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的爱情

文/宣霁祐

文摘

2015年年初，富阳市划入了杭州，成了富阳区。爷爷奶奶老两口又一次成了杭州人。2016年，杭州迎来了一次全球瞩目的G20峰会。离北山路不远，就是G20晚会的水上舞台。当年爷爷奶奶住过的老房子已经成了景点的一部分。那一晚，西湖歌舞不曾休，电视里一片繁荣昌盛，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序

在记忆这盘磁带中，我的爷爷奶奶给我留下的磁迹分为两个部分：24岁之前，所有关于爷爷奶奶的记忆，仅仅局限于奶奶会在泡面里给我多加一个鸡蛋，再配一盘卤鸡爪；而爷爷则戴着老花镜，不是在看报纸就是在书房整理自己刚买的新书。家里所有的箱子和床底几乎都被报纸和书籍堆满，我敢保证他一定有很多没看过。

24岁那年，为了拍摄纪录片，我把他们摁在摄像机前。按下快门的时候，他们的眉头都有些紧锁，似乎在费力寻找记忆的开关。他们的记忆磁盘有些老旧，播放也有些费力。大多数都是片断化的信息，但依然深深吸引了我。坐在我面前的两位耄耋老人所说的故事，整个家族没有人提起过。似乎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上一代的事情已经过去，下一代有自己的生活，没人会去在意两代或三代人之间除了血缘到底还有什么联系。面对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亲人，除了泡面和鸡爪，大家对彼此几乎一无所知。

1.杜家村的童年往事

1939年，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杜家村。巨大的香榧树枝叶葳蕤，零星的灯火在山沟里有节奏地晃动，似乎在欢庆夏日夜晚难得的清凉。村子里，不少人已经入睡，偶尔会有犬吠和婴儿啼哭的声音。在一幢老房子门前的空地上，这一年12岁的宣本荣正和一个同龄的女孩聊着最近的烦恼：他考上了30里外的高级小学，虽然家里有地有劳动力，在村子里算大户人家，但高小的学费依然令他望而却步，只能选择在家务农。女孩家境不好，也没读过什么书，自然不是很理解男孩的苦恼，但在村子里有一个愿意向自己倾诉烦恼的好朋友，已经让她很开心了。对于从小没有母亲，衣服破破烂烂甚至连鞋都没有的她来说，同龄人总是离她很远。

女孩告诉宣本荣：自己有个哥哥在诸暨的简易师范学校念书，那里不要学费，伙食也是国家提供，毕业了以后直接当小学老师。每个县都有一个简易师范，有机会可以去试一试。

村子里的日子如白开水一般没滋没味，除了种植番薯、玉米和茶叶，宣本荣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在他看来，当农民太累，没有前途，十几岁就能看到自己几十岁的样子。读书可以离开乡村，到外面去，毕业后可以教书、可以当兵。每年寒暑假是他最期盼的时候，因为村子里出去读书的人都放假了，自己可以跟着他们学一些知识。

对于女孩来说，这些人放不放假与她并没有太多关系。她和宣本荣的关系引起了很多流言蜚语。有一段时间她也担心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毕竟得这一个好朋友不容易。但似乎两人有一种默契，这种老旧社会的舆论，并没有给他们之间的友谊带来一丝裂痕，反而增进了两人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他们说不出道不明，似友谊却又带着一些甜味。

直到一天，女孩从80里外的简易师范探望哥哥回来后，村里的闲话又升级了。当从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经过时，女孩不经意间听到屋里传来一阵轻蔑的言语：“她已经不是黄花大闺女了。”女孩不明白的是，宣本荣去学校旁听，自己去看哥哥，因为路途遥远，两人结伴而行，途中只不过在朋友家借宿了一宿，为何回到村里后会遭到这样的冷言冷语。显然，相比于事实，村里人更相信她犯了禁忌，一个女孩与男孩走得这么近，两人没有发生什么才是奇怪。当偏见遇到流言，人们心中的道德标尺毫不犹豫地打向了女孩。之后，她的爸爸开始给女孩相亲，她与宣本荣的关系也日渐疏远。

1946年，女孩在简易师范的哥哥从青年军退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本来想着响应国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能够上前线杀敌，但军训还未结束，两颗原子弹就结束了战争。宣本荣这一年已经19岁，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靠着旁听和自学，他在村子里度过了7年时间。这一年，他决定再去考一次师范，并且联系上了女孩的哥哥。他考上了，但开心劲儿还没过去，就被泼了一盆冷水：读师范需要小学毕业证，但只有高小才发毕业证。女孩的哥哥觉得有点可惜，就替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从一个叫宣本生的亲戚那儿借来小学毕业证，毕业证上最后一个字“生”模糊不清，就被改成了“荣”字。靠着这个取巧的方式，宣本荣顺利进入师范。没想到，这张假证没多久就被发现。两天后，他提着自己的铺盖站在学校门口，大门在他眼前被狠狠关上，断了他读书的念头。回到村子不久，他托关系联系到了在上海的远房亲戚，经人介绍在江苏海州(现连云港)谋了一份职位，随后离开了村子。

