溪本事，言之凿凿，似真有其事，但是此书现已不能得见，也不见其他人提及。若此书果真存在，则从评本的戏曲文本情形来看，它的确具有一定的北曲风貌，但也不乏奇怪的体例特征。全剧分五本，每本之下又各分四折，但在各折标数上却不是按照单本内部次序各标作“第一折”至“第四折”，而是将全剧打通，依次标作“第一折”至“第二十折”。各折并不单独标目，只在每本结束处标以六言四句的【正名】，其内容为：
第一本 老夫人闭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俏红娘问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本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生杀心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本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
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
第四本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第五本 小琴童报喜信 老夫人悔姻缘
杜将军大断案 张君瑞两团圆
全剧结束处又有总目四句曰“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们在很多《西厢记》版本中都被列于剧作开头。
至于评本在论定中所参考过的版本，则可据其评语的具体内容推知。在毛氏的论辞之中曾明确提及的《西厢记》版本有：王骥德本、董解元本、徐文长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金在衡本、顾玄纬本、《雍熙乐府》本、日新堂本、周宪王本。其中王骥德本出现的频率最高，董解元本次之，徐文长本再次之，余者出现次数则不多。貌似毛西河参校了许多的前人本子，但事实上，只要仔细检阅其论辞，就会发现除董解元本被大量引用作为主要例证，以及日新堂本和周宪王本只在论剧本标目和作者问题时各被征引一次之外，其余诸本相涉观点，皆可见于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而此书正是毛氏在《自序》中特别攻击的对象。因此，在毛氏指名道姓的那一堆《西厢记》版本里，真正被其参考的本子，主要只有王骥德本和董解元本。而对明末那部和王骥德评点方式相近的凌濛初本，毛氏从不曾提及，比对二书内容，也绝少相近处，只是他征引的日新堂本和周宪王本关于剧本标目和作者的观点在现存明本中只曾同时出现于凌本，看来，毛氏或许阅览过凌本，但在正式论定的过程中却应该没有参考它。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因为毛本还有一个隐性参考本，这便是有清一代影响最盛的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在毛氏的论辞中，它被提及得相当频繁，只不过毛氏从不以正名呼之，而是言必称“盱衡扺掌者”。毛氏以考据见长，论必引经据典，又最憎改窜原文，而金圣叹的评点风格显然严重犯了他这些忌讳，所以他对金氏相当轻蔑不屑，不断在论定之中揪住对方进行批判。
尽管毛氏对金圣叹的观点不屑一顾，但评本的评语却像金本一般，是以分章划段的形式穿插于戏曲文本之中，对相应内容进行评说。评语基本都是毛氏自撰，但也有个别是来自邵赤文、萧研邻、汤显祖、屏侯和萧孟昉等人，这些人或为前贤，或为毛氏之交好。
五 《西来意》
此书为刻本，初刻于清康熙年间，又名《元本北西厢》和《梦觉关》。全书四卷，前一卷，后一卷，内容相当丰富。卷前内容为：金堡《西来意序》、徐继恩《序西来意》、查嗣馨《梅岩手评西厢序》、蒋薰《西来意小引》、褚廷琯《序》、俞汝言《西厢说意序》、潘廷章《西厢说意》、《西厢三大作法》、《西厢只有三人》、《读西厢须其人》、王廷昌等《附记语录一则》、潘景曾等《记事》七条、元稹《会真记》、翁暠《跋会真记后》。很多序言款识中都录有作序时间，金序为“康熙己未”（1679），徐序和潘氏《说意》皆为“康熙庚申”（1680），查序为“康熙丁未”（1667），据此推测，此书或成于康熙前期。卷后则收入褚元勋《西厢辩伪》，它从金圣叹《第六才子书》各章中罗列证据，痛陈金本改换关目、强作解事、窜易字句、横分枝节的四大罪状。此书另有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以治抄本，其卷前又添加了任氏所撰的《元本北西厢序》和《金评西厢正错序》各一篇，另有无名氏序一篇。
