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路

文/汪媛媛

文摘

这故事讲到最后，依然无法给出一个详尽的答案或者判断。他们的人生无法用“对”和“错”来定论，只是做出的选择不同罢了。

序

外公的老家，在湖北一个叫华容的小县城。华容和武汉市隔江相望，面积还不如武汉的一个区大。外公家一共有九个孩子，外公在兄弟中排第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从我有记忆开始，外公的大哥便已患上了失智症，整日都昏睡在床，靠家中最小的弟弟贴身照顾。只有逢年过节时，他才会被人扶起来，同大家吃餐饭，偶尔也能清醒地和身边人说一两句话。除了几位早逝的亲人，每年我们都会一一拜访外公还健在的兄弟姊妹。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外公还有一个从来没人提起过的“三哥”。

之所以没人提起，是因为这位“三哥”早已与家中断绝关系几十年。在母亲口中，他更是一位不顾血脉亲缘，“自私自利”的人。而这一切，都要从外公大哥被打成“反革命”说起。

因为好奇，我向长辈们询问起这段往事，作为旁观者记录下他们各自的讲述。但是到最后，依然无法形成一个详尽的答案或者判断。或许他们的人生已经无法用“对”和“错”来定论，只是做出的选择不同罢了。

1.弃笔从戎的选择

外公经常说，他的大哥(我称呼他为“大爹”)是家中的“麻烦制造者”。作为家中的长子，大爹名义上虽然过继给了叔父家，但实际上读书、结婚都由自己父亲一手操办。从小念私塾，后来又去武汉念书。念书期间正值武汉沦陷，大爹和同学在路上不知如何与日本兵发生了冲突，被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之后，大爹便一心想要从军参加抗日，之后便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进入戴笠的军统特训班，后调去东北锦州警备司令部，做了份文职工作。外公曾看到他摄于沈阳的照片，背面写着“举目无亲”四个小字。

解放战争期间，大爹随着部队一路由沈阳败退到上海前线。部队规定，营级以下人员集体乘船到台湾，对营级以上的干部则发放路费，由其自行前往台湾。那时大爹并没有选择跟着部队及时撤退。大爹在武汉读书期间，曾很受葛店高中的创办人张老师的器重，和张老师的大女儿也彼此欣赏爱慕。但当时他在华容老家已有一位父母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国民党战败后，他没有立即退往台湾，而是从上海回到老家，想要带着张家大姐一起走。可是回到老家后，张家大姐劝他一起去报考设立在新洲仓埠的革命大学，投靠共产党；而家中的父亲则要求他带着原配妻子前往台湾……这样一来，大爹便被拖住脚步留在了老家。在父母的施压下，他和原配妻子和好，还生下了长子，取名正光。

内战结束，大爹留在了大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镇压反革命的风暴便席卷而来。大爹很快被抓进监狱，判了死刑。外公时常能清楚地回忆起大爹被抓的那天晚上，村里的干部们在农会主任家中开会，外公当时还小，躲在门外偷听。那天正好是他们小学校长夏元被枪毙的日子，外公听到会议中有人提议：西“房的夏元已经毙了，那东房是不是应该也毙一个？夏奇(大爹)是不是也应该枪毙？”外公听到这儿，立马赶回家报信。家里的女人痛哭不已，太外公和二爹则沉痛地开始商量着如何拆掉家中门板打一口棺材，准备收尸。万幸的是，到了第二天居然平安无事。大爹的死刑也改判成死缓，后来又改成无期徒刑，大爹被送往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前夕，因为患上了肺结核，大爹被假释回家养病，一直与家中最小的弟弟(六爹)生活在一起。

2.悲剧的开始

大爹被抓，家中的厄运却还只是刚刚开始。家里出了个“反革命”，全家很快成为全村人的批斗对象。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可以说家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了牵连。

外公家原本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种粮、养蚕、养蜂，一切生活物资都靠自己生产。他们的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非常勤劳肯干，而且见多识广，很有商业头脑。除了务农之外，还做起了废旧回收、以物换物的小生意。后来辗转开始收购起棉花，开了一家“平安花庄”的商铺，正儿八经地做起了棉花生意。