1947年年底，淮海战役前夕，陇海铁路已经被拆，宣本荣只能坐船前往位于江苏海州的公司。这是一家磷矿公司，属于国民政府管控，由私人经营。当时公司有个电台，与青岛、台湾、南京都有电报来往。与台湾联系是为了汇报生产情况，因为矿开出后都运至台湾。而与青岛联系则是因为有些货需要从青岛走。

初到之时，宣本荣主要在办公室做寄信等杂活，还需要照顾公司协理的生活起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学会了操作电报机，承担起了发送电报的活。虽然这个工作一开始不容易上手，但熟练了以后也不费事，空出来的时间里，他又开始琢磨着怎么学习，最终在领导的帮助下，成了公司的“练习生”。其间，宣本荣学习了语文和英语。但好景不长，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打响，每晚都能听到轰隆的枪炮声。由于当时公司内部并没有共产党员活动，宣本荣只知道两派人在打仗，至于为什么打仗，他一概不知。不久以后，海州国民党撤退，公司也关闭，宣本荣拿着剩余的工钱，又回到了老家。

女孩在宣本荣走后，加入了当地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任务就是在各党组织间送信。十万青年十万军期间，共产党南部所有人员都转入地下或者解散，女孩也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8年年底，当宣本荣回到村子后，女孩上师范的哥哥联系到他，推荐他加入当地一支共产党麾下的武装自卫队——金萧支队。因为有拍送电报的经验，他被分配到报社工作。而一直在寻找组织消息的女孩，也随他一起加入了这支部队，并被分配到后勤处。因为这两个部门分属两地，当年的通信也不便利，两人便失去了联系。

2.重逢

宣“本荣，有你的信！”随着一声吆喝，正坐在办公室内翻看文件的宣本荣抬起头来。他想不通，谁会给自己写信。母亲不识字，家里除了一个年幼的妹妹，也没什么人会联系自己。到底是谁写来的？信封上，一个陌生的名字让他更加疑惑，钱英是谁？当打开信封后，他恍然大悟。原来女孩参加部队后改了名字，把姓改成了“钱”。内心有些兴奋的宣本荣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位开始回信。

没过几天，当收到回信的钱英拆开手中的信封时，手指有一点颤抖，心跳也有些加速。不知道这个两年没有联系的好朋友，会在信里写些什么。这两年，她在后勤处当护士，认识了一些朋友，但没有太多深交。她时不时还是会想念当年村里无话不谈的宣本荣。其间，组织上也经常提到要帮她解决个人问题，把她介绍给一些干部，均被她一一拒绝。她固执得跟小时候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一概不要。

随着两人越来越频繁的通信，宣本荣当时的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说：既“然你有了一个对象，那干脆把她调过来不就完了？”随即便与后勤部联系，将钱英调往诸暨，也就是宣本荣工作的地方。两人相聚。不久后，两人又均被调往杭州学习。

1953年的杭州，西湖还没有这么大，北山路上也没有这么多咖啡店和酒吧，更没有热闹的西湖歌舞和20国领导人。一切都是这么朴素。平房，平静，平淡，两个人，一床被子，几颗花生，宣本荣和钱英就在西湖边的单位宿舍结婚了。

原本寡淡的日子正有起色，两人均被组织派去党校学习时，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宣本荣被审查，组织上派人24小时跟着他。他交代了自己去连云港工作的经历，也叙述了当时拍电报与台湾、青岛联系的细节。组织决定将他关进看守所，进一步隔离审查。次年，当他从看守所出来时，他们的孩子已经6个月大。本以为这次审查已经结束的他，在某天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自己被开除党籍。

莫名其妙地被开除党籍，爷爷到今天仍然无法释怀。

他指着当时在杭州工作学习的照片给我看，我“旁边这个好朋友，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而他经过那次肃反运动后，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跟这些好朋友再也没联系过。多年之后，有一位老同志向他讲述了当年的情况。据说当时领导觉得这件事实在搞不清楚，谁也不知道他在连云港时期除了自己交代的，还有没有其他情况。为了省事，他们做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并将他调到富阳市工作。

3.溯江而上

1962年6月，西湖边的柳树正是青葱，南风夹杂着湖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温润潮湿。北山路上的一间小房子里有些热闹，钱英正麻利地收拾行囊。大儿子和二儿子正在一边跑来跑去，她一边斥责两个小家伙不要捣乱，一边将行囊装上三轮车；门外，宣本荣手里抱着最小的三儿子，正在和三轮车夫讲价。因为宣本荣在几年前被调往富阳工作，钱英也主动申请调动。今天，他们一家五口要沿江而上，搬去富阳市。

钱塘江位于富春江的下游，从杭州到富阳溯江而上有60多公里，沿途风景秀美。古诗有载：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两”夫妻踏上富阳的那一刹那，内心有些忐忑，他们即将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清楚。那时候也没人知道，他们的余生将在这里度过。对于几个孩子来说，新鲜感很快战胜了对新环境的不适。新地方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生活在一阵小小的嘈杂过后，渐渐恢复了平静。