评本的戏曲底本，据潘氏《读西厢须其人》所言，乃是“悉从《田水月》、碧筠斋元本点定，绝不窜易一字”[18]。《田水月》本如绪论所述，是一种徐渭评本，而碧筠斋本则为今已失传的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3）刻本。[19]在《田水月》本卷首有《叙》，其中提到“余于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本，非杜撰也”和“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看来《田》、碧二本在戏曲底本上具有密切的承传关系。事实上，潘本在曲文具体评点中并未提及碧筠斋本。在《白马解围》一章，它删去了杜将军所唱的【赏花时】，并评曰：“此下有【赏花时】一阕，元本所无，今删之。但前后白多，文情殊觉冷淡。”此话明显是化用《田水月》本同处的评语“此二套古本无。但前后白多，恐去之觉冷淡了”，只是将“古本”直接改称“元本”而已。据此推测，潘氏不一定真的将两个本子都阅过，而很有可能是据《田水月》本《叙》而顺便言及碧筠斋本。另外，在《把盏停婚》一章的【清江引】处，它有夹批曰：“此阕向作红唱。延阁订本仍作莺唱，其理更深。读末句自知之。”可知崇祯四年（1631）序刻的延阁主人李廷谟订正《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也被潘氏参考过。
考察潘本曲文的具体情形，它一共是四卷，每卷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值得注意的是，张生草桥梦莺莺以后的文本也被删去了。总目四句“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以及王实甫原本中各本的题目正名四句（潘本只称“正名”）皆予以保留，其具体情形为：
第一卷 老夫人开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卷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生杀心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卷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
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
第四卷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各折又有四字标目，分别是：佛殿奇逢、僧房假寓、墙角联吟、斋坛闹会、白马解围、红娘请宴、把盏停婚、闻琴感意、书院传情、妆台窥简、乘夜逾垣、寄方问病、月下佳期、堂前巧辩、长亭送别、草桥惊梦。脚色署名不遵元剧旧称，莺莺、红娘、老夫人、法本、法聪被简署以“莺”、“红”、“夫人”、“本”、“聪”，张生虽被署以“生”，却不能确定这究竟是南曲化男主角的概称，还是“张生”二字的简称。由此，潘本的文本情形其实还是和《田水月》本有一定差别，尽管二书都有相同的总目、楔子和题目正名，但在体制上，《田水月》本是分作一折四套，而各套的四字标目也和潘本多有出入。所以，潘氏所谓的“绝不窜易一字”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至于潘本删掉草桥梦莺莺之后的内容，除去是潘氏对作品主题理解的产物外，也不排除有受到金圣叹评本影响的因素。
潘本的评语相当多，它们密布在文本的行间和句间，在各折的末尾，还有篇幅颇长的《说意》，对该折进行总体性评述。评者潘廷章，字美含，号梅岩，浙江海宁人。他在明末为诸生，明亡后，避世不出，潜心著述，著有《硖川集》、《渚山楼集》等。从《记事》所言之“是书初因伪本突出，耳食者竞相传诵，特为标指觉迷”，以及卷后所附褚氏《西厢辩伪》可以推知，反感日益盛行的金圣叹《第六才子书》是他评点《西厢记》的直接诱因，因此文本评语中不时可以见到他对金氏观点的批驳。但当他主要以佛家思想视角解读《西厢记》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金氏评语中也曾流露的因果论和空幻观的一致性，大约曾历经“天崩地解”的文人都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结。
六 《西厢记演剧》
此书为刻本，大约刻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后不久。全书分上下两卷，内容构成颇为简单，除正文外，仅在书前有一则署名“广陵李书云”之序言。参与该书评点工作的人员不止一人，据李书云序中所言“汪子蛟门，每折批评，相与鼓掌。……不数月而蛟门作古人矣。予能无挂剑之义哉！付之梓人”[20]，可知李氏与那位叫汪蛟门的都是评者。同时，该书上、下卷开篇处皆题“大都王实甫元本，广陵李书楼参酌，吴门朱素臣校订”，可知李书楼、朱素臣二人亦是评者。[21]