太外公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的工作，体力负担相当繁重。虽说收入有了保障，但家里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好不容易赚到的一点钱都用来买田置地，慢慢田地多了，自己人种不来，便请了几位长工，而这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太外公一生老实本分，受到打击往往都选择委曲求全。外公至今还记得家中门上贴着的对联上写着：“不是孝悌友恭更有何事可乐，只此谦和融睦自然到处皆春。”太外公性子软弱，但在子女教育一事上却有少见的固执。在他的坚持下，家中兄妹九人都曾受过教育，虽然程度不一，但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太姥姥完全没受过文化教育，但对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熟记于心，而且身体力行。外公说她是位克勤克俭的贤妻良母。她有一双灵巧的手，烧茶做饭、纺纱织布、缫丝取蜜、绣花裁衣样样在行。全家人的吃喝穿戴她都料理得无微不至，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太姥姥的宽厚善良更是在关键时刻让她幸免于难。“土改”后期，村中的干部发动家里的长工批斗太姥姥，长工说：“她待我像待亲儿子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外”公回忆道，小时母亲每天早晨做饭，总是炒两碗油饭，给家中务农的二哥和长工每人一碗，其他人只能喝粥，“母亲只说他们做的活辛苦些。父亲也都没有意见，谁还敢说话”。

请长工，再加上出租部分田地，这两样在土地改革时被称作“剥削”。最初，外公家根据“剥削”收入的核算结果仅被划分成富裕中农，可以逃过一劫。但大爹被抓后，乡民的情绪似乎被点燃，冲到家中绑走了太外公，将他吊起来直到他求饶，强迫他认下自己“反动富农”的身份。就这样，太外公和二爹，原本是地道勤恳的农民，却成了管制的对象、阶级敌人。他们每天不知何时就会被绑去批斗，挨打挨骂，受冻挨饿，家中更是被抄了无数次。所有值钱的物件都被搬走没收，搬不走的就地毁坏，就连家中的书籍都被烧为灰烬。唯一遗存下来的是一本字典，在之后困苦的日子里，它始终放在大爹的枕边，被翻到快要散架。

外公的三姐那时初中还未毕业，辍学后便参加了教育工作。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她满心以为可以提意见、改进工作，于是在别人的邀请下，在教师大会上为家里父亲被打为“反动富农”的事情鸣冤叫屈。外公回忆道，头一天大会主持人还给她斟茶倒水，鼓励她继续发言；第二天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向她袭来，说她为反动的剥削阶级翻案，最终给她安上了一个“极右”的罪名，开除了教师籍，罚回农村劳动改造。而就在改造的几年间，她的腿落下了终身病痛，现在已是半瘫痪在床。

至此，外公一家可以说是彻底戴上了“黑五类”的帽子。1959年的暑假期间，外公回到家中，听说小学时的一位同学因家庭成分的问题没有升学，在生产队放鸭子。有天晚上，村里干部们开完会，肚子饿了，就跑到他的鸭圈里偷了两只鸭子加餐。第二天，这些干部又装模作样地去检查生产，清点鸭子，发现少了两只，便说是外公的同学自己偷吃了，逼他加倍赔偿。外公得知这事后，愤懑不已，以笔名将这件事写成通讯，投稿给了当时的乡镇日报，狠狠地骂了这些干部。文章当然没有发表成功，被退回到了村里，因为找不到具体的收件人，被别人拆开了信封，还被同学认出了笔迹。于是外公不仅被要求做深刻检讨，在当时的暑期劳动鉴定中还被写道：“劳动表现不错，但做了反动富农的尾巴。”第二年，外公高考结束，一心想要上大学的他对自己的成绩满怀信心，却迎来了对他家庭出身的社会调查。当时他所在的黄冈中学是知名的学府，而他的成绩向来名列前茅，原以为大学保送都不是问题，最后却被告知自己的学籍档案上盖上了“不宜录取”的绿条章，彻底破了他的大学梦，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直到今天，外公对此仍旧耿耿于怀，没能上大学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而大爹的长子正光，不幸在极度困苦的境况下得了急性脑膜炎，紧接着，另外两个侄儿也相继染上这病。那时家中每天药气冲天，天井四角的蜜蜂也被熏跑了。家中的女人成天以泪洗面，最终还是挡不住大爹长子正光和三爹长子汇海相继夭折，家中悲惨凄凉的光景可想而知。丈夫被判死缓，儿子也没了，大爹的妻子在家人的劝说下远嫁他乡。

