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西厢记》评点的评点意图

所谓评点意图，是指评点者展开评点工作的动机和进行评点工作的思想指导。如果我们将评点视为一个由评点意图、评点方式和评点成果以及评点美学特性组构而成的概念本体，那么评点意图与其他诸要素都不同。因为其他诸要素都位于评点文本可以直接呈现的显性层面，而评点意图却一定是存在于评点者的主观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纯粹隐性的评点要素。尽管如此，这种隐性要素却贯穿于整个评点过程，成为评点的灵魂，其他各要素无不服从于它的指导。正如绪论所言，明代的《西厢记》评点是在一种以“娱情”为主流，并由“娱情”渐趋“实用”的意图中进行的。而随着历史进入清代，《西厢记》评本已经摆脱了商业营利的干扰，变成纯粹由文人独立完成以展现文人志趣、寄托文人抱负的载体，在外界环境要素和文学内部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清代《西厢记》评点的意图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

第一节 承载自我

“承载自我”的评点意图鲜明地体现在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和周昂《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中。

金本卷一有两篇序文，一曰《恸哭古人》，一曰《留赠后人》。与全书都紧密结合作品切实发论的一贯风格不同，此二序显得颇为虚浮飘忽。究其原因，乃是它们并不为解析作品而设，而是要描述作为评点者的金氏发出评书行为的主观心理意图。《恸哭古人》开篇即以设问的形式直切主题：

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已也。”

为何要评点《西厢记》呢？圣叹解释其原动力在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是头脑中有观点要阐发，不吐不快。这种评点意图就和前人的“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1]截然不同。在金氏这里，评点并不追求准确阐释作者的原意，从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它只是评者在其内心驱使下一种不能自已的行为。

何为“不能自已”？继续考察这两篇序文，我们将找到答案。“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在这里，金氏提到了一个困惑了人类无数年却永远也难以摆脱的残酷事实，这便是时光的永恒和个体人生的短暂。本来，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但是圣叹偏偏就难以接受，他说：“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由此看来，他是一个极其执着于个体人生的人，所以面对这种残酷却无可避免的事实，他痛苦万分。“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这种悲剧的发生，应该归罪于谁呢？是造化万物的天地吗？序文笔调一转，又曰：“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他意识到这个悲剧是一种人生注定的宿命。那么人该如何面对这种无奈的现实呢？“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在这里，金氏提出了一个名曰“消遣”的术语，用以阐释个体人在面对无奈现实时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动，那便是在肉体不能长存的情形下竭力将自我精神发挥到极致，从而弥补生命短暂带来的缺失感。

那么，如何才能将自我精神发挥到极致呢？是世俗所谓的建功立业吗？君不见，世间多少功业，最后都落入了“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的命运。然而，如果因此而干脆不作为，则更会“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由此，执着者的人生其实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都难免于时光的吞噬。圣叹因此悲呼道：“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

然而恸哭并不能解决问题。经历过晚明重个体的启蒙思想浸润的金圣叹自然不甘就此沉沦。“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他决定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精神。在对古往今来万事万物的追索之中，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切入口：

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夫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则必书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则必书中之《西厢记》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则必我此日所批之《西厢记》也。夫我此日所批之《西厢记》，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

评点《西厢记》，于金圣叹而言，便是最大限度地保存自我的唯一有效途径，便是最好的“消遣”。所谓“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对生命的执着和因此而产生的焦灼在不断地驱使着他提笔倾吐自我，使其将生命的光焰不断转化为评点的文字，用以对抗人生短暂的窘境，从而使个体精神长留世间，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这便是他所谓的“不能自已”。在这种“不能自已”中，评点摆脱了商业的干扰，也不再是肤浅的笔墨游戏，甚至不再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而成为承担评者生命价值的载体。所以金圣叹会说：“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而且特别强调：“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

金圣叹这种“承载自我”的评点意图在乾隆年间为周昂所继承并加以更深入地阐发。这位晚圣叹百年的“后人”无疑是以圣叹知音自居的。他自言金氏的两则序文曾让他“泪未尝不涔涔下也”。其《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卷首有序文四则，分别是《赠古人上篇》、《赠古人下篇》、《哭后人上篇》、《哭后人下篇》，它们被安排在金氏的《恸哭古人》和《留赠后人》之后，既是一种效仿，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应。