此书与其他评本相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改编王实甫原本并以评点进行相应论说的评本，因此它的文本情形与之前任何一种《西厢记》都不同。作品以“折”为单位，却将原本的第二本第一折和第三本第二折各拆作两折，又彻底砍掉张生草桥梦莺莺之后的情节，成为十八折。分别题作：游殿、借寓、联吟、修斋、寺警、解围、请宴、停婚、听琴、传情、窥简、诗约、跳墙、问病、佳期、巧辩、送别、惊梦。[22]又于第一折之前另加“首折”，以作《家门》。原本的题目正名全部取消，唯总目四句“张君瑞巧计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被撰于《家门》开篇。在脚色署名上，莺莺被署以“旦”，张生被署以“生”，红娘被署以“小旦”，老夫人则署“老旦”，法聪为“副净”，法本为“外”，杜将军为“小生”，小二为“末”，琴童、孙飞虎被署以“丑”。正如李序所言之“元本一字不更”，王实甫原本曲词基本不被更易，只是所唱之人发生改变，不再由一人专唱一折曲词，而是由不同脚色杂唱。例如：第一折《游殿》本来全属张生的唱词已被改为张生、崔莺莺、琴童和法聪四人杂唱。至于王本的道白科范等，则多被改易，例如第五折《寺警》莺莺自请献贼之后，原本老夫人所云之“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被改作“宁可同死，决不如此”。又如，第十折《传情》开篇，此本在张、红相见之前增添了琴童对张生害相思的调侃以及琴童接应红娘的一段对话。
评语则被附于每折作品文本之后，以折批形式出现，同时附上的还有《音释》。《音释》是对文本中个别阅读起来相对困难的生僻字进行注音，被释之字寥寥几个，并不像其他版本中的《音释》那么烦琐。评语则来源复杂，除去以汪蛟门为主、李书云为辅的评者自撰评语外，尚录有徐文长、骆金乡、汤显祖、沈璟、金圣叹、毛西河、萧研邻、邵赤文诸人之评语。其中，徐文长、汤显祖和沈璟的评语应是转引自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金圣叹评语自是引于《第六才子书》，而毛西河、萧研邻、邵赤文的评语则引自毛西河《论定西厢记》。
第二节 清代中期评本
《第六才子书》问世以后，由于其巨大的实用性和高度的审美指导性，它不仅很快取代王实甫本成为当时天下最为流行的《西厢记》版本，而且似乎成为戏曲评点范畴内的一座丰碑和世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很多人纷纷效仿圣叹笔法评点其他戏曲，但对这部金氏操刀过的《西厢记》，却不敢再贸然提笔。然事无绝对，雍正年间，一位叫邓温书的人揣着和金氏类似的“不随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期待，以“扫尽十丈红尘，跻身霄外”的雄心，用连曲带批的整部金《西厢》作底本展开评点，采取旁征博引的方式，进一步开掘金评的奥义。乾隆初年，又有一个叫周昂的人怀着对金《西厢》的推崇和对金氏本人的钦羡，同样以包括金批在内的金《西厢》作底本，制作出《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
一 《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活趣》
此书为刻本，笔者所见者为清乾隆十七年（1752）新德堂刻本，其内封注有“潭水刘大登庚订，齐昌邓汝宁集解”。卷首有署名“何闻广誉海氏”的《题合订西厢记文机活趣全解序》和署名“齐昌邓温书汝宁氏”的《合订西厢记文机活趣全解序》，两序的落款时间分别为“雍正九年岁次辛亥初夏望二日”（1731）和“雍正五年丁未岁重阳后一日”（1727）。由此推断，此书的初刊时间似应在雍正年间。评者为邓温书，汝宁或是其字号，生平不详。
邓本问世以后，被多次翻刻，后来更有改其名为“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释解”，并伪标以“吴吴山三妇合评”副题发行者。此种刊本去掉了何序与邓序，却窜入了一篇署名汪博勋的序文，序之落款时间为“康熙己酉年”（1669）。此序内容与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的醉香主人序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句的差别，故应为伪作。“吴吴山三妇”则是清初文学家吴仪一（字吴山）的三位妻子，分别是陈同、谈则和钱宜。大概因这三人曾合评《牡丹亭》，所以翻刻者会伪造此副题，以增噱头。总的看来，邓本在清代的销路不错，一版再版，至今存世颇多，有乾隆年间致和堂刻本、嘉庆年间五云楼刻本、道光年间文苑堂刻本、光绪年间上海石印本等。