原本富足的家庭，随着大爹的被抓，一夕之间分崩离析，家中变得一贫如洗。批斗中的体罚和谩骂更是持续了多年，太外公也落下病根，一生困苦。外公还记得，在他快高中毕业那一年，父亲来到学校看望他，外公从学校打了两份饭菜，告诉父亲自己已在学校吃过，父亲一个人将两份饭菜全都吃光了，口里不断念叨：“今天总算吃了个饱。”

3.骨肉离别

相较于逆来顺受的太外公和优柔寡断的大爹，外公对他三哥的评价是“非常具有造反精神”。三爹当年读书的费用全是大爹资助的，但因为大爹给钱很不及时，三爹很是不满。在大爹落难后，三爹常常故意跟他针锋相对，大概是想要出了当年的怨气。但无论如何，三爹是家中唯一完成了大学学业的人。解放初期，家中四个在校生都因为成分不好而纷纷辍学在家务农，只有这位三爹没停学，坚持继续读书，而且积极鼓励外公他们复学。三爹原经父母包办结婚，先后有了两个小孩，后来长子感染脑膜炎早夭。毕业后，三爹参加了工作，并且不顾家中的反对，毅然决然地与包办婚姻的妻子离了婚。

在老家，我曾问起六爹对这位三爹的印象，他向我回忆起那年三爹由武汉回家，指着父亲说他是“反动富农”，为此他对三爹大动肝火，两兄弟从白天一直吵到晚上。

1952年，大爹被打成“反革命”，父亲被扣上“反动富农”的帽子，而那时正值三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为了免受牵连，他远赴广东，将年幼的儿子留给自己的老母亲照看，自己则与家中彻底断绝了任何联络。直到三十几年后，1984年，他才与家中恢复通信，外公在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后，只身一人前往广州，寻到信中的地址，见到了离家多年的哥哥。

关于三爹离家的原因，我多次向家里人询问，得到的解释无非是“断绝关系，划清界限”。为了探究清楚，我和妈妈带着外公，从湖北来到广州，见到了他的三哥。在外公上楼前，楼道中走出一位老人。他和外公迎面相遇，看向对方的眼神充满困惑和陌生。直到外公惊诧一声，他们才认出彼此，两只手紧紧拉住。

见到多年未见的三哥，外公的情绪难以平静。在两人聊了半小时的家中近况后，我忍不住问三爹，当年为什么会离家那么多年，又是为什么完全与家中断绝联络？“革命界限、阶级界限划都划不清，躲都躲不及，我还回去？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三爹的一句话让我措手不及。没有我想象中的遮掩和粉饰，而是理所当然地承认这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光彩”的理由。

紧接着三爹又说道：“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如果)你是领导你都会考虑的啊，你敢不敢把我们当工农干部来用？所以也不能怪领导，不能怪组织。杀亲之仇啊，在旧社会来讲，就是不共戴天之仇。你哥哥都判死刑缓期了，还能信你一心一意吗？虽然你觉悟高，认为他(大爹)是罪有应得，但是人家不相信，怎么讲你们也还是亲属，怎么都是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啊。”

在三爹的眼中，大爹深受国民党的蛊惑，战败后一心等蒋介石回来，等国民党回来，始终认为国民党有成功的一天。直到今天，三爹谈起自己的这位哥哥，依旧不赞同地摇头叹息。三爹说，在他参加干部学校的第一年，《毛泽东选集》刚开始出版，他特意寄了一本给家中的大爹，希望他能够进步。但是没有用，在他看来，大爹早已被“洗脑”了。

虽说离家多年，三爹近几年还会定期往家中寄钱给大爹，算是一份心意。三爹说：“现在对他(大爹)好，一个是他已经改造好了，做了个好好的老百姓；另一方面，我们兄弟一场，既然他这么困难，当然要好好关照。连社会上的鳏寡孤独我们都要关照，你自己的兄弟鳏寡孤独也应该照顾。”