和金圣叹一样，周昂也是一位相当执着于个体人生的评者。其《赠古人上篇》之“我既不欲随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则必筹夫水不能逝、云不能卷、风不能驰、电不能掣，而常留于天地，常留于古今，此非恃我言以留之不可”正和金氏的论调一脉相承。从圣叹借《第六才子书》成功留寓自己的精神于世间的实例中，周氏看到了评书在解决人生短暂问题上的有效性。“古人既随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其不随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则古人恃有其书在也。”而他对“承载自我”的评点意图则有着比金圣叹更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评点源自“性灵”。他说：“未有《西厢》以前，实甫何以忽然而特创？未批《西厢》以前，圣叹何以忽然而加评？殊不知镜花水月，即使实甫不作此书，圣叹不批此书，一种灵机妙绪自隐约于天地古今。”这是认为评点之根在一种“灵机妙绪”，而这“灵机妙绪”所指大约是人内心中天然具备的灵感和真性情，文人一旦受其驱动，将“动于不自已”而提笔。在《增订西厢序》论王《西厢》、金《西厢》及自己的《西厢记》评本各自的独立价值时，周昂进一步将此“灵机妙绪”阐发为“性灵”，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物者，……有情以引其绪，有理以树其臬，是故性灵所自禀也，心思所自有也，口吻所自具，笔墨所自抒也”。“性灵”在周昂的时代是颇具影响的一种文学主张，以袁枚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在当时的诗文坛上力倡此说，从袁枚曾为周昂撰写墓志铭一事可以推知二人绝非毫无瓜葛，至少周昂“意气倜然，不为绳约所羁”^[2]的性格，就与“重性灵”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性灵”说的提出，本意主要是针对文学创作的，但周昂却将它引入了文学评点的范畴，这无疑是受到了金圣叹以评点为源自“内心不能自已”观点的启发，而他把“性灵”视作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实已在昭示评点应具备由评者输供的自由的灵魂。

其次，评点作为评者精神的倾诉，应彻底摆脱之于评点对象的附属地位。周昂曾以自负的口吻说道：“有实甫之《西厢》，何不可有圣叹之《西厢》？有圣叹之《西厢》，何不可有我之《西厢》？”“读实甫之《西厢》，焉能不读圣叹之《西厢》？读圣叹之《西厢》，又焉能不读我之《西厢》？”一连串的反问传达的是对评本不能湮没于前人成果的独立价值的强烈主张，是要进一步强化评点本身相对于文本的独立价值。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他对评点与评点对象的关系进行了一种新的阐释，即它们之间应是一种地位平等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古人之书不必藉吾言以留，而吾之言实藉古人以留。吾言藉古人之书以留，则古人之书亦何尝不藉吾言以留。……二者固有相须之势焉。”这一宣言式的论调，已对评点独立的本体价值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二节 度尽金针

在清代的《西厢记》评本中，以“度尽金针”为评点意图的代表性评本是朱璐《朱景昭批评西厢记》和戴问善《西厢引墨》。这个评点意图的诞生，仍然要追溯到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因为在《西厢记》评点的范畴内，“度尽金针”这个术语的首次出现就是在金本卷首《读法》的第二十三条：

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绣出，金针亦尽度，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谩语汉。

这段文字采取比喻的方式，将《西厢记》这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比作美丽的鸳鸯绣品，而将营构出精彩文学作品的艺术方法比作刺绣针法。金氏提出此论的背景，乃是之前的《西厢记》评点者多以赞叹作品优秀为主，却没有清楚地解释作品是怎样优秀，又何以优秀。金氏因此着力填补此空白，其对作品艺术奥秘的详尽阐释也成为整个评本最出彩之所在。如果说“承载自我”是金氏评点《西厢记》的意图，那么“度尽金针”便是他实现此意图的有效手段。

金氏对“金针”的探寻是承继着明人进行的。我们曾在绪论中指出，在明末的《西厢记》评点中出现了一个有意味的倾向，那便是开始把作为戏曲剧本的《西厢记》与地位崇高的正统文学相联系。例如，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之《玩西厢记评》认为剧本与《四书》和《五经》“并流天壤不朽”，《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之李廷谟跋云：“或有人诮予曰：‘经术文章顾不刻，何刻此淫邪语为？’予则应之曰：‘要于善用善悟耳。子不睹夫学书而得力于担夫争道者乎？’”即使是站在曲学立场来评点《西厢记》的凌濛初，也在其评本《凡例》中说：“是刻实供博雅之助，当作文章观，不当作戏曲相也。”在这些将《西厢记》的评点方向推离民众和戏台的言论逐渐出现的同时，叙事也日益成为评点者的兴趣所在和考察重心。这种方向和路线在金圣叹手中无疑得到了一种飞跃性发展。金氏彻底将戏曲文本当作《左传》、《庄子》、《史记》以及唐宋古文一般的文章来解读，同时结合八股的思维，从构思、行文等角度集中探讨作品的写人叙事艺术。他一方面以鉴赏的视角细细剖析其中的艺术之美，另一方面着力于提出许多中肯可行的读写技法，如“灵眼觑见，灵手捉住”、“极微”、“那辗”、“狮子滚毬”、“烘云托月”、“月度回廊”、“移堂就树”、“羯鼓解秽”等。这种带有鉴赏意味的创作技艺探求，使金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堪称叙事文学创作的指导书籍。对《西厢记》评点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因此，金本的流布迅速而持久，拥有了巨大的读者量。它似乎向后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知道，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文本也可以有这种正经而实在的用途。于是效慕者纷起，并日渐丢弃鉴赏而功利地奔向技法剥析，“度尽金针”的评点意图由此出现。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朱璐差不多就属于这第一批效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