就乾隆新德堂刻本而言，全书八卷。正文之前的内容颇为繁杂，除去何、邓二序之外，尚有如下内容：元稹、杨巨源、杨慎、徐渭等前贤关于崔张情事题材的诗词；崔莺莺绘像和二十幅插图；以各折标目为题所作的二十首小词；标注为“四明张楷著，潭水刘堂大登氏庚订”的《新精订西厢蒲东珠玉诗》；何誉海所著的介绍《西厢记》作者和历代研究者的《词学先贤姓氏》；《凡例》十六条；金圣叹批评《西厢记》所得文法摘录二十一条；前代《西厢记》评家罗列。正文完结以后，书尾尚附有《第六才子西厢记摘句骰谱》、署名“元晚进王生名未详”的《围棋闯局》和《园林午梦》。《园林午梦》之末有所谓的“圣叹评曰”，内容为：“即此观之，莫说人被利名牵，神魂不安。即儒者，闭窗评论今古，亦是一种机心未净处。读渔翁于梦，可以豁然猛醒。”[23]正文之中，在金氏《读西厢记法》之前，另有一篇《读西厢记法》，内容则是摘自毛西河评本开篇处的《考实》。
与以往的《西厢记》评本不同，邓氏是第一次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为底本进行评点。其评议对象不仅包括被金氏改动过的曲文，而且也囊括了金批本身。为此，正文采用了上下分栏版式，金《西厢》原有之文本被镌于下栏，评语则镌于上栏，只有个别以旁批形式置于下栏文中。文本中有红色单圈标注，以呼应相应的评语。眉栏批语主要分为参评、释义、参释三种，其中参评和参释多为议论性评语，而释义则多是对字词典故的解释。这些批语的来源非常复杂，除少量自创外，很多都出自前人的各种《西厢记》评本和注本。释义多转自明代注释本，如弘治本等，而评述性内容则多引自明代李卓吾本、徐文长本和清代毛西河本。特别是毛本，它是邓氏摘引的主要对象。虽然评语以转引为主，但转引所蕴含的取舍标准却能体现邓氏的文学原则，反映其文学观点。该评本的原创性固然是大打折扣的，但作为金评本“再批评效应”中最早的一家，它的情形正符合了当时受众的需求，顺应了传播的潮流。前述的良好出版实绩正是一个证明。
附 乾隆致和堂刊本《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释解》之无名氏眉批
该书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底本为清乾隆年间致和堂刊刻的《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释解》，书之扉页处有“衍庆堂”红色图印一枚，大约是其所有者盖印。文本中有墨笔单圈标注，批语为墨笔撰写，置于书之眉头，个别置于文本行间，共有28条。兹列有代表性者于下：
我则曰：“文者见之谓之淫，淫者见之谓之文。”（《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二条）
确论。（《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十九条）
鹘鸟，鸩属。“渌”，音漉，水名，最清。鹘鸟之眼最伶，其清如渌水，老而愈伶愈清，此比红娘之眼也。俗言“伶鹘鸟渌眼”是也。（《借厢》【小梁州】之“鹘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池塘生春草。（《寺警》【混江龙】之“昨夜池塘梦晓”）
忒闹。（《寺警》【耍孩儿煞】）
“假意”二字大有意味，见红娘与张生已相淫相爱为夫妻，视再得莺莺为余意耳。（《前候》【后庭花】之“虽是些假意儿，小可的难到此”）
封皮上有“鸳鸯”二字。（《前候》【青哥儿】之“又颠倒写鸳鸯二字”）
猜破红娘与张生谐和无间矣。（《闹简》第三节金圣叹节批“岂非（莺莺）亲见归时红娘，已全不是去时红娘，慧眼一时觑破，便慧心彻底猜破故耶”）
西王母以碧桃合汉武帝。（《闹简》末尾张生白“今闻碧桃花有约，鳔胶黏了又生根”）
窥透莺莺心。（《赖简》折批）
“闭月羞花”，“羞”，羞惭，似专情□，此应□前愠怒。（《赖简》【搅筝琶】第五节之“他水米不沾牙，越越的闭月羞花”）
明透之言，即此便写出红娘早与张生相淫无数矣。（《赖简》末尾批李卓吾评语“此时若便成合，则张非才子，莺非佳人，是一对淫乱之人，与红娘何异”）
“单”者，指莺莺不相思。“恁”，音任，思念也。（《后候》【调笑令】之“便道秀才们从来恁，似这般单相思好教撒吞”）
“绵里针”，有心计也。“软禁”，软弱自禁，不敢动手。（《后候》【鬼三台】之“得了个纸条儿恁般绵里针，若见了玉天仙，怎生软厮禁”）
知心青衣。（《拷艳》第十九节之金批“昔曹公既杀德祖，内不自安，因命夫人通候其母，兼送奇货若干，内开一物云‘知心青衣二人’。异哉！世间岂真有此至宝耶？为之忽忽者累月。今读《西厢》，知红娘正是其人”）
转。（《哭宴》之夫人白“红娘，吩咐辆起车儿，请张生上马，我和小姐回去”）