但两年后的一纸调令，又将钱英派往了新登镇。那个时候，在两人眼中，工作显然更为重要。钱英带着小儿子搬到了新登，宣本荣则带着两个年长的儿子继续留在富阳。但分开时谁也没想到，一场持续了十年的疾风骤雨即将到来。

“咚咚咚”，巨大的敲门声夹杂着人群的吵闹声，吵醒了正在睡梦中的钱英。小儿子也被惊醒，他看着妈妈穿上衣服，来人“客客气气”请她出门。随着门关上，屋内又陷入平静，不明真相的小儿子像前几天一样，战战兢兢地等待母亲后半夜归来。

这是钱英来到新登的第二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一年。作为镇长，她因为肃反期间被隔离审查以及当年和哥哥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等原因，每晚都要被批斗。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就要去修路、游街。不久后，大规模的武斗爆发，更是将新登与富阳的道路隔断。她和小儿子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这期间，她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事被人从高高的台上摔下来，脑浆迸裂。而在富阳的宣本荣，也因为林业局职工的身份，被群众带到学校批斗。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冲到家中，把他的藏书收缴一空。所幸的是，两人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的人身伤害，挨过了斗争最激烈的那几年。

据奶奶回忆，因为“表现良好”，批斗也批斗不出什么新花样，她在70年代初被调回富阳丝厂。本以为可以和家人团聚，但就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前夕，周恩来总理逝世。因为建议召开周总理追悼大会，奶奶又被组织隔离，其间连见自己的家人都要提前申请。直到1978年，奶奶才回到家里安定下来，爷爷也恢复了党籍，此时他们最小的孩子已经年满18周岁。

4.余生

生活中，奶奶钱英总是比爷爷宣本荣强硬，每次都是奶奶说话爷爷听着。这与他们小时候的相处情形截然相反。爷爷最大的乐趣依然是收藏书籍，满屋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传、周恩来传。他的书柜中，还依然留有那个年代的余温。相比于爷爷，奶奶身体要弱一些，常常感冒，每次都会引发哮喘，家里总是备有大量的药品。奶奶70岁的时候被摩托车撞断了腿，当时可是真的断成了两截。不过打上钢钉后，她一瘸一拐又走了十几年。

2014年年底，脑中风让奶奶的左半边彻底瘫痪。检查结果不容乐观。心脏边上有个瘤子，不能做手术，只能在医院观察。我去医院看望她时，她嘴里总是在念叨：你“们不要骗我了，我这次是不是挺不过去了？”这个时候总有人恼她瞎说。爷爷在一边不作声，嘴里嘀咕了一句：“胡说八道。”

爷爷曾悄悄对我说，他们两夫妻，从来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柔情似水，更多的是陪伴而已。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更像是一对小朋友。采访爷爷时，奶奶会放下做了一半的晚饭，偷偷跑来透过门缝偷听，在被我发现后还会强调“我就是来看一看你们顺不顺利”。

2016年，他们已经89岁。奶奶也已经在病床上躺了近两年，左手慢慢恢复了一点知觉。虽然晚上还是会做噩梦，有故人来探病时每次都会忍不住流眼泪，嘴里吐着含糊不清的词句，但她的状态已经比刚入院时好了很多。有一次电话里母亲说：“你奶奶现在状态比之前好了许多，又开始指手画脚，指挥三个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当年最烦这点，可现在看看，显得有点可爱。”

我知道奶奶在病床上一直做着心理斗争。她看似坚强，但真正面对疾病，内心还是胆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流言蜚语还是政治运动，她的固执总能让她挺过眼前的难关。虽然也有害怕，但每次爷爷的陪伴都会让她宽心不少。至于爷爷，他话不多，只是两年来每天雷打不动地到医院陪奶奶吃晚饭。

2015年年初，富阳市划入了杭州，成了富阳区，老两口又一次成了杭州人。2016年，杭州迎来了一次全球瞩目的G20峰会。离北山路不远，就是G20晚会的水上舞台。当年他们住过的老房子已经成了景点的一部分。那一晚，西湖歌舞不曾休，电视里一片繁荣昌盛，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故事背后的故事

宣霁祐的爷爷奶奶，曾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近一个世纪的相依相伴，共同经历人生中的跌宕起伏，成就彼此，成为彼此的血液和氧气。这，就是普通但是最真实的爱情和人生。

我们采访过的很多老人，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们或者生病住院，或者无法再流利表达。而这些纪录片，就成了对他们一生最珍贵的记录。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是由他们最亲爱的孙子孙女们，为他们留下的纪念。

有人说，人的一生要经过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逝，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另外一次，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再也不会有人提及和想起，像尘埃一样消失在茫茫宇宙中。

我们“族印·家庭相册”的口号是：他们在遗忘前讲述，我们在失去前记录。记下家族的历史，能够让我们找到曾经塑造我们的根，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记得生我们养我们的先人。

正如宣霁祐所说，面对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我们不能“除了泡面和鸡爪，大家对彼此几乎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