那“你至今也没有回老家探望过，和大爹有关吗？”我问他。

“不是。划清界限是说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不是说这个哥哥我就不认了，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改造好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再计较呢？没必要，没有必要。”他答。

聊起这些往事，三爹在我眼中仿佛仍然是当年那个斗志昂扬、信仰坚定的年轻人。哪怕几十年过去，某些根深蒂固的想法依旧没有改变。外公对于这位哥哥并没有任何怨怼或指责，在外公心里，他依旧念着当年三爹在家境艰难时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用仅有的一点工资资助他完成高中学业的恩情。而且，他与大学失之交臂更让他多了一份对三爹的愧疚。

当年那个被三爹留在老家的幼子，虽然后来也赴广州和父亲团聚过，但至今没有多少来往，关系很是冷淡。对于三爹当年的选择，我没有办法继续追问下去，在那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时代对个人命运的裹挟有太多我无法去真正理解的无可奈何。

三爹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酒来招待外公，两兄弟都有高血压，平时不能喝太多酒，可这餐谁也没有在旁阻止，没有打断他们聊天的兴致，大概正如三爹喝醉后反复冲外公念叨的那样：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最后一次啦……”

4.浮生若梦

我跟着外公也回到了湖北华容的老家，拜访今年已经93岁的大爹。自服刑期间患上肺结核保外就医后，正值壮年的大爹变成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羸弱之人，长期卧床，只能依赖父母和兄弟的照顾，不仅无法为家里提供劳动力，反而成了亲人极大的负担。父母逝世后，其他兄弟姊妹分散各地，全靠家中的六爹毫无怨言地照顾了他三十几年。

这次回家，六爹告诉我们，大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没有坐起来过，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胃口也不好。可就在外公站到大爹的床前时，他却睁开了眼睛，还在外公的搀扶下坐了起来，换好了衣服，抽了根外公递去的烟。待老人家精神好了些，我问他当年参军的故事。虽然年岁已大又有些老年痴呆，但他回答起我的问题却很清醒。

“大爹当年有没有上战场？”

没“有，我是当幕僚的，不用打仗。”

“当时入了国民党吗？为什么？”

“入了。那就是个梯子，你想要往上爬，你就要参加。非参加不可。没有哪个不参加的。”“那你现在对共产党的看法呢？”现“在我们不关心这些事，现在就是老百姓。没死就是最好的了。”现“在共产党对你好啊，给你饭吃啊！”外公在一旁说道。大爹听到，点点头：共“产党对我还是好，要是不好不就枪毙了嘛。”

我想要继续追问当年的细节，大爹摇摇头告诉我记不太清了。而问起三爹离家多年的原因，他只是沉默地抽着手里的烟，并不正面回答。

相对于热血的三爹，大爹在我面前更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遭遇了太多的苦难过后，他对一切都变得不那么计较，也不太需要别人的理解，最后只剩下沉默。只是，在听见外公说起前往广州拜访三爹时，他突然问了句：他“还好吗，现在估计变矮了吧？”

故事背后的故事

汪媛媛创作的纪录片的名字是《革命和反革命》，讲述的就是她的大爹和三爹的故事。大爹是因为早年参加国民党而入狱的“反革命”，三爹则是为此和家里断绝关系多年的“革命者”，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的很多学生在做纪录片的时候，都想找到一个答案——比如关于人生的，关于世界的，关于历史的，但是并不能如愿。大爹和三爹的人生，看过，也是只有唏嘘，没有办法判断谁对谁错。

大爹在拍摄纪录片不久后去世，享年94岁。他的晚年虽一直在床上度过，但吃穿不愁，也多亏了他的弟弟和家人的悉心照料，没吃太多苦头。在他的葬礼上，按照当地乡风习俗是要唱悼词的，唱的往往是逝者一生的经历。但他的葬礼省略了这个环节，因为主持人不敢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讲述和评价他的一生。看着那位躺在草席上的老人家，仿佛他这90多年白来这世上走了一遭。

而汪媛媛的这部纪录片，大概是唯一可以为他留下的一点东西了。

三爹对于和家人长期的疏离，似乎并没有悔恨，而家人也并没有太多的责怪。似乎大家都已达成共识，在普通人无法逆转的大历史中，个人的命运是微小尘埃。

这，就是浮生路。