最是感人。（《惊梦》【新水令】之“望蒲东萧寺暮云遮，惨离情半林黄叶”）[24]
这些评语究竟为何人所撰，现暂不可知。就其内容看来，多是金评或邓批不曾论及的。其中除少量音义典故之注释外，大部分都具有文学研究意义。从评者的口吻看来，此人颇具才子气息，其评点有明显针对金圣叹评点的再批评意图。这不仅指他爽朗真挚地赞其“确论”，以及干脆击节叹赏金评的“知心青衣”，更是指他向金圣叹发起的挑战。“文者见淫”和“淫者见文”已是显例，而他对莺莺、红娘和张生三人形象的认识，更是严重冲击了金氏精心构建的“雅洁真纯”，那狂放的论调甚至连明人也望尘莫及。由此，该评本虽在版本状态上显得不那么正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二 《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
此书为刻本，朱墨套印，现有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清代后期又多有翻刻，如光绪二年（1876）的《如是山房增订金批西厢》。全书六卷，卷首排布了一系列序文，包括周昂自撰的《增订西厢序》、《赠古人上篇》、《赠古人下篇》、《哭后人上篇》、《哭后人下篇》、《西厢辨》和《续序西厢》，以及金圣叹《第六才子书》的《恸哭古人》、《留赠后人》、《删存读西厢法》、《金序西厢》。此外尚有《例言》及《会真记》。卷一至卷五则是带评点的戏曲正文。
评者周昂，字少霞（一说为号），江苏常熟人。他生于雍正十年（1732），卒于嘉庆六年（1801）。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授宁国训导，三十五年（1770）举于乡，三十七年（1772）以病辞归故里。他长于韵学，曾著《古韵通叶》、《通韵叶音》、《韵学集成摘要》、《通叶略例》等，辑《增订中州全韵》，并为沈乘麐《韵学骊珠》作序。他在戏曲上也颇有造诣，曾撰传奇《玉环缘》、《西江瑞》、《兕觥记》，还曾评点传奇《鹤归来》等。
此书名为《增订金批西厢》，顾名思义，乃是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为底本，在金评的基础上再作评点。《例言》有云：“实甫、圣叹虽属天才，然白璧之瑕，殊难阿好。索垢求疵，特为二家羽翼，非有意操戈也。”[25]看来，周氏的评点带有指摘甚至补谬的意味，矛头之下，乃是两个对象：一个是王实甫本中原有的文本，另一个则是为金氏改动的戏曲文本及其评点，而后者无疑是更主要的。为此，其序言便基本都是针对金氏序言而作，无论在写作方式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都与金序形成对应关系。例如，《赠古人上篇》和《赠古人下篇》是对应金氏的《恸哭古人》，《哭后人上篇》和《哭后人下篇》则对应金氏的《留赠后人》，《西厢辨》和《续序西厢》又是对应金氏置于正文开篇前的《西厢序》（此评本中名为《金序西厢》）。《删存读西厢法》则是因认为金氏《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凑九九之数，大是可笑”，故而根据自己的标准选取了其中“不碍文义，可备观览”的十五条。
正文文本中标注着不少单圈和斜点等评点符号，评语数量众多，或附于眉头，或安插在文本的行间句间。这些评语基本都秉持着认同基础上的质疑、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态度，以一分为二的原则来对待评点对象。对王实甫原本，它不时予以支持，并将金氏修改处的王本原文列出，但也不是没有批驳，而这在一向于口头奉王本为圭臬的《西厢记》评点范畴内是很少见的。对金氏的改动和评语，它在认同金评不少观点的同时，也不断指出其谬陋之处。评语大多为周氏原创，但也有征引他书者。《例言》有云：“《西厢记》评注校订诸家有：周宪王、朱石津、金白屿、屠赤水、徐士范、徐文长、王伯良及赵氏诸本。迨即空观主人集其成，而说乃大备。至圣叹评本后出，而各家俱为积薪。今兼收并取，即其言未的，亦有附录者，以广见闻也。”此中所列前人虽多，但考察评点的实际情形，他征引的主要还是凌濛初校注本，其他人的评语，很多都是转引自凌本。
第三节 清代晚期评本
《此宜阁》评本之后，清代《西厢记》评点的发展似乎进入了停滞期。此时《第六才子书》的各种版本，诸如怀永堂本、文盛堂本、三槐堂本、五云楼本、致和堂本、文苑堂本、会贤堂本、四义堂本、味兰轩本等，在市面上继续风行。直至光绪年间，才出现了新的《西厢记》评本，即戴问善《西厢引墨》。三十年后，清王朝覆灭，文学的进程却没有与政治的更迭保持绝对一致。1916年，中华书局所刊行的蓝炳然《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清代《西厢记》评点一脉相承，当然，它已经是传统《西厢记》评点的最后一簇景观。
一 《西厢引墨》
此书为清光绪六年（1880）稿本，全一册，分上下卷。原书为傅惜华先生收藏，现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室。书之扉页有墨笔题字“渤海沧州蔚州学正戴君华使遗墨”。全书内容构成颇为简单，正文之外仅一序一跋。其序下有款识为“光绪六年岁在上章执徐寻行数墨书室”；其跋名曰《书西厢后》，落款为“处暑日谂庵甫又题”，跋下有“华使”印和“戴问善”印各一枚。评者戴问善，系清末一位教育事业从事者，又是一位经世派人士。
这是又一部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为底本的《西厢记》评本，但是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动。首先，它删除了所有的金氏评语和圈点，仅保留了戏曲文本。其次，在金本中大受诟病的《惊梦》之后文本已被它彻底删除。再次，总目和题目正名全部取消，而原有的“第×之四章”以及下属的“×之一”、“×之二”等单位序列标识全部换为“第×折”。最后，个别文句似参考过明本而有所改动，比如《惊艳》【寄生草】“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水月观音院”的“这边是”和“那边是”分别改作“你道是”和“我则说是”，就与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相同。底本全以墨笔誊写，其行间则以朱笔对评者认为重要的文句进行标注，圈点符号有单圈、双圈和斜点三种形式。评语皆为戴氏原创，以朱笔撰写，大部分置于正文眉头，少量置于文本的行间和句间。这部评本的具体情形，将在下编第二章予以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二 《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
此书为1916年中华书局刊行本。全书四卷，无序无跋。书之扉页注明校正者为“梅江蓝炳然”，卷一开篇处亦题有“梅江蓝炳然韵石校正”字样。蓝炳然，据《台湾省通志稿·人物志》载，是台湾新竹人，清光绪初秀才，以设帐授徒为业，在家乡颇有声望；他博学多闻，尤善书画，而为人则爽朗不羁；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后，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西渡大陆，之后不知所终；曾编注《东莱博议约选》。
此书取名为《增订金批西厢记》，与周昂的《此宜阁》评本名称相同，其实它正是在周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但它并没有像周昂批金本那样保持金本的原貌，更没有保持周批的原貌，所有的《序》、《读法》、《例言》乃至评语都被删去，只留下单纯的《第六才子书》戏曲文本作为底本，重新进行评点。但即便是这戏曲文本，蓝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题目总名和各本的题目正名已被删除。在文本单位划分上，原有的“章”已被恢复为“折”，在排序上则打通全文，依次为“第一折”直至“第十六折”。在各折标目上，采取了双重标目形式，即既保留金氏的二字名目，又增添了六字标目，详情如下：
老夫人开春院、张君瑞借僧房、小红娘传好事、崔莺莺赴道场
张君瑞解贼围、小红娘昼请客、老夫人赖婚事、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寄情诗、小红娘递密约、崔莺莺乔坐衙、老夫人问医药
小红娘成好事、老夫人问情由、短长亭饯君瑞、草桥店梦莺莺[26]
可以看出，这些六字标目实际上是将原有各本之题目正名予以一定改动后拆分至各折而来。至于金氏所诟病的《惊梦》完结之后的文本，蓝氏和前面很多评点者一样，也将其彻底删去。对具体的曲白，他在个别地方进行了改动，而经考察，可知这些改动多数都是据周昂在《此宜阁》本评语中的意见做出的，当然，有的也是蓝氏自己的主张。
评者对重要的文句进行了单圈标识。评语则或者附于眉头，或者置于文句中，或者列于章段间，内容大部分都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而又有个别的字词音释、义释和典故阐释。评语的来源比较复杂，有的是节录被删掉的金氏节批和夹批，有的选录周批，有的又与毛西河本节批有关，有的则采自邓温书评本，但也有很多是蓝氏本人自创。这些出处不同的文字杂合在一起，拼凑之感却并不十分浓厚。这一方面是评点颇为松散自由的形式使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观点应该已经过评者有意的组织，都被集中在两个特定的主题上：一是作品的审美解析，包括对结构、人物形象和语言的探讨；另一个则是写作技法指南，其中，叙事的顺畅性是评者尤其关心的内容。例如《借厢》之第十四节，金氏原本在法本向张生解释崔府何以指派红娘前来询问斋期之后，便紧接法本向红娘言说法事的具体日期，然后张生便假哭以求法本同意附斋，而法本对刚才张生唐突自己之事却毫不介怀，一口应承。对此，蓝氏在法本解释完之后立即追加一句张生道白曰：“原来如此，幸勿见怪。”眉头又针对此改动评道：“须加‘原来’二句，措语方圆。”两相比较，蓝氏的观点的确使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更加合乎情理，叙事也变得更加自然流畅。
综合考察清代《西厢记》评点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清代前期是《西厢记》评点最为繁荣的阶段，各家评本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探讨，均表现出颇为突出的个性色彩。《第六才子书》固然相当出色，但在此时并没有获得如同它后来那样唯我独尊的地位。诞生在金本之后的四种评本都没有表现出对金本的顶礼膜拜。评者们或轻或重地，都在自己的评本中表示出对金本的不满，而不满的焦点基本都集中于他对王实甫原本的改动、过于忽视作品的戏曲文体属性以及解文太过附会三个方面。但事实上，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金氏的影响，在评点的形式和方法上，乃至在文学观点上都表现出了明晦不一的借鉴和认同。由此可知，清代前期评点领域对《西厢记》的认识是在矛盾中趋于统一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西厢记》场上搬演愈发淡出社会和八股取士仍然坚挺的时代背景下，金本“以文解曲”的优势日益彰显。这和它对作品的深透分析相辅相成，使得其余各家评本逐渐淡出传播界。《第六才子书》成为天下最通行的《西厢记》版本，“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27]。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限制了《西厢记》评点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清代中后期的评点都相对沉寂。此时出现的评本，无一例外地都使用金氏《西厢记》作底本，而“以文论曲”的思维也向纵深发展。在此时的评点领域中，《西厢记》俨然已非戏曲文本，而被视为古文和八股一类的文章。
另外，清代的评点全都由文人独立完成。明代那种书商策划运作，杂凑评语，假托名人手笔的混乱状况已不复存在。这种改变，和评本本身制作动机的改换密切相关。明代评本是在戏台《西厢记》表演颇为兴盛的情形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很多书之所以会诞生，是为了满足民众在戏台外的娱情之需，其出版具有较强的商业目的。而清代的评本，正如下文即将谈到的，全部都是出于评者个人的兴趣乃至内心使命感。特别是那些手稿式评本，就现今的留存情形来看，一般都是孤本，在当年它们也就只是在评者所熟识的友人之间进行小范围的传播，这更是与商业利益风马牛不相及了。尽管他们之中除金圣叹、毛西河外，余者皆不负盛名，显然不能和明代动辄李卓吾、徐文长、汤海若等诸大家抗衡（这大约也是清代评本不如明代评本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这些评本都具有质实的内容，基本都是评者花费心血、苦心孤诣的成果，都能真正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中评者自身的兴趣与追求。因此，漫漫三百年中，《西厢记》的评点并不是金《西厢》一枝独秀的，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审慎地发掘这片尚未得以认真开垦的花园。
[1] （清）黄培：《详校元本西厢记》，清初刻本。本书所引黄本文献皆出于此。
[2] （清）宋琏：《锦衣卫提督街道都指挥同知墓志铭》，《黄培文字狱案》，青岛市新闻出版局，2001，第241页。
[3] （清）宋琏：《锦衣卫提督街道都指挥同知墓志铭》，《黄培文字狱案》，版本同上，第243页。
[4] 宋琏：《锦衣卫提督街道都指挥同知墓志铭》，《黄培文字狱案》，青岛市新闻出版局，第241页。
[5] 宋继澄：《含章馆诗集序》，《黄培文字狱案》，版本同上，第115页。
[6] 宋继澄：《含章馆诗集序》，《黄培文字狱案》，版本同上，第115页。
[7] 凌濛初：《西厢记·凡例》，《凌刻套板绘图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凌濛初刻初印本影印，2005。本段凌氏言辞均出自此。
[8] （清）佚名《辛丑纪闻》载金圣叹“丙申批《西厢记》”，此“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
[9] （清）佚名：《辛丑纪闻》，《丛书集成续编》第2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150页。
[10] （清）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廖燕全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十四。
[11] （清）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清顺治贯华堂刻本。本书所引金本文献皆出于此。
[12] 傅晓航《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戏曲研究》第2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所载山西省图书馆藏贯华堂刻本此处题为“张君瑞寄情词”。
[13] 这些关于金本的戏曲文本介绍是以贯华堂刻本情形为准的。《第六才子书》在历次重刻和翻刻中内容多有变化，比如关于“续之四章”的篇名，贯华堂刻本的目录上标有：泥金报捷、锦字缄愁、郑恒求配、衣锦荣归，但在“续之四章”的正文版心处，却没有如前十六章那般标注篇名，只分别代之以“续一”、“续二”、“续三”、“续四”。而在后来的一些刊本中，篇名已改为：捷报、猜寄、争艳、团圆。
[14] 成书时间和朱氏生平推勘详见下编第一章。
[15] （清）朱璐：《朱景昭批评西厢记》，清初抄本。本文所引朱本文献皆出于此。
[16] 蒋星煜：《“王思任评本西厢记”疑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17] 国图藏康熙学者堂刻本有残缺，此处文本情形是综合上述两种版本而言。本书下引毛本文献，将采用优先征引学者堂刻本的方式，若逢学者堂刻本残缺处，则以诵芬室重刊本内容补入。
[18] （清）潘廷章：《西来意》，清康熙间刻本。本书所引潘本文献皆出于此。
[19] 据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所言，山东师大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同治十年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记》抄本，其曲文除部分借自金圣叹本之外，大都与《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和《田水月山房北西厢》相同。陈氏经考证，认为该抄本的底本是失传的碧筠斋本。此说是否确实，笔者不敢断定，姑且存之。
[20] （清）李书云等：《西厢记演剧》，清康熙间刻本。本书所引李本文献皆出于此。
[21] 关于作者的具体考证详见下编第四章。
[22] 此为正文中的题名，目录中的题名与此有一定差别。在目录中，第一折、第二折、第四折、第十三折分别题作：奇逢、假寓、闹斋、逾墙。以下论述中涉及题名时皆以正文为准。
[23] （清）邓温书：《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活趣》，清乾隆十七年新德堂刻本。本书所引邓本文献皆出于此。
[24] （清）邓温书：《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释解》，清乾隆间致和堂刻本（国图藏本）。本书所引此评本文献皆出于此。
[25] （清）周昂：《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本书所引周本文献皆出自此。
[26] （清）蓝炳然：《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中华书局，1916。本书所引蓝本文献皆出于此。
[27]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中华书局，1983